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只有两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内1979年7月1日通容过 1996年3月17日修正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同日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六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② 《刑法》第56条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如下：

第五十六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扩展阅读：

刑法的性质：

1、刑法有比其他法律更强的阶级性。

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不仅如此，刑法作为公法，和其他法律（尤其是私法）相比较，有更强的阶级性，其内容更明显地体现出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如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叛国罪、颠覆政权罪、武装暴乱、叛乱罪）、危害税收征管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妨害司法罪的规定等。

2、刑法具有社会性

刑法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即它不仅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要维护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方面，一定社会（包括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基本的价值观，如基本的伦理和物质价值观，无论是统治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只有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要是不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予以保护，社会才能够建立稳定的秩序，否则，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就无从实现。

3、刑法的法律性质（或特点）

刑法和其他法律相比较，有以下特点：

1）内容特定，规定的是犯罪和刑事责任问题，和其他部门法不同。

2）制裁（禁止）性的规范体系，保护型的实体法。

3）调整（保护）范围广泛，一切受到严重侵害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被刑法调整，其他部门法多只能调整某一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关系。刑法是以其调整方法（刑罚）而非范围作为自己独立存在的依据。

4）调整（强制）手段的严厉性和对利益保护里的后盾性。

③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是什么

刚才的参考资料弄错了。。。。。

第五十六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回应当答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前款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

④ 中华人您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内容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内容是：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乱是什么最新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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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一）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范围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多或少的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何谓“非法证据”?归结起来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狭义说忽略了搜集证据主体等方面，存在片面性，没有全面阐述非法证据的概念内涵，显然广义说对非法证据的含义界定较为科学全面。按照广义说的定义，非法证据应该包含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等；二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证人证言等；三是以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证据，此种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吸收了2010年六部委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将非法证据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别。将非法证据的范围划定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以及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

1、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仅限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但是其中的“非法”并未给出定义，非法有不合法或违法之意，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种类和程度，违法有严重违法和一般违法之分，严重违法通常指取证程序不合法而侵犯的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而一般违法通常是指取证形式不合法的情况，例如讯问笔录没有填写讯问时间、地点等，因此如果将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不作区分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未免过犹不及，排除取证程序违法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基本权利而取得的言词证据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就不宜刚性地排除掉，也就是说将“非法”限定于获取言词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将更有利于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两种价值的平衡。其次，条文只是列举了“ 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三种手段，但对于本条的理解适用应并不仅仅限于这三种手段。可见新刑诉法规定的非法取证的手段并未都在排除之列，以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属于排除的范围不太明确，再加上“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规定，较难操作的 “刑讯逼供”如何理解，“等”如何界定的问题争议较大。笔者认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含义应予以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并应当对“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此外，我国非法证据范围扩大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非法实物证据，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探索。建议将“非法方法”做扩大解释，积极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基本原则。

2、非法实物证据

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侦查技术手段和侦查能力不甚完备的阶段，有条件地限制实物证据排除将对惩罚犯罪大有益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第二这种程序违法非常严重以至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第三这种程序违法不能被补正或不能被合理解释。可见，我国对实物证据的排除有严格的限制，不轻易将其排除在证据锁链之外。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实际上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特别是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较难把握，事实上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非法实物证据在事实上无法得到排除。由于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不可替代性，出于惩罚犯罪的需要，对其限定严格的排除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国仍然重惩罚，轻保障的现实背景下，过高的门槛又会使法律规定流于形式，起不到其应有的人权保障的作用。建议在未来的立法中，更加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条件，适度降低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难度，从而更加契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双重价值。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排除机关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即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和法院均为法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当依据的程序，新《刑事诉讼法》未予以明确规定，对此，应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这一做法可以使我们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尽早地将非法证据排除到诉讼程序之外，一方面使无辜涉诉者早日摆脱诉累，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从取证主体来看，侦查机关本身就是非法证据的取得者，如若强行将侦查机关作为非法证据审查的主体，也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证据行为合法性做出确认以及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做出决定而已，无法满足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监督和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侵犯公民权利这一目的。同样，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要在与辩方的平等对抗中赢得诉讼，必然会使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在动力不足。此外，从新《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来看，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证明责任的承担等等都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可能会使程序法定原则难以落到实处，亟需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和完善。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排除程序

1、启动程序。法庭调查、控方证明、法庭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仅对审判阶段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了规定。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 5 6条的规定，我国审判阶段启动审查非法证据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包括审判人员。相应地，启动审查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应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启动审查程序，但申请的前提是申请人提供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二是由审判人员依法定职权启动审查程序。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这一做法在律师辩护制度不发达、控辩双方实力相对比较悬殊的司法环境中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对于保证法院准确适用程序法和实体法，以维护当事人，特别是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践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诉讼目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并未将证据审查和案件审理间隔开来，以致于使非法证据可以直接进入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在法官面前，虽然审理法官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后会予以排除，但是非法证据必然也会对法官心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案件最后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 5 6条第 2款和第 5 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除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外，同时给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规定了相应的举证责任。

1、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一规定吸收并调整了六部委《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稍作调整，删除了“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改为了选择性的“提供相关材料”。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最终在我国立法层面上将刑事诉讼被告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责任定位为“初步证明责任”。即被告人只承担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初步责任，而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一做法较为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司法环境较英美国家有所欠缺，司法实践中的录音录像制度不甚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被告人没有能力承担证明责任。同时公民人权意识、法治意识逐渐加强，从防止当事人滥用申请权拖延诉讼进程的角度，以及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来看，他们还是有提供线索或者材料的能力的，设立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初步证明责任能够较好的在当事人申请的难度和当事人滥用申请权二者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

2、检控方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审查核实证据过程中由检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的具体方式包括：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由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具体而言，首先以现有证据材料证明。但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时，检察院可以提请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院可以通知上述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上述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但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限于诉讼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审判人员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提出异议的证据，并且还要在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情况下才发生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其次，不同于普通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主要解决的是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问题。侦查人员要对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证据的收集、保管等取证过程作出说明，为审判人员准确、及时地审查核实非法证据提供依据。

（五）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及法庭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控方不能提供证据对合法性有争议的证据加以证明，或其提供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即因对证据的合法性存疑而不能排除证据的非法性时，法庭亦将该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据此，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但从条文规定来看，不能排除非法性的证据以非法证据论并进行刚性排除，隐约渗透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不难看出，新法对证明标准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由于辩护制度等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者对抗检控方的能力显得严重不足，严格的非法证据证明标准对于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能力，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具有正面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否会令检控方无所适从，而因难以排除证据的非法性而导致重要证据被排除出刑事诉讼程序，我们还应进行调研和观察。然而，笔者认为，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

⑥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 五十六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解释】本条是关于如何确定罚金数额的规定。关于罚金的数额，刑法分则有的犯罪未作具体规定，有的犯罪规定了一定幅度。根据本条规定，无论是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罚金刑幅度的，还是没有明确规定罚金刑幅度的，判处罚金刑时都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所谓“犯罪情节”，主要是指犯罪分子罪行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的大小，手段是否恶劣，非法所得的多少，后果是否严重等等。一般说来，情节严重的，罚金数额应当多些，情节较轻的，罚金数额应当少些，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使犯罪分子不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同时，犯罪分子的经济负担能力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如果罚金数额过多，超过了犯罪分子的实际负担能力，犯罪分子也无法缴纳，这对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也不利，同时由于罚金刑无法得到实际执行，也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如果罚金数额过少，则会使犯罪分子感受不到经济惩罚，对犯罪分子起不到惩戒作用。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解释】本条是关于如何缴纳罚金的规定。根据本条的规定，罚金应当按照判决规定的期限缴纳，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应当同时规定缴纳的期限，并明确是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一般说来，罚金数额不多，或者罚金数额虽然较多，但缴纳并不困难的，可以限期一次缴纳；罚金数额较多，根据犯罪分子的情况，无力一次缴纳的，可以限定时间分期缴纳。至于罚金的缴纳期限，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和缴纳的可能性确定。对于期满不缴纳的，包括未缴纳完毕的，由人民法院强制缴纳。所谓“强制缴纳”，指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拍卖犯罪分子的财产，冻结存款，扣留、收缴工资或其他收入等办法，迫使犯罪分子缴纳罚金。强制缴纳一般只对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采用。对于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强制缴纳措施仍未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所谓“追缴”，是指人民法院对没有缴纳或者没有全部缴纳罚金的被执行人，在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予以追回上缴国库。这种情况下追缴财产，实际上仍是执行原判决判处的罚金刑，这样规定就使得那些在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时采用各种手段转移、隐匿财产，逃避承担罚金刑的犯罪分子，或者在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时，一时不能缴纳或全部缴纳，但事后有了执行能力的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不至于落空。另外，赋予人民法院随时追缴的权力，也增强了罚金刑执行的威慑力。同时，本条也考虑到，罪犯如果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这种“不能抗拒的灾祸”，主要是指火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罪犯及其家属重病、伤残等。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是减免罚金的条件，但并不是凡有上述情况都可减免罚金。只有遭遇不可抗拒的灾祸造成缴纳罚金确实有困难的，经申请，人民法院才酌情减少罚金数额或者免除全部罚金。我国刑法不允许用缴纳罚金代替徒刑、拘役，同样也不允许用徒刑、拘役代替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