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刑事诉讼法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首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新时期的基本方针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的基本方略。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共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第二，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并加紧全面的立法工作，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制度。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201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 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第三，完善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依据宪法的规定，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进一步完善。健全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第四，政府职能逐步转变，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不断的简政放权，取消一些繁冗的行政审批，简化办事程序，方便人民群众；在网上开设办事窗口，实施审批，提供服务。2006年，我国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政府减免税收的同时，还给种粮户发放种粮补贴，不断服务于民众，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

2. 1979年中国首次颁布什么

法律分析：1979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其它一些基本的法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法律人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也让全国人民树立了秩序恢复的信心。1979年3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彭真被任命为主任，主持立法工作。三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颁布了7部法律，成为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七部法律涵盖了保障公民权利、健全人大建设、恢复司法机关建设以及为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保障等领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 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3. 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

法律主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新《刑诉法》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简称为“无罪推定”原则或“疑罪从无”原则。新《刑诉法》在审判程序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说，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必须深刻理解这一原则的立法精神，牢牢把握其本质特征，合理准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安全，维护稳定之作用。一、“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来和立法原意无罪推定原则，顾名思义是针对封建社会的“有罪推定”原则提出来的。①一般表述为：“即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的人”。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这一思想主张，其主要含义是：“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决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他应遵守的条件之前，社会就不得不对他加以保护”。这一原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封建地主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之下，这一先进思想理论被带到了整个欧美国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个思想理论原则先是被欧美一些国家载入宪法或刑事法律中，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逐步被欧美以外的一些国家所融入，使无罪推定的思想理论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识。《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也确立了这一原则。无庸置疑，无罪推定较之封建专制下的有罪推定和通过刑讯拷问迫使受讯人自证其罪，无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彻底变革，是人类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无罪推定原则可概括为四项基本规则：一是只有法院并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即定罪权归法院。二是证明碧神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由警察和检察机关承担。因为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生来就无罪的，因而也是无须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的法律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三是疑罪无从。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即达到使法院确信有罪的程度，否则仍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权，不能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法学界普遍认为，前三项规划是无罪推定的最基本的含义，前两项属于程序要件，第三项属实质要件，至于沉默要问题，并不影响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问题。无罪推定是世界各国刑诉法普遍确认的原则，这一原则乎芦能否适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个长期争论而认识很不一致的问题。从50年代中期的“反右”斗争直到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我国法律界始终没有中断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批判。尤其是在“砸烂公检法”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时期，无罪推定更是被视为“禁区”，试想一个农村生产小队的治安员就可以随便抓人、捆人、审问人犯，谁还敢提“无罪推定”那个时代“无罪推定”被烙上“阶级性”烙印。到了80年代，我国法岁慧带学界主要争论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问题，认为有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就不必再规定无罪推定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世界的全面接轨，无罪推定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的认同，直到一九九六年修改《刑诉法》时，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和国际公约的普遍规定。无论是欧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罪推定都是其刑诉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经济要想与世界全面接轨，作为其保障体系的法律也要有此原则。 2、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国内法中已有先例。全国人大通过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已明确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香港、澳门基本法都是国内法，而非外国法。 3、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在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其身份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须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和其他各项诉讼权利，它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办案人员“内定”被告人有罪，搞事实上的有罪推定。 4、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质量。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能够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告的无罪假定，即可确认并判决其有罪。它使公安、检察人员承担了严格的证明责任，必将有力地促使公安政法机关努力提高业务素质，改善执法环境，最终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疑难案件的解决。无罪推定的含义就是，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这有利于彻底解决过去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证明犯罪的案件(即所谓的疑罪)久拖不决，致使被告人无限期被关押的不正常做法。 6、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克服刑讯逼供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的错误行为。“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国刑法，刑诉法的明确规定，然而过去曾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安政法人员把被告人看成罪犯，认为对付“坏人”就该“严打”。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助于扭转公安司法人员的观念，从而减少或逐步杜绝此类现象。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本质及特点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实质上是把过去由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交到由起诉机关承担，这是证明责任的一次重新划分。过去，如果当事人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证无罪”、“自证其罪”或“有罪推定”;新诉讼法规定：如果起诉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罪的，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确定的无罪判决，即“公证有罪”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从“自证无罪”到“公证有罪”，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我国刑诉法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因为它保护的不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被告人的可能。为什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而由控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呢这是因为，第一，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非常复杂，证明要求很高，但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由于人身自由受到某种强制措施的限制，既无权收集证据，又无法进行调查，根本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即使能提出某些证据，也往往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一样承担证明责任，势必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让被告人负证明责任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则。其次，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证明责任，容易使司法人员推卸自己的证明责任，消极地依靠犯罪嫌疑人自我证明有罪或无罪，对查明案件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其三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确定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此得出其有罪的结论。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享有沉默权。法律明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回答的含义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交代罪行，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无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应如实陈述无罪的事实，并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或线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法律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包括港、澳、台等地方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沉默权，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而我国则不同。由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是否犯罪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法律上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或作虚伪陈述。②“对有罪者，要求他如实交代罪行，有利于侦查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对无罪者，要求他积极与侦查机关配合，以协助查明事实真相，查获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时使他本人尽早解脱嫌疑。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不等于其负有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不负举证责任，不等于其有沉默权”。法律的这一规定，从刑事诉讼的实践出发，挣脱了传统证明责任概念的束缚，走出了西方证据理论的误区，既有利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又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变化的，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健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群众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的另一项人权“沉默权”也会写入法律的。“沉默权”问题目前在法律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法律客观：

《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 (一) 故意伤害 案(轻伤); (二)重婚案; (三)遗弃案; (四)妨害通信自由案; (五)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七)侵犯 知识产权 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八)属于 刑法 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 以下 刑罚 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 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伪证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⒈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⒋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⒋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⒌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⒎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⒏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4. 2018年10至11月中央重大会议。

2018年10至11月中央重大会议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认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既发扬我们党长期积累的党支部建设宝贵传统，又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规定明确、符合实际。

制定和实施《条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对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意义十分重要。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提高抓好党支部工作、推动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陈光中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陈光中治学严谨，崇尚科学，倡导创新，注重务实。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论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诉讼价值观
陈光中认为诉讼法的价值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辅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应当承认，诉讼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自身重要的独立价值。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机械的并重而是动态的并重。
（2）刑事诉讼目的观
陈光中主张法的权利本位观，刑事诉讼在总体上也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打击犯罪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权。但刑事诉讼直接的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内涵，狭义上应指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应当是保障的重点。我国传统上重打击轻保障，因此既要讲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又要重点突出保障人权。应当将“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条文。同时，他认为强调人权保障并不意味着放弃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而是主张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防止削弱打击犯罪，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强化被害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
（3）刑事诉讼结构观
陈光中认为，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现代法治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审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则。他主张，中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两个三角结构：一个是在审判阶段中，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结构。另一个是审前阶段由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以及审批逮捕、审查起诉的中立裁决者组成的三方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这两种诉讼结构各有长短，两者适当结合最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吸收西方两大诉讼结构的长处来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近似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应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同时又不能完全照搬，应保持法官在庭审中有限的主动性。
（4）刑事诉讼效率观
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上，陈光中主张“公正第一，兼顾效率”。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查清案情，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以一种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决国家与被告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当然，公正的优先地位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效率，不得不对公正的价值作出适当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能过分，否则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真实观
陈光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他不同意否定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即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力求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他主张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由于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证明不能只适用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而是要有层次性，如适用推定等，这样就必须适用法律真实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实不与客观真实相结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观主义。
（2）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定罪证明标准是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其中“事实清楚”是主观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条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对排除合理怀疑关于“接近确定性”或“95%”的解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达到结论唯一性，以严防冤案的发生。
（3）刑事证明理论
陈光中主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在广义上，应当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以及他们所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对于证明责任问题，他主张对举证责任和职务证明责任进行区分，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对法庭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而职务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职责，在诉讼证明中所应达到的要求，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处理性决定时必须具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它要解决的是国家专门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系问题。
（4）刑事证据原则和规则的完善
陈光中主张为了实现证据制度上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据国际人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外国的证据法，应当确立以下原则、规则：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作证特权，传闻证据规则等等。他力主疑罪从无，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上是有罪推定并且是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诉法修改，增加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重要规定，这与陈光中的努力有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陈光中主张建立相对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刑讯获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证据效力；实物证据则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应采取裁量排除原则，即根据违法程度、案件的性质、公益的保护等因素综合加以酌量考虑，具有一定的弹性。在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上，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认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取得并提出相关线索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合法取得，其证明标准为确实充分，至少要达到证据明显优势。 （1）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
陈光中认为，在当前，刑讯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无辜是最大的实体不公。为了遏制刑讯逼供，陈光中主张，扩大刑讯手段的解释范围，即刑讯不仅指对肉体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实现看守所中立，并由其进行全程录像或者录音；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对的沉默权。
（2）完善辩护制度
陈光中始终认为，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的处女作论文中就通过介绍苏联辩护制度主张在新中国建立辩护制度。后又在两次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及发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断完善辩护制度。如主张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当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有权收集证据等。他是最早主张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全程实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强化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陈光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应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他主张在加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扩大被害人的权利。经立法部门和学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之一，赋予了他申请回避权和要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当前他又主张制定新法，创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败犯罪案件侦查手段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在我国的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检察机关取证能力较为有限，难以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在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动和电子或者其他监听形式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我国1996年刑诉法对这些手段均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他建议，修改刑诉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反腐败侦查部门有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2012年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吸收了此建议，将特殊侦查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制范围之内。同时，他特别强调，在强化犯罪侦查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机关权力的制约也非常必要。
（5）二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陈光中认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权利救济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1996年刑诉法修改对二审审判改革力度明显不够。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刑诉法再修改应当坚持全面审查原则、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创建当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审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
（6）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死刑复核程序是最后一道把关的程序，应当向诉讼化方向进一步完善：第一，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必须有辩护人参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应当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参加。第三，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重要证据要认真细致地核实，必要时可以到当地召开不公开的听审会，通知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到场，对证人、鉴定人等言词证据来源加以质证，以便更有效地判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以上部分主张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
（7）再审程序的改造
陈光中认为，我国传统观念上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单纯追求实体公正，具有片面性。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一事不再理）规则、程序安定性与纠正错判结合起来，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被判决人两种情况做不同处理。他认为在再审理念上不能只强调程序终局性而不注意纠正生效裁判实体错误，特别是对无罪错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时候都应当允许申诉，在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后，必须加以改判平反，还无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陈光中认为原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被追诉人的特点关注和权利保障很不够，主张再修改时应专章设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全面调查、分案处理和办案人员专业化的制度；实行指定辩护制度，提高逮捕标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并率先提出增设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以上主张大多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陈光中认为，近些年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实务部门通过开展试点，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能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有利于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并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应当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还应加以规范，使其发挥最大功能，将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以及放纵犯罪或者处罚过轻现象。
（10）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光中教授就率先关注和倡导建立中国的刑事赔偿制度。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尽快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以使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建议，享有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条件，应当包括错误羁押和错判，错判以无罪枉判为限。关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他认为，我国确立刑事赔偿制度时应当以赔偿经济损失为主，赔偿金应当由国库支付。他还建议，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挟嫌报复、玩忽职守，造成错误羁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除了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些建议，后来大多被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所吸收。十多年后，根据法治建设发展，立法机关启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陈光中积极参加修改座谈会，还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对如何改革刑事赔偿制度提出系统建议，其中不少主张为2010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所吸收。 （1）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
在联合国司法准则问题的研究上，陈光中率先敏锐地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1998年，陈光中与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合作推出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是国内最早专门探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中国的实施问题的专著。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准则是从人类社会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准则，我们应当予以尊重。对于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则应当认真、严格地予以遵守，不宜与之发生明显的不协调的现象。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使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在我国能真正得以实现，必要时还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与国际条约相接轨。
2002年，陈光中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书》，并公开发表在《政法论坛》杂志上，他希望通过该建议书促进我国早日批准和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使我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改善，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我国批准和实施该公约的条件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基本具备批准和实施公约的条件。对于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协调问题，他认为，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将来应当对该问题在法律上加以明确，确立优先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对于该公约条款的保留问题，陈光中建议，在批准公约时尽量不保留，把保留和声明的条款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该公约的批准时间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积极创制条件，认真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争取尽快批准公约。
（2）对外国法制经验的借鉴
早在1988年，陈光中主编了《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一书，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专著。在对待外国法治的态度上，陈光中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些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性予以否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特别是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2004年，陈光中教授又主编出版了《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最新变革动向以及联合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条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探讨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提供重要资讯。但是，陈光中教授从来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对外国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1. 《刑事证据制度理论》（合著），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师学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国法律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第一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联合国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第一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并任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司法组织”学科主编），中国网络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第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第一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陈光中法学文选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诉讼法》（第五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学概论》（第五版）（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03年版。
28. 《证据法学（修订版）》（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论检察》（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 《苏联的辩护制度》，载《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合作），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简述》，载《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论封建法制》，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5.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6. 《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国古代的上诉、复审和复核制度》，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赴日本考察报告》（合作），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1期。
10. 《关于检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几个问题》，载《浙江法学》1987年第3期。
11. 《外国刑事诉讼法程序的近期发展趋势》，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形成和特征》，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关于中国的判例制度研究》，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89年第4期。
14. 《处理两岸间刑事法律之我见》，载曾宪义等：《大陆法律学者论“海峡两岸关系暂行条例”》，台湾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新探》（合作），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制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1992年。
18. 《关于反贪污贿赂立法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合作），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与审判结构之探讨》，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望（要点）》，载《93’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1994年1月。
21.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5年。
22. 《孙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法制思想》，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3.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5期。
25.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现况及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27. 《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体会》，载 《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28. 《中国刑事诉讼法之改革》，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3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并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合作），载《中国法学》 2001年第1期。
33. 《论刑事诉讼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6. 《关于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诉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载《证据法论丛》（第8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澳门检察》2004年第5期。
40. 《试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2.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4. 《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合作），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46.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载《法学》2008年第6期。
48.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合作），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49. 《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合作），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诉讼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评说》（合作），载《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作），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合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4. 《再谈刑事和解》，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国语境下的证明责任问题探讨》（合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之公布为视角》，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7.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视野下的二审程序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59. 《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合作），载《法学》2011 年第9期。
61. 《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法学》2012年第11期。 62.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澳门研究》2013年第1期。
64.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作），载《诉讼法学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之探讨》（合作），载《中国法律》2013年第5期。
68. 《严防冤案若干问题思考》（合作），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
69. 《应当如何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期。
70.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期。

6.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有多少部法律

只有宪法和刑法2部大法
其它都是单独的条例或者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