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需求
① 公司为什么要签订法律顾问合同
《律师法》第26条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方的合法权益”。
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是基于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经营和商务活动的需要。一般来说,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都离不开法律工作,但就其企业对律师法律服务需求的迫切程度来看,决定企业是否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重要因素有:
1、法律业务的类型。法律业务的类型决定其法律事务的复杂性。法律事务越复杂,其决策行为越需要得到法律顾问的帮助。
2、法律业务的数量。一般而言,法律事务的数量越多,越需要精于法律的律师来处理。
3、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毫无疑问,企业的规模与效益是决定是否聘请律师,聘请多少律师担任法律的重要因素。
4、经营者对企业发展的设计。一个需要扩大规模或者调整结构或者寻求变化的企业较之一个按部就班、保持现状的企业更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5、管理者对法律服务的评价。如果管理者认为,聘请法律顾问对企业的业务质量将有所提高,他将会聘请法律顾问。反之,则不会聘请法律顾问。
6、获得法律服务的费用和质量。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优劣,收取费用的多少是决定企业聘请律师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企业是否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应当依据自身经营和商务活动的实际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凡是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聘请合同。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内容主要有:
1、合同的名称;
2、聘请双方的名称、地址;
3、应聘方指派的律师的姓名、职务等个人情况;
4、顾问律师的职责范围;
5、顾问律师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6、聘任期限;
7、聘请方为顾问律师提供的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证;
8、聘方的付酬办法,即聘方聘请顾问律师的费用标准、结算方式、结算时间等;
9、律师参与诉讼、仲裁等活动是否另行收费,另行收费的优惠规定;
10、合同的生效和有效期限;
11、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条件;
12、违约责任和处理办法;
13、双方签署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合同签订的时间。
② P2P公司有哪些法律服务需求,律师你知道吗
P2P公司具体面临的法律事务
(一)产品研发法律顾问服务技术与法律的结回合
1、整个业务模答式的合法性论证,注重客户体验与业务合规性的融合。与产品经理沟通,建立新产品的风险控制制度。
协助公司在民间借贷平台型服务等环节草拟、审查、修改合同等法律文书,协助公司与银行、民间借贷者、资产管理公司进行p2p金融产品设计。
2、风险突发预备方案:根据公司营业模式,结合现行规章制度、当前行业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本所在公司业务领域积累的相关经验制定风险预备方案。
(二)内部法律支持与合同管理服务
本所协助公司成立合规与风险控制中心并指导公司工作人员完成以下事务:
1、建立公司合同管理制度并对关联公司全部重大合同进行统一管理;
2、协助其他业务部门建立各自的管理制度并提供内部紧密的法律服务支持;
3、参与公司的月度会议或者其他重大会议,对日常经营涉及到法律的事务进行处理;
4、协助公司参与各种商务谈判并起草、审核、修订各类合同。
(三)成立公司法律顾问服务中心
协助公司成立法律顾问服务中心,为在公司司平台实施投融资的客户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③ 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有哪些方面的需求
群众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满意度测评中,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满意率为7.71%,为全市最高。与全市最低的水城县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满意度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症结,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去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民意调查测评结果却很不理想,经过深入客观调查分析,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有: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司法行政知晓率、认知度不高,致使群众评价偏颇。一是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较多,但对县乡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系统、全覆盖地宣传却没有,导致群众对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混为一谈,加上平时的业务往来也使群众误认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统的总合,还有群众认为司法局就是管公、检、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等同起来,有的群众还到司法局来投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把对公检法的不满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专门的宣传手段和机制。没有独立的门户网站、没有专门的刊物及其他载体,更没有专门的宣传机构、人员和相关制度,致使群众知晓率、认知度都较低,更导致群众评价随意性高。三是宣传不到位致使群众认知脱节。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机构都具有服务性职能,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群众却不知晓,对这些部门服务职能的认知度,不能统一到对司法行政的良好评价上来,是间接导致司法行政民意调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许多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二、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不太好,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做得不够好。一是在普法为基础和依法治理为目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却偏废了依法治理。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体水平还不高,因而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此项工作。普法创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处于传统普法的状况,普法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差,致使群众难于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仅限于单一的行业治理或单位治理,综合治理、基层治理、专项治理还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众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处实惠还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强和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调解员补助难到位等问题,导致出现化解矛盾纠纷不及时、调解偶有不公正、文书档案不齐备、协议履行率不很高等问题,也是群众不满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当事人中还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指定辩护中,由于补助少,被指派的律师例行义务性出庭辩护,工作积极性不高,深入实际调查取证做不到位致使辩护效果不佳等等,也让一些群众不满意。四是在办理公证服务中,由于公证体制机制原因、公证员奇缺、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差异、办公条件不好等因素,导致群众办证不能及时获证,办证中没有休息场地,办事环境不好等,都导致了群众不满意。五是在法律服务中,部分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诚信建设还不是特别到位,服务群众的思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人员夸大其词、私自受案,甚至还有一些冒充律师的黑律师更是作虚假承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律师声誉,也是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不满意的一个因素。六是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中,由于服刑人员很多都受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不肯吃苦,还想挣大钱,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释解后,仍然挑挑拣拣,长时间不能就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其特殊经历,社会对他们存有偏见,致其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也致使一些人员不满意。
三、诸多客观因素长期制约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是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员编制少且事务繁多。37个司法所中一人编制所还有19个,一人所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依照《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调解纠纷、案件调查、走访矫正对象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开展工作,否则,就是违法行为。现在我县各司法所普遍只有两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关门,群众来办事就得吃闭门羹。群众找不到人,办不成事,满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专人专职。由于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多年沉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把司法所当作内设机构,把司法所人员当作乡镇人员使用,从事很多与司法工作无关的事务如行政包村、计划生育、禁烧防火、合作医疗收款等,不能专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业务成了附带和捎带。三是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保障难以到位。由于缺乏车辆编制和经费,致使22个司法所没有车辆,出现了处置纠纷赶赴现场不及时的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导致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不满意。四是司法行政机关待遇差,难以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法庭、派出所、财政所都已是副科级机构,但司法所还是股级,在工作协调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司法所当前承担着监管四种罪犯的职能职责,但却没有转警,没有赋予其相应职权,履行职能职责存在许多困难;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经常到一线处置群体性问题和化解纠纷,但却没有岗位津贴,严重挫伤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四、干部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质量整体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够高。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律素养、宣传能力、科技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为的现象出现或者少数不作为、个别乱作为的现象。二是不善于缺乏“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接近群众,不会讲群众语言,不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不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三是不会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虽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公证、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都是事关群众利益和好处的事。但由于不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风不细致、态度不和蔼、工作不扎实,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没有尽最大可能地应用司法行政资源更多地帮助办好群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事。没有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四是没有做到心里装着大众,遇事想着群众。司法行政每项职能职责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但还没有把“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做什么事、开展什么工作,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群众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变成每个干部的实际行动。
五、社会管理创新不够,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多。主要是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办理、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工作中的创新举措还不很多,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在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和明显,在促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方面还做得不是特别到位;在实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还没有做到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最大化、无缝隙、全覆盖、无盲点地服务好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工作满意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准确了解掌握群众之所需、之所盼,增强群众满意度工作针对性、时效性
经过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希望解决好治安突出问题,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工作、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执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干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增强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机关办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对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对社会服务更热情、更到位、更文明,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具体来说主要反映在:一是对普法的希望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方法和途径宣传,将法律规定融入法制文艺节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记、易掌握的形式宣传,积极从传统普法模式向创新性现代化普法形式转变;二是期望人民调解更多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乡镇;期望在社区矫正监管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中,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帮助被监管对象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切实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程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三是群众期望干部职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作风更加优良、履职能力更强、工作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二、全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知晓率、认知度。一是组建宣传机构,引进高素质写作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二是抓紧建设独立的门户网站、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专题宣传栏目,办好简报信息、工作动态、刊物等载体。三是加强全系统人员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把全系统人员都培养成宣传能手。四是大力宣传司法行政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本系统求真务实、便民利民、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做法、经验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认识,把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根本价值取向。首先是准确把握群众满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表现。群众满意度就是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和社会形象整体的评价,是对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对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众满意这一目标的现实意义。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干部职工作风是否转变、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看工作结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认识不顾群众是否满意,脱离群众思想的严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只考虑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视群众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立足本职,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和热情服务,让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首先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增强罪犯监管改造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专项斗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其次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把执法活动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解答的每一次咨询、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再次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群众信任感、幸福感。最后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务,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增强群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结合平安建设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资源优势帮助群众抓好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拓宽渠道,贴近群众,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行政工作 ,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实惠。首先是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网站、宣传橱窗等方式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职责,增强参与、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自觉性。其次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与群众谈心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入乡镇村组,主动贴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征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类整理,针对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扩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托服务等“窗口”部门的工作,树立良好机关形象,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司法行政工作。从小处着手,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来访咨询。如在办公楼大厅设置科室公告牌,办事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来访、预约等,避免群众重复来访,节约办事成本。最后在咨询解答中,尽可能地告知群众权利义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可以利用告知书、明白卡、宣传册等,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途径。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四、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求。一是强化监管和帮教,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敏感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整体联动;要有新举措,创造新载体,要根据当前释解人员的特点,在不断拓宽就业途径,教育其适应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就业安置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释解人员的就业技能和水平进行安置。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对释解人员的就业观念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摒弃好逸恶劳思想,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学得一技之长,靠诚实劳动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人为本,积极为释解人员办实事。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帮助安置就业,符合低保条件的解决低保问题,不符合低保的,予以临时救济。二是全面加强普法方式方法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加快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普法的转变,积极开展靶式普法、订单式普法、联合普法、文化普法、楼宇电视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加大法治县乡创建力度,管在关键点、避免形式化,切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大人民调解法贯彻执行力度,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调解员队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政府解决调解员补贴,争取设立专职调解员,大力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确保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积极推进“点援制”,深入总结人民满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义务值班解答法律咨询正常化管理,积极将疑难纠纷调解和刑事和解纳入法律援助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真正实现应援尽援。五是全面坚强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六是全面加强协调沟通力度,争取人财物支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树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和车辆编制,解决好司法所人员和交通工具问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好干部队伍待遇问题,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全力打造办事大厅,努力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满意。
五、全面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提供坚强保证。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始终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经常地自觉从干部队伍自身找原因,群众观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是否是丧失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是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干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线,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心理距离远了,是否做到感情上与群众“心连心”,工作中与群众“面对面”,为群众办事“实打实”,向群众宣传“情牵情”,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三是要扎扎实实办好事、办实事。首先要教育干部要经常扪心自问,将心比心,多做换位思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把群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办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群众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每个干部职工必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接近群众,会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会把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再次是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更多地解决具体问题、更多地办实事,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但要做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也要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最后是要善用群众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与之进行沟通,注重面对面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无论是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宣讲法律法规,帮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都要把解决群众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话说到点子上,努力解开思想疙瘩,在宣传中建立感情,在宣传中形成互信,在宣传中赢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首先要强化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和社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其次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程序性、实体性和时效性规定,自觉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次是加大对不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和事的处理力度,全面促进公平正义得到最广泛的维护。四是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能力。要最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司法行政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坚决杜绝“大丑恶”事件发生。五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落实“谁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占据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理念,牢固树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战斗力的理念,大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训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要深刻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促进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这个根本,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学会在法治轨道上用权,保持清廉本色,坚守精神高地。
④ 请问,如果你是法学专业学生,最希望法律网站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有什么需求
做网站还不如做app,我们班70来号人,都有电脑,但是懒得开,如果有app就好了,网上也一直缺这种软件
⑤ 法制乌兰牧骑鲜明的群众性要求我们坚持以()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为向导
法制乌兰牧骑鲜明的群众性,要求我们坚持以什么样的法律服务,一定要以群众为基础,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
⑥ 中国哪些城市对法律生需求多一些或者法律行业活跃些
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法治意识高,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旺盛,比如北上广深、杭州、苏州、宁波、青岛、厦门等
⑦ 法律服务的创造需求行为为谁而为
——读《美国律师》第六章《创造需求:职业规划的一个新策略?》 【正文】 一、“事实”勾勒 1、律师业控制市场的努力 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正式开始,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围绕着规范供给活动展开,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即在1960年左右,律师业最接近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其他法学院的兴起,种族主义平等、女权主义等兴起,对律师业的市场控制就遭到了猛烈攻击,在这时,对供给的控制削弱了。作为回应,职业转向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策略,创造需求。但是,大多数律师最初对创造需求非常怀疑,而且在现在依然保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比控制供给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即创造需求使得职业内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大约只有6%的律师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 2、法律服务在早期分配严重不平等,其主要集中在大额财产的客户,也就形成了法律服务的一个传统,即主要为少数人的精英阶层服务,而大部分其他人,包括很多中产人士也没有被辐射到。虽然有法律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为中产人士服务的建议,但很少被采纳或者不予考虑,在20世纪30年代在费城才出现了邻里律师事务所。为穷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就更少了,特别是私人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当时已经开始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私人慈善事业、以及零星的私人律师提供的公益行动。但是,在6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与美国律师基金开始了一场对“法律需求”的大型研究,说明了这个早已知道或者没有正式承认的事实,即法律服务需求不足,特别是穷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足。 3、在最初。为那些不能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慈善事业中往往是那些执业经验与收入更高的律师。但是这种慈善式的服务数量非常有限,且仅仅可能为一定范围内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比如说那些在未来能够付费的人或者能够起到互惠作用的中介人——即使在这时,他们的目标也是用最小的努力来满足客户混合中介人。造成的后果就是不仅仅最需要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外,律师所提供的慈善服务的整体数量也同样令人失望。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公益性的法律服务,并且有些州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最低的法律服务数量,然而在另一些州,却被州最高法院宣布不能强制律师在无补偿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服务。即使在被强制提供法律服务的司法区域,律师们也在规避这一条,因为很多律师被允许以金钱购买方式来免除任何法律制裁。但是,这项行动并没有为职业创造出需要支付费用的法律服务。 4、当获得辩护不再是一项礼物,而是以公民的一项权利时,它首先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还以强制性权力保障实现。最后,它还以宪法性权利出现了,也不仅仅表现在重罪案件,也实施于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一项业务,特别是对普通刑事案件的强制性法律辩护并也并没有对私人律师执业的需求有什么业务增加。因为,为了满足这项宪法性权利,大多数司法区创设了政府支持的公设辩护人事务所,由领薪水的雇员充任。但是,法律职业是否从上述州的干预中获得了明显的利益还不清楚,不管这种利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付费的法律服务中,立法机关也拒绝给他们支付合理费用,这既得不到补偿,也无助于提高自己的名声。而且在这些政府付费的领域,绝大部分律师依然得不到业务,因为在最近一些年增加了共设律师的数量——这只是其一。其二,州付费的私人刑事辩护本身有许多缺陷:费用太低,只能吸引到那些较为不成功的律师,如果费用高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司法人员的偏爱会影响哪位律师将因此而收益——这种制度体系鼓励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会因为损害其合法性。 5、对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民事法律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宪法上的强制,这种代理既不充分也不稳定;然而在80年代,法律职业开始把民事代理看做法律之下平等司法的自由主义理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法律服务公司的预算呈螺旋式增加时,美国律师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州的支持态度,并试图将联邦的资金转移到私人职业者,即便如此,巨大多数的执业律师在为穷人提供民事代理上赚到的钱要比在刑事辩护中少得多。 虽然州对律师职业的补贴在增强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在为私人职业律师创造需求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于私人慈善事业则更处于边缘状态。在慈善事业中,基金会政府的捐助不仅仅会增加他们的能力,更会限制其游说的能力,缺乏了一种正当性,以社会和政府。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的正当性脆弱,不仅仅其受到限制,也使得其不安全——没有一个独立的财政基础。 6、律师们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了穷人身上,还将法律服务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客户。他们通过律师中介、团体法律服务与法律诊所[2]的方式扩张了法律服务,但是这种成功更多在于业务集中,而不在于产生了大量的业务量。 然而,这些新策略在实现职业规划方面的效果是复杂的,或许增加了法律服务业务,同时也由于受制于较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也受制约职业环境而导致法律职业的内部竞争,不仅仅在于受薪律师与私人职业的竞争,也在于公共利益律师与私人律师的竞争,还有服务于团体计划的律师与那些在计划之外的律师在竞争;如此等等。因此,律师的竞争仍将继续计划,而且增加个人法律服务生产的集中度。 二、阅读思考 虽然上述内容有些“杂乱”,但也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理路,即在职业控制减弱时,大量的人进入律师行业,使得律师职业人数剧增,解决的问题除了传统机制外(就是职业控制[3]),还有就是增加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了刑事强制辩护业务——既有重罪案件,也有普通刑事案件——也包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辩护,虽然对后者的标准还有若干争议。增加的法律服务也不仅仅有针对穷人的法律服务,还有针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比如说团体法律服务)。对于在这里提到的增加的法律服务的论述,在笔者的阅读中,有两点值得去思考: 首先,法律服务增加了,相对于以前的法律服务数量,的确应该属于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法律服务,因为在以前的法律服务中,这些律师往往只为有钱人或者能够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只为社会的精英人物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人基本被排除在法律服务之外,既包括中产人士,也包括了穷人被排斥在了法律服务之外。 其次,但是,对于这些增加的法律服务,到底是如何分配给律师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雇佣的律师(以固定薪水表现的法律人),即公设辩护人承担了大部分普通公民的法律服务,既有强制性的法律服务,也有其他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服务。而对于慈善事业下的法律服务以及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主要在于私人律师自愿完成,在增加的法律服务中占据着微不足道的比例。因此,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出现的民权运动而带来的法律服务增加实际上确属微不足道。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案件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仅仅因为政府扶植,更因为这一领域的“油水”不大,无法真正吸引私人律师,特别是优秀的私人律师为这些穷人服务,以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才可以说是对私人律师的一种法律服务的增加。由于这部分法律服务的需求群体与以前的精英群体比较而言,其付费能力要小得多。因此。对之更多属于提供多元式的法律服务,比如说诊所式法律服务或者团体式法律服务,以吸引这些群体增加需求。然而,即使对于这些有限的增加的法律的服务市场,其在私人律师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同样遵循着在原来规则的分配方式,即根据你的人脉(关系)、你的执业时间长短、性别、种族等因素[4]进行法律服务的分配,简单的说,在这里的法律服务分配也没有改变没有进行法律需求创新前的格局;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激化原来本已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律师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5],抑或者说律师之间的分化也更为严重,虽然我们可以说这都是市场惹得“祸”,与具体的人无关!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美国律师们在创造法服务需求的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蛋糕做大的方式以使所有人共赢,而且这也的确让所有人都翘首以望,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服务在整体上增加了,为已经“等级化”的美国律师中的中下层律师而言无疑属于福音,即在律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法律服务需求的数量增加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我们的通常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在这里运行的规则依然属于以前的规则,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现状!或许,他们的命运就是适应原来的体制,一步步熬成婆,才属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幸的是,美国律师职业在运行中的确给了新律师这样的希望[6],如果没有这一希望,我相信美国律师界也会展现出一种良好的律师秩序,一种良好的法律人共同体!其实,在笔者看来,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维持现状,首先对当下现状进行思考,思考这一现状下的权力结构、权利结构,这些结构渗透着一种什么的法律秩序与利益秩序,其能不能最终为普通律师们带来确切的希望与前途。如果不能,则必定需要改革,改革后的目标或许不能改变基本格局,但是至少可以让其有机会平等进入,让他们看到一个确切的希望[7],使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进入时的秩序,而且愿意遵守并保护这一秩序,而不是以破坏秩序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收入。我们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的确当下的现状有问题,而且还是很多问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没有问题吗?),但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否则,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固化现状,还带来“新政”之累,即好处还未得,坏处已显的结果。在现状把握以后,才能知道如何改革,如何循序渐进地改革,以改变旧的体制,使新旧律师、社会达成共赢,而不是共输;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看病,首先需要诊断病情,才知道如何下药! 【注释】 [1]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 [2] 通过对该书所描绘的法律诊所,大约与中国学术界通常所理解的法律诊所不一样;在这里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吸引大客户、使服务日常化以及雇佣会填表写表格和使用文字处理的职业辅助人员来替代律师已降低成本,而在中国学术界当下的学术界所说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为法学院学生所准备的,以法律援助为基础的! [3] 就是该书第三章与第五章的内容;具体分析请参阅【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 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 企业为什么一定需要法律顾问
如果企业自己可以进行法律风险的把控,那么就没有必要聘请法律顾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