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行政法

A. 中国古代最早的１部比较完整的行政法典是什么拜托了各位 谢谢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典型代表。唐高宗时期，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鼎盛阶段。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稍加修改，制定出了《永徽律》12篇，500条。同时，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的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时也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元代以后称之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备、影响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经验，继承了汉代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和礼律结合的传统，使中国封建法律至此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封建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永徽律疏》以其丰富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和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并对当时周围其他亚洲国家和后世各王朝的封建立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永徽律疏》在整个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B. 中国古代行政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C. 中国古代有没有行政法

有的。大明会典就是。
《大明会典》（Code of Great Ming Dynasty），记载中国明代典章制度以行政法规为主的专官修书。简称《明属会典》。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180卷。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228卷。明代前中期的社会发展、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分化以及明代官修史籍活动是其产生的社会学术背景。《大明会典》一书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D. 法律问题:古代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么与今天的公安局相似么请解释一下谢谢

刑部是负责审案的机关，属于司法机关也属于行政机关，类似于今天的高等法院版和司法部的结合体。刑权部之上还有大理寺，属于完全的司法机关，和今天的最高法院一样。今天的公安局和刑部没关系，和当时的捕快类似，属于行政机关直辖。

E.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行政法典是

唐代 《唐六典》
《唐六典》是记载唐代封建国家职官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公元772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完成，其内容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和规定。[1]关于《唐六典》的编纂体例，尤其是《唐六典》的性质即《唐六典》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为学者所争议。律、令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中的两种基本文本，自战国时代开始，历经演变，至唐渐趋定制，成为唐代的主要法律文件。

F. 古代国家就有作为部门发的行政法

对！考成法等等！

G. 大清会典 为什么是最完备的古代行政法典

清朝作为中国来最后一个自封建王朝，不论是在社会管理体制，国家制度还是司法制度上，吸取了前面所有王朝的治国经验，所以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顶峰时期，皇帝以下，皆是奴才。所以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鲜有在思想学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有所突破的人物。这是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而大清会典，因为清朝基本沿用明制，很多典章制度都是从大明律中直接转接而来。在封建管理体制中，是完全适用的，然而由于清朝的故步自封和闭关锁国，并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导致国势衰败，一再丧权辱国，最终亡国。这也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必然结果，所谓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H. 简要分析我国古代行政法律规范的特点

中国古代行政立法调整的内容很广泛，大致包括历代王朝国家政权中
行政机关的设置、组织与职权，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与
监督机制，行政官员管理制度及其工作程序，以及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政
治、经济、司法、监察、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都属于行
政立法调整的范围。
中国古代行政立法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而发展的。然而国家行政职能部门在运作过程中，也能对自身进行调整，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及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形势的变化等因
素，对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发展变化，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国家的职能活动明确地划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是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的。行政法作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科，也是
在此以后出现的。我们对中国古代行政法的研究，使用的是“中国古代行政
立法”，以示与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有所区别。“行政”一词，在我国古代文
献中是经常出现的，例如《孟子．梁惠王上》：“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
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杨伯峻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做老百姓父母官
的，主持政治，却不免于率领禽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做老百姓的父母官
呢?”又如《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
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又《周本
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上面所引文献中的“行政”，都是
指执掌政权组织管理国家事务的意思。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任务就是确立和保障国
家职能的实施。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把国家的社会功能形象地比喻为
一台机器。他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器。”孙中
山也有类似的比喻，他在《五权宪法》一文中说：“兄弟说政府是一架机
器。”国家既然是一台机器，它是由各种部件构成的，犹如不同的政府机
关，需要各级大小官员去操作管理，才能使之正常运转。为此，历代统治阶
级都非常重视国家机构中官员素质的培养与选拔，制定行政法规，规范官员
的操作规程，确定官员编制，明确职责，使之各有所司，工作有条不紊；建立
考核制度，根据官员的实践能力与功过，给予升迁与奖惩，砥砺他们尽忠职
守，提高统治效能；同时规定官员年老退休制度，促进国家机构中各级管理
官员新陈代谢，以便使国家机构永远保持生机，得以正常运转。
中国古代国家的一切活动，诸如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监察、经济、文
化等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皇帝“乾纲独揽”，独裁一切。历代统治
者虽然注意到国家机关之间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相互制衡作用，建立监察
机构对各级行政官员实行弹劾与监督，但主要还是从便于皇帝对整个国家
机关的控制，更好地加强君主专制制度角度出发。我国古代行政立法，只是
规定如何维护和保障皇帝权力的实现，从未规定皇帝应该如何取得权力，如
何行使权力，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君主专制制度下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一
个重要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的设置与撤销，组织与职权，行
政管理体制的确立与调整等等，最终都要由皇帝裁决。甚至某些本来是专
门为皇帝个人和皇室私家服务的机构，也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由行政立
法来调整，其消费完全纳入国家财政开支。所有这些，正是中国古代君主专
制制度下“朕即国家”和“家天下”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特点。
中华民族立国悠久，泱泱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从未中断，其中蕴涵着极其
丰富的法律文化的瑰宝，而且有的完整地保存至今，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
富，也为世界所仅见。中国古代行政法律制度，诞生在中华大地，是中国行
政法律文化的载体，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体例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它不仅对东
亚诸国古代行政法制产生影响，甚至对西方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曾产
生影响，例如英国的文官制，其中就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孙中
山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
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
古最好的制度。”“英国的卡赖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曾特别指出，
中国的考试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方法，实在太高明了。”
中国古代行政立法从夏朝开始，经历了商周和春秋战国，自秦始皇统一
六国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之后，又经历了两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
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I.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