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信赖利益案例
㈠ 如何理解与适用商标个案审查原则
你好，
前，商标个案审查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在实践中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并被广泛接受，但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很多当事人主张审查标准应该一致或同案同判，而这些案件中的争议不仅涉及商标的显著性问题，也有混淆可能性的判断。
新版《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关于“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审理标准”的内容中指出，为稳定商标注册秩序、提高审理效率、统一审理标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在审理案件时，原则上应当参照《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由于商品和服务项目在不断更新、发展，市场交易的状况也不断变化以及商标案件的个案差异，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判定也会随之调整。在商标驳回复审、异议、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无效宣告复审、撤销、撤销复审案件审理中，涉及商品或者服务类似与否判定问题的，以该标准为原则进行个案判定。
在弘隆缝纫机械设备（南安）有限公司与商评委、福州冠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商标注册实行个案审查制度，在其他商品上相关商标被核准注册的的情况，并不是该案系争商标是否能够获得注册的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个案审查原则的概念即为商标审查强调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个案的裁决结果仅对个案产生法律效力，并排斥先例。
笔者注意到，商标主管机关就申请人主张的同案同判、审查标准一致性，多采用固定格式回应，即商标审查具有个案性，在先案件不能作为个案依据，但却没有对个案与前案的差异进行分析说理。在相关案件中，人民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有诸如“其他商标获准注册的情况并非本案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当然依据”等内容。而上述表述难以体现裁判者独有的智慧和对待案件的真诚态度，当然也有部分判决会对个案性进行较为详实的说理，一方面从商标申请、驳回、异议、无效、司法审查等多个程序阶段解读，另一方面从商标具体使用、引证商标知名度、情势变更等角度对动态事实进行论述，向申请人呈现裁判者采纳个案审查原则的理由依据。
商标个案审查原则是基于申请注册而来，并在行政阶段、诉讼程序被具体援引，法律文书中的说理论证或简或繁，基本显现了其在实务中的样态。在商标实务中，确实不乏个案的特点和差异，因此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结果，个案审查原则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并得到以下几方面的支撑。
首先，社会快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物理属性等有可能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在相关公众的群体范围、功能用途的认知、生产环节与销售终端等不同，因此在先商标的审查案例不宜生硬地适用于在后案件中；其次，前案与后案中的申请商标和引证商标，其各自的形成时间、元素组成、显著性部分都可能存在不同，考虑到指定使用商品的行业特点、实际使用以及知名度情形，差异性会更大，如果将前案的结论类比于后案，很有可能会偏离客观事实；最后，商标审查不同的程序之间具有审级关系，由于各个阶段针对具体法条认识的不同，便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而且在先审级程序中作出的认定不能用于约束在后审级程序，否则将使上述审级制度失去存在的意义。
个案审查原则源自于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与此相对应的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亦实属自然。但是笔者在实务中发现，审查员或裁判者更倾向于对个案审查原则进行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的解读，而对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的主张则有习惯性地抵触。笔者认为，即便肯定了该原则的正当性，也并不代表着其可以无限制地适用，而应在具体案件中对个案审查原则的适用进行适度限缩。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是对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的情形加以规定，是绝对理由的体现，申请注册的商标标识只要属于前述条款规定的内容，便不允许进行注册，适用标准应当是统一的。在（2012）高行终字第1671号行政判决中，关于“ZENPEP”商标中的“ZEN”是否具有不良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商标评审实行个案审查原则，但应确保前后审查标准的一致性、连续性，否则便破坏了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导致商标申请人无所适从。在（2016）最高法行再7号行政判决中，关于“盖璞内衣”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评审及司法审查程序虽然要考虑个案情况，但审查的基本依据均为我国商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亦不能以个案审查为由而忽视执法标准的统一性问题。相对于损害特定民事主体利益的禁止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条款而言，绝对理由条款的个案衡量空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当审查员或裁判者就绝对理由事项做出了法律上的判断，之后需要加以推翻时，需充分论述说理，给当事人和公众呈现自圆其说的理由。若是轻率地出尔反尔，那么此时被提及的个案审查原则就不再是其初始意义上的审慎，而近乎一种说辞，公众无法从中寻得逻辑自洽和正当性依据。因此，在涉及绝对理由的案件中，商标个案审查原则应予限缩适用。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三条、十五条、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二条是关于相对理由的内容，调整私权争议。如甲公司因在家具商品上使用“R及图”商标而被乙公司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R及图”商标与涉案权利商标不构成近似，甲公司没有侵犯乙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期间，甲公司将“R及图”商标申请注册使用在家具商品上，在异议复审、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中，“R及图”商标均被认为与乙公司的权利商标构成近似，从而不被核准注册。在（2014）知行字第108号行政裁定书，法院认为前案与个案事实存在差异，且前案系民事侵权案件，与个案涉及的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出发点不同，前案不能成为认定个案中系争商标与各引证商标是否构成近似的依据。
商标权作为私权，当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涉案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就意味着法律已经在当事人之间划定了界限，双方均可在各自的领地内“驰骋”。在商标授权行政诉讼中，权利商标注册人是以相对理由来阻止申请商标，其中最核心的理由仍旧是商标近似，而这与民事案件的实质争议并无区别。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的保障之下，充分实施了攻击与防御手段，法院做出不会造成混淆误认的法律判断，接近客观真实，行政案件并没有产生“逆转”的个案性差异。
如果前案中的商标使用行为不侵犯特定商标的专用权，则该商标的注册也不应当受到特定商标专用权的阻碍。商标行政程序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个案性，除非确有证据证明行政阶段的证据以及事实发生了变化，否则个案审查原则的适用应有所限缩。商标个案审查原则与审查标准一致、同案同判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不应有所偏废，在肯定该原则正当性的基础上，也需要关注其在实践中的异化问题。涉及商标绝对理由，以及已有司法判断的相对理由案件，可以作为限缩个案审查原则适用的两种类型，从而达到使商标审查工作更加规范有序、给予广大申请人以信赖的目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望采纳
㈡ 土地出现纠纷怎么确权
您好：
土地使用权出现争议时，怎么才能确定土地使用权权属。在实践中，土地使用权出现争议怎么确权？在土地使用权出现争议时，有哪些规定可以作为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标准？土地使用权是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
一、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的作用与立法预求相去甚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提供保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渠道，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就是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立法预求。就土地确权案件而言，行政诉讼的立法预求难以实现。理由如下：
一、土地确权案件不仅涉及土地行政管理关系，同时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单纯的行政诉讼以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制度，很难触及查清行政争议的本质，使行政审判的审查停留在行政行为的是否合法的表层的问题上，当然这对于行政审判而言是核心问题，而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角度讲，这里的审查显然属于表层次的问题，这是行政诉讼审查制度与立法目的在土地确权案件中暴露出的矛盾。
二、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往往得不到人民法院的审查角度、范围完整的呼应。行政相对人之诉愿在于实现其对土地的使用权，实现其民法上的物权，希望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其根本的请求，但行政诉讼的审查角度虽然立足于相对人的民法上的权利即土地使用权而赋予其起诉的资格，但审查的靶子是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全面审查，只要存在五种违法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即应判决撤销。相对人民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得以实现，并不是行政判决关注的焦点，其裁判的结果也往往不能满足相对人的根本的诉讼请求。
三、撤销判决对相对人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只能是宣告式的，宣告被诉确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真正使其权利的内容明朗化、确定化。因此，即使判决撤销确权文件，决定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第四、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行政机关败诉后不再作作为，拖延作为的问题，有的将矛盾推向法院，从而使当事人最高关注的土地权利悬而未决，使当事人长期陷入无尽的纷争中，审判实践中因不服土地确权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反复审理长达五、六年的并不罕见，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均受到质疑。
上述问题实质就是行政审判土地确权案件并不能一步到位，切中当事人真正的诉愿，将其关注的民事争议解决彻底。针对该问题，有人提出以行政附带民事的方式一并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61条似乎采用了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对98条司法释义专著对该条解释又称行政与民事的判决、裁定一般分别作出。这其实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只能是同一审判组织包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而已，况且分别作出必然由行政庭作出民事判决，违反了法院组织法及诉讼法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行政附带民事制度。这类行政争议基于民事而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争议是天经地义，合并审理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出台前，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本身就是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或是第三人提出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请求都应该允许，而事实上无论原告或第三人除对被诉确权决定表示异议或支持外，对争议土地的归属肯定是要提出自己的请求。
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判决的情形归纳如下：
(一)政府对土地之确权行为合法的，判决维护。
(二)土地确权主要证据充分，而存在程序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确认违法由人民法院以司法权确认土地权。
(三)土地确权主要证据不足，而法庭可查明事实的直接由法院判决确权。
(四)土地确权主要依据不足，而人民法院又无法查明权属的亦由人民法院本着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依相邻权理论法律作出土地权属判决。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相邻关系的诉权规定与《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权属争议解决机制冲突
98条解释第61条仅限于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方能启动行、民一并审理程序，对被告作出的颁发土地证书的确权行为在颁证违法的情形下是否应启动行政附带民事裁判程序?实践中很少有人提及。因为这里不存在行政裁决而且裁决违法的前提。而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而引起的行政案件在全国范围一直在20%以上，这类土地确权案件能否得到妥善的归属和处理关系到行政审判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的情形有以下两种：
一是有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侵权;
二是无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笔者认为，无论起诉方有无相关证件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只要有行政诉讼法上所称政府颁证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即是有原告资格，可以起诉。但问题是颁证行为被撤，被维持当事人间暗含的民事争议并未消除，而人民法院又不能一并解决。笔者认为如上述两种起诉的情况，过去的行政审判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服颁证行为并没有反映矛盾的实质。因此，人民法院没有厘清不服确权行为的实质而简单地受理而形成了隔靴挠痒。笔者认为，此类纠纷应当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理由如下：所谓土地权属争议，望文生义是指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争议。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年1月3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同年3月1日实施)即采用了上述定义。针对上述不服颁证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表面看是对政府的颁证行为不服，仅指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而事实上当事人不服之理由则是当事人认为该行为侵犯了其特定范围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当事人起诉的前提必然是关于特定范围的土地权属与相邻方或其他相关方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各自均主张权利，否则根本不可能引起一方对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不服的问题。既然如此，笔者认为颁证行为仅仅是造成土地权属争议的原因，而当事人的诉愿指向应该是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因此，应该看到在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的土地权属争议才是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故颁证行为是表象，纠纷实质是土地权利之归属。因此，人民法院抛开人民政府直接审理颁证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笔者认为让人民政府依《土地管理法》第16条按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解决，人民法院在争议违法、当事人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依行政附带民事判决的方式一并解决应该是一步到位的解决争议的最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有学者也认为，土地权属争议的前提是各方均没有权属合法、面积准确、址清楚的权属证明文件、办法文件，但历史上已由他人无条件合理的长期使用至今，造成永久性占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对土地权属争议外延的人为的限制，争议是双方当事人的态度，至于争议是否有道理那是实体问题，即使双方均有证件，各方也仍然对证件的理解表示不同的意见，依然可以形成权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处理争议机关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第(一)项为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由此可见，有证件依然可以形成争议。
有一点须要说明的是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方式，《办法》并没有明确如裁判的形式多种多样。笔者认为这种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的行为，应该包括驳回申请，维持现状，如须撤销土地证件(该争议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应对争议的土地归属作出结论。如果不作为土地争议先行由政府处理。相邻方的任何一方起诉，很多情形下会形成互诉对方的土地证，甚至双方均被撤销，再由政府重新确权又可能产生新的被诉颁证行为。而依笔者之见以可直接抓住各方争议的民事争议，同时不至于使政府绕过对颁证行为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对处理决定审查时仍然可以对颁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防止违法的颁证行为不能得到纠正。
综合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十三条中赋予相邻权一方具有行政起诉权对于土地相邻关系中的土地使用权争议问题解决方式与土地法的解决方式相冲突，笔者认为，这种笼统的关于相邻关系方诉权的规定，没有引导出正确的解决纠纷的途径。应对土地相邻权引起的行政争议明确界定为土地权属争议，先行由政府裁决，这样可以使大量的涉及土地的案件在进入人民法院前经过政府部门的第一步的梳理审查，更有利于政府自我纠正违法行为，也方便当事人申请，更重要的是可以大量减轻人民法院日益沉重的审判压力，也符合现代行政裁决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关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争议先行复议中复议前置的范围及复议与诉讼如何衔接存在激烈的争议。依笔者之见，准确界定土地争议范围，提倡政府裁决在前，人民法院作终局裁判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三、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忽视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个别情况下审判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纷争
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旦作出，就应被推定为合法有疚。法律要求相对人予以信任和依赖。基于信赖因素的存在，法律也应保护相对人基于依赖所生之利益，禁止政府行为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在行政审判也应当对相对人的依赖利益予以高度重视，对违法行政行为实行有限有撤销，土地确权案件主要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设立了第三人制度，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没有明确规定，以至导致人民法院在只要原告启动诉讼程序时即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第三人的举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否有参考作用法律规定态度不明，从而忽视了第三人的利益。
以土地确权案件为例，第三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是基于被告的审批、确认，为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稳定，为禁止政府行为反复无常，信守承诺应该对相对人因信赖政府而取得的利益予以保护，这是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行政审判应该关注第三人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取得的财产或其他方面的利益保护，不能因被告的违法行为而承担实际上的损失。在不服颁发土地证的土地确权案件中，实践中一般不作土地争议理解，更容易忽视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当事人已修房盖屋的情况下，撤销证件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隐患。笔者认为只要不存在证件两证权利冲突、重叠问题一般不能撤销。而最合乎实际的方法应将其归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政府在处理争议中首先对争议问题作出处理，如果须要撤销证件，由此造成的损失被告应给予适当的补偿，在人民法院审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中对当事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件只要不存在权利冲突的一般也不能否认其效力，这既是出于对维持社会安定性的考虑，也是对诚信政府的一种支持。在涉及土地确权案件中，轻易地撤证行为可能使政府无所适从，也使人民法院无所适从。值得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否认颁证的合法性，依职权再作土地权属的裁判，必然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兼顾政府在行政行为中的档案材料，在事实确定难以查清的前提下，只能以公平原则、以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为原则，当然法院的司法能力将承担考验。
综合所述，人民法院审理土地确权案件应该明确适用行政附带民事判决，并应与土地法相呼应，明确土地权属争议的范围形式，在判决中应确立信赖保护利益，尽量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