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控权论

A. 学习行政法的意义

一、行政法治的内涵
我国依法行政的概念产生于80年代末，形成于九十年代。但从近几年依法行政的实践看，依法行政在不少沿海发达地区流于形式，更不用说西部，依法行政最重要法治精神、法律理性，程序正义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等，在不少地区和部门还未受到重视，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在西部开发中，充分关注依法行政的法治内涵的实现。
第一，法律至上原则。在依法行政中，法律至上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规范。如美国依法行政的具体表述是“法律最高原则”，在德国则称为“法治政府”。在这原则下，依法行政的行政依据是法律，没有法律授权就不能行政。任何行政行为都是法律授权的行为。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服从法律，否则无效。2.依法行政规则。政府的依法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法律没有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像公民那样自由地活动。例如，没有处罚法，行政主体就没有处罚权力。这在各法治国家都是一项普遍的规则。3.合法性规则。行政行为的范围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设定。法律对行政的授权不仅应具有质的特点，而且应当有量的规定。依法行政不仅不能超越质的规定，而且不能逾越量的范围。有法律依据可以做出行政行为，但有权作出行政行为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4.保证实施原则，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机关的职责是执行和实施法律，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不仅有消极的义务遵守法律，而且有积极的义务采取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不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护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第二，正当程序原则。程序是实体的保障。没有正当程序的规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难以实现。因此，行政法治对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行政程序应当由法律来设定，其效力与其它法律相同。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定程序。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行政行为才具有效力。非依正当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视为非法。依法行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依程序行政。法律的至上性必须通过合理的程序来实现，没有正当的程序，法律的至上性根据难以实现。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实体法的延伸。在法治条件下，基本权利原则属于实体上的原则，基本权利原则被正当地实施，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原则在法治国家极受重视，而且在实践中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正如美国法官弗兰德利所说：“我们看到过去五年中程序上的正当程序的扩大，比在美国宪法批准以来的整个时期都来得大。”
第三，公平救济原则。依法行政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能够及时有效地通过法律渠道纠正行政侵权行为，也就是必须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济。公平救济不仅有范围要求，而且有结果要求。以范围而言，行政救济不应当存在死角。比如，目前我国西部行政诉讼中不受理职称评审方面的纠纷就很不合理，也是教授贬值得不到遏制的原因之一。其根源一是因为相关的法规欠缺，二是因为法官不是专家，但在实践中并不是无法解决。事实上，各校都颁布有相当细的规定。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参照适用，而后者可以由法院请相关专家评审，最后由法院判决。为此建议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行政诉讼法对此进行修改。法院应当能够受理职称评审案件。以结果而言，国家赔偿是最主要的公平救济的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国家赔偿是被否定的。1873年，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在布朗戈案作的判决中，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时，明确承认了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国家赔偿被正式确立。我国1954年宪法就提出了国家赔偿，1995年正式实施。但从实施的现状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有的公司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拘禁长达几年，但出来后的赔偿往往是象征性的 。这与依法行政的人民利益原则不相一致。
二、行政控权：依法治国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深化
我国依法行政的提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 ，那么，在西部大开发中体现依法治国实质要求的依法行政，必然以行政控权作为其本质内容，这是我国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控权系指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控制理论，即强调行政法是程序法。但是，从实践看，行政控权不仅局限于程序。在这方面，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共权力论、公务论等恰好是一个补充。也就是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虽然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法理念的理论基础具有共同性，即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权力制衡理论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人民主权，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实行监督的制约。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和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鸠指出：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 此后，人民主权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就成为资产阶级宪法和法治的一般原则，无论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其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都源于此。
此外，从法治的实质内容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有共同性，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从现代国家看，国家权力最普遍的形式是行政权。因此，法治国防大学家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首要考虑就是能够对行政权实施有效控制。当然，行政行为还涉及到行政效率、社会公共福利的目标等，但与行政控权相比，它们无疑是具有从属性。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行政效率最终都取决于行政控权的效能。我们不否认，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些腐败行为可能会提高效率，如某些贿赂可以加快办事速度，但这是以整个行政效能的降低为代价的。从整体上提高一个国家的行政效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行政控权的力度和广度，而不是容忍甚至鼓励腐败。二战以后，当代法治国家普遍以行政立法作为主导，一大批制约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相继出台，甚至连行政官员的道德行为也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权的滥用，规范了行政行为。
从法治国家的历程看，虽然所运用的观念不同，但依法行政本质上都是通过控权实现的。依法行政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行政控权的作用不可替代。1215年英国大宪章，作为资产阶级宪政的开端，其实质正是控权。此后，行政控权的思想和实践在西方法治国家不断发展，并日益完备。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如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著名宪法学这有狄骥就说过：“法学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国家也须受法律的限制。” 这种控权的思想，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颁布的人权宣言就有了明确的表达：“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同样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行政控权被表述为行政监督，正如德国斯佩耶尔大学法学教授赖纳•皮查斯所说：“法律在国家的统治中占有中心地位。它限制国家的统治，确定国家的职能并将它控制于法律监督之下。这点尤其适用于行政行为，它同样受制于法律。 ”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如此。美国作为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行政控权其实是权力制衡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为了保障社会公共权利，即使是总统行为也受到了严格制约。
除了上述法治作用以外，行政控权在我国西部法治建设中还有其独特的意义。行政控权是我国西部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尽管我国近年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是腐败现象仍在蔓延。从制度上说，就在于我国反腐败的控权机制还没有健全。我们在1997年就开始提依法治权的法治思想，但如何治权和治官，实践中还有较大的距离。实践证明，腐败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本质的表现形式是权力的滥用，而克服腐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行政控权。
行政控权的优越性是现代法治本质特点。在理论上，行政控权不过是权力制约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推广。正像治权是法治的本质一样，行政法如不具备良好的行政控权功能，行政法的其它功能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不能实现。比如，行政法的服务功能，强调行政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这当然是对的。但法制意义上的服务不应只是一种道德要求，也应是一种法定责任。也就是说，当行政主体违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的时候，他将受到追究或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服务功能只有在行政控权的条件下，才有全面实施的可能。行政法的控权功能体现了现代法治的本质精神，是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现代民主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十五大以后，我国理论界进一步明确，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权。在这方面，行政法的控权功能是任何法律所无法比拟的。
诚然，行政控权在法治发达国家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不同。正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行政控权在有些法治国家已成为历史。在西部大开发，行政控权是一种十分迫切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一个跟斗翻越它的历史发展的各个必要阶段。 ”
三、实现西部大开发，走向行政法治的具体步骤
（一）完善西部法律体系是依法行政的基础
实现依法行政首先要求建立完整，严密、和谐、优质的法律体系，从而把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纳入法制的轨道。一是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少数民族聚居较多地区出发，中央应授权西部省、市人大享有更大的立法权，地方立法也应该具有前瞻性和法律科学性。二是加强立法的开放性和民主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已加入WTO，我国西部立法必须与WTO法律框架接轨，既要根据地方实际制定行政执法的规范，又要在引进外资或进行商务活动中按国际公约、国际惯例行使行政权。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我国行政立法要大胆借鉴外国有益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维护西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廉洁公正执法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如果说，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前提的话，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是行政执法的关键。十五大文件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和评议考核制。 ”从而把依法行政与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行政执法在国家各种权力中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最直接运用权力与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有着最密切关系，因此最容易发生侵权问题。以前，行政机关责任意识淡薄。在西部开发中，行政权力必须服从于法律的预设，法律的行政权力处地支配和控制地位，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发挥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并适当运用自由裁置权，在西部开发中，树立行政机关的新形象至关重要。英国学者说，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在以自己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
（三）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提高西部公民法律意识，是实现西部大开发一项系统工程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创新过程，正是建设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的过程。公务员是依法行政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形象，执法的好坏将影响到整个西部开发的成功与否。守法、护法又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只有全民法律意识增加了，行政执法才有广泛的基础。孟德斯鸠说过“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培养公民学法、守法、护法精神和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十分重要。虽然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素质不高，普法教育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广大西部公务人员来说，学习法律知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树立法律权威观念和权力服从法律观念。畏法者最快活，尊法者最顺心，只有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获得最大自由。
总而言之，行政机关在西部大开发中，应积极能动地发挥其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并适度运用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民救济原则。在西部大开发中建立依法行政的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观念，为实现依法治国起引导、桥梁作用。

B.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是什么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传统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判例发展起来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控权论”），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传统行政法，实际以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平衡为本位，以防止行政权膨胀，越界侵害私人利益，应对其加以防范、限制为价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为基本原则。 部分行政法学者主张，现代行政法认同国家行政权的扩张（“赋权论”）或“平衡论”），认同行政法领域从国家行政扩充至公共行政，认同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的扩张，以使行政法与民法一样呈现边缘化、社会化趋势，对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有更大的适用度、以使行政法学对当代社会生活有更强的解释力。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认识不一，一般来说，前者较宽，后者较窄。同一法系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学者对行政法的认识也不一致。我们认为控权仍是最经典的行政法的核心与本体，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则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发生根本变化。 按照我国的通说，行政法是“规定国家各个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关于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于宽泛。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经典行政法之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现代行政法学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和管欧都认为，行政法是规定行政权的组织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为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洁高效。 产生并发展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即不是从行政法中分化出来的法，更与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调整对象、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为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最主要和经常性地运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体的权力，因而，经济法与行政法在内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性。

C. 请问在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类) 当中，“绿灯理论”是什么最好是名词解释，谢谢

绿灯理论是以公共行政为演绎起点，关注行政活动的内在过程。绿灯理论家的眼光过多地投射于行政过程内部。这一类法学家大多支持功能主义的行政法学理论，罗豪才教授称之为管理论。
绿灯理论对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法是指以特有的方式调整行政——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组织——的(成文或不成文)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为行政所特有的法。”“行政法是并且正是调整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只是其范围限于行政上的关系而已。”广义的行政法是指可适用于行政活动的全部法律准则，其中既可能是私法准则，也可能与私法准则不同。但是人们一般从狭义上使用行政法这个术语，仅仅指区别于私法准则的原创准则。”
绿灯模式的控权效果高于单纯的外部控制。绿灯理论主张在理论风格方面，不必将行政法的基础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

D.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的关键就在定义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当下构建和谐中国，和谐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大环境下，公众希望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声音越来越高。

随着行政主体们在权利方面意识的增强，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惠民成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观念。

关键词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从古至今，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者，对于行政法理念的研究历来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变化中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行政管理论到控权论;当前我国业内普遍认可是平衡理论、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约等理念，但我国目前努力营造和谐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识是不是会因此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发展?怎样调整行政法的内涵以确保其适应现阶段行政实践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务行政，指导行政。

一、有关行政法理念的形成发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与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同时出现的一种行政法理念。

在我国，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对行政法做过如此的定义：“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说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对应的那方要承担起义务，执行权力是由行政机关来完成的。

因此，双方形成了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的关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质会受到来自“法”的范围大小的影响。

有人还针对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描述：强制力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强迫对方服从是行政的主要特征。

但以当今的视角看来，管理行政法因为在实际运作中将行政相对方完全撇开，缺少了实体的参与，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法的理念和精神，从而逐渐被淡出人们的视角。

(二)行政法的控权理念

控权理念是起源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理念，其发展得益于两个最有利的条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自由民主的观念。

控权理论主张：“只有那些尽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个国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权是通过“干涉最小化”的方式来实现，这样能偶最大化的确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它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具体内容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控权理论主张用最小的权利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权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发挥有限范围内的有限权利，比如保护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

如此来抑制行政权利的滥用，也阻止了行政权对公民隐私的侵犯。

第二，控权理念认为要适当限制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和方法，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实体意义以及限制程序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抗行政权力的目的。

最后，控权理念的行为准则是“依法行政”，通过这样的准则来对自由量权进行控制，如果没有法律，就无从谈行政。

通过限制行政主题的作用范围确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著名的行政法学家戴雪就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他提出的对专横武断的权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权力的.体现。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将国家、公共、个人方面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实现行政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衡关系。

简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意识公平配置权利义务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个行政法的解释过程和适用过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义务和权利的分配时，就不可以将视角限制在一个角度，而是要照顾到每个角落，不能只关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对方的积极参与其中，如此才能够正确探寻到不同主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权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的先进理论，但是在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作为行政主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行政权利还给相对方，如何把更多的资源利益划分给另一方，怎样友善对待另一方等问题应当其具体你离的目标和方向指针，新的行政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强烈呼唤，就是一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兴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行政法理论，新的行政法观点等层出不穷，不仅国外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诸如：合作、契约、契约平等等理念。

尽管多方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识。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对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来实现行政的民主化，从而为它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因为行政主体因为拥有比相对方更多资源，就不可能单纯的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平等协商。

我国作为较早关注行政法的国家，突出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行政机关保障义务方权利的新理念，这和当前所说的行政惠民的内涵式统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为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明确划分，而相比于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场，从而当仁不让的地发展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论的生成有了社会现实性条件

惠民理论的生成有其前提条件，得益于所处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发展和成熟。

惠民理论在我国的提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行政法理念受到来自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响，并成为其发展的源泉和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对公民服务和放权，其工作重点不是掌舵和划桨，而是应该通过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应力来建立有效的机构。

公共服务理论认同行政机关为义务方提供相关服务以及给予特殊照顾的思想，从而为给惠于民提供了正当的理论依据，也同时基本的行政职责;公民理论是以此为前提公民权利的外延扩大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撑，也就是说扩大了民众的权利范围，由开始的仅有的政治参与权，到后来放开的行政参与权。

其次，经过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变迁，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乃至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行政“惠”民的观点并不是一时的发明床在，通过我国近年来在处理民生问题的时候制定的政策以及总结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而来。

中央最近发布的文件和我国高层领导人的公开发言都按时了我国政府当前“惠民政策‘的目标，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条件和来源。

三、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职能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人们的利益得到了相关的重视。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务“逐渐转向“服务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术拓宽了群众的诉求渠道，诉求愿望变得畅通，让距离不再成为诉求的障碍，使得不在场的群众也能反映问题;转变行政工作态度和机关工作作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服务方式变得多元化;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的措施。

这些手段，让惠民成为实际。

(二)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权负责管理模式的整体转变，政府转变行政模式和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务型政府的新模式，细化服务的职能，转变了强权管理的现象。

市场在经济调控的基础上得以自由发挥，资源配置转向多向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预防了经济垄断现象的出现，降低了市场收外部市场的负面影响程度，同时保证了提升和发展经济战略化的步伐。

为了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政府逐步成为服务者，进而为行政惠民创设了基础条件。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参与市场竞争，是保证公民享有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

此外，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了政府不同调控方式的全面发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谐社会的发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构建和谐的主要目的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类矛盾都有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逐步推行民主政治，为人民服务。

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并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思考怎样让人民继续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模式，在这一目标的敦促下，社会冲突得以日益减少，矛盾得以缓和，民主观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应该和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彼此融合、相互促进，在全国积极追求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行政惠民因此发展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论支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行政惠民强调建设民主社会，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积极引导行政机关及其客体主动参与，以便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决矛盾。

2.行政惠民同时也尊重民众的意愿，体现了国家尊重人民的尊严，力求通过构建政府和群众诚信的关系积极促进人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积极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满活力的社会才可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并且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体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愿望与活力社会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说，惠民理念促进了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五、权利意识形成给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满足人民的现实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广泛积极参与行政及良好表达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体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

行政惠民离不开全体民众的积极合作与全面参与，公民精神及权利意识是人民在行政实践中积极活动良好前提，同时逐步养成的公民精神与日益普遍的权利意识，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模式下的法学研究将法律价值定位在阶级层面，压制了人们的积极参与热情，不能体现政府服务职能，也无法满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现出现实弊端，迫切需要优化改革。

新时期，公民权利及意识持续强化，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越来越强烈，使得权利主体其充分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则成为彰显公民意愿的体现，切实发挥行政惠民服务的力量，成为行政惠民科学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础。

六、总结

总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进了行政法的人性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因此我们只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析，明确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并实施惠民理念的深化发展，才能真正创建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令民众利益、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远.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10(2).

[2]胡正方.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制与经济.2010(14).

[3]钟发斌.行政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及实现路径.行政与法.2011(8).

[4]黄学贤.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障及其完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3).

[5]汪地彻，陈根强.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6]潘战雄.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执法中的体现.资治文摘(管理版).2012(1).

[7]邵铁民.论海关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2).

E.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F. 2010年司法考试必备之《行政法》讲义(四)

2010年司法考试必备之《行政法》讲义(四)
第四章 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我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初创阶段(1949-1957年)

这是中国行政法制开始生长和发展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式和责任。同时，国家还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国家机关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事务，以及人、财、物各个领域管理的权限及管理方式。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国家共颁布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829项。这个时期，国家还建立了行政监察制度和公民控告政法英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制度。

二、停滞和遭受摧残阶段(1957-1978年)

这是中国行政法制发展缓慢、徘徊、停滞和倒退的时期。其中“*”十年，行政法制更是历经磨难和备受摧残。

三、重建和反展阶段(1978-1989年)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通过，是中国行政法制重建和走向发展的新巧慧滚时期。这期间，最主要的工作有五项：

(一)恢复原有法制，解决行政领域无法可依的问题

(二)制定新宪法，确定行政法制的宗旨和发展方向

(三)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

(四)确立行政立法制度，健全行政法制

(五)建立行政司法制度，保障公正行政

四、发展和向新模式转化阶段(1989-)

所谓“向新模式转化”，是指行政法由原来主要适应计划经济的模式向现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转化，由过去主要执行管理职能的模式向现在既具管理职能，又具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化。这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依法行政原则

(二)制定行政诉讼法，建立行政诉讼制度

(三)制定国家赔偿法，建立行政赔偿制度

(四)制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公务员制度

(五)制定《行政监察法》，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六)健全行政程序法制，加强对行政权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

第二节 我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一、“史前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行政法学在我国学科分类目录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行政法学学科并未建立起来。

二、创建阶段(1978-1985)

1983年出版的、王岷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是我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政法学的教学、科研已在我国全面展开，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起来。

三、全面发展阶段(1985-1989)

1985年以后，行政法学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就行政法著述来说，已达几十种之多，既有教科书，又有专著;既有研究中国行政法的著作，又有研究外国行政法的著作;既有行政法英杰政法的论著，又有译著，更有大量的论文、译文。

四、深入发展和学术流派逐步形成阶段(1989-)

1989年以后，我国行政法学深入发展，主要体现在质上，体现在深度碧虚上。这主要体现在：专题性研究成果大批涌现;行政诉讼法的研究在行政法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学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若干学术流派出现。

第三节 各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

一、行政法学主要流派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

行政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对于行政法应如何调整此种关系，如何配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构成怎样的法的秩序，行政法学者有不同的主张、观点、理论，逐渐形成了行政法学的各种流派。其中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三个，即控权论学派、管理论学派和平衡论学派。

控权论学说主要在英美国家流行。孝余

管理论学说主要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流行。

平衡论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罗豪才教授等提出。之后，平衡论学说在中国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行政法学界占主导地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平衡论持有异议，有些学者仍然主张新控权论或新管理论。

二、行政法学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

(一)控权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

3、控权论特别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4、行政法的主要手段有两个：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

(二)管理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

3、管理论通常将管理原则视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管理原则。

4、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从而行政法的手段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

(三)平衡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政法英杰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

3、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但对依法行政的内涵应予以新的解释。

4、平衡论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本章思考题：

1、简述控权论的基本观点。

2、简述管理论的基本观点。

3、简述平衡论的基本观点。

4、试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社会背景。

G. 三大行政法学流派是什么

一、三大行政法流派 : 控权论学派、平稳论学派、管理论学派。
二、各自的主张和内容：
1、控权版论学权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2、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3、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三、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关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行政法学主要研究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行政法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行政法的原则、原理和理论体系。

H. 娌堝部鐨勮烘枃涓昏佹帰璁ㄤ簡鍝浜涜屾斂娉曚富棰橈紵

娌堝部鏁欐巿鍦ㄨ屾斂娉曞﹂嗗煙璐＄尞浜嗕竴绯诲垪娣卞害璁烘枃锛屼互涓嬫槸浠栫殑涓昏佹垚鏋滐細

1994骞达細娌堝部鏁欐巿涓庛婅屾斂娉曞︾爺绌躲嬪悎浣滅殑銆婄幇浠ｈ屾斂娉曠殑绮句箟鈥斺斿钩琛°嬶紝鎺㈣ㄤ簡琛屾斂娉曠殑骞宠鐞嗚恒

1996骞达細
- 銆婂钩琛¤猴細瀵圭幇浠ｈ屾斂娉曠殑涓绉嶆湰璐ㄦ濊冦嬶紙涓庣帇閿￠攲鍚堜綔锛夛紝鍙戣〃鍦ㄣ婁腑澶栨硶瀛︺嬬4鏈熴
- 銆婅屾斂娉曠悊璁哄熀纭闂棰樺啀鎺㈣ㄣ嬶紝鍚屾牱鍦ㄣ婁腑鍥芥硶瀛︺嬬4鏈熷彂琛ㄤ簡绗浜屼綔鑰呯殑瑙佽В銆

1998骞达細
- 銆婅瘯璁鸿屾斂璇夎间腑鐨勫徃娉曡嚜鐢辫侀噺鏉冦嬭鏀跺綍鍦ㄣ婅屾斂娉曡轰笡銆嬬1鏈燂紝娌堝部鏁欐巿鐙钁椼
- 銆婃硶娌诲師鍒欎笌鍏鍏辫屾斂缁勭粐銆嬶紙涓庝粬浜哄悎浣滐級锛屽湪銆婅屾斂娉曞︾爺绌躲嬬4鏈熷彂琛ㄣ

1999骞达細
- 銆婁紶缁熻屾斂娉曟帶鏉冪悊蹇靛強鍏剁幇浠ｆ剰涔夈嬩互绗涓浣滆呯殑韬浠藉湪銆婁腑澶栨硶瀛︺嬬1鏈熷彂琛ㄣ
- 銆婂叧浜庣編鍥藉崗鍟嗗埗瀹氳勭珷绋嬪簭鐨勫垎鏋愩嬫帰璁ㄤ簡鍥介檯娉曞埗闂棰橈紝銆婃硶鍟嗙爺绌躲嬬2鏈熷垔杞姐
- 銆婃斂娌荤悊璁鸿嗚掍腑鐨勫叕娉曘嬭瘧璇勮鏀跺綍鍦ㄣ婅屾斂娉曡轰笡銆嬬2鏈熴

2000骞达細
- 銆婅屾斂璇夎间妇璇佽矗浠讳釜鎬у寲鐮旂┒涔嬪垵姝ャ嬪湪銆婁腑澶栨硶瀛︺嬬4鏈熷彂琛ㄣ
- 銆婃墿寮犱箣涓鐨勮屾斂娉曢傜敤绌洪棿鍙婂叾鐣岄檺闂棰樸嬫繁鍏ュ垎鏋愪簡鐢版案璇夊寳浜绉戞妧澶у︽堬紝鍙戣〃鍦ㄣ婅屾斂娉曡轰笡銆嬬3鏈熴
- 銆婂埗搴﹀彉杩佷笌娉曞畼鐨勮勫垯閫夋嫨銆嬪彂琛ㄥ湪銆婂寳澶ф硶寰嬭瘎璁恒嬬3鍗风2杈戙

2001骞达細
- 鍦ㄣ婁腑澶栨硶瀛︺嬬4鏈燂紝娌堝部鏁欐巿鍒嗕韩浜嗐婃硶娌诲拰鑹鐭ヨ嚜鐢便嬬殑瑙傜偣銆

2002骞达細
- 銆婂叕绔嬮珮绛夊︽牎濡備綍璧板嚭娉曟不鐪熺┖銆嬫帰璁ㄤ簡鏁欒偛棰嗗煙鐨勬硶娌婚棶棰橈紝鍙戣〃鍦ㄣ婅屾斂娉曡轰笡銆嬬5鍗枫

2003骞达細
- 銆婂娉曠粺娌绘椂浠ｇ殑寮濮嬶紵銆嬭幏寰椾簡涓鍥芥硶瀛︿細2003骞村害璁烘枃浜岀瓑濂栵紝鍙戣〃鍦ㄣ婂鏀胯轰笡銆嬬3鍗枫

2004骞达細
- 娌堝部鏁欐巿鐨勩婅屾斂璇夎煎師鍛婅祫鏍硷細鍙告硶瑁侀噺鐨勭┖闂翠笌闄愬害銆嬫繁鍏ュ垎鏋愪簡璇夎间腑鐨勫徃娉曟潈锛屽彂琛ㄥ湪銆婁腑澶栨硶瀛︺嬬2鏈熴
- 銆婂洜寮鏀俱佸弽鎬濊屽悎娉曘嬪湪銆婁腑鍥界ぞ浼氱戝︺嬬4鏈熷憟鐜颁簡浠栫殑鎬濊冦

浠ヤ笂鍙鏄娌堝部鏁欐巿瀛︽湳鎴愭灉鐨勪竴閮ㄥ垎锛屼粬鐨勮烘枃娑电洊浜嗚屾斂娉曠殑澶氫釜閲嶈佽棰橈紝瀵圭悊璁哄拰瀹炶返閮戒骇鐢熶簡娣辫繙褰卞搷銆
鎵╁睍璧勬枡

娌堝部锛1970骞村嚭鐢熶簬涓婃捣锛岀栫睄娴欐睙瀹佹尝銆傞珮涓姹傚︿簬灞变笢鏋ｅ簞銆1988骞9鏈堣繘鍏ュ寳浜澶у︽硶寰嬪︾郴鏀昏绘硶瀛︿笓涓氥傚湪鍖椾含澶у﹀厛鍚庝簬1992骞淬1995骞淬1998骞磋幏娉曞﹀﹀＋瀛︿綅銆佺曞＋瀛︿綅鍜屽崥澹瀛︿綅銆傛瘯涓氬悗鐣欐牎浠绘暀锛岀幇涓哄寳浜澶у︽硶瀛﹂櫌鏁欐巿銆佸崥澹鐮旂┒鐢熷煎笀銆佸寳浜澶у︽硶瀛﹂櫌鍓闄㈤暱銆佸寳浜澶у︽硶瀛﹂櫌瀛︿綅濮斿憳浼氫富甯銆佸寳浜澶у﹀娉曚笌琛屾斂娉曠爺绌朵腑蹇冪爺绌跺憳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