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之母的国家

㈠ 为什么法国行政法比较发达

1.
公私法之二元分化

公私法之分自古罗马有之，而在法国自
17
、
18
世纪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
一国家的形成、
产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形态
——
私权和
公权，
并以此为调整对象分别形成了法国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
门
——
私法和公法，至此方使公私法二元制度结构在法国成形且得以极大发展。

2.
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
法国有两种法院体系。一种是普通法院，也叫私法法院，这种法院审理除行政案件以外的
所有案件。
另一种就是行政法院。两种法院均有各自明确的审级划分和管辖，互相独立，平
行存在。
”
法国法院的这种建制一般称其为双轨制，
双轨制之效用在于使法国
“
有了一部由行
政法庭制定的专门法
---
行政法
”
，
并且行政法庭因
“
更了解行政行为的必要性而通常比普通法
院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
”
更适宜解决法国的社会问题、维护和保障法国的法治秩序。

3.
法国行政法实质是判例法

法国行政法领域把判例制度发扬光大。
“
法国行政法的主要渊源并不是成文法典，而是源于
行政法院的判例。
”
法国的经典行政法理论都是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根据最高行政
法院的判决发展而来的。
因为行政法院存在的历史比较短暂而且行政法没有像民法和刑法那
样完备的法典，所以行政法院在实践中必须更多地依靠判例。

4.
公务法人制度

法国法律承认三种行政主体，即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
对于前二种行政主体，一般国
家行政法理论都无异议，
而单就公务法人制度则大有差异。
可以说在法国，
公务法人制度如
同行政法院与行政判例制度一般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影响世界各国法治的主要方面。
“
公务法
人是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和地方团体以外的另一种行政主体。
”“
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
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
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
公务法人的职能
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
公务法人是公法人的一种。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㈡ 行政越权无效原则是什么意思越详细越好

行政越权无效原则，是行政法的中心原则，任一公共当局都不得在其职权范围外行事。越权无效原则最初创制于英国，而且，英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地扩展并修正了这一原理。现在，英、法、德、美、日等国家普通采用了这个法学原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活动中也贯彻了越权无效原则。
（一）行政越权无效原则的概念
越权无效原则最初创制于英国，也是英国行政法的首要原则。任何越权的或者超越权限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命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即“剥夺了法律上的有效性”。这就是英国关于越权无效原则的最基本的表述。越权之诉也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一项主要制度。在美国，超越职权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权力和限度。法国被称为“行政法母国”，越权之诉是法国行政法上的最重要制度，这也是越权无效原则在法国行政法上的直接体现。在德国，法律要件的中心涵义是一切行政权的实施都必须符合法律的授权，越权无效。
“越权”在中国行政法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中的“越权”涵义，比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的“越权”概念涵义宽广。
在中国，行政越权又称为行政超越职权，是行政行为超越法定职权的简称，目前国内关于行政越权主要有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行政越权是行政主体在积极的行政活动中超越了法定权力界限，从而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的行为。
第二，行政越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和法规直接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授权委托范围。
第三，行政越权是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权限和权能）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行政越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超越了其法定的权限范围，行使了其他权力主体的法定职权的行为。
第五，行政越权是指行政主体超越法定职权范围而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六，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行使了法律、法规没有赋予它的权利，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进行了处理，或者逾越了法律、法规所设定的必要的限度等情况，简言之，是指行政机关的职权没有法律根据。
第七，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超越了法律、法规授予的权限，实施了无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㈢ 法国是什么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协定》(以下简称
GPA)的谈判工作,在此背景下,与国际接轨是当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着力点。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效果需要坚持“结果导向”,救济制度是保障整个采购程序顺利运转的基石。
法国作为GPA的成员国,其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较为完善,笔者通过介绍法国政府采购制度,并比较分析中国与法国政府采购救济机制的异同,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法国政府采购制度概况
法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自七月王朝时期(
1830—1848年)以来,政府采购就逐渐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优势,法国开始政府采购法典编纂工作,将政府采购制度法典化。第
2001-210号法令的颁布,首次开启了法国政府采购法典化进程。法令明确了政府采购的流程,从程序上对政府采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禁止违反平等原则和透明原则。此外,法国出台了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典》,采购价格的管理主要遵循《政府关于价格的管理指令》,对供应商利益的保护可依据《行政诉讼法典》。
法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度较高,原因在于法国既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其政府采购制度受
GPA与欧盟指令的约束。欧盟于2004年发布了两部公共采购指令,主要涉及政府采购程序和政府采购合同的具体规定。法国紧跟欧盟步伐,恪守透明原则,在第一次法典化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政府采购程序,规范合同授予等环节,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强化政府采购的经济功能,实现了第二次法典化。
为提升采购效率,发挥政府采购的社会性功能,
2006年法国颁布的第2006-975号法令,开始注重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对采购人、采购行为及定标标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由此完成了第三次法典化进程。
法国政府采购制度由于受到
GPA及欧盟指令的影响,具有高水平的国际化特点,再加上三次法典化加持及严格的程序设计,大大提升了政府采购的效率。制度的实施需要程序和实体的双重配合,而不管是程序的运行,还是实体权利的保障,都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
比较政采救济制度
在笔者看来,法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救济方式颇具特色,它和中国的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到底有哪些异同?
合同性质方面。政府采购合同性质是决定救济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国,采购人虽然是公法意义上的主体,但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同为市场主体的供应商签订合同,至少在签订合同时二者具有平等的地位,作为合同的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政府采购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这从立法上认可了我国政府采购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性质。但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是采购人选择供应商并通过一系列程序步骤确定供应商的结果,且政府采购是为了降低财政支出、提升资金利用率,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合同的签订、履行、救济等方面,政府采购合同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但仍不能脱离民事合同的本质。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被誉为“行政法母国”。由于历史与经济因素,法国公权与私权的划分逐渐演变为公法与私法的“对立”。与我国有很大不同的是,法国的司法系统分为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由独立的行政法院专门审理行政案件。此外,法国没有完备独立的行政法典,实践中主要依靠判例而进行判决。故法国的行政法属于判例法,并通过判例确定了行政合同的认定标准。若合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内容,超越了私法规则,并且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则认定该合同为行政合同。此外,为了提高政府采购制度的运行效率,统一认定标准,2001年法国第2001-1168号决议通过了《对经济和金融改革采取紧急措施的法律》(MURCEF),其中明确了政府采购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基于各项制度的规定,可以说,法国政府采购合同已基本认定具有确定的行政性质。
监督主体与投诉处理主体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既要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又承担着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职责,对采购过程中的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监督管理部门应责令改正或者给予相应处罚。由此可知,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我国的监督主体与投诉处理主体统一为各级财政部门。供应商认为采购活动有损其利益时,应首先寻求行政机关的处理。从政府采购本身来说,财政部门更贴近采购活动,有助于快捷地解决纠纷,降低成本,起到案件分流作用,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但财政部门毕竟隶属于政府机关,同时作为争议处理机关,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的程度有待加强。
法国实行监督部门与处理争议部门二分法,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政府采购的监督部门,行政法院负责处理投诉事项。法院与政府采购机关属于完全独立的两个系统,直接由法院介入,可以一次性解决矛盾,同时也保证了争议处理机构的独立性。但行政法院需要对案件展开充分的调查,审判压力大。对于供应商来说,寻求法院的救济需要耗费相当高的成本,不利于权利的即时保护。
对比救济程序
本文所论述的救济方式主要针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缔约阶段。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采取“质疑—投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顺序型方式进行救济。这种从行政救济到司法救济的传导机制,能够使纠纷解决前移。同时,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为供应商答疑解惑,有助于减轻供应商的顾虑,加强对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有针对性地解决纠纷。由于投诉成本低,实践中也会存在供应商恶意投诉等滥用投诉机制的现象。从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来看,针对大部分投诉,监管部门都作出了驳回投诉或定性为无效投诉的决定。
法国政府采购适用行政救济的方式。依据《政府采购法典》第
131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双方可以通过咨询委员会解决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寻求法律或事实要素,提出友好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咨询委员会的组成、组织和运作方式以及主席的权力,都应由法令规定。
在合同签订前,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非中标供应商)可通过提起撤销之诉维护自身权益。被诉的行为必须独立于政府采购合同,与合同本身分属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下,即原告必须是基于被诉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而提起诉讼。政府采购具有公共性,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最高行政法院表示撤销不法行为并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若撤销事由不至于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解除,则采购人应当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此种救济方式对政府采购合同本身不会造成实质影响,但诉讼时间较长,若法官实际审理后作出了合同无效的判决,就否决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行为,彼时的损失将非常巨大。
为了保障供应商的利益,《行政诉讼法典》第
L551-1条和第L551-2条规定,若采购人没有遵循公开透明和强制竞争的原则,潜在供应商可以在合同签订之前提起诉讼,法官可以要求采购人遵守其义务,并暂停执行与合同有关的任何决定,除非法官暂停活动会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依据第L551-4条的规定,在采购人收到判决结果之前,不得签订合同。通过推迟合同签订时间,法官在合同成立之前即撤销采购人的不法行为,可提升政府采购救济的效率。
完善建议
第一,鼓励磋商,取消质疑前置。依据
GPA规定,如果供应商对采购活动提出申诉,采购主体所属参加方应当鼓励采购主体和供应商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对于任何一方作出影响采购合同实现的行为,每一方都应友善地进行充分磋商。此处的磋商与我国政府采购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的含义不同,它是指采购双方对采购争议进行商讨,作出必要让步达成协议的过程。磋商并非前置程序,只是鼓励性行为。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中虽然规定了质疑前的询问程序,但笔者认为,询问是指供应商在对采购过程或相应的采购文件等有疑问时对采购人做出的主动性行为,并不涉及纠纷本身,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救济方式。而磋商强调发生争议后双方的博弈,旨在达成方案解决争议。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中不包含磋商,而磋商相对于投诉、复议、诉讼来说,既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又能避免矛盾的激化。笔者认为,从质疑到投诉处理的完成,甚至到进入诉讼程序,整个过程不仅不会使供应商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甚至会加剧采购双方的矛盾,降低纠纷解决的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取消质疑前置的程序,鼓励双方进行磋商,同时设置合理的时限。若在规定时间内双方没有达成合意,也不影响投诉机制的继续运转。
第二,设置政府采购调解委员会。上文所述,法国设置咨询委员会处理争议。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该咨询委员会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实际上发挥的是调解作用。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这一经验做法,充分发挥调解大国的特色,将调解制度引入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方开启了调解的大门,例如,深圳市财政局、南京市财政局等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也开出了浙江省第一份政府采购行政调解书,富阳区财政局作为调解主体,既帮助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完整表达自身诉求,又帮助双方明晰自身权利与义务,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共识,矛盾得以化解。行政调解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但其属于诉讼外调解,行政机关所出具的行政调解书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财政部门应依法作出投诉处理决定。
为保证调解的专业性和效率,我国还可以设置专门的政府采购调解委员会,由财政部门的人员和行业协会的人员组成。在投诉之前,调解委员会成立调节小组,其中行业协会的成员不得少于小组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借助行业人员的经验和专业,出具合理的调解方案,双方签字后加盖委员会的印章,若达成协议后双方又反言,该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后续纠纷处理机关的决定或裁判依据。
第三,暂停合同签订,完善投诉处理公告。如前文所述,法国的法官在处理政府采购争议时,会暂停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活动。采购人确定供应商后,负责人应当通知未成交的其他供应商并说明理由,及时向社会公布成交供应商的信息。依据《行政诉讼法典》第
R551-5条,在供应商起诉后,法官应给与该合同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供应商留出一定的时间提起诉讼,因此,在规定的时间内法官不得作出裁判。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尚未签订合同,法官可利用此“空白”时间对案件进行综合判定。若在此期间有潜在供应商提起诉讼,法官可合并审理,灵活作出处理,一次性解决纠纷。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视具体情形暂停采购活动,并设置了
30天的暂停上限。但暂停采购活动并不完全等于暂停签订合同,建议我国借鉴法国的经验,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不得签订采购合同,处理机关在采购人公布中标、成交供应商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得对投诉作出处理,以防再次出现实践中曾发生的合同签订并履行后又进行投诉的情况,及时止损。
除此之外,从地方财政部门发布的信息公告来看,投诉处理决定书中的处理依据过于粗略,详实度不够。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投诉处理公告,在列明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说理,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资格有异议的投诉,经调查发现投诉事项不存在或不准确的,还应当说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资质及综合得分等情况。既能体现监督管理部门的专业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投诉人的疑虑,让纠纷在明晰的说理中自动化解。
政府采购制度的有效适用需要完善的救济机制加以保障,政府采购纠纷的解决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应考虑合同的性质、纠纷处理主体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我国即将加入
GPA的国际环境下,完善政府采购救济机制需要我们“洋为中用”“摸着石头过河”。

㈣ 王名扬的人物事迹

衡州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16年王名扬出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一边放牛、打猪草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时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阳师范大学）。毕业后王名扬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开始了与法学结伴一生的风雨路程。
抗战爆发，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成为晋南抗战前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一名积极分子。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四川乐山 。
1940年，大学毕业的王名扬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师从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三年后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 。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但是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因此在国内滞留了两年后才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 法国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国”，法国国家参议院）的成立是现代意义上行政法产生的标志。按照“自然权利”、“三权分离”等法治和宪政基本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形成的行政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保留审判权阶段、委托审判权阶段和一般管辖权阶段。行政法院的独立在法国已成为一般国民的共识，行政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原定的三年留学期限届满后法国政府又同意王名扬延长留学期限 。
195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名扬面对着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以及国际上久负盛名的行政法权威，以流利的法语宣读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可王名扬并未故步自封，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三年的俄语和日语。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这段经历也被王名扬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为荣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担任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 。
1958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响应，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带着厚重的书籍只身回到了祖国。
留法十年，改变了王名扬的整个人生走向，既是学术上腾飞的起点，也是坎坷磨难的源头。 王名扬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图的舞台，而是“洗脑”、转行、流放等做梦也想不到的磨难。回国不久，王名扬就被组织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洗脑”经历。
“脑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王名扬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学院课程表上基本上没有法学课程，教法律的教师要么靠边站，要么改行。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成为法语课上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同时还担任班主任。
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法国友人通信，王名扬就被定性为“里通外国”，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写就的书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扬被隔离审查，送入“牛棚”面壁思过。1969年，王名扬被流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过来看他，止不住泪如雨下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行政诉讼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行政法学研究也开始正规。
年近古稀的王名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 ，并承担了“行政行为”章节的撰写，对我国行政法研究的启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王名扬回来任教，被婉言回绝，只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业首位硕士生导师，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重新“出山”后的第一项学术成果是应《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编辑部之约，编写了国际私法以及行政法词条的内容。
1987年，王名扬的第一部行政法学专著《英国行政法》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国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建国后第一届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尚无任何教材，王名扬就用该书向研究生授课，将一种崭新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其精湛的技艺介绍入中国，该书的“行政法原则”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书中首次介绍到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所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书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国外行政法关于“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等的介绍，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
《英国行政法》出版两年后，65万字的《法国行政法》问世。王名扬对行政行为理论的全面介绍在现在仍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石；该书介绍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响了一代行政法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书中对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绍，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范本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的唯一参考资料。事实证明，《法国行政法》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宝箱” 。
1995年出版长达百万字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较行政法》，王名扬的学术著作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泰斗地位。中国行政法学事实上存在一个“王名扬时代”，没有哪位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著作，能够达到王名扬“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