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学家对劳动法的概念
Ⅰ 什么是经济法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相当一部分中外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础部门。在不同国家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法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的要求是承认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不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概念和经济法律。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垄断组织的出现及垄断组织对经济的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必须放弃原来的“自由放任”原则，承担起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等职能。为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于是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经济法”这个概念，是则御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法国另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并且发展了摩莱里关于经济法的思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1919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经济法规。德国经济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鉴德国的经验，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重视经济立法，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但随着东欧形势剧变，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进行了大培盯慎量的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经济法规以土地法和劳动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法。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立法得到迅速发展。配敬我国逐步制定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法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概念如何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大。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对经济法理论颇有研究的德、日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秩序法、经济干预法，属于公法范围；但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属于社会法性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中，大多数曾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法。 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首先，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特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其次，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经济内容的物质利益关系；最后，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众多，经济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所以需要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共同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一定经济关系”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一度分歧较大，有主张经济法综合调整纵向(管理)和横向(协作)经济关系的，也有主张仅调整纵向或经济行政关系的，还有主张以纵向关系为主兼及横向关系的。如徐杰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陶和谦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和与管理、计划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王榕、马绍春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兼有商品性(财产)和行政性(权力)双重因素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国民经济中、国家在管理企业中、企业在内部管理中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说，经济法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等等。但随着以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对经济法定义的认识正趋向一致。 根据经济法伴随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实际作用，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宏观性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对经济法作如下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以上经济法的定义可见，经济法调整的一定经济关系就是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协调、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协调与干预并列，范围可更广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间接调控、也可涵盖直接管理，既可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特征，也可适合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需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协调与干预并列，还可照顾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共同特点，又可兼顾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除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性：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因而它不仅要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必须直接体现、反映和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它同经济关系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二)综合性：经济法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规范的构成上，经济法既包括若干部门经济法，又包括若干经济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既包括对内经济法律规范，又包括对外经济法律规范。其次，在调整主体上，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包括法人主体，也包括自然人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种不同身份的个人。再次，在调整范围上，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三)指导性：经济法的指导性是通过经济法规所具有的促进和限制两种功能、奖励和惩处两种后果表现出来的。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不同的经济法规。有的法规侧重于限制，有的法规侧重于促进，有的法规则兼而有之，来引导各项经济活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Ⅱ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Ⅲ 结合中国实际,谈谈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法律关系中，政府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这既是劳动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更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劳动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定位。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了解和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并且更有实践意义。但目前我国劳动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劳动法学界和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讨论。
一、政府：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
所谓劳动法律关系，是指法律所规范的与劳动关系直接相关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政府是否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我国学界的一种意见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由劳动者和法人（或用人单位）双方构成，不包括政府；（注：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9页）再一种意见认为政府作为劳动行政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注：见史探径著《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74—75页）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政府究竟是否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于劳动关系的不同界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企业中的个别的劳动关系，只是狭义的劳动关系。而劳动法所调整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还包括企业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即劳动者所组成的工会与雇主的关系；以及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劳动关系，即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以及政府之间的三方关系。这种广义劳动关系又被称为“产业关系”（instrial relations），是指以劳动力市场关系为依据，以企业劳动关系为基础，以产业劳动关系为构架，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关系通常又被称为社会劳动关系。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是一个广义上的劳动关系，政府是这一法律所调整的关系中的直接构成。
所谓“政府”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及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实际上是国家的代表，日本的劳动法学界通常将之称为“劳动法上的国家”。（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日文版，第268页）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其目的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劳动者权利，以协调实现劳资自治，或者说，是通过公权利的实施来保障劳动者的私权利，以达到劳资关系的平衡。因此，国家或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即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
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一种特殊主体。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政府与劳动者和雇主分别形成特定的法律关系，并且，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
政府与劳动者所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行政关系，而是政府与特定的公民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宪法关系的具体化。政府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是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要求。劳动者权益又称劳权，是指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各项权利。劳权是一个权利束，这一权利束以劳动者的经济权利为基础，同时包括劳动者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生存权是劳权的核心内容。（注：关于劳动者权利的界定和实质的论述，见常凯著《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0—52页）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即是保障生存权。这应是国家最基本的责任。
以生存权为基本内容的劳权，首先是一种要求国家采取一定作为的请求权，即国家有义务为劳动者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劳权同时可以请求国家不作为，即国家不得干涉劳动者的基本的生存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劳权同时具有自由权的性质。（注：见[日]浦部法穗著《宪法学教室》（上）日本评论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260页）而且，作为生存权的劳权，不单是对于国家的请求权，而且还具有能够排除他人（主要是雇主）侵害的私权的性质。（注：见[日]沼田稻次郎《团结权拥护论》劲草书房1952年7月第一刷，1969年5月第三刷，第102—103页）因此，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即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这种生存权保障的法律关系首先是由宪法所规定的，属于宪法法律关系。（注：有论者认为我国的宪法没有生存权的规定，因而也不存在生存权保障的宪法关系。这一看法并不确切。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出现“生存权”的用语，但宪法第42—47条关于公民的劳动、休息、社会保障、受教育等具体条文的规定，即是关于生存权的规定。籍此，可以解释为我国公民享有生存权。在日本国宪法中，也没有“生存权”的字样，但宪法第25条关于“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的规定，即被解释这是“生存权和国家保障生存权的义务”的规定。见[日]《模范六法》三省堂2001年日文版第23页。但毋庸置疑我国宪法关于生存权的规定并不完善，这是在修宪中需要加以改进的，不仅要明确“生存权”概念的规定，还需进一步明确实现生存权的具体保障的规定。）但同时，这一关系更具体地表现在劳动法的规定中，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这种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是依据宪法所形成的。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国家通过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来履行国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即保护劳动者的义务。在个别劳动关系中，主要是履行作为义务，具体为规定劳动标准、实行劳动监察、处置劳动争议，以保证劳动者个人权利的实现；在集体劳动关系中，既有不作为义务，即国家不得干涉劳动者集体行使团结权，但同时还负有作为的义务，即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劳动者集体的团结权的实现。
如果说，政府在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是义务主体，那么，在和雇主的法律关系中，政府则是权利主体。在这一关系中，政府行使的是劳动行政管理权，这一权利的直接目的是规范雇主行为，以排除对劳动者的侵害。（注：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劳动监察法》中表现的最为明确，如我国刚刚颁布的《劳动保障检查条例》，即明确规定，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是“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监察”见该《条例》第二条）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主最有可能成为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直接主体。（注：见浦部法穗著《宪法学教室》（上）日本评论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48页）企业和雇主必须要遵守国家的劳动标准并接受政府的劳动监察。这是企业的义务。政府作为权利主体，一是利用劳工标准立法来规定雇主在个别劳动关系中的义务，同时限制雇主的财产权滥用，特别是解雇权的滥用；二是通过劳动行政来对于雇主遵守劳动法的情况实施劳动监察；三是通过建立和实施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对于雇主侵害劳动者团结权的行为，给予权利人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1月版，第268页）以国家强力来保障劳工标准的实施，是劳动法中政府和雇主关系的最主要内容。政府和企业雇主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具有公法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二、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构成和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构成主体，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作为企业劳动关系的主体，而是宏观和社会劳动关系的主体，即产业关系的主体。劳动法律关系中政府主体的具体当事人，主要是政府中主管或兼管劳动事务的有关行政部门及机构。
严格说来，劳动法部门中的不同法律在所调整的不同的具体社会关系中，政府部门的具体当事人是不同的。对此，劳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对于政府部门的不同当事人都有着具体的规定。如日本在劳动法内作为“国家”（注：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这一主体称为“国家”而非“政府”，是因为严格来讲，政府只是国家机关之一，并不能代表其他的国家机关。而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不仅只有政府机关，而还涉及其他的国家机关。当然，政府部门仍然是在劳动关系主体中最主要的国家机关）这一主体的具体当事人有：在《劳动基准法》中，包括行政官厅、监督机关、劳动大臣、县劳动基准局局长、监督官等；在《雇佣保障法》中，包括劳动大臣、职业介绍机关和职业安定机关等；在《官公劳动法》中，包括政府、国会、主务大臣、人事院、内阁、最高法院等。（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1月版，第269页）这种明确的构成界定，使得政府各部门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职责和义务划分得很清楚。
由于我国尚未出台这些单行的劳动法律，所以对于政府主体的具体当事人，也没有具体的法律界定，而只能笼而统之称其为“劳动行政部门”。但劳动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政府，其外延要大于劳动行政部门，比较一下日本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构成，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不仅包括直接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部门，还应该包括其他与劳动关系有关的部门，同时还应包括那些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注：我国劳动法学界的一种意见认为，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是与劳动行政部门并列的另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但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劳动行政管理系统’一词覆盖负责和/或从事劳动行政管理的一切公共行政管理机构——不论是部级部门或公共机构，包括准国家性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机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分权行政管理机构”，据此，我国的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作为劳动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或下级机构，也应归属于劳动行政管理系统，而不应是与劳动行政部门并列的另一主体）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体制中，其身份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中，劳动关系的一方是工人，另一方实际上是国家，企业行政只不过是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中介。政府的劳动部门作为用人单位的上级，实际上是以劳动关系一方的身份直接介入劳动关系，其作用在于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调配劳动力，确定包括工资、休假、福利、劳动保护等具体劳动标准，并运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企业劳动关系。企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只是具体执行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劳动行政关系。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随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从企业具体的劳动关系中退了出来，由过去的直接介入转变为对于劳动关系宏观调控和居中调解，由过去的对于劳动关系的行政手段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立法、监察和服务的手段进行管理。
在宏观即社会劳动关系方面，政府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间接监控与监察和仲裁的直接矫正相结合。这种宏观调控的方法，一是通过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整劳动关系。二是通过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协商”机制来调整劳动关系，三方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草案制定；有关涉及劳动者或雇主利益的社会政策，诸如社会保障、社会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有关劳动标准诸如法定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安全与卫生标准的制定等。（注：关于政府在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详见常凯、李琪《关于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研究》，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报告》，1997年第6期）
在微观即企业和产业劳动关系方面，政府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对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制定和履行予以指导和管理，并通过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国家劳动标准的实施予以监督查处；二是对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签订或履行中发生的劳动争议，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处理。
概括而言，在宏观方面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的主要作用是政策调控，在微观方面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监察和调解。而这种调控和监察调解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公权介入的国家干预来保障劳权，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平衡和稳定。
三、关于政府干预和公权介入
政府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身份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在法律的意义上，突出地体现了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社会法的性质和方式，即劳动关系运行中的公权介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构建，私权原则仍是其基础。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依照主体独立、意思一致和等价交换等市场交易的一般原则，自愿平等地结成个别的劳动关系。对于这种劳动关系的参加与否，完全是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由于劳动关系双方实际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个别劳动关系的人身性和依附性的特点，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掩饰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者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实际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劣势和弱势的地位。这种以所有权私有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在产业关系领域实行以来，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劳资对抗等社会现象。
为维护法律的公正与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于是介入劳动关系。这是劳动法产生和存在的最本质的法律意义。公权作为公法上的权利可分为国家公权和人民公权两种，政府介入劳动关系所运用的主要是国家公权。（注：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民公权也开始介入劳动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而由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所发动的以劳工权益保护为目的“企业生产守则运动”，正在开展起来。“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即是由社会力量所体现的人民公权直接介入企业的劳动关系）国家公权包括下命权、强制权、形成权等行政权力，这些权力是通过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而实现的。（注：见林纪东著《法学绪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6月版，第300—301页）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即是通过上述权力来实施对于劳动关系不平衡的矫正。这种介入的实质是以公法来限制私法，特别是限制私法中的核心权利——财产权。具体表现为对于私法的契约自由、财产绝对权、过失责任等原则的修正，这种修正以社会利益的保障为出发点，以劳工利益的直接维护为目的，劳动法的这种特点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注：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是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第19—30页）
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在主体关系中，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一方不可缺少的主体。没有政府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代表的身份介入，并以国家强力来贯彻公权的原则，传统私法的原则也无法得以修正，社会公正也就难以实现。
国家对于劳动关系的干预，贯穿于劳动关系运行的全过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具有劳资自治的性质。不论是个别劳动关系，还是集体劳动关系，都是以双方签订契约的方式形成并以契约为规范。但这种自治是在国家劳动标准限定和国家劳动行政的监督下实施的。以劳动合同为契约形式而构成的个别劳动关系，必须以国家劳动标准作为最低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劳动合同，即使是合同双方自愿签订，也属无效合同。这即是劳动法中公法对于传统私法的契约自由原则的修正。而公法对于集体劳动关系和集体合同的介入，主要是对于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限定和救济。如果是在财产绝对和契约自由的私权原则下，雇主对于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解雇及不利对待，或对于工会集体谈判要约的拒绝等行为，应该是雇主的权利而无可厚非。但在劳动法的原则下，由于这种行为是雇主依靠其优势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这种不利于劳动者和工会的行为，是一种明显的不公正。对此，劳动法将其规定为不当劳动行为，并要求通过政府行政权力或国家司法权力的救济而予以纠正。（注：见常凯《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五期）
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并不直接代表或融入劳动关系的一方，而是居于劳动者和雇主双方之上，以“裁决者”和“公证者”的身份，来代表社会公正和社会利益。政府的“公正”，并非“不偏不倚”，而恰恰是要限制一部分人的权利，并强化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即是要追求法律的“实质的平等”。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公正的作用正是通过保障劳动者行使权利、监督雇主履行义务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对劳动者讲是一种义务主体，对雇主讲是一种权利主体。
我国劳动行政部门作为国家公权利的代表，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建设中，通过劳动立法、执法和司法，在协调和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论者认为，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介入只能是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执行”方面，否则，就是“过度干预”。（注：见王一江：《政府干预与劳动者利益》，《比较》第14辑第1—14页）且不说该论者关于政府干预的范围限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下劳动立法的一般要求，但该文将防止中国政府过度干预作为劳工立法和劳工政策的侧重点，显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笔者以为，政府干预的程度是需加强，还是减弱，需要根据该国劳动关系的实际状况确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雇主和工会的组织比较成熟，劳资关系一般也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或惯例，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比如德国，近几年来正在逐步废除一批劳动法规，并提倡由劳资双方的自由约定，政府不予干预。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劳资双方的发育和组织程度均尚在幼稚时期，劳资自治还不具备条件，所以，现阶段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运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就现实中我国政府劳动部门的主体身份来说，目前还处在一种体制性的转变中。随着国企的改革，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已经从企业中退了出来，但如何以调控者和监察调解者的身份再介入劳动关系，则还刚刚是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具体实施中加以研究解决。
Ⅳ 什么是经济法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相当一部分中外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础部门。在不同国家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法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的要求是承认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不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概念和经济法律。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垄断组织的出现及垄断组织对经济的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必须放弃原来的“自由放任”原则，承担起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等职能。为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于是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经济法”这个概念，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法国另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并且发展了摩莱里关于经济法的思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1919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经济法规。德国经济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鉴德国的经验，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重视经济立法，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但随着东欧形势剧变，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经济法规以土地法和劳动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法。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立法得到迅速发展。我国逐步制定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法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概念如何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大。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对经济法理论颇有研究的德、日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秩序法、经济干预法，属于公法范围；但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属于社会法性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中，大多数曾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法。 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首先，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特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其次，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经济内容的物质利益关系；最后，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众多，经济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所以需要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共同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一定经济关系”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一度分歧较大，有主张经济法综合调整纵向(管理)和横向(协作)经济关系的，也有主张仅调整纵向或经济行政关系的，还有主张以纵向关系为主兼及横向关系的。如徐杰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陶和谦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和与管理、计划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王榕、马绍春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兼有商品性(财产)和行政性(权力)双重因素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国民经济中、国家在管理企业中、企业在内部管理中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说，经济法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等等。但随着以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对经济法定义的认识正趋向一致。 根据经济法伴随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实际作用，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宏观性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对经济法作如下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以上经济法的定义可见，经济法调整的一定经济关系就是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协调、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协调与干预并列，范围可更广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间接调控、也可涵盖直接管理，既可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特征，也可适合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需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协调与干预并列，还可照顾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共同特点，又可兼顾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除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性：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因而它不仅要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必须直接体现、反映和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它同经济关系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二)综合性：经济法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规范的构成上，经济法既包括若干部门经济法，又包括若干经济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既包括对内经济法律规范，又包括对外经济法律规范。其次，在调整主体上，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包括法人主体，也包括自然人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种不同身份的个人。再次，在调整范围上，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三)指导性：经济法的指导性是通过经济法规所具有的促进和限制两种功能、奖励和惩处两种后果表现出来的。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不同的经济法规。有的法规侧重于限制，有的法规侧重于促进，有的法规则兼而有之，来引导各项经济活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Ⅳ 简述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法律关系中，政府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这既是劳动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更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劳动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定位。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了解和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并且更有实践意义。但目前我国劳动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劳动法学界和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讨论。
一、政府：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
所谓劳动法律关系，是指法律所规范的与劳动关系直接相关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政府是否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我国学界的一种意见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由劳动者和法人（或用人单位）双方构成，不包括政府；（注：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9页）再一种意见认为政府作为劳动行政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注：见史探径著《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74—75页）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政府究竟是否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于劳动关系的不同界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企业中的个别的劳动关系，只是狭义的劳动关系。而劳动法所调整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还包括企业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即劳动者所组成的工会与雇主的关系；以及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劳动关系，即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以及政府之间的三方关系。这种广义劳动关系又被称为“产业关系”（instrial relations），是指以劳动力市场关系为依据，以企业劳动关系为基础，以产业劳动关系为构架，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关系通常又被称为社会劳动关系。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是一个广义上的劳动关系，政府是这一法律所调整的关系中的直接构成。
所谓“政府”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及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实际上是国家的代表，日本的劳动法学界通常将之称为“劳动法上的国家”。（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日文版，第268页）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其目的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劳动者权利，以协调实现劳资自治，或者说，是通过公权利的实施来保障劳动者的私权利，以达到劳资关系的平衡。因此，国家或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即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
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一种特殊主体。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政府与劳动者和雇主分别形成特定的法律关系，并且，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
政府与劳动者所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行政关系，而是政府与特定的公民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宪法关系的具体化。政府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是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要求。劳动者权益又称劳权，是指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各项权利。劳权是一个权利束，这一权利束以劳动者的经济权利为基础，同时包括劳动者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生存权是劳权的核心内容。（注：关于劳动者权利的界定和实质的论述，见常凯著《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0—52页）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即是保障生存权。这应是国家最基本的责任。
以生存权为基本内容的劳权，首先是一种要求国家采取一定作为的请求权，即国家有义务为劳动者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劳权同时可以请求国家不作为，即国家不得干涉劳动者的基本的生存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劳权同时具有自由权的性质。（注：见[日]浦部法穗著《宪法学教室》（上）日本评论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260页）而且，作为生存权的劳权，不单是对于国家的请求权，而且还具有能够排除他人（主要是雇主）侵害的私权的性质。（注：见[日]沼田稻次郎《团结权拥护论》劲草书房1952年7月第一刷，1969年5月第三刷，第102—103页）因此，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即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这种生存权保障的法律关系首先是由宪法所规定的，属于宪法法律关系。（注：有论者认为我国的宪法没有生存权的规定，因而也不存在生存权保障的宪法关系。这一看法并不确切。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出现“生存权”的用语，但宪法第42—47条关于公民的劳动、休息、社会保障、受教育等具体条文的规定，即是关于生存权的规定。籍此，可以解释为我国公民享有生存权。在日本国宪法中，也没有“生存权”的字样，但宪法第25条关于“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的规定，即被解释这是“生存权和国家保障生存权的义务”的规定。见[日]《模范六法》三省堂2001年日文版第23页。但毋庸置疑我国宪法关于生存权的规定并不完善，这是在修宪中需要加以改进的，不仅要明确“生存权”概念的规定，还需进一步明确实现生存权的具体保障的规定。）但同时，这一关系更具体地表现在劳动法的规定中，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这种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是依据宪法所形成的。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国家通过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来履行国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即保护劳动者的义务。在个别劳动关系中，主要是履行作为义务，具体为规定劳动标准、实行劳动监察、处置劳动争议，以保证劳动者个人权利的实现；在集体劳动关系中，既有不作为义务，即国家不得干涉劳动者集体行使团结权，但同时还负有作为的义务，即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劳动者集体的团结权的实现。
如果说，政府在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是义务主体，那么，在和雇主的法律关系中，政府则是权利主体。在这一关系中，政府行使的是劳动行政管理权，这一权利的直接目的是规范雇主行为，以排除对劳动者的侵害。（注：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劳动监察法》中表现的最为明确，如我国刚刚颁布的《劳动保障检查条例》，即明确规定，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是“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监察”见该《条例》第二条）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主最有可能成为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直接主体。（注：见浦部法穗著《宪法学教室》（上）日本评论社1994年9月日文版，第48页）企业和雇主必须要遵守国家的劳动标准并接受政府的劳动监察。这是企业的义务。政府作为权利主体，一是利用劳工标准立法来规定雇主在个别劳动关系中的义务，同时限制雇主的财产权滥用，特别是解雇权的滥用；二是通过劳动行政来对于雇主遵守劳动法的情况实施劳动监察；三是通过建立和实施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对于雇主侵害劳动者团结权的行为，给予权利人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1月版，第268页）以国家强力来保障劳工标准的实施，是劳动法中政府和雇主关系的最主要内容。政府和企业雇主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具有公法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二、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构成和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构成主体，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作为企业劳动关系的主体，而是宏观和社会劳动关系的主体，即产业关系的主体。劳动法律关系中政府主体的具体当事人，主要是政府中主管或兼管劳动事务的有关行政部门及机构。
严格说来，劳动法部门中的不同法律在所调整的不同的具体社会关系中，政府部门的具体当事人是不同的。对此，劳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对于政府部门的不同当事人都有着具体的规定。如日本在劳动法内作为“国家”（注：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这一主体称为“国家”而非“政府”，是因为严格来讲，政府只是国家机关之一，并不能代表其他的国家机关。而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不仅只有政府机关，而还涉及其他的国家机关。当然，政府部门仍然是在劳动关系主体中最主要的国家机关）这一主体的具体当事人有：在《劳动基准法》中，包括行政官厅、监督机关、劳动大臣、县劳动基准局局长、监督官等；在《雇佣保障法》中，包括劳动大臣、职业介绍机关和职业安定机关等；在《官公劳动法》中，包括政府、国会、主务大臣、人事院、内阁、最高法院等。（注：见日本劳动法学会编《现代劳动法讲座（1）劳动法基础理论》日本劳动法学会1981年1月版，第269页）这种明确的构成界定，使得政府各部门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职责和义务划分得很清楚。
由于我国尚未出台这些单行的劳动法律，所以对于政府主体的具体当事人，也没有具体的法律界定，而只能笼而统之称其为“劳动行政部门”。但劳动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政府，其外延要大于劳动行政部门，比较一下日本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构成，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不仅包括直接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部门，还应该包括其他与劳动关系有关的部门，同时还应包括那些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注：我国劳动法学界的一种意见认为，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是与劳动行政部门并列的另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但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劳动行政管理系统’一词覆盖负责和/或从事劳动行政管理的一切公共行政管理机构——不论是部级部门或公共机构，包括准国家性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机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分权行政管理机构”，据此，我国的具有劳动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作为劳动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或下级机构，也应归属于劳动行政管理系统，而不应是与劳动行政部门并列的另一主体）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体制中，其身份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中，劳动关系的一方是工人，另一方实际上是国家，企业行政只不过是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中介。政府的劳动部门作为用人单位的上级，实际上是以劳动关系一方的身份直接介入劳动关系，其作用在于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调配劳动力，确定包括工资、休假、福利、劳动保护等具体劳动标准，并运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企业劳动关系。企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只是具体执行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劳动行政关系。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随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从企业具体的劳动关系中退了出来，由过去的直接介入转变为对于劳动关系宏观调控和居中调解，由过去的对于劳动关系的行政手段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立法、监察和服务的手段进行管理。
在宏观即社会劳动关系方面，政府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间接监控与监察和仲裁的直接矫正相结合。这种宏观调控的方法，一是通过劳动行政和劳动监察，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整劳动关系。二是通过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协商”机制来调整劳动关系，三方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草案制定；有关涉及劳动者或雇主利益的社会政策，诸如社会保障、社会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有关劳动标准诸如法定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安全与卫生标准的制定等。（注：关于政府在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详见常凯、李琪《关于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研究》，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报告》，1997年第6期）
在微观即企业和产业劳动关系方面，政府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对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制定和履行予以指导和管理，并通过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国家劳动标准的实施予以监督查处；二是对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签订或履行中发生的劳动争议，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处理。
概括而言，在宏观方面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的主要作用是政策调控，在微观方面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监察和调解。而这种调控和监察调解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公权介入的国家干预来保障劳权，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平衡和稳定。
三、关于政府干预和公权介入
政府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身份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在法律的意义上，突出地体现了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社会法的性质和方式，即劳动关系运行中的公权介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构建，私权原则仍是其基础。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依照主体独立、意思一致和等价交换等市场交易的一般原则，自愿平等地结成个别的劳动关系。对于这种劳动关系的参加与否，完全是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由于劳动关系双方实际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个别劳动关系的人身性和依附性的特点，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掩饰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者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实际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劣势和弱势的地位。这种以所有权私有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在产业关系领域实行以来，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劳资对抗等社会现象。
为维护法律的公正与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于是介入劳动关系。这是劳动法产生和存在的最本质的法律意义。公权作为公法上的权利可分为国家公权和人民公权两种，政府介入劳动关系所运用的主要是国家公权。（注：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民公权也开始介入劳动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而由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所发动的以劳工权益保护为目的“企业生产守则运动”，正在开展起来。“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即是由社会力量所体现的人民公权直接介入企业的劳动关系）国家公权包括下命权、强制权、形成权等行政权力，这些权力是通过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而实现的。（注：见林纪东著《法学绪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6月版，第300—301页）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即是通过上述权力来实施对于劳动关系不平衡的矫正。这种介入的实质是以公法来限制私法，特别是限制私法中的核心权利——财产权。具体表现为对于私法的契约自由、财产绝对权、过失责任等原则的修正，这种修正以社会利益的保障为出发点，以劳工利益的直接维护为目的，劳动法的这种特点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注：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是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第19—30页）
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在主体关系中，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一方不可缺少的主体。没有政府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代表的身份介入，并以国家强力来贯彻公权的原则，传统私法的原则也无法得以修正，社会公正也就难以实现。
国家对于劳动关系的干预，贯穿于劳动关系运行的全过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具有劳资自治的性质。不论是个别劳动关系，还是集体劳动关系，都是以双方签订契约的方式形成并以契约为规范。但这种自治是在国家劳动标准限定和国家劳动行政的监督下实施的。以劳动合同为契约形式而构成的个别劳动关系，必须以国家劳动标准作为最低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劳动合同，即使是合同双方自愿签订，也属无效合同。这即是劳动法中公法对于传统私法的契约自由原则的修正。而公法对于集体劳动关系和集体合同的介入，主要是对于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限定和救济。如果是在财产绝对和契约自由的私权原则下，雇主对于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解雇及不利对待，或对于工会集体谈判要约的拒绝等行为，应该是雇主的权利而无可厚非。但在劳动法的原则下，由于这种行为是雇主依靠其优势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这种不利于劳动者和工会的行为，是一种明显的不公正。对此，劳动法将其规定为不当劳动行为，并要求通过政府行政权力或国家司法权力的救济而予以纠正。（注：见常凯《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五期）
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并不直接代表或融入劳动关系的一方，而是居于劳动者和雇主双方之上，以“裁决者”和“公证者”的身份，来代表社会公正和社会利益。政府的“公正”，并非“不偏不倚”，而恰恰是要限制一部分人的权利，并强化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即是要追求法律的“实质的平等”。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公正的作用正是通过保障劳动者行使权利、监督雇主履行义务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对劳动者讲是一种义务主体，对雇主讲是一种权利主体。
我国劳动行政部门作为国家公权利的代表，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建设中，通过劳动立法、执法和司法，在协调和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论者认为，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介入只能是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执行”方面，否则，就是“过度干预”。（注：见王一江：《政府干预与劳动者利益》，《比较》第14辑第1—14页）且不说该论者关于政府干预的范围限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下劳动立法的一般要求，但该文将防止中国政府过度干预作为劳工立法和劳工政策的侧重点，显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笔者以为，政府干预的程度是需加强，还是减弱，需要根据该国劳动关系的实际状况确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雇主和工会的组织比较成熟，劳资关系一般也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或惯例，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比如德国，近几年来正在逐步废除一批劳动法规，并提倡由劳资双方的自由约定，政府不予干预。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劳资双方的发育和组织程度均尚在幼稚时期，劳资自治还不具备条件，所以，现阶段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运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就现实中我国政府劳动部门的主体身份来说，目前还处在一种体制性的转变中。随着国企的改革，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已经从企业中退了出来，但如何以调控者和监察调解者的身份再介入劳动关系，则还刚刚是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具体实施中加以研究解决。
Ⅵ 求问各经济学家解释什么是经济法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相当一部分中外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础部门。在不同国家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法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的要求是承认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不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概念和经济法律。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垄断组织的出现及垄断组织对经济的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必须放弃原来的“自由放任”原则，承担起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等职能。为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于是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经济法”这个概念，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法国另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并且发展了摩莱里关于经济法的思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1919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经济法规。德国经济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鉴德国的经验，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重视经济立法，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但随着东欧形势剧变，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经济法规以土地法和劳动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法。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立法得到迅速发展。 国逐步制定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法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概念如何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大。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对经济法理论颇有研究的德、日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秩序法、经济干预法，属于公法范围；但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属于社会法性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中，大多数曾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法。
在 国，法学理论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首先，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特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其次，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经济内容的物质利益关系；最后，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众多，经济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所以需要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共同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一定经济关系”的具体内涵， 国学者一度分歧较大，有主张经济法综合调整纵向(管理)和横向(协作)经济关系的，也有主张仅调整纵向或经济行政关系的，还有主张以纵向关系为主兼及横向关系的。如徐杰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陶和谦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和与管理、计划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王榕、马绍春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兼有商品性(财产)和行政性(权力)双重因素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国民经济中、国家在管理企业中、企业在内部管理中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说，经济法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等等。但随着以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对经济法定义的认识正趋向一致。
根据经济法伴随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实际作用，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宏观性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内在要求， 们可以对经济法作如下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以上经济法的定义可见，经济法调整的一定经济关系就是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协调、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 们认为，协调与干预并列，范围可更广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间接调控、也可涵盖直接管理，既可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特征，也可适合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需要，更符合 国的实际情况。协调与干预并列，还可照顾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共同特点，又可兼顾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除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性：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因而它不仅要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必须直接体现、反映和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它同经济关系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二)综合性：经济法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规范的构成上，经济法既包括若干部门经济法，又包括若干经济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既包括对内经济法律规范，又包括对外经济法律规范。其次，在调整主体上，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包括法人主体，也包括自然人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种不同身份的个人。再次，在调整范围上，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三)指导性：经济法的指导性是通过经济法规所具有的促进和限制两种功能、奖励和惩处两种后果表现出来的。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不同的经济法规。有的法规侧重于限制，有的法规侧重于促进，有的法规则兼而有之，来引导各项经济活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经济法是一个泛称，包括了很多单行性经济法典，中国没有单独的所谓经济法法典。一般来说，税法、土地法、房地产法等带有社会经济调控手段的法律属于经济法，而《物权法》属于民法范畴，以我国的部门法分类，不属于经济法。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早在1999年已经修改为《合同法》。
我国经济法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和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深入，广泛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索，我国经济法划清了自己与传统法律部门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间的界限，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法立法正处于中度发展状态，有必要对经济法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构想.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今后十几年里经济法立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效率并重”是社会发展对经济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经济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随之形成并有扩大形势，统计数据也明确反映了这个现实.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法立法不得不关注经济公平问题，在立法保护对象的倾向性应偏向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我国的经济法立法已经完成了法律部门的分化，对经济法进行清理，汇编，编纂，并制定某种形式的法典是经济法立法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法立法技术的最高体现.
在市场经济初步成长的中国，法律移植仍然是未来十几年经济法立法的一种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鉴的西方经济法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体本身较强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法能够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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