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程律师
㈠ 律师造假门的案件进展
12.30日开审
2009年12月30日,重庆涉黑案律师李庄涉嫌伪证案开审(杭州日报 陈炜)
上午,李庄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
熟人看李庄:行为张扬高调
李庄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其个人资料显示,执业十余年来,先后担任40余家政府和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法律顾问,曾为十余名职务犯罪和暴力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作了无罪辩护,并使他们得到了无罪释放,使近百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得到了从轻和减轻处罚。
北京一位律师表示,李庄出名,是2007年在代理河北少河一起案件中,被沙河市公安局带至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五小时,平时 “行为高调张扬,是个爱较真的人”。
据重庆司法界人士透露,在重庆期间,李庄曾就会见当事人、阅卷、及被告关押地点等问题,与重庆有关部门发生过争执。
同时,相关人士透露,调查发现李庄以“搞专家论证”为由向被告人家属要了30万元,而实际上支付给专家的总共只有几万元。
辩护律师曾提出异地审理申请
最先接受邀请为李庄作辩护的,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业务部主任高子程。这位业界著名的律师曾为陈良宇案、曾为交通部原郑副部长受贿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等案的辩护律师。
高子程于12月20日向重庆有关递交过《异地审理李庄案申请书》,他提出,鉴于种种客观原因,司法机关应当将李庄案转交重庆之外的法院审理。
对此,高子程这样解释:李庄案的侦查机关正是李庄认为可能涉嫌刑讯逼供的侦查机关;李庄案的检察机关也正是龚刚模案的检察机关;重庆一中院既是审理龚刚模案的一审法院,又是审理李庄案的二审法院。以上三对利害关系交汇存在于重庆司法机关对李庄案的审理之中。异地审理将有助于提升该案判决的公信力。
但该则异地审理申请最终被重庆方面以“李庄的行为发生在重庆,故而重庆拥有管辖权” 驳回。
律师:李庄很冒险,但没有违法
在受到李庄家人的多次邀请后,陈有西最终成为了李庄的辩护律师之一。
昨日中午,记者见到了正在用餐的陈有西和高子程。尽管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接受此案后,各自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曾担任过诸多大案要案辩护律师的陈有西和高子程对这次庭审都显得信心十足。
“我们将从李庄没有伪造证据、能不能帮助毁灭证据、没有妨碍证人作证等五个方面进行无罪辩护。”这是见面后高子程说的第一句话。此前,他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将为李庄作无罪辩护。高还透露,他前天与李庄有过会面,李庄目前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并有可能在法庭上进行自辩。
作为浙江的知名律师,除了担任浙江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的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还有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个身份,曾主编《定罪量刑指南》。陈有西表示,在接手李庄案之前,他们之间并不认识。
“李庄很冒险,但没有违法。”在陈有西看来,李庄的做法是尽他作为一名辩护律师的本分。“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但我认为他的行为并未触碰法律的底线。”陈有西表示,李庄案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近年来全国发生的20多起律师涉案案件中,唯独李庄案受关注度最广,这并不偶然。“因为李庄案不仅仅是为一个李庄辩护,而是为中国律师的基本执业权利辩护。”
12.31日庭审凌晨结束
控辩双方激辩14小时 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新民晚报)
昨天上午9时许,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李庄案,北京律师李庄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整个庭审于今天凌晨1时许结束,持续了约14个小时。
昨天,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五个申请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李庄准备了18页的自辩书。李庄表示有五个申请要当庭递交审判长:对龚刚模伤情进行司法鉴定;申请龚刚模、马晓军等8位证人出庭质证;调取李庄在会见龚刚模时的录像录音证据;申请延期审理其本人的案件;申请将其案件移交重庆之外的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审判长对前四条申请进行解释,而对于最后一条申请,审判长称于法无据,依法驳回。
五次休庭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审判长第一次宣布休庭10分钟,对被告人申请进行合议。庭审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后,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后,李庄再次向法庭提出要求,称主诉人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要求其回避。审判长第二次宣布休庭10分钟,对被告人申请进行合议。经合议庭合议后决定,李庄要求于法无据,审判长宣布予以驳回。案件继续审理。12时29分,李庄再次以上厕所为由向审判长提出要求。审判长第三次宣布休庭。下午2时,审判长宣布休庭一小时,让各方及旁听观众休息吃饭。下午3时开庭后,于7时30分,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晚上8时10分继续开庭审理。
四项罪证
此前,重庆警方表示,目前已查明了李庄的四项罪证。
■“向龚刚模宣读同案犯笔录”。据警方调查,李庄在11月24日会见龚刚模时,“将两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念给龚听。”
■“教唆龚刚模翻供”。据警方调查,12月4日,李庄会见龚刚模时教他在一些事情上说不知道,“就三个字完了,别的不要多说。”
■“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
■“教唆龚刚模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
五点辩护
在昨天的庭审中,辩护律师主要从五点为李庄展开了辩护--
■李庄伪造证据无从谈起;
■检方证据早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时已经固定,李庄不能帮助毁灭证据;
■截至被拘留,李庄未曾接触检方的任何证人,不存在有未被询问的检方证人等待询问,也不存在检方尤其是侦查机关寻找而没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所以检方指控李庄妨害作证没有事实依据,程序存疑;
■李庄接触过的与龚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接受中央台采访时的回答,龚承认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其猜测是让翻供,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时眨眼,尚未可知;
■李庄案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但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谈不上侵犯庭审活动。
㈡ 为李庄辩护的律师是谁哪个律师事务所
你好,李庄一季中辩护的律师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和浙江京衡
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陈有西;李庄二季中辩护的律师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学林。
㈢ 北京比较有名的刑辩律师有哪些
高子程律师!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㈣ 高子程律师,黄松有也冤枉吗
最高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一案宣判,廊坊中院认定,检方指控罪名成立,判处黄松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走出法庭的辩护律师高子程一改往日的“无可奉告”,终于开口说话。对于判决结果,他认为过重,“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知道高子程的名字,始自李庄教唆伪证案,高子程是康达所合伙人、业务部主任,受邀为同事李庄辩护。今天又见高子程,方知原来还是黄松有的律师。 黄松有是什么货色,全国人都知道。我相信,要是做个民意调查,绝大多数人都会疑惑黄松有为何没判死刑。就从其以全国司法最高业务主管身份知法犯法的情节看,便死有余辜。他不是简单的贪污犯、受贿犯,其行为性质是在枉法坏国,以释法权做交易勾织腐败网络,造成的结果就是冤假错案丛生、祸国殃民草菅人命的黑腐分子被包庇纵容。这样的混账东西,只判了个无期,估计也就坐10几年牢,难道不是太便宜他了? 不禁生出好奇,查了下高子程的履历,被雷到晕菜: 曾为交通部原郑副部长受贿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国家药监局注册局长曹文庄受贿案、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王某挪用公款案、中国航天研究院院长厉建中受贿案、中组部原研究室张主任受贿案、中国IC总经理王总私分国有资产案、中国能源总公司王总挪用公款案、黑龙江绥化市长王慎义受贿案、武汉海关原关长莫海涛受贿案、四川建设局局长单稀元受贿案、河北省财政厅孟副厅长挪用公款案、河北省人民银行张副行长受贿案、厦门国贸集团走私案、瑞典Lee guang商业受贿案、厦门特贸集团走私案、融信公司走私案、德国维特根香港公司走私案、香港新世纪走私案、香港杨氏集团主席杨秉忠诈骗案、台湾孟绍贤走私、亨进公司保险诈骗案等涉嫌犯罪出庭辩护,也是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辩护律师。 联想起李庄曾经为10多名黑腐罪嫌脱罪百余名减刑的履历及其自吹的“最高院有人免死”,对康达律师事务所油然而生莫名的恐惧,如果把康达所所有合伙人的履历摆在一起,应该可以拼出一幅蔚为壮观的中国巨腐救援图,甚至生出了一个念想:莫非康达所包揽了为贪腐大案做辩护的业务?当然,这是他们的合法权利,也是他们的本事。我有个不争气的朋友也做律师,就没这个本事。如果他有,我建议他干脆成立贪官慰安所,正大光明地打出招牌,业务方向一目了然。 虽然知道律师就应该为贪官辩护,但心中还是有些悲凉的感觉。中国被揪出来的贪官受到的惩治是轻了还是重了?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这么些年来,枪毙了不少,但有几个大贪官啊?不敢说全归功于律师,但律师们功不可没。中国法制尚不健全,但中国律师已经提前进入了“法治状态”,中国律师尤其是大律师们NB啊。 程序正义真是个又值钱又能救命的好东西。但能否消费得起,要看你的财力和人脉。贪官们,加油攒钱吧。高子程,继续为贪官喊冤吧,相信你早晚能为中国法制建设做出大贡献。
㈤ 用李庄案分析律师是否构成伪证罪
我并不认识李庄律师,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他在龚刚模案中做了些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但我认为,既然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已经明确并公开,我们也就足以对本案性质进行分析了。
据江北区检察院审查查明:1.李庄在担任龚刚模辩护人过程中,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他刑讯逼供的供述,并向他宣读同案人的供述,指使龚推脱罪责;2.为使龚编造的刑讯逼供供述被法院采信,李庄引诱多名证人作伪证,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3.李庄还指使另一辩护人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编造的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
我认为,我国刑法第306条是这样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因此,根据检察院的上述三项指控,结合此前媒体披露的一些案件事实,李庄律师确实难以构成该项犯罪。
一.关于诱导,唆使龚钢模编造虚假供述
首先,事实难以认定。李庄律师有没有“诱导”或“唆使”,只有靠龚的证言或李庄会见龚的录音录像才能证明。现龚的辩护人高子程律师要求调取录像尚未得到同意,而仅凭龚一个人的检举怎么能证明李庄用“眨眼睛”等方式诱导或唆使呢?即使真"眨"了眼睛,会不会是龚自己自作多情或想入非非呢? 其次,即使真诱导被告人了也不构成此项犯罪。被告人不同于证人这是常识,诱导被告人翻供或作虚假供述当然也不同于诱导证人作伪证。事实上,辩护律师建议当事人承认或否认某项事实,这完全是应尽职责。如果这也构成犯罪,那就要求律师都去动员被告人认罪好了,这样的律师还像辩护人吗?如果被告人自己拒不认罪,而法庭认定他确实犯了罪,那是不是还要另外定一个被告人“伪证罪”呢?至于宣读同案人的供述,就更不是罪状。被告人在开庭时是要对所有证据质证的,如果律师事先不把证据读给他听过,他当庭怎么质证啊? 再次,李庄还提出对龚钢模伤情鉴定的申请,这就更表明他确实认为龚钢模是受到了刑讯逼供,而并非有意唆使龚编造事实。否则,让一个没有伤的人作伤情鉴定,李庄岂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二.关于引诱多名证人作伪证
李庄如果真有引诱多名证人作伪证的行为,那是确实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行为的。但关键在于他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对那几个证人进行了引诱呢?检方并无说明。相反,据李庄的辩护人高子程律师说,李庄并未与涉及龚有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相关的任何证人见过面,这就应该不存在引诱证人的问题了。根据检方说法,李庄引诱证人作伪证的目的是为了让法院相信龚确实被刑讯逼供,那么李庄引诱的证人对象也就只能是参加审讯或看管龚钢模的警务人员,而根据目前所披露的事实,我们并未看到李庄对哪几个参与看管或审讯龚钢模的警务人员进行了引诱。
三.关于指使吾家友律师贿买警察作伪证
“贿买”其实也是引诱的一种方式,叫利诱。如果李庄确实在明知龚未受过刑讯逼供的情况下指使了吴家友贿买哪个警察作伪证,那当然也是可能构成犯罪的。但根据本案披露的事实,一是如果李庄确实认为龚受了刑讯逼供,那就没有犯罪故意;二是如果李庄并没有具体指使吾家友去贿买哪个警察,那就谈不上犯罪行为,充其量叫“犯意表示”,一个人在没有具体确定对象的情况下高喊“我要杀人”,我们是不能说他杀人犯的;三是这个吴家友律师一方面自己口袋先装进了95万,另一方面又公开发表“悔过书”或“道歉书”,这样的证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四.对高子程律师三点无罪辩护理由的看法
据报道,高子程律师拟为李庄进行无罪辩护,其理由有三:一是李庄主观上无伪造证据或妨害作证动机,其一切行为目的都只是为龚辩护;二是认定李庄伪造证据或妨害作证与事实不符,从李庄要申请为龚作伤情鉴定这一行为就表明,李庄不想伪造证据;三是李庄未侵犯正常司法活动,现在龚钢模案尚未开庭审理,谈不上侵犯法院审理秩序,李庄的行为没有犯罪客体。 我认为,或许是媒体对高子程律师意见的概括不够全面,也可能是高律师时间紧急对自己的观点表述不够清楚,光这三条理由是比较单薄的。首先讲动机,犯罪动机和目的对大多数犯罪来说并非构成的必须要件,一个人出于“为民除害”的“高尚”动机杀人照样是构成犯罪的,李庄即使真只为了辩护目的,只要他确实实施了伪造证据或妨害作证行为,并不能否定他犯罪;其次讲有没有侵犯正常司法秩序,“律师伪证罪”是行为犯而并非结果犯,只要李庄真实施了伪造或妨害的行为,并且情节足够严重,那就构成犯罪了,并不需要最终造成某种后果。龚案未开庭只能说明后果尚未造成,但犯罪客体与危害结果并非同一概念。再次讲行为,用李庄申请伤情鉴定这一行为说明其主观上无伪造证据故意是可以的,但以此证明其客观上有没有实施某些行为则是证明不了的。
所以,虽然我久仰高子程律师大名,也相信高律师的刑辩经验,但就媒体所报道的三点辩护理由来说,高律师如真要为李庄作有力的无罪辩护,还得再做斟酌。
㈥ 请问,有哪位知道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的会长是谁
北京各区县律来师协会会长候选源人名单已经出炉,谁更有机会当选呢?大家一起来猜猜!
1.朝阳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郝惠珍(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光(北京兰台所主任),高子程(北京康达所高级合伙人);
2.东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连艳 (北京市贝朗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于萧峰(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找不到,显示的是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 ;
3.西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王立华(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晓斌(原宣武区会长);
4.海淀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张小炜(原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炜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7.昌平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吴晓刚
以下区县已选律师协会班了
1.石景山区律师协会会长: 邵昊 (方正律师事务所主任)
2.房山区律师协会会长: 会长:刘德诸(北京市太行律师事务所主任)
3.丰台区律师协会会长: 于君(北京市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
4.大兴区律师协会会长:肖焕坤
㈦ 高子程律师是如何为何平进行无罪辩护的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6578899
这个网址是高子程律师为何平辩护的辩护词,你看他的辩护词之后就会知道你的内问题的答案了容!
㈧ 香港的十大律师事务所,谁知道
今天有一个北京律师的博客上看到,北京各区县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名单已版经来,具体如下权:
1.朝阳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郝惠珍(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光(北京兰台所主任),高子程(北京康达所高级合伙人);
2.东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连艳 (北京市贝朗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于啸峰(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找不到,显示的是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 ;
3.西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王立华(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晓斌(原宣武区会长);
4.海淀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张小炜(原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炜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7.昌平区律师协会会长候选人:吴晓刚(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
以下区县已选律师协会长
1.石景山区律师协会会长: 邵昊 (方正律师事务所主任)
2.房山区律师协会会长: 会长:刘德诸(北京市太行律师事务所主任)
3.丰台区律师协会会长: 于君(北京市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
4.大兴区律师协会会长:肖焕坤
㈨ 粗评陈有西、高子程、李庄三位“大”律师的辩护词、自辩书
不认同
㈩ 高子程律师在ST中源何平案庭审中的辩护词
高子程律师在ST中源何平案庭审中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及康达律师事务所天津分所受何平委托指派高子程、于永志担任其辩护人。经参阅本案所有案卷材料和会见被告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何平的行为,与职务侵占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无一相符,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协和公司)向何平发放的绩效工资金额,远远低于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薪酬管理制度何平应领取金额,因此,其未侵犯协和公司财产所有权,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体要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
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本案证据足以证明,何平未侵犯协和公司财产所有权:
(一)公诉机关指控协和公司向何平发放了绩效工资871946.25元,而何平应得绩效工资440.499万元。
1、协和公司副总裁以上级别员工绩效工资计算依据及方法:
A、2004年3月7日《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下称《04年董事会决议》)第四条“讨论通过协和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确定以下原则:1、在2003年度工资总额的基础上增加30人的工资额,即2004年度公司行政管理、技术、后勤等员工的工资总额为4427463元;2、专职董事长薪资标准为A1,总裁薪资标准为A2,年终奖励比例为董事会奖励基金65%中的50%,常务副总裁薪资标准为B1;3、市场完成净利润400万,发放全额工资,市场完成净利润600万,年终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以2004年净利润指标600万元为基数,完成净利润指标超出200万以内,按超出部分的40%奖励,超出201-400万元以内,按超出部分30%奖励;超出400-700万元以内,按超出部分的25%奖励;超出700-1000万以内,按超出部分的20%奖励。
B、《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董事会)》(下称《董事会绩效考核办法》)第八条“完成任务指标,营业收入超额部分,董事会给予奖励,计提奖励基金,……其中的65%为董事会奖励基金,对公司副总裁级(含以上)人员进行奖励”。
2、何平任职期间协和公司2008年度利润:73,769,944.96元。
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北京天元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元全审字【2009】第219号),协和公司2008年度利润为73,769,944.96元。
3、何平仅2008年应得绩效工资有440.499万。
计算方法:(7376.9万(08年度利润)- 600万(利润任务目标))* 20%(最低的计算比率)*65%(董事会奖励基金比率)*50%(总裁奖励比率)=6776.9*20%*65%*50%=440.499万。
上述事实,足以证实何平在任职于协和公司期间应得到的奖金为440.499万元,在数额上远远高于检方在本案中指控何平侵占的资金871946.25元。其所获奖金在应得范围内,并未逾越公司所制定的薪酬范围为其自身谋取额外利益,其行为并未侵犯协和公司财产所有权。何平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协和公司《04年董事会决议》确定被告人何平应该获得的奖金,在被告人何平任期内仍然有效。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1、该文件确定的薪酬计算标准和制度在2004年之后从未得到改变。
2004年3月7日,协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第4条明确说明:“讨论通过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确定如下原则: 3、奖励标准为以2004年净利润600万元为基数”。在这里,以600万元为标准确定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规定,已经上升到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原则的高度,具有在今后普遍适用的效力,而在2004年之后,协和公司董事会从未对此再进行讨论并作出过更改。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如果董事会未设定新的目标,为保证劳动者能够依照规则获得期待利益,原有利润目标应沿用。
2、按照协和公司《2004年董事会决议》计算管理人员薪酬,对协和公司管理与发展实际上是有利的。
自2004年之后,协和公司董事会从未再就薪酬计算的利润目标进行讨论,而该公司在实际上获取的利润早已远远超过上述董事会2004年所确定的作为计算薪酬标准的目标利润(600万元),尤其是何平任职于协和公司以来,更是如此。因此,按照《2004年董事会决议》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奖金,在数额上显然低于按照此时实际利润确定的绩效奖金,为协和公司节省了巨额的资金。
3、按照协和公司《2004年董事会决议》计算管理人员薪酬,从制度的角度看,对被告人何平在大体上是公平的。
当公司的利润情况发生变更,原规则的制定者有责任及时调整目标从而维护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保护股东利益,实现劳动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在新的规则并未制定的情况下,因不能要求公司的管理人员无偿地或者以很低收入为公司付出劳动,只能按照原有规则为其计算薪酬,这样才在基本上符合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
4、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津南检刑诉【2010】95号)承认协和公司《2004年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这一点从该起诉书将协和公司《2004年董事会决议》列为本案中的重要书证以及相关的陈述,就可以看得出。
综上,作为职务侵占罪,股东利益和企业管理者利益之间界限的厘定至关重要,不能要求企业的管理者主动让渡自己的利益为股东的责任买单。如果以2008年未设定利润目标从而否定2004年决议的继续适用从而剥夺何平可以期待的巨额奖金,很明显对于作为劳动者的何平来说是不公平的,更不能以此为基础认定何平构成犯罪。
(三)、何平所获奖金不仅远低于公司董事会所制定的分配利益,且何平的业绩超出前任,但所领取的年终奖励却低于前任,不可能侵犯公司利益。
何平在2008年度应得的奖金数额为440.499万元,而何平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没有从协和公司领取任何年终奖金,在两年间仅从协和公司领取了87万的绩效奖金,远远低于按照董事会决议其本人应该领取的数额。此外,何平的前任为韩忠朝,其于2001入职。根据公司的年终奖励发放表,在2006年韩忠朝所领取的2006年度年终奖励为130万元,而何平在公司工作的20个月期间,总共领取的奖金数额仅有87万元,甚至低于韩在任期间一年所领取的年度奖励数额。而在2006年之后,协和公司董事会从未出台任何文件变更过总裁的薪酬管理体系,也即是说,据以决定韩忠朝与何平应得奖金数额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同样的总裁职务,反而领取奖金少的何平却被指控为职务侵占罪,而领取奖金多的韩忠朝却被认定为正常领取薪酬,凸显出对何平职务侵占罪的指控错误。更何况,何平在职的2008年期间,公司的利润增长高达135%,是公司成立以来的最大利润增长,在这样的优异业绩的背景下,领取少于前任的奖金却被指控侵害了公司的财产所有权,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综上,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公司投资人(在本案中以董事会作为代表)之间的利益划分由董事会2004年的决议作出了基本厘定,在该董事会决议的框架和基础之上,制定具体的执行规则和细则,只要未逾越董事会决议所作出的利益划分,都应该是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具体的利益如何发放,发放的时间和内部大小分配,属于何平作为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是积极的反映股东利益,进行公司管理的行为。何平所获得因公司业务发展效益而产生的奖金,远远低于公司可以分配给其本人的数额。因此可以认定,在本案中,公司、股东的权益并未因为何平的任何行为受损。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缺乏客体要件。
二、何平等高管人员所制定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符合公司规定,何平等高管依据该办法领取绩效奖金的行为合法,其并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数额较大的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的要件。
根据刑法第271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数额较大的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用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职务侵占行为构成犯罪,要求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占有行为属于非法”这三个客观因素,缺一不可。本案中,何平从协和公司获得月度绩效工资,不违反该公司的规定,进而不具有非法性,因而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协和公司确立对高级管理人的月度绩效工资,属于何平履行职权的表现。作为协和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何平,行使协和公司最高的管理职能,同时,何平作为中源协和公司代表在协和公司履行其大股东代表的职责,保证大股东政策,意图的落实。其根据控股股东中源协和(时称“望春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及中源协和公司《关于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关于内部建立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文件要求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内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属于其自身的职责范围。何平在协和公司董事会所圈定的框架下对薪金分配原则进行细化,拟订实施的具体原则方案,是正当的行使管理者的职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源协和《关于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何平是建立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责任人,而且在该文件的整改措施中明确写明建立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应先行建立经营层考核暂行办法并落实”,何平在中源协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和公司所指定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正是对大股东中源协和公司整改计划的忠实履行,其行为得到了充分的股东授权。既然如此,何平按照此制度获取月度绩效工资,并不违反协和公司的规定。
另外,根据《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规则》第七十条 总裁的职权范围 1、经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的职权范围如下(8)决定本公司职工的奖惩、升降级、加减薪。根据该规定,何平作为公司总裁有权通过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对员工进行加减薪。
(二)、何平等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内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取得月度绩效工资的行为,获得了股东的充分认可。
(1)协和公司股东之一(大股东)中源协和公司对何平领取月度绩效工资在财务上予以实际的认可。何平等协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所实施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所领取的月度绩效奖金,已经由协和公司会计依法计入公司财务账册,真实的反映在提交股东审阅的财务报表中,大股东中源协和公司在对其认可之后,与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提交公众阅览。而且,何平领取的绩效奖金已经计入中源股份公司2008年度审计报告,经公司股东审议通过。可见,何平等协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月度考核绩效并领取奖金的情况,实际上在事后得到了公司大股东中源协和公司的认可。
(2)股东之二(小股东)血研所的代表也认可了被告人何平等领取月度绩效工资的情形。另一个股东(小股东)血研所的股东代表方健参与讨论并确定了《行政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方健亦在2008年2月18日的公司人力资源部和计划财务部的《关于月度绩效工资发放标准的请示》上签字认可。其作为小股东进行公司管理的代表在请示上的认可,自然代表小股东的认可。
(三)、何平没有非法占有协和公司的资金。
对此,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何平所谓非法职务侵占的数额,远远低于其在协和公司任职期间应该获得的奖金。如前所述,按照协和公司《2004年的董事会决议》所确定的管理人员(包括总裁)薪酬计算标准,通过计算,可知何平2008年度应得的年终奖金数额应等于或大于440.499万元。如果再加上2009年任职期间应获得的奖金数额,那就会更高。显然,被告人何平所谓的职务侵占数额,远远低于其应获得的奖金数额,根本谈不上非法侵占了本单位的财物。
(2)被告人何平获得月度绩效工资,并未违背协和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也并未降低对自己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被告人何平自2008年1月至2009年9月获得月度绩效工资,并非是简单地每月从单位拿钱,也不是简单地将本该年底发放的奖金在每月给高级管理人员发放,相反,被告人何平等人建立了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在每月确确实实地通过严格的绩效考核,根据实际的考核结果给高级管理人员发放月度绩效工资。因而被告人何平获得月度绩效工资,根本就谈不上非法侵占本单位的财物。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何平等高管讨论通过《行政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是协和公司管理层根据股东授权,在董事会所设定利益范围之内通过合法程序所制定的公司管理规章,合法有效。何平等高级管理人员据此领取月绩效奖金获得了全部股东的认可,是完全正当的。何平根本没有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因此,何平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三、何平在主观上不具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协和公司财物的主观故意。
职务侵占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但是,结合本案的案情来说看,被告人何平在主观上并不具备非法占有协和公司财物的犯罪目的。
1、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定是集体决策,何平没有授意他人实施的行为。
起诉书指控“在被告人何平的授意下,采取召开总裁办公会讨论的方式……。”上述指控无事实依据,四名被告均当庭否认何平有对他人授意的行为,总裁办开会审议通过绩效考核制度系集体决策行为,何平无授意他人的行为。
2、本案各被告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协和公司总裁办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是为了保持公司高管团队稳定,促进公司发展。
协和公司高管制定《行政管理人员绩效工资管理办法》,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将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与企业的销售收入挂钩的这种方式,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发展。何平、叶新、高鹏德、柴新宇均供述,当时认为绩效考核制度可以让公司高管踏实的为公司服务,同时何平考虑到绩效考核制度能助其更好的管理公司。另外,《总裁办公会会议纪要》明确表明,公司高管制定《行政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是为了提振士气、配合全员营销方针,进而完成协和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工作指标,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何平主观上是为了公司利益,而非个人谋利。
3、公司经营情况客观上需要通过绩效考核制度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这与被告人证言相互印证,何平作为董事长是制定管理层绩效考核制度并落实的责任人。
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2007年7月15日,中源协和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附件1《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第三条 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第(四)项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待落实和完善
“由于受近几年来控股股东变动频繁,经营管理团队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得到及时完善,公司内部管理较为粗放。由于受原控股股东的内部纷争,干细胞产业远离本部,干细胞产业内部人控制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对核心控股子公司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在2006年的控制一度失控。”
第四条 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相关责任人
董事长在2007年12月31日前先行建立管理层考核暂行办法并落实。(本案中,协和公司管理层绩效考核办法的实施时间正是在2008年1月1日)
第六条:“近几年来,由于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变动频繁,管理团队不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的各项治理制度没有得到及时完善和有效落实。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改进和提高。”
中源协和公司在2007年4月10日、2007年9月4日、2007年10月12日、2008年6月6日多次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下发的整改通知,要求中源协和公司应建立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通过绩效考核制度加强母公司中源协和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包括协和公司)的管理。被告人何平作为中源协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协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根据中源公司整改要求,在子公司协和公司首先落实整改措施,与其他高管人员制定《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并经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实施,其这一举措,是符合上海证监局对中源协和公司的整改精神的。
以上事实与各被告人的供述相印证,即公司存在管理团队不稳定因素,何平作为中源协和公司代表在协和公司履行其大股东代表的职责,保证大股东政策,意图的落实。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是为了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促进公司发展,而非个人谋利。
4、何平任职于协和公司期间所应得到的奖金,远远高于检察机关在本案中指控其职务侵占的资金,其不可能考虑放弃高额的合法收入,却以非法手段获取低额的财物。
如前所述,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薪酬制度,何平应得奖金仅2008年一年就至少为四百多万元,对于一个熟悉公司运作和财务制度、有丰富公司经营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而言,放弃通过合法程序和手段可以获得的巨额奖金,却以违法犯罪手段获取远远低于该奖金数额的本公司资金。这不符合一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思维,也不符合现实生活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获取薪酬的实际情况。
综上,被告人何平在主观上并无利用职务之便利非法占有协和公司财产的犯罪目的。
四、绩效工资制度从制定到后来的实施均系公司管理机构的行为,何平等自然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
职务侵占罪主体为自然人。而本案中,协和公司制定《行政管理人员绩效工资管理办法》,经过了总裁办公会会议讨论,由总裁办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总第110号(2008)03号)。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总裁办是公司管理机构,且《行政管理人员绩效工资管理办法》,适用于公司全体行政管理人员。因此,绩效管理办法的制定是公司高管集体决策的行为,也即是公司管理机构行为。而且,绩效工资发放程序是由财务部计算出每个行政人员的绩效工资额,然后公司主管领导签字后发放。所以,无论是绩效制度的制定还是绩效工资的发放均系公司管理机构实施,不是个人行为。因此,退一步讲,如果公司管理机构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则参与管理机构决策的人也仅因过错承担对公司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何平等自然人不是实施上述行为的主体。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
五、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据何平当庭供述,本案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公然逼迫何平将自己出资拥有的南京微宇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举报人;公然逼迫何平用侦查人员的电话指使南京微宇公司其他股东将股权无偿转让给举报人。这种侦查行为不仅公然对抗两高一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的禁止性规定,也凸显了侦查人员与举报人的超乎寻常的不正当关系。
由此,可以判断,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通过骗供的手段,谎称只要何平认罪就可以释放,从而骗取何平在认罪笔录上签字的目的,就是继续充当举报人的代理人,以追求举报人希望达到的诬告陷害的非法目的。所以,举报人为本案而编写的所有情况说明完全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我们保留向有关部门举报的权利。
公诉机关移交法院的大量证据显示,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举报公司在举报后编写的所谓情况说明,而且这些情况说明中的大部分是公然歪曲事实、自相矛盾的。如此偏信举报人一方的取证和举证,也凸显了侦查人员的不公正及其证据的违法性。
本案公诉机关负有审查起诉的职责,审查内容包括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而对侦查人员提供到公诉机关的暴露侦查人员公然介入被告人何平与举报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公诉机关非但没有追究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及幕后的隐情,已属失职。以这样的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指控何平构成犯罪,一如只起诉何平而不起诉方健一样,完全丧失了客观、公正。公诉机关的指控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身为公司高管、同样参与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同样领取绩效奖金的方健,公诉机关不认为构成犯罪,依此定性,何平当然也不构成犯罪。如公诉机关认为何平构成犯罪,则方健等其他高管当然同罪,依法应当在指控之列,仅指控何平等四人,于法无据、于法不公。
通过庭审调查不难看出,指控何平犯罪是以背离事实、歪曲事实、无视事实为前提,是在默许、纵容、包庇侦查人员的骗供、偏袒等违法行为,以举报人编造的事实为根据,认定何平构成犯罪。通过“选择性”执法,公然创造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先例。
综上所述,何平没有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仅未损害协和公司及其股东权益,更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得公司和股东利益大幅增加,其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且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望贵院能依法保护何平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益,判决何平无罪。
辩护人:高子程
2010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