劳动法知名学者董保华

⑴ 董保华个人简介

董保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劳动学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总干事，中国律师协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他同时担任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华东政法学院劳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顾问，上海市劳动局社会化仲裁首席仲裁员。

董保华先生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展现了他在劳动法领域的深厚学识和实践经验。

在学术界，董保华先生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深耕细作，培养了众多优秀博士生，贡献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对于劳动法的研究，不仅深入理论层面，更紧密联系实践，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董保华先生在法律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中国律师协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推动劳动法律的普及和应用，促进了法律服务的提升和改善。

作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董保华先生以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众多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华东政法大学，他担任劳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致力于推动劳动法律教育和研究，培养了大量优秀法律人才，对提升法律服务水平和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董保华先生还担任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顾问和上海市劳动局社会化仲裁首席仲裁员，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争议解决，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董保华先生在法学、教育、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贡献，为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 董保华

⑵ 合同法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是建立稳定劳动关系
立法的目标是“稳定劳动关系”

在学术界，也有学者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表示出了忧虑。

“有人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对劳动者来说只是阵痛，但是我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改变立法思路，《劳动合同法》带给普通劳动者的就不仅是‘阵痛’了，很有可能是‘长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华为事件来看，《劳动合同法》的实际操作结果可能与预期事与愿违。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对企业实行‘严出’政策，对企业的结束劳动关系的措施设置了重重‘关卡’，这令劳动关系僵化。企业必定采取更加严格的‘严进’政策应对。这就使得企业会尽量招有经验的员工，不但初次就业或缺乏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就业更困难，就是已经就业的普通劳动者上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劳动者是分层的，对中上层劳动者可能是福音，对底层劳动者则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是灾难。”董保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董保华认为，《劳动法》本身也是宽进严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再度收紧。劳动力市场就如同一个蓄水池，本来其具有流动性，有进水阀和出水阀。但是《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将出水阀门关闭了，只进不出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变成一潭死水。

“立法需要在劳动者、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过分向一方倾斜。我认为立法的平衡点是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但恰恰现在的立法思路不能保护最普通的劳动者。”董保华认为，正是由于平衡点倾斜，导致立法的失控，实际上使得中高层劳动者也得不到保护(比如华为事件)，更别说保护底层劳动者了。这使得劳动关系从短期化变得更短期化，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意图。

董保华表示，劳动法是以“强资本、弱劳工”作为基本状态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常识，甚至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劳资对立，对劳动者缺乏更精细的分层研究，则会流于表面，一部原本应该雪中送炭的法律，变成了一部在《劳动法》基础上锦上添花的‘贵族法’、‘观赏法’。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理念去起草法律，在当今社会只有共赢才是真赢。”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

面对各方对《劳动合同法》发出的种种质疑，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而不是劳资双方同时都保护，这一点非常明确。劳动关系是一个双方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关系，劳动者是弱势，法律的作用是扶持弱势达到双方权利的平衡。《劳动合同法》一个基本的主旨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具体说来，就是在劳动合同制度当中，要能够通过《劳动合同法》的制订实施来保证就业的稳定、职业的安定。劳方的“宽进严出”是《劳动合同法》的特点，各国劳动立法都是这样，“进来的时候有个就业权的问题，解雇的时候有解雇限制，工人不能随意被解雇，这是基本的要求”。

常凯认为，中国短期劳动合同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的一个特点。劳动力低成本在劳动力资源充分的中国是一个优势，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劳动力成本低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需要认真思考。《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中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将面临重大历史转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低劳动成本竞争思路，不光国内外不允许了，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允许了，所以如何建立劳动法制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选择。

常凯认为，很多企业担心《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认为是企业的枷锁，其实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企业负担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成本很低，没有达到适度的成本或者公平的成本，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高速发展，低劳动成本几乎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另外，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经济贸易和劳工标准必须挂钩；同时，低劳动成本的恶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反倾销、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等，所以，这种以低劳动成本为竞争手段的现状必须改变。”

常凯表示，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加重负担，但是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为成本不是压得越低越好，适度成本可能对于企业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常凯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麦当劳已经宣布9月份全面增加员工工资12%-56%，平均30%；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今年4月份全员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企业的发展将有新趋向，整个市场恐怕也面临着洗牌，谁能适应这一点谁就能有发展，有竞争力，这个严峻的挑战企业应该注意把握。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要有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的构建，与此同时HR要提出具体的劳动关系战略下的新策略。这一方面，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都是薄弱点甚至空白点，这也是它们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压力，恰恰应该成为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契机。

⑶ 十大热点事件透视劳动合同法作者简介

董保华，1954年3月出生于华夏大地，1982年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他的法学学业，如今他身兼多职，是一位在华东政法大学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的法学大家。他在中国法学界享有盛誉，担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中国劳动学会和上海市劳动学会的重要职务，担任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的总干事和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自1987年投身劳动法学研究以来，董保华先生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他的劳动法律专著总计超过400万字，其中包括《劳动的法律保障》、《中国劳动法学》等经典著作，以及《劳动法教程》、《“劳工神圣的卫士”——劳动法》等深入剖析劳动法的书籍。他的论文作品更是丰富，共计200余篇，其中许多被国家级核心期刊收录，特别是约100篇在法学和劳动科学领域发表，表现出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许多论文还曾荣获司法部或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优秀论文奖，足见其学术成就。

此外，董保华教授还积极参与多项国家级或地方性的研究课题，主持或参与了10多项重要课题，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劳动法的理解，也推动了法学领域的发展，并多次获得奖项。他的研究工作在劳动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是劳动合同法领域的重要研究者和诠释者。

⑷ 社会保障的获益主体是

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受益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然而这一范畴却没有为我国社会保障法研究者所重视。一、社会保障的
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受益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然而这一范畴却没有为我国社会保障法研究者所重视。
一、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
受益主体也可称之为利益归属主体,是指通过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予以保护的某种社会利益的最终享受者。受益主体是社会保障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人们普遍忽视的问题。社会法中弱势主体的一部分私人利益被提升为社会利益,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或社会团体运用社会力量来加以保护。在社会保障法的范围内,行政机关保护的是这种弱势主体的利益,因此,形成利益归属主体,即行政权力保护的利益的最终享有者。
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分析架构上的,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国家方面的管理者,行政相对人则是被管理者。例如,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是管理者;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是被管理者。在这种征纳关系中,涉及的利益人就是双方的当事人。征税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向纳税人征收税款,如果纳税人不缴纳税款,或税务机关不履行职责,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反之,税务机关非法向纳税人征税,则损害的是纳税人的个人利益。这种行政关系一般并不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或许有人会争辩,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征收后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形成的财政收入总要通过各种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或公共服务等事项上,从而形成其他受益人。其实,国家将税款用于基本建设、公共服务等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提供公共品(public goods)。显然,这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就传统公法来说,只有抽象的、广泛的受益人,而不存在具体的、直接的受益人。
在社会保障法中,在社会保障行政关系中存在着具体而明确的“利益归属主体”,使得行政关系显现出独特的性质。在养老保险的行政关系中,利益归属主体的存在往往是养老保险关系产生的前提。例如,在养老保险中,只有存在已经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才会产生用人单位与养老保险机构的缴费关系。在养老保险关系确立以后,一旦某一个用人单位不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则涉及的不仅仅是国家管理秩序的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某些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劳动者作为利益归属主体,在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时,劳动者可以受益人的身份请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强制其缴纳。劳动行政机关如果不履行收费义务时,劳动者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page]
社会保障法中的受益主体有时处在一种隐性状态,表现出来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例如,在职业介绍关系、养老金领取关系中,求职者、养老金领取者是受益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利益归属主体有时可以是义务主体。例如,在养老保险费缴纳关系中,劳动者是受益主体,同时本身也是缴费义务主体。然而,在社会保障法的研究领域中,最具特征的是,利益归属主体有时可以以显性的状态表现出来,在有些法律关系不是作为直接的当事人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而只是作为“受益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例如,在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的缴纳关系中,按我国现行规定,劳动者并不直接享有当事人的权利,也不直接承担当事袭迟人的义务,而该费用的缴纳又与其利益相关。严格说来,也正是存在着最后一种情况,也才有必要芹卖将利益归属主体概括出来加以特别的关注。由于在我国流行的法学理论中,将权利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弱势主体作为受益人有时被误解为是权利主体。其实当着弱势主体不能以弃权的方式行使权利时,这时他并不是权利主体。在失业保险、招工登记、退工登记等行政关系中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时作为关系人只是受益主体。
在社会保障法内,有时社会保险的劳动行政管理与劳动法律关系密切相关。按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利益归属主体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同时并存情况下的行政管理的受益人;二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独立存在情况下行政管理的受益人。
第一,既是社会保险的劳动行政法律关系受益主体,又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医疗保险拍首李、生育保险的行政管理中,劳动者既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受益主体,又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确定是否符合社会保障行政法律关系受益主体资格时,须首先考虑当事人是否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劳动者作为劳动法律关系所应具备的条件,也成为作为社会保障行政关系受益主体的条件。
第二,只是社会保险行政法律关系的受益主体,不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领取等行政管理中,劳动法律关系虽然曾经存在,或将来可能产生,但在构成这些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关系时,劳动法律关系并不存在。严格说来,这时公民是失业人员、求职者、养老金领取者而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这一类社会保障关系的产生正是以劳动法律关系的不存在为条件。
二、社会保障受益主体是分配正义与公益政治相结合的产物[page]
“受益主体”这一概念有时会与“权利主体”这一概念相混淆。区别两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从各国的法学理论上看,在“权利”的认识上,历来存在着“选择说”与“利益说”的争论。选择说是从主观方面来认识权利,强调权利体现一种主观选择的自由。(注:按照“选择说”的看法,权利的选择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主体既可以做某事,也可以不做某事;既可以得到某种东西,也可以放弃某种东西。其次,权利主体对相对义务的选择;主体既可以强使义务主体履行义务,也可以免除和取消他的义务;当违反义务或违反义务的危险发生时,主体可以诉诸国家有权机关强制义务主体履行义务(即承担责任),亦可以放弃其诉权;权利主体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责任主体给付的补偿。相对于权利,义务则是无选择、不自由,即被排除了选择和自由。当法律把义务设定给某人时,他必须履行它)“利益说”可以说是从客观方面来认识权利,强调权利体现一种利益。(注:按照“利益说”的看法,法律保护或促进一个人的利益,使之免受他人或社会的侵犯,办法是为后者设定对权利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在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里,如果有一项义务,规定作出对某人有利的行为或不行为,那么,就可以说某人享有一项权利。因此,义务是为权利而设立的,所有的义务都是为了促进某个人的利益。不论权利客体是什么,对权利人来说,它总是一种利益,对义务人来说是不利)在“选择说”和“利益说”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些调和的理论。
对于以上的争论,我国的学者多持折中、调和的观点。力图将“权利”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统一起来。夏勇认为,各种关于权利的学说,“只是从一个侧面来描述权利的属性。如果我们将各种权利属性的描述结合起来,并顺着这条线索联系权利的实际,就会得出关于权利本质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并将权利归纳为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对于一项权利的成立来讲,这五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它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注: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4页)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注:“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82页)[page]
众所周知,概念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因素,一旦确定了对象的本质属性并将其提炼为内涵,具有该本质属性的诸事物马上可归入与对象相对应的概念外延之内,对象的外延就同时确定了。当外延扩大时,内涵必然减少;反之亦然,当内涵增加时,外延也就相应缩小。按照我国大部分学者所持的那种调和的流行观点,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是“权利”这一概念的五个主客观方面的要素。“对于一项权利的成立来讲,这五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内涵的增加,外延就会变得极为狭小。按照这种理解,对权利义务形成了一种流行看法:
权利:利益-利益主体-自由主体-有权主张或放弃自己的权利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义务:不利-不利主体-拘束主体-被强制履行义务以实现对方的利益。
按照我国的流行观点,权利既是一种利益也是一种资格,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只能是同一的,可以说是一种“利益—权利”主体。这种权利又是通过一定的自由与主张来行使的,只有利益权利主体可以主张自己的利益或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可以进一步说,只有受益人才有资格对自己的权利做出处分。当着权利主体集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于一身时,对权利主体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权利人是极具智慧的强者,是自己利益的立法者,国家和社会只要对权利人采取消极的方式,权利义务就可以依靠主体自身的力量实现。这种权利显然只是一种个别权利与消极权利。这种从最狭隘的视角对权利的表述只能适应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是一种消极权利观。一旦超出私法界限,满眼看到的是与之相反的情况。在社会保障法中,法律常常将弱者利益规定为不可放弃,有时国家和团体会主动地甚至是强制地为弱势群体做出选择和安排。例如,社会保险中的强制保险,弱势群体只需也只能作为受益主体而享受这种安排的收益,显然,这一切都是无法用我国流行的法理学观点来解释的。正如凯尔森所说:“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的一定行为具有权利却对这一行为并无利益;一个人也可能虽有利益但却并无权利。”(注:[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在权利义务与利益的相互关系上,张恒山等人的论述可以说是在我国学界独树一帜,极具特色。(注:张恒山、黄金华:《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异同》,《法学》权利主要是被论证为具有选择性的行为,义务则是主体具有必然性的行为。与我国法理学的大部分研究者相比,张恒山的权利义务观将“利益”这一要素作为权利义务的前提来论述,等于从权利的内涵中抽出去。尽管张恒山本人并未承认,其实他所持的观点具有“选择说”的痕迹。这种阐述是符合社会保障法的特点。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赋予“权利”多重含义,就会使这一概念变得含混不清。同时,将“权利”、“利益”分解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page]
第一,将“利益”这一要素从权利的内涵中抽出来并从客观方面加以研究,“利益”将形成独立的范畴,给利益观的研究留出了更大的空间。“利益”是比“权利”更为基础的范畴,从而构成权利的前提。这样的研究反而能更清楚地说明权利与利益的相互关系。可见,利益观与权利观是两个有联系的独立范畴,一个侧重客观方面的研究,一个侧重主观方面的研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将“利益”这一要素从权利的内涵中抽出去,由于“权利”概念的内涵减少,而使“权利”概念的外延扩大。正是这种扩大,使权利不仅可以包括个人权利也可包括集体权利、积极权利,大大拓展了权利的涵盖范围。这种扩大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
第三,利益可以体现在权利上,也可以体现在义务上。这一点对认识社会保障法最为重要。
随着权利与利益日益成为两个范畴,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也不再是一回事,利益主体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这种地位才可能实现分配正义与公益政治的目标。
在中国或西方语言中,法律都是正义的同义语。常以法律化身出现的正义无疑是法律的首要价值。“社会法则是以人之生存保障为宗旨之法律,在法律结构上称为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福祉等”,而“社会法属于分配正义的范畴”(注: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三种:“(一)分配的正义。亦称为“几何的正义”,即对所有的人并非一视同仁,而是依其在团体中所居之地位与尊严而定其所应分配之利益,也是一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正义。(二)交换的正义。亦称为“数学的正义”,其利益分配一视同仁,尤其在交易上最为显著,因为在交易上必须遵守对价等值之原则。(三)衡平的正义。即将概括制订之法律,适用在具体案例以实现法律之理想目标之谓也,衡平并不是和法律有所对立,而是体现法律之意旨而使其实现。”),“带有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之色彩,能力强者固然可获得较多之利益,但能力较弱者则有获得相对应较多之照顾,并不发生对价等值之问题。”(注: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这种分配正义是与分配某种具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具体明确的受益主体。
社会保障法是通过国家和社会以公益政治的形式来实现这种分配正义的。公益政治是相对权利政治提出来的。20世纪以来的实践表明,公益政治正成为各国的主要价值取向。“本世纪30、4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危机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等等,都促使奉自由竞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了彻底的政策转型,国家或政府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注: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对此,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里能够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务,美国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加强行政控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调整,公共福利也必须加以保护以使其免受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的侵损,因此由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管理也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事了。”(注:(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1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在社会保障中,“给付行政”成为一种重要形式。行政主体服务于日常生活所不可欠缺的生活物资或者生活服务的活动。社会保障通过国家、各种社团以资金的交付、困难帮助等,即通过授益性活动来实现。这种国民福利的公共行政活动往往都有明确的受益主体。[page]
认识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也有利于我国建立一些与国际接轨的运营制度。例如,国家如何监管统筹账户资金、个人账户资金,使之达到社会保障效果,信托制度是很多国家采用的制度。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信托人、受托人正好对应了社会保险的三个关键的当事人即受益主体、行政主体、服务主体。
三、社会保障受益主体在我国还存在着不同认识
在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个人利益被抽象为国家利益,两者的差别被完全抹杀,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以个人为本位,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完全重合,同样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因此,“受益主体”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受到我国某些学者较为激烈的批评。笔者沿着他们的批评思路,进行一些针对性分析。
首先,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有力,有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对笔者的观点进行了改造:“有论者认为,在企业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者’,只是劳动者的泛化的处理,这一‘劳动者’在就业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只是‘受益主体’,而非权利主体。”(注: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3页)在这段论述中首先将笔者的观点改造成“只是‘受益主体’,而非权利主体。”,制造了一个“受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对立,只能两者选一,来引导读者选择“权利主体”,而抛弃“受益主体”。(注: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92~293页)在笔者的论述中,已经清楚地说明,受益主体可以是权利主体,可以是义务主体,也可以既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主体也不是当事人的义务主体,而只是以受益主体享有权利。(注:其实这段改造过的文字的原文如下:“由于在我国传统劳动法学概念中没有“受益主体”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才将‘劳动者’这一范畴作了泛化的处理。在‘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险’的章节中,‘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指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受益主体。”“利益归属主体有时可以是权利主体,例如在职业介绍关系、养老金领取关系中,求职者、养老金领取者是受益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利益归属主体有时可以是义务主体,例如,在养老基金缴纳关系中,劳动者是受益主体,同时也是缴费义务主体。然而,在社会法的研究领域中,最具特征的是,利益归属主体有时可以既不是权利主体,也不是义务主体,而只是关系人。例如,对于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的缴纳,按我国现行规定,劳动者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而该费用的缴纳又与其利益相关。严格说来,也正是存在着最后一种情况,也才有必要将利益归属主体概括出来加以特别的关注。”)[page]
其次,这些学者在自己制造的要么是“权利主体”要么是“利益主体”的选择项下,开始进行批评:“如果把劳动者仅仅作为‘受益人’,那么,会将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当成是国家对他们的‘恩惠’。类似的认识和宣传恰恰颠倒了社会保险权利义务的关系”。(注: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5-186页)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种积极权利是指弱势主体有权要求国家的积极行为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权利,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注:(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页)“积极权利”是与公益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公益政治”是对“权利政治”的一种否定。弱势主体可以要求国家改变消极无为的状态,而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做出一些制度性安排。在这种制度性安排中,弱势主体有时作为直接的当事人,有时只是一种行政关系的受益主体,但是归根结底弱势主体总是受益者。由于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是国家的义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当将“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当成是国家对他们的‘恩惠’”。需要说明的是,“积极权利”是国家的积极,国家要变“权利政治中的不作为”为“公益政治中的作为”。由于一些学者从“个人本位”视角出发,对“积极权利”做了误解,将其理解为弱势主体的“积极”,以为只能通过弱势主体自己的行为争取利益,否则就成为“国家对他们的‘恩惠”’。其实对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消极权利”与过时的权利政治观相联系。
再次,在对笔者观点批评的基础上,这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劳动者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既是受益主体,更是权利主体。”“提出劳动者作为社会保障权利人的身份,另一个意义,就是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还有一个权利人主动作为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险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就是互动的,法律关系个主体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是一种相互的利益关系。为了实现这一权利,权利人必须主动作为,即主动介入和自己争取。”(注: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5~186页)笔者认为,在整个社会保险关系中,如果将受益主体都设置为权利主体将导致社会保险关系三方主体的整体错位,给社会保险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page]
就政府这个主体而言,按这些学者的理解,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权,通过劳动合同的约定转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权利,国家有义务实现劳动者的这一权利。(注:“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权,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约定转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权力,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实现的。诸如在职职工保险费用的缴纳,下岗职工生活费的发放等。在劳动者已经不存在企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的直接诉求对象就是国家,国家有义务实现劳动者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的实现,则是在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行政组织的工作来实现。”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6~187页)社会保障权既然是公权,怎么能够通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两个个体签订劳动合同转化为私权?如果真的转化为私权,社会保险关系中劳动者是权利主体而企业、政府是义务主体。那么国家作为劳动者的义务人,当然无权对权利人强制征缴;对于用人单位,也只有劳动者有权决定是否要求其征缴。社会保险的任何强制措施都将丧失合法性。社会保险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是国家可以强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履行缴费义务。按这种理解,社会保险由于失去强制性,而蜕变成一种商业保险。
就劳动者这个主体而言,这些学者强调劳动者作为权利主体可以对作为义务主体的雇主或政府享有“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当劳权受到侵害或不能行使时享有劳动诉权以请求公力保护。”(注:“劳权具有民事权的一般法律特征,即劳权是其权利主体劳动者在劳动关系领域内可自由行使的权利;作为特定权利人的劳动者,对作为特定义务的雇主或者政府享有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当劳权受到侵害或不能行使时享有劳动诉权以请求公力保护。”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实际上,在这里“劳动者”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抽象人格。所谓“抽象的”的法律人格,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被抽象掉了各种能力和财力的差别而存在的平等的个人。民法典是“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的。”(注:拉德布鲁赫:《法律学入门》(碧海纯一译)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37年,第109页)“人在这些民法上的资格中,被作为平等的主体对待,两者之间的经济实力、社会势力、情报收集能力的差异完全没有当成问题。”(注:拉德布鲁赫:《法律中的人》桑田三郎、常盘忠允译,《拉德布鲁赫著作@1集》,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37年,第12页)民法典中的人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忠

⑸ 华政的劳动法怎么样

现在有董保华坐镇，还有李凌云这一位后起之秀…总体实力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