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指导案例91号

㈠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1.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法律上保护的权益。

⑴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⑵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4.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复议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戟，市长。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刘广明诉被申请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刘广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广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广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片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广明。刘广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本案中，823号通知系对建设项目的备案行为，是职权机关就申请人申请备案的项目是否符合项目备案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产生实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是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对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金沙洲公司仅凭该通知是不能实施开发建设的，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刘广明与823号通知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张家港市政府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与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广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家港市政府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823号通知具有行政审批效力。该通知是涉案地块进入征收程序的必备文件。唯有该通知通过，涉案项目才能启动其他程序。因此，823号通知并非只影响到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还直接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产生影响。823号通知将再审申请人的土地纳入项目选址范围，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823号通知的作出，导致再审申请人的土地因涉案项目需被征收的法律后果，且再审申请人作为相关地块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仍未获得合法补偿，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再审申请人与823号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理应受理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二审法院并未就案件情况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询问即决定进行书面审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就本案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广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广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广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另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一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法律适用问题，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询问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

【文尾】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周 萍

㈡ 有关“不可诉行政行为”以及“公法上的利害关系”的案例浅析

        “AB基地项目”，由A公司于2014年12月通过C县发改委转报方式向S市发改委申请项目核准。

        2015年1月，S市发改委作出《关于A公司和B公司合资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A公司、B公司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若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向S市发改委申请延期。

        2015年3月，C县发改委向A公司发出《关于转发<关于A公司和B公司合资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的通知》,将前述批复转发给A公司，并要求A公司严格落实批复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之后，由于土地收储及出让等工作的迟延，导致“AB基地项目”无法在核准文件的2年有效期内开工建设。于是，2016年12月，A公司根据批复的要求，向C县发改委提交了核准文件的延期申请。但C县发改委并未将该延期申请文件转报到S市发改委，导致项目核准文件过期失效。

        出于某些原因，对于上述情况，A公司、B公司皆未提起行政诉讼或向县、市发改委提出任何异议。但B公司的股东之一W公司却认为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准备就该“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

        引例中，W公司拟起诉的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行为属于下级行政机关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并无直接的对外效力。这就不难让人产生疑问：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

        关于不可诉行政行为的类型、范围，主要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人事管理行为、行政终局裁决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以下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1、刑事司法行为；

        2、行政机关的调解或仲裁行为；

        3、行政指导行为；

        4、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5、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6 、过程性行为（包括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

        7、根据法院文件作出的执行行为；

        8、上级对下级作出的行为（如检查、听取报告等）；

        9、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行为（如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

        10、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不难发现，W公司拟起诉的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列举的 “层报”类过程性行为 ，并且其不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力。故而，笔者初步认为该行为的可诉性存在问题。

        部分研究者认为，行政行为需具有职权性、单方性、效果性。职权性，即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的行为；单方性，即以行政主体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 效果性，即该行为发生了法律效果。[1]  内部行政行为对外不直接发生效力，因而并不具有效果性，一定意义上也不具备单方性。

        在《颍上县恒运矸石厂、安徽省颍上县凯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中，最高法院认为，行政行为需具有单方性、个别性、法效性。“ 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 。” 就本文引例而言，C县发改委的内部层报行为，显然不具有直接对外的法效性。

        不过，前沿行政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早已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及其可诉性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指导案例69号：王明德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认为，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按照该指导案例及相关观点，过程性行为要获得可诉性， 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具体到本文引例，为便于讨论，我们假设准备起诉的系行政相对人A公司，笔者认为A公司似可通过提起针对S市发改委的不作为（即对其延期申请无任何反馈）获得救济。本案行政法律关系实际发生于行政机关S市发改委与行政相对人A公司之间，C县发改委仅起接受材料和内部层报职能。对于A公司而言，其关注的事实应该是提交的延期申请未获市发改委答复，而不是C县发改委是否履行了内部层报手续。因而， 本文引例的过程性行为并不满足最高院在指导案例69号中明确的可诉性条件 。

        本文引例中，作为行政相对人的A公司以及A公司的合作方B公司皆不准备采取维权措施，B公司的股东之一W公司却有意起诉。那么，W公司是否属于适格的原告？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对“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进行了列举式解释，但该等解释不能用来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在《王龙英、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登记管理(房屋登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983号”）、《关卯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建设行政管理:其他(城建)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361号”）以及《刘英超、上海市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29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皆认为：

        1、 在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是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并不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2、公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为重要标准。

        3、只有行政实体法对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明确加以保护的情形下，该权益才能成为行政法上受保护的权益，当事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并取得可请求司法保护的原告主体资格。换言之， 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

        4、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评价，主要依据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等影响，因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

        具体到本文引例，笔者认为：

        1、A公司作为行政相对人，具有成为相关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的可能性。

        2、B公司作为A公司的合作方，且系项目核准批复中明确的“AB基地项目”的建设方之一，故而其项目建设和经营权可被认定为属于与核准行政行为相关的利益，具有成为相关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的可能性。

        3、W公司是B公司的股东，在民商法的私法层面，享有相关股东权益，并通过股权对于“AB基地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具有私法上的利害关系。但是，若讨论其通过股权所建立的利害关系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公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笔者暂持否定态度。

        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以及原告的主体适格性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的常见争议焦点，律师办案及司法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本文引例案情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反映的问题却十分典型，故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总结，望能产生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1] 周律格. 试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和其可诉性[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8)第31卷第10期：86页

㈢ 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是不是行政法法律渊源

行政法的渊源，是指行政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和来源，一般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行政法的其他渊源。

㈣ 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案例

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田永案的判决揭示了一个重要原则——正当程序。判决指出，处理决定涉及受教育权时，作出处理的单位必须直接向被处理者宣布决定，允许被处理者提出申辩意见。忽视申辩权利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尽管在判决时，法官们可能并未明确运用正当程序原则，而是基于朴素的程序正义观念，判决后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公布，该原则的运用得到强化。公报修改了“原告”、“被告”的称呼，改为“被处理者”和“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并明确违反程序原则的法律后果——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这直接导致了退学处理决定的撤销。田永案判决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虽最初被忽视，但最终通过公报的公布，其重要性得以凸显。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例回应了学术界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呼吁，填补了中国行政立法的空白。它昭示了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视，以及在个案中大胆运用法律原则的勇气。这一判例超越了个案的意义，对于规范行政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具有深远影响。它鼓励了其他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类似情况下遵循正当程序，推动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值得我们肯定与效仿。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是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准则。

㈤ 2024年司法考试教材推荐

2024年司法考试推荐教材主要有《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案例分析指导用书》，此书由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案例分析指导用书编辑委员会组编，法律出版社出版。它以考试大纲为依据，运用以案说法形式，将知识性内容与现实案例讲解相融合，是备考的重要资料。

查看历年真题也是备考不可或缺的环节。涵盖单项、多项、不定项选择题等题型，解析依据法规变化进行，帮助考生熟悉考试模式，提高答题速度和准确性。

法考考试科目包含民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国法、理论法、商经法等8大部门法。备考时，理论学习与实践做题相结合，常备错题本记录易错题，形成知识点思维导图，强化理解记忆，提高效率。

关于备考时间，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周期。一年备考周期较长，适合从当年12月至下一年司法考试前，春节前重点学习刑法、民法，春节后开始正式备考。每天投入3-4小时，周末增加至7-8小时，全年备考超过1600小时，做题量超过14000个。

适中周期为7个月，从3月至考试前。全年备考超过1000小时，做题量超过10000个，适合大部分考生。

若已有基础，选择4个月短周期备考，从6月至考试前，全年备考超过650小时，做题量超过6000个，适合突击型考生。

㈥ 我国三种行政法规的适用范围是什么_

以往行政法规多用“通知”发布，以文件的形式上传下达。根据国办发〔1988〕版25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权进行政法规发布工作的通知》的精神，行政法规现在都用“命令(令)”发布，而且经国务院总理签署公开发布的行政法规均由新华社发稿，《国务院公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就提高了行政法规的权威性，使行政法规及时被社会和公众知晓，便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全体公民执行和遵守。

㈦ 行政法 案例分析题

不适当。不符合行政处罚中合法原则。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合理合法原则。处罚要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王某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适用个体饮食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工商部门对其没收非法生产的雪糕和违法所得行为是合法的。但对于王某多处罚的1150元不合法，因为王某该行为与被判刑刚出狱无关，法律没有规定被判刑人员在处罚时可以多处罚，因此工商局的处罚行为不合法。

㈧ 2024司法考试买什么教材好

司法考试优选教材推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案例分析指导用书》、《客观题指导用书》、《客观题汇编及解析》。教材更新不必追求每年一次，旧版资源仍能支撑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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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书籍发行时间

每年三四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如约而至。依据司法部大纲，结合法律法规修订，全面更新内容。此书作为法考参考资料，对备考人员系统复习与应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