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最高法院行政法适用司法解释
『壹』 1990年以前的行政行为,现在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吗
给你一个司法解释,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本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专关于《行政诉属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
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993年2月15日 (199)民他字第10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豫法(告)请(1991)38号《关于不服工商行政机关的查封、划拨通知书能否按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受理的请示》收悉。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即:开封市工商局1988年对开封市曹门经销部作出冻结划拨酒款通知书,并以“白条”为收据提走其件川曲酒替开封市豫川副食品联营公司冲抵货款的行为,是行政侵权行为,但案发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曹门经销部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
『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第一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先予执行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赔偿。第二条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罚款或者拘留措施的;
(二)超过法律规定金额采取罚款措施的;
(三)超过法律规定期限采取拘留措施的;
(四)对同一妨害诉讼的行为重复采取罚款、拘留措施的;
(五)其他违法情形。第三条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依法不应当采取保全措施而采取的;
(二)依法不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解除,或者依法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不解除的;
(三)明显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采取保全措施的,但保全财产为不可分割物且被保全人无其他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担保债权实现的除外;
(四)在给付特定物之诉中,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保全措施的;
(五)违法保全案外人财产的;
(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被保全财产毁损、灭失的;
(七)对季节性商品或者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未及时处理或者违法处理,造成物品毁损或者严重贬值的;
(八)对不动产或者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定动产采取保全措施,未依法通知有关登记机构不予办理该保全财产的变更登记,造成该保全财产所有权被转移的;
(九)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
(十)其他违法情形。第四条违法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先予执行的;
(二)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先予执行的;
(三)其他违法情形。第五条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包括以下情形:
(一)执行未生效法律文书的;
(二)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和范围执行的;
(三)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
(四)应当恢复执行而不恢复,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
(五)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
(六)违法将案件执行款物执行给其他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
(七)违法对抵押物、质物或者留置物采取执行措施,致使抵押权人、质权人或者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无法实现的;
(八)对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财产毁损、灭失的;
(九)对季节性商品或者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执行措施,未及时处理或者违法处理,造成物品毁损或者严重贬值的;
(十)对执行财产应当拍卖而未依法拍卖的,或者应当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而未依法评估,违法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
(十一)其他错误情形。第六条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殴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以及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予以赔偿。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二)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标的物错误的,但人民法院明知该标的物错误仍予以执行的除外;
(三)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或者变卖的;
(四)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不可抗力、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后果的;
(六)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第八条因多种原因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金额。第九条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减轻国家赔偿责任。
『叁』 近亲属的定义范围
法律分析:近亲属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有不同的范围界定。在民事法律领域,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根据《行政法司法解释》,近亲属除上述以外,还包括其他有抚养或者赡养关系的亲属。刑事诉讼领域,近亲属则不包括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八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 第十四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近亲属起诉时无法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取得联系,近亲属可以先行起诉,并在诉讼中补充提交委托证明。
『肆』 是什么原因造成重大事故频发应该如何管理最有效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摘要】
作为安全生产领域最常见的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其立法的完善能有效地从刑法学的角度促进和保障安全生产体系的完善。虽然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其第一条就是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与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扩大了犯罪主体,并提高了刑罚。但是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仍存在缺陷,具体表现为:犯罪主体单一、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增加罚金刑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本文就是是对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种、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等三个问题。
【关键词】重大责任事故罪 犯罪主体 单位 罚金刑 危险犯 量刑
前 言
在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多发的一类业务过失犯罪,近几年来由于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得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发挥刑罚功能成为备受国内外重视的一个问题。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其第一条就是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扩大了犯罪主体,并提高了刑罚。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上述规定,犯罪主体范围较窄,对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组织、无证生产经营单位、人员或者包工头难以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必要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而且条文的法定刑过低,不能有效遏止新形势下安全生产领域里违章作业和违章指挥现象。因此,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规定,将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修正案对原条文作如此修改:一是将该罪的犯罪主体从原来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扩大到从事生产、作业的一切人员,把目前难以处理的对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个体、包工头和无证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都包括在内了;二是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最高刑从原来的七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
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发挥了刑罚惩治安全责任事故类犯罪,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含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功能,有效地从刑法学的角度促进和保障安全生产体系的完善。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规定存在着缺陷,即主体范围单一、危害结果的样态、法定刑刑种的配置简单等。完善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应该将单位列入犯罪主体范围,同时在刑种设置方面增加罚金刑;增设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
一、 重大责任事故罪增加单位犯罪
根据重大责任事故罪现行刑法条文的表述,理论界通说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而且为特殊主体,即生产、作业中的从业人员。凡不具有这一特定身份的人不能构成本罪(比如在生产作业场所的参观者),单位也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但笔者认为现行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仅限定为特殊主体的自然人是该罪立法上的缺陷,不能适应遏止安全生产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多发势头的需要,单位理应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
(一)外国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立法情况
一些外国刑法把重大责任事故罪列入业务过失犯罪,主体也不仅限于特殊主体,比如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在责任事故犯罪中对法人追究刑事责任,法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有三种:非故意杀人罪、非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罪、对他人造成危险罪,对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责任事故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法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对于重大责任事故负刑事责任的单位,除了适用罚金刑外还可以同时适用一种或多种资格刑。这些资格刑包括:解散法人;永久性或最长5年期间,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禁止公开募集资金;永久性或最长5年期间,关闭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机构或一家或数家机构、置于司法监督之下、排除参与公共工程等。
在现行的西班牙刑法典中,并非所有的责任事故罪的主体都有法人构成,只有第316条规定了构成违反劳动保护规则罪(类似我国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主体可以是法人。
(二)单位成为安全生产责任事罪主体的现实性
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我们在追究生产作业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的同时,很自然会考虑到该行为是其自己意志下的行为还是履行单位意志的行为。如果是由于在自己意志支配下主观上出现过失,进而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该生产作业人员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从事了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行为产生的利益又是归单位所有),因而发生严重后果的,这种现象我们如何看待如果从业人员也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那么利用强势地位将自己意志施加于从业人员的单位又构成什么罪呢2007年4月17日(以下简称为“4.17”事故)笔者所处的舟山市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一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为赶工作进度,明知舱内未按安全管理规定配备良好的通风设施,公司集体讨论后还是要求一班组长带领多名打磨工在短时间内完成在建船只淡水舱的打磨涂装作业。由于缺少通风设施的原因,打磨工从舱壁打磨下来的油漆粉尘充满整个淡水舱无法及时排散。当打磨机碰到已经裸露的金属舱壁时飞溅的火星迅速引燃了舱内空气中高浓度的油漆粉尘,致3人重伤,多人轻伤。对这么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公司决策层的意志反映了公司的意志,公司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其违章意志从从业人员的作业行为里体现出来,但是由于法无明文规定,无法对该公司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类似的一些生产经营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强势地位将单位意志施加于从业人员进行违规作业的现象比较普遍。据统计,笔者所在的舟山市2006年、2007年共有14个人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有6人因接受单位指令违规操作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追究责任,虽然事故单位在行政责任上受到处罚,但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未规定单位犯罪,使得这6家单位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上的缺位,使该罪丧失了打击和威慑功能,未能体现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的理念。
(三)单位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的可行性
1)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说的单位指的是生产经营单位,是合法和非法从事生产或者经营的基本单元,包括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从定义上看,笔者认为其涵盖了刑法学上单位犯罪所指的“单位”的内涵,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的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成为刑法学上单位犯罪主体,除此以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以及按照自然人个体经营进行注册的,触犯刑法的均以自然人犯罪论的结论。
2)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特征。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那么单位在罪过形式上是否存在着过失呢目前理论界存在着否定论和肯定论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单位犯罪在罪过形式上存在着过失,在重大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单位的过失。理由是:第一,刑法条文直接认同单位在罪过形式上是否存在着过失,最明显的是97刑法第229条第3款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该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重大失事,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要求主体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刑法不仅将本罪规定为单位犯罪,而且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第二,刑法条文中未规定处罚单位,但规定了过失单位犯罪,如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该罪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刑法明确将本罪主体规定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第三,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在修订前是涵括在79刑法第11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之中的,修订后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规定在刑法中第134条。这种重大责任事故的过失行为与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过失行为实际上并无区别,一个为单位犯罪,存在着单位主观罪过上的过失,一个只规定为为个人犯罪,显然现行刑法在上述条文上表述的差别显示两个罪名互相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现行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也存在着单位主观上的过失。
3)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客观特征。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客观特征是单位犯罪的行为方式,它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除了单位中直接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生产作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的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表明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系单位行为的特定客观条件,这就是单位犯罪行为必须是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的决定实施。一是单位集体决定,是指经过单位决策机构决定。例如公司的董事会,其他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决策机构一般是指有关的行政组织的领导人员经集体研究决定,如上文提到的“4.17”事故,公司集体讨论,命令一班组长带领多名打磨工不切实际地赶进度,就是单位集体决定,反映单位的意志。单位集体决定是单位犯罪常见的行为方式;二是负责人员的决定,是指根据法律或单位章程规定,有权代表单位行为和个人决定,如公司、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决定等,值得指出的是负责人员的个人决定须以单位名义实施,利益归单位所有。如:笔者所在市的一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因单位工程需要,责令本公司专门负责架子搭建、拆除的班组长叫来7名工人对一船舶周围的脚手架进行拆除,为降低用工成本,未按规定进行培训教育、制订操作方案,直接指挥该7名新工人作业,造成1人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该起事故很明显是负责人员个人以公司名义决定了用工行为,利益(原本用于新工人培训教育的金费)归公司所有。
笔者认为,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所设定的犯罪是以自然人为基本主体的,绝大多数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都是在自然人犯罪规定的基础上作补充性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亦然。根据上文分析,将单位列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能体现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体现刑法打击犯罪、威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也能使得 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与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在条文表述上显示两个罪名互相之间应有的协调。
二、 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增加罚金刑
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刑种结构过于单一。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所配置的刑种,只有自由刑,即有期徒刑和拘役。法官在量刑时,除了适用自由刑外,没有其它刑种可供选择。然而,国外刑法不仅仅重视自由刑在惩治责任事故犯罪中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作用。例如在法国,自由刑和罚金刑是责任事故轻罪的基本刑种。对于所有的作为轻罪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犯,法国刑法规定应同时适用自由刑并科罚金刑;对于作为违警罪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则单处罚金刑 。在日本现行刑法的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中,都单独或者在自由刑后规定了罚金刑。这是因为,近现代以来,自由刑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这在过失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罚金刑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罪犯间“交叉感染”、“重新社会化难”等弊害;罚金刑可以增加犯罪成本、从经济上削弱再犯罪能力,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敢违规作业、敢强令冒险作业的主观上都出于贪利目的(比如在小型露天矿山作业中敢采用扩壶爆破兜底蹦落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工艺,其目的可能就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追求利益最大化);罚金是惩治法人犯罪的最佳手段,在上文论述中笔者对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做了论述,认为该罪理应有单位犯罪,由于法人的虚拟性特点,对法人无法适用自由刑,但法人有一定财产,而罚金是以剥夺一定的财产为内容的刑罚;罚金具有经济性、附加性等等。因此罚金刑成为现代各国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要刑种之一。
为了通过司法渠道有效遏止安全生产领域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预防、减少重大责任事故犯罪,达到刑罚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设置,增设罚金刑。罚金刑的设置方面,建议在重大责任事故罪条文中规定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根据犯罪的情节和犯罪单位、犯罪人的具体经济状况予以适用。
其实我们还发现法国等国家的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除了适用罚金刑外还同时适用一种或多种资格刑,比如剥夺一定期限的从业资格、或终身禁止从事某种行业、限期停业整顿、剥夺单位的某项经营权利等,国内有学者也曾著文要求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中增加资格刑。但笔者认为对单位处资格刑目前条件并不成熟,也不是非常迫切。首先,我国刑法中的刑种不包括资格刑,为了在重大责任事故罪里设置资格刑,对现有刑法刑种理论,刑法总则、分则众多条款做较大的变动,立法成本过高不大切合实际,只能等到条件成熟时;其次,类似上述法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资格刑,目前在我国一些行政法中都能找到出处,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规定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种类一共八种,包括了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有关许可证、暂停或者撤消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关闭等。现阶段,当出现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后安全监管部门完全可以依法暂停或者撤消责任人员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虽然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处罚,就象罚款与罚金,但从立法理论的支撑、立法的成本来看,责任人资格已依行政法被暂停或者撤消,由于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刑量时再处暂停或者撤消责任人员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资格刑现实意义不是最大。
三 、重大责任事故罪增加危险犯
国内外刑法学界关于过失危险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在多个国家的刑法中,重大责任事故罪包含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样态,比如法国。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只有实害犯(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才能构成),不承认危险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以及维护安全生产、预防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角度出发,设立重大责任事故的危险犯是安全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肯定,当前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绝大多数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着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据统计,去年笔者所在舟山市工矿商贸领域共发生36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从事故调查情况来看,所有责任事故发生前都存在着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所谓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以下称总局令第16号)解释,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总局令第16号还把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立即整改的)和重大事故隐患(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从上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定义的表述,我们认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定义等同于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实践证明我们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大排查治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力度,就能最大限度地遏止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从公权力的角度看,督促有行政手段,还有刑事手段。完善现有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设置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犯,就能通过刑事手段遏止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基于刑法罪刑均衡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一般认为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设置要明显轻于实害犯罪。这是由过失危险犯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行为人不是故意危害社会而是过失误犯,给社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危险状态,而非严重实害结果,行为人对此种危险状态的出现持根本否定态度,从主客观角度来看,其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实害犯罪。过失犯多发生在伴有较高风险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中,但人们又无法离开这些生产、生活,同时受刑罚手段局限性的的限制,刑罚此时只能充当保护社会生活秩序的辅助手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过失犯罪应持一种宽容态度。因此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危险犯,笔者认为只有行为主体的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的出现才构成犯罪,对于重大事故隐患定义中的“危害较大”的把握,我们可以结合国务院颁布的《事故报告和事故调查条例》事故等级的划分予以确定,综合各方面因素,以有可能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指造成3人以上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为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构罪的标准。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应当适用较轻的刑量,最高法定刑应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为宜或直接适用罚金刑。
综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完善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致使存在的事故隐患足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三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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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单位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研究 申柳华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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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责任事故罪自然人主体研究——对来自全国63个重大责任事故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 申柳华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伍』 最高院行政诉讼法解释
导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现就有关条款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五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第六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第七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第八条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第九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其他行政协议。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第十三条 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第十五条 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第十六条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准用民事案件交纳标准;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适用行政案件交纳标准。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民事争议,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
(一)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
(二)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或者协议管辖约定的;
(三)已经申请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
(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的民事争议。
对不予准许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民事争议应当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审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不另行立案。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在调解中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应当分别裁判。当事人仅对行政裁判或者民事裁判提出上诉的,未上诉的裁判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全部案卷一并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未上诉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第二十二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二十六条 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陆』 司法解析是指什么
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追溯性,法院认为,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不应简单地应用可追溯性原则追溯到解释的法律生效时间,或以可追溯性原则确定为司法解释的实施之日。司法解释考虑其解释的内容和审判实践的应用,专门确定可追溯性标准的,应当依照其规定确定。
司法解析包括司法解释、检察解释、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两种。审判解释,指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审判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约束力,是办案的依据。检察解释,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对各级人民检察院具有普遍约束力。
司法是施行法律的一种方式,对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律的功能、维持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法所适用的法律包括民法、行政法等具体的法律。民法、行政法等有时候是指部门法,有时候是指法典或单行法,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宪法等部门法都有各自的法典,民法、行政法是以分散的单行法的形式出现,没有具体的法典。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第十六条 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负责。 涉及不同审判业务部门职能范围的综合性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起草或者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起草。
『柒』 2006行他字第12号行政法司法解释是否废止
没有废止,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回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答》第八条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捌』 结合行政法两大基本原则,分析行政瑕疵有哪些表现
行政瑕疵表现有:
1.行政违法
2.行政失职
3.行政越权
4.行政滥用职权
5.事实依据错误
6.适法错误
7.程序违法
8.行政侵权
9.行政不当
一、行政违法形态界定
行政违法形态,即行政违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的具体化,如同民法上侵权行为形态一样,主要具有法定性、客观性和交叉性的特征。(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页。)由于行政违法形态的复杂性,立法和理论上对其往往有着不同的归类,各国也有不同的认识。例如,美国法律规定的行政违法形态主要有:(1 )非法拒绝履行的或不当延误的机关行为;(2)独断专横、反复无常、 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不合法的行为;(3)同宪法规定的权利、权力、 特权与豁免权相抵触;(4)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规定的权利;(5)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6)没有可定案证据作依据;(7)没有事实根据。(注:参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条,见行政立法研究组编译《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页。)而在英国,法院判例产生的行政违法(越权行为)形态主要有:(1)违反自然公正原则;(2)程序上的越权;(3)实质上的越权包括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权力滥用以及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注: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2页。)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的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的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44、45、46、47、48条,见《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41页。)在我国,理论上对行政违法的表现形式的概括也是不相同的,如有人将行政违法分为实体上的行政违法(其主要表现形式有行政失职、行政越权、滥用职权)和程序上的行政违法(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手续瑕疵、形式瑕疵),还有人则提出行政违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权、滥用权力和侵权行为。(注:见张尚@①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另外,在理论上还有行政瑕疵的提法。(注:朱进、陆春阳:《试论行政瑕疵的后果及其承受》,《安徽律师》1993年第3期,第33页。 )我国立法上有关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4条和《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列举,但它们的规定是略有差异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违法形态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等六种,而《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行政违法或不当形态包括程序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职责(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责)、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错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等。目前,人们大多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据来探讨行政违法的形态即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对行政违法(或不当)形态的探讨,以这些规定为参照系还是可取的,但是又不宜完全局限于这些规定范围,因为这些规定本身尚存在一些欠缺:如这些规定只是关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概括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创制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的违法,区分行政违法的标准不一致(如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相对于违反实体规范的行为而言的,但《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复议条例》并未规定实体违法的表现形式)。有鉴于此,我们结合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借鉴我国台湾学者洪家殷先生关于违法行政处分的具体形态划分,(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 月版。在台湾,行政处分概念类似于大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所谓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的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台湾行政程序法第86条),这一界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相当接近。大陆地区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将行政违法区分为行政错误、行政越权、滥用职权、程序违法、内容违法等几种形态(或具体表现形式),当然每一形态中还可包括若干具体情形。
二、行政错误
关于行政错误,我们在此作一种扩大化的理解,即指行政行为在内容或形式上所表现出的错误。凡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文书记录上的错误(意思表示方面的错误)、意思形成方面的错误,皆属行政错误。行政错误又可分为下列具体情形:
(一)事实错误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基于必要和适当的客观事实,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应明确地认定相关的事实。事实的存在及其正确认定,是行政行为能够成立的基本事实要件,是行政行为正确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事实不清,或者认定事实错误,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出某种行政行为的事实,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事实,或者事实未经充分调查而确定,都应属于行政行为在事实方面的错误,从而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为违法行为并否认其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行政处罚法》第30条更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当然事实是否清楚,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的。如果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准确性,即可认定行政行为不符合事实上的要求而构成行政违法。因此,《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虽提供证据却缺乏主要证据,或者提供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的,都可归属于事实不符的情形。
事实错误的具体情形包括:第一,实际上不存在的事实或只是一种假想的事实;第二,未经调查取证或者未获取充足证据的;第三,事实认定错误的。认定事实的常见错误有对象认定错误、事实性质认定错误、事实真伪判断错误、事实的情节(如确定公民违法事实的程度)认定错误等。(注: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一书中关于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年版, 第347—350页。)
(二)法律适用错误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法律适用错误这种违法形式,只能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的违法。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理论和实践部门的专家学者多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注: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另有人认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程序法规定,或者依据了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或条款,或者适用的法律法规或条款不是调整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或条款。”(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还有人认为“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没有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办事,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法规、规章。”(注: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我们认为, 既然法律适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法律适用而不包括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是指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具体运用于各种特定的事件或者对象的活动,那么法律适用错误就应是指在法律适用活动中的依据法律错误(包括不同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同的条款)、理解法律错误、法律适用与具体的相应事实不相一致以及规避应适用的法律规范。至于所适用的法律范围,人们大多认为(甚至《行政复议条例》也规定)不仅包括法律和法规,还包括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即其他规范性文件)。我们认为,在形式上仍应限定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法规两种形式上,不宜扩大。因为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只能作为“参照”(并不能直接援引),对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则可以完全无视其规定,而且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必须符合法律或者法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能完全离开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只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是否正确,判断的依据也必须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行政机关在法律适用上应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相一致。否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合理公正就会有多个不同的标准,这样必然引起行政违法认定的混乱。
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的具体情形,人们也往往有不同的归类,理论界众说纷纭。如有人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适用法律法规性质错误;二是适用法律法规条款错误;三是适用法律法规对象错误。(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63页。)另有人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下列情形:(1 )适用规范性文件错误;(2)适用规范性文件的条文错误;(3)适用规范性文件的款、项、目错误;(4)适用法律概念错误或错误解释了法律概念。 (注:朱新力著《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对此,根据实践中的各种具体情形并借鉴有关学者的看法,(注:关于法律适用错误有人概括为十种形式,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第351—352页。)我们将法律适用错误归结为如下几种具体情形:
其一,应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如应适用《商标法》却适用了《药品管理法》;
其二,应适用效力层级高的法律规范却适用了效力层级低的法律规范;
其三,应适用此条款却适用了彼条款;
其四,应同时适用几部法律或法规的规定、或者应同时适用几项法律条款,却只适用了其中一部法律或法规规定或者某一项条款;或者应适用一项条款,却适用了几项不应适用的条款;
其五,适用了尚未生效的法律规范;
其六,适用了无权适用的法律规范;
其七,适用了已经被废止、撤销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文;
其八,应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一般法;
其九,规避应适用的法律条文;
其十,错误解释或理解法律规定;
其十一,法律的依据与事实不相符合,如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行为人准许其从事一定的活动。
(三)文书记录方面的错误
文书记录方面的错误,往往是指一种明显的错误,它是指行政主体主观上所欲表达的意思与文书记录实际表达的内容相冲突而且容易被明显地辩识,例如误写、误算、电脑错误等。因此,这类错误是意思表达方面的错误。对于这类错误行为,一般不将其作为行政违法看待,但它存在瑕疵,行政主体必须及时予以更正。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可随时对行政行为中的书写错误,计算错误以及类似的明显错误进行更正。错误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得更正之;行政机关有权要求递呈需更正之文书。”(注:行政立法研究组编译《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 行政诉讼法规汇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四)意思形成错误
意思形成错误,是指行政主体及其人员在主观意思(及其能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存在欠缺而影响其真实意思从而致使行政行为违法。我国台湾学者洪家殷先生认为,有关意思形成的瑕疵方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合议制机关之组织及构成因未合乎法律上的规定,而影响其意思之决定并致使所作成之行政处分违法;二是作出行政处分的公务员在意思形成上有瑕疵。(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 《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4页。)借鉴此种分法, 我们将意思形成错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组织)的意思构成错误;二类是行政公务人员的意思形成错误。
其一,行政机关的意思构成错误
行政机关的意思形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如应回避的人仍参与作出行政决定、应由合议而决定的行为却只由首长一人决定。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8条关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对于一般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具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但“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如果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非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则属于意思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违法,这种处罚决定应无效或者撤销。
其二,行政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
行政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即指公务人员作出行政行为时欠缺正常的意思能力,或者因受到诈欺、胁迫或收受贿赂而影响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基于错误的意思(如重大疏忽)判断。从各国的立法及判例实践来看,对于这类因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非都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是区分各种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有的意思形成错误被认为是违法,有的意思形成错误则并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主要有下列几种具体情形:
(1)行政行为基于错误的意思而作出。 对于此种情形是否违法不能一概而论,如在德国,一般只要客观上与现行法相一致即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授益行政处分中,若其结果未违反强制规定,亦非为受益人或第三人所误导,则该错误基于信赖利益之保护,应不构成瑕疵之要件;惟在负担行政处分,因其同有损于公益及私益,所以应为得撤销。日本之通说主张,民法上有关错误之规定不能适用于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不得以其本身有错误为由,而视为无效或得撤销,只有于其内容系不可能或违法时,始以其内容为不可能或违法为理由,决定应为无效或得撤销,但原则上,仍依其所表示者发生效力。”(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6页。)
(2)受到恶意诈欺、胁迫或收受贿赂而作出行政行为的。对此种情形,一般认为构成违法。(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页。)(3 )公务人员丧失意思能力(如无意识或精神失常)而为行政行为的。对于此种情形,由于公务人员此时已不能代表所属机关或组织的意思,应将其认定为无效行为。
三、行政越权
关于行政越权,国内大多依《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称之为“超越职权”。目前关于行政越权的认识,我们认为还存在如下欠缺:
其一,只将其视为一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越权的概念界定上,从目前学者们和实践部门的专家的理解来看,大多将其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范围内。这些具有典型性的观点如:(1 )行政越权是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权限和权能)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注:朱新力:《论行政越权》,《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页。)(2)超越职权,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律、 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注: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3)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授权、委托范围。(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我们认为,将行政越权这种违法形态仅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是不完全的。不仅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越权之情况,而且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创制行为也存在超越职权的情形,如超越法定的立法权限范围、事务范围、超越授权范围等。这些情形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并且也为行政越权的具体表现。
其二,将程序越权也视为行政越权。人们一般认为,行政越权不仅包括实体或内容上的越权,还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方式、步骤、期限等情况即属程序上的越权。(注: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 页;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第392页。)我们认为, 越权是对权力及其界限的超越,它应是对实体权力或管辖权的超越,而对未按法定的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的,将其归属于程序违法或方式违法更为妥当。
其三,将行政越权的主体只限定在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从目前对行政越权的界定来看,各种观点都将其在主体方面作了限定,只限于行政主体或者行政机关。我们以为,无论何种组织或者人员,只要它们无权而行使或者行使超过法定的权力及其界限,皆应属于行政越权之范围。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行政越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超越法定的权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属于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或者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及其人员在无法定授权或委托(或者超越授权或委托的范围)的情况下而越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关于行政越权的具体表现,可概括为如下几类:无权限、层级越权、事务越权、地域越权、内容越权、内部越权。
(一)无权限
无权限,是行政越权中的最严重违法形式,它是指越权的主体实施了根本就不具有的职权的行为,该类越权行为是一种当然无效的行为。这类无权限的越权行为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无权行使了有权”。在实践中,无权限的具体情形主要有:
其一,行政机关行使了非行政权力的行为。在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分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和立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否则即表现为无权限。如无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于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却自己强制执行的,就属于此种情形;又如对于刑事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而行政机关决定不予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则属超越了行政权范围而行使了司法权。
其二,其他国家机关越权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的行为。如人民法院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也属“无权限”行为。
其三,内部行政机构行使了外部行政机关的职权。如行政机关的内部科、处、室及派出机构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有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对外行使职权。
其四,行政机关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社团体和其他组织或个人在无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情况下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职权。
其五,行政机关被撤销或由于被分解、合并,其行政职权已丧失或转移后,仍以原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原行政机关的职权。行政机关丧失作为行政主体的资格后,如仍以原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的,就造成了一种无权限的越权行为。
其六,受委托人的行政委托权限终了后,仍继续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
其七,党组织直接行使行政权或者与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权。党的各级组织应依照党章的规定进行活动而无权对公民或组织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否则即超越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
其八,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未任职前或免除职务后的时间内实施行政行为。
(二)层级越权
层级越权或称纵向越权,是指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上级或下级行使了另一方的行政职权。实践中,层级越权主要表现为两种具体情形:
其一,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此种情形可形象地概括为“小权行使了大权”,对此类行为属于越权并被认为违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没有异议的。
其二,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此种情形可形象地概括为“大权行使了小权”。对该类行为是否属于越权或违法行为,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原则上,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下级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也应属于违法行为。从目前立法关于上下级行政机关职责权限的划分来看,表现为四种状况:一是立法明确规定职权属于上级行政机关;二是立法只规定职权属于该行政机关系统行使,并未区分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权限范围;三是上下级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四是立法明确规定某种职权属于下级行政机关行使。我们认为,当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第四种情形(即属于下级行政机关行使的法定职权)的权力时,属于越权。虽然上级行政机关享有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并不能以此认为上级行政机关可以直接代行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这是因为:上级监督权的存在旨在避免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或矫正其违法;下级行政机关并非上级行政机关的地域代表,其设置及其权限并非出自上级行政机关,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如果允许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那么下级行政机关也就没有设置的必要;另外,将会妨碍到公民救济权的行使(上级行政机关是复议机关,而上级行政机关直接代行会使复议失去意义或者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上级行政机关直接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并非绝对排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承认它的合法性。例如在德国,依据下列理由上级行政机关可以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1)事实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致下级行政机关难以行使权限;(2)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无从到达时;(3)或因情况急迫有由上级行政机关介入的必要。(注:参见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29页注释。)
(三)事务越权
事务越权,即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或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时,超越本机关的主管权限范围。在我国,法律按行政机关主管事项的不同性质来确定其行政职权范围,不同的部门有着不同的事务主管权限。如果一行政机关超越了本部门的主管范围而行使了应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则属于事务越权。事务越权又可称为“横向越权”。如吊销食品卫生许可证属于卫生部门的权力范围,工商行政机关却作出此种行为即属越权。在行政执法活动实践中,行政机关超越其主管权限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地域越权
地域越权,即行政机关超越了其行政职权行使的空间范围。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往往有着一定的地域限制,即其空间界限,行政机关只有在其管辖的空间范围内行使其行政职权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即属超越地域管辖范围而应归入无效。这种越权一般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两个职责相同的行政主体之间,如甲地的税务机关到乙地税务机关的管辖地域征收税费。
(五)内容越权
内容越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超越了法定的范围、程度等内容。内容越权的具体情形主要有:(1 )超越法定的时间范围(并非指超越程序上的法定期限,此种情形属于程序违法,在此不予涉及)。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可以扣留船长职务证书,但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此,六个月时间即为有效的时间的范围,否则就构成越权。(2)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围。 即行政机关不在其法定的裁量范围内选择或决定。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围包括超越法定的行为的种类(如公安机关在治安处罚中作出拘留、罚款和警告以外的处罚)、法定的数额幅度和对象适用范围等。(3)被授权组织超越法定的授权范围。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必须在法定的授权范围内行使,否则即为越权无效行为,这类越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被授权组织承受。(4 )受委托组织超越权限委托范围。受委托组织应当在委托行政机关所依法委托的权限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也应属于越权行为。在实践中,受委托组织有三种情形:一是非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其他组织;二是属于委托行政机关系统的内部机构;三是其他行政机关(如在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县或市公安局可以将五十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委托乡政府行使)。人们一般认为,受委托组织自行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行政机关承受。我们认为,这种将该类越权情形都视为委托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是不适当的,而应区别不同的情形。对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越权以其所属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其法律后果应由行政机关承受;至于非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受委托组织和其他行政机关的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应由它们自己承受。
(六)内部越权
内部越权,即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的内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相互间逾越职权。人们一般忽视对此种越权行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