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论文

『壹』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属于中级职称吗

职业（执业）资格证是一种准入证书，一般也是一个行业最基础的证书，没有这个证书，你就不能进入这个行业。比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等等。

职称比资格证要高一些，一般获得了一个行业的资格证之后，才能考这个行业的职称。职称一般分为若干等级，比如会计职称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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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论依法治国与基层法律服务，以该题目为论据展开论述的论文。

论依法治国与基层法律服务，

多少字的。

『叁』 想写一篇关于企业法律顾问的论文，阐述这个职业目前的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法律顾问是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就其在业务方面的问题提供法律帮助而担任的特定职务。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有两种，即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与企业签订法律顾问协议，在协议约定期限内（通常是1年或1年以上）处理该企业所有的法律事务，这类法律顾问服务范围广、时间长，故称为常年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关系随协议期满而结束，如果继续聘用，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专项法律顾问受企业聘用专门处理某一项法律事务，法律顾问关系待该项法律事项办理结束而结束，一般不受时间限制，故又称临时法律顾问或者短期法律顾问。如今企业大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因其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其他活动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帮助。

大多数企业都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但多数企业只把律师定位在讨债和打官司即诉讼方面，甚至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忽略了法律顾问的作用，其实，除了诉讼以外，一名优秀律师能为企业做的还是很多的，而且对企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而言，法律顾问为公司企业服务的方式很多，比如：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方案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可行性论证，从而避免企业经营上的法律风险；草拟、修改、审查公司企业的各种合同、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事务文书；针对某些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发表律师声明，或针对性地发出律师函；代理企业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行政复议，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参与企业的非诉法律事务；参加企业经济项目谈判，审查或准备谈判所需要的各类法律文件；在企业内部进行力所能及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训；配合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做好劳动人事工作，草拟、审查劳动合同、保密协议，进行辞退设计等等。

笔者担任过多家企业的常年顾问，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分述如下：

1、全面掌握企业的情况，比如：了解企事业单位的性质、经营方式、业务范围、企业简史，了解企业在本行业、本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服务对象和竞争对手，了解企业的业务情况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以便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等等。

2、对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区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予以处理

（1）对企业正在违约的合同，要在对方接受的前提下，明确责任，签订补充协议，以消除违约后果，尽可能减少财产损失。

（2）对于口头合同，要尽快采取措施，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除书面签字盖章的原始合同外，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也是证据，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方式，以防后期产生纠纷时因无证据而败诉。

（3）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尽量调解结案，或者与对方签订新的还款协议，以获取有效诉权。

（4）对于快要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要尽快起诉，对于不能起诉的关系客户，要用书面形式要求还款，使诉讼时效中断。

（5）对于其他纠纷，区别轻重缓急，选择最佳方式，一个一个地解决，尽最大努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财产损失。

3、由点及面，开展法律顾问工作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常年法律顾问明确的范围内，开展下列工作：

（1） 解答法律咨询

就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的有关法律或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提供具体意见，方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对于问题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一般性的咨询，使用口头形式。对于所涉及事关重大的法律事务则以提供法律意见书的形式，为企业提供具体的法律意见。

（2）草拟、审查、修改各类法律事务文书，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上述法律事务文书以合同为主，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力争减少或不发生争议，这其中涉及到许多技巧问题，比如如果已方不会违约，定金的数额和违约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如果已方也可能违约，定金和违约金的比例不要订的太高，以防自己一方违约后承担的违约责任过重。

（3）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经营活动中，时时刻刻都需要签订各类合同，法律顾问不可能事必亲躬，草拟、审查、修改每一份合同，尤其是那些临时商议的补充条款、补充合同。笔者现在接手的一个案件正在上诉，甲方购买乙方钢材，欠乙方货款38万余元，后在商议还款过程中，甲方业务员自作主张，签署了每天每万元支付500元的违约金的条款，结果对方起诉，一审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38万余元之外，又判令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25万元，笔者二审才接手此案，二审结果不得而知，但甲方正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况却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帮助顾问单位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重要工作。

（4）企业发生纠纷时参与诉讼

担任顾问单位的代理人，参与诉讼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但并非所有的纠纷均选择诉讼的方式，尤其是与企业关系较好，又与企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关系户发生矛盾的，笔者往往建议企业选择非诉讼解决矛盾，实践也证明，从长远角度看，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但对于调解无望，案情复杂或者争议对方在外地的案件，要尽早起诉，争取管辖权。

（5）协助企业人事主管部门开展工作

近些年来，劳资关系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顾问的职责也应包含企业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的草拟、审查，辞退员工的方案设计，以及员工提起劳动仲裁、诉讼的出庭应诉工作。笔者的感触是一个谙熟劳动法律规章的法律顾问，对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持企业团队精神和士气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上述不能囊括法律顾问的全部的工作范围，其实下列小故事最能说明法律顾问作用了。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
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

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

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
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

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
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兵法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诉讼并非是解决纠纷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防患于未然，企业法律顾问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肆』 论心理学在基层法律服务中的应用

论文提要：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广泛运用，但是无论司法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其重视不够。本文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运用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对象不同将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分为针对当事人的运用形态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运用形态，通过案例分析入手，描述心理学战术两种运用形态，并提出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进行规制的一些建议。

以下正文：

心理学战术[1]在民事审判实践当中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制度规范的缺位，该战术的应用在现实中导致法官权利不合理膨胀、当事人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当然，心理学战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纠纷的和解，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心理学战术的优势，最大可能的减少其负面影响，确保公正、廉洁、高效的行使司法权，我们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应用的原因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司法指导思想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转向“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衡量法官办案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调解率。调解率直接与法官职级晋升、奖金津贴挂钩，导致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调解。

我国不合理的信访制度也是导致法官们选择调解结案的重要原因。由于司法的不独立，党委、人大、政府等国家机构的个别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法院及案件承办法官施压，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裁判结果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不信任，从而要求国家对法院、法官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而这所谓的监督就给了其他国家机构一些领导进一步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权力。其中对法院审判干涉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信访。当事人不满法院判决不是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上诉、申诉，而是选择通过信访、上访向党委政府人大反映情况，这些接受信访上访的机构便通过函件等方式反馈给法院。一旦当事人信访上访，某些上级领导一般不去考虑案件审理本身是否正确，而且很多领导本就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仅仅看到当事人煽情的信访上访便直接认为法院审理有问题、没有最终解决矛盾、给党委政府添乱。法院的领导虽然知道案件的审理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错误，但是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给案件承办法官惩戒。而调解结案便消除了当事人信访上访的可能性。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法官们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各种心理学战术向双方当事人引导甚至施压，虽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由于调解过程并不记录在案，法官们运用心理学战术的方式一般比较隐晦，在经过技术处理的调解笔录中不会反映出来，当事人也由于案件最终解决，自己也没有吃太大的亏，最终服从调解。即使法官通过运用各种心理学战术后，当事人并未接受调解，双方当事人也更倾向于服从判决。

二、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形态

（一）针对当事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1.直接提出调解意见。法官在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的过程中，强势的提出自己对纠纷发生原因及双方责任划分的认识，并暗示当事人如果一方不接受调解意见，将会承担更大的责任[2]。例如，王某某诉李某某父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王某某与李某某是同村村民，在一次帮同村一村民修房子的过程中发生口角，王某某激动之下冲上前去打了李某某一巴掌，李某某不甘受辱动手反击。刚好路过的李某某的儿子看到父亲被王某某打，顺手拿起一块砖头冲上前拍在王某某头上，王某某应声倒下。王某某被送去医院住院一个月，花费2000余元，经鉴定王某某头部创伤构成轻伤。后王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李某某父子赔偿共24000元。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两被告共赔偿原告王某某16000元，双方纠纷就此了结。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难以接受法官意见，承办法官分别和双方当事人单独协商调解意见。承办法官对原告王某某说，“这次纠纷是你先动手打人，你对纠纷的后果富有更大的责任。况且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到底是李某某的儿子用板砖打伤你头部，还是你自己不慎摔倒碰伤头部并不明确，虽然两被告在调解中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你打伤，但是调解中双方的自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一旦调解不成，被告在审理过程中指认是你自己不慎跌倒碰上头部，那我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来判决了。[3]”同时，承办法官对被告李某某父子说，“你们既然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王某某打伤，事情已经很明确了，责任完全在你们一方，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依法判决可就不是现在这个赔偿数额了。另外，王某某的伤势已经构成轻伤，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也只有向领导汇报，考虑是否移送公安机关按犯罪来处理此案。”最终原被告双方接受承办法官调解意见。

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直接提出自己的调解意见，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法官对此纠纷的态度。给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便会得罪法官的感觉。承办法官在进一步和双方当事人的单独接触中，通过言辞暗示原告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他将会损失更大的利益；对被告则有意夸大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或其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当然这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对制定法的具体规定不了解为前提），而法官却表现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为以后裁决留下一定的空间。最终双方迫于法官的压力接受调解意见。

2.设身处地为当事人分析案情。法官真心的去关怀当事人，了解他的世界及感受，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得到当事人充分的信任，从而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例如，郭某某诉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侵权纠纷一案。

被告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因架设通信光缆在原告郭某某所有的房屋上安置支架，事前，被告通知原告将在其房屋上安置光缆支架，但原告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被告安装光缆支架后的15年中，原告没有提出过异议。“5.12”地震后，原告的房屋在被告安装光缆支架的侧墙产生裂痕，必须进行加固维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拆除光缆支架，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15年来占用房屋侧墙的费用。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和郭某某聊天一般拉起家常，先讲到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再聊起郭某某经营小商铺的成功之处，不知不觉回到本案。承办法官指出，“电信光缆属于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范畴，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被告立刻拆除光缆支架，而且根据90年代的《电信条例》电信公司使用你的房屋侧墙安装光缆支架只需通知你，并不需要经过你同意，而且你要求的十五年侧墙使用费用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即使，我们判决被告赔偿你损失，可是你要知道被告可是中国电信，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后你还不知道跑多少次冤枉路呢，还不如少要点钱把事情了结，回去好好经营你的商铺，有这些跑法院的功夫早把钱挣回来了。”承办法官和被告交换意见则侧重从中国电信央企的身份入手，强调案子久拖下决，损害的必然是中国电信的形象，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即使损失些金钱也是值得的。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针对当事人最关心、最重视的方面提出建议，令当事人感觉法官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才提出调解的建议，从而自觉地接受调解。

3.适当的恭维当事人。很多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其实已经感受到到底谁对谁错，只是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承办法官适当的恭维当事人，让他（或他们）感觉到法官都认为自己的的行为有一定合理性，面子上已经有了，从而接受调解。例如，在李某某诉杨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明明是原告优柔寡断，甚至婚姻问题都听从母亲个人安排，这才诉至法院请求与被告离婚，承办法官却恭维原告做事有主见，自己的婚姻问题一定会由自己来做主，结果李某某男儿血性在承办法官的恭维声中被激起，当庭撤回起诉，向被告道歉并表示以后会好好待被告，尽一个丈夫应尽的所有义务；在贾某某诉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明明是杨某某恶意拖欠，到期不归还贾某某的借款，承办法官却恭维被告讲义气，即使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承认欠原告的债务，并尽力先归还利息，同时，承办法官通过和原告商谈，原告表示理解被告的拖欠行为，只要被告尽快归还欠款，双方仍是朋友，结果案件调解后仅仅3日被告就将欠款归还原告。

4.邀请对当事人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加调解。处于纠纷中的当事人也许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对法官等人的意见特别排斥，但是对一些在他们眼中地位尊崇的人的意见，他们还是能够听进去的[4]。因此，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通过邀请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与调解（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这些人真正参加庭审，只需要抬出他们的名号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包括双方当事人共同的长辈、亲人朋友、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所在单位的领导等等。如在调解一起打架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承办法官邀请原、被告所在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调解。老人在村里辈分、威望均极高，做过几十年村小学老师，村里绝大多数人祖孙三代都是他的学生。老人来到法庭，当着法官的面，用拐杖分别敲原、被告几下，严厉地说，“你们两个小娃怎么这么不懂事，多大点事还到法院来麻烦法官同志，你们彻底把我们村的脸丢光了，回去我一定把你们爸爸爷爷都叫一起，好好让他们管教好自己的子孙。还嫌脸丢的不够啊！都跟我回去！”结果，原告当庭撤诉，被告自愿赔偿了原告的相关损失并赔礼道歉。

5.权力符号的广泛应用。无论是法院恢弘的罗马建筑风格、门口怒目而视的独角兽、多达十几甚至几十级的台阶，还是法官们庄重的制服、警车、不为一般人熟知的法律语言，抑或是肃穆的庭审现场，等等，均是一种权力符号。这种权力符号彰显的是国家强制力，是一种让普通老百姓顺从的权力，并且使法律、司法活动及法官获得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权威。当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置身于这样的权力符号包围圈之中，他们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战栗感，面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个人的力量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人失去与之抗争的勇气，从而自觉接受国家法律的统治，服从法院的裁判。这种权力符号运用最典型的实例体现在基层法院的巡回审理中[5]，例如，朱某某诉虞某某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朱某某起诉虞某某要求法院准予双方离婚，由于被告虞某某下肢残疾，承办法官为了方便被告参加诉讼，决定到原、被告所在的村村委会办公室巡回审理。开庭当天，承办法官身着法官制服带领一名书记员、一名法院办公室干事驾驶一辆警车赴庭审地点。到达目的地后，承办法官让司机将警车停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前最显眼的地方，通知该村村支书一起到办公室旁听庭审。双方当事人及村支书均到庭后，承办法官安排他们按顺序坐下（村支书坐在法官的右手边），然后掏出专门带来的法槌敲三声，才宣布正式开庭。随车来的办公室干事则在一旁负责照相，记录庭审现场秩序情况。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亲属情绪过于激动，与原告亲属发生肢体碰撞，在村支书制止未果后，承办法官电话通知当地派出所派来两名民警维持法庭秩序。在承办法官、民警及村支书的共同努力下，当事人双方终于停止无谓的纠缠，庭审得以顺利进行。虽然最终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均表示服从法院判决，双方矛盾得以化解。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运用了多种权力符号向当事人施加影响。庭审场所所在地村委会办公室及村支书的在场均向双方当事人暗示，这次法庭庭审得到村社内的“官员”的全力支持；法官身着的制服、专门携带的法槌均明确显示，此次庭审中法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意志；村委会办公室门口停放的警车、维持法庭秩序的民警更是直接向当事人及旁听的群众表明，法官背后依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力；随车而来负责信息宣传的办公室干事拿着专业的照相机拍摄庭审现场，并将庭审秩序状况记录下来的情形，在当事人及村里的群众看来，更像是记者在采访，一旦想到自己的“丑事”会传播到尽人皆知，当事人心里便会忐忑不安，希望尽可能无声无息的解决纠纷。

（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经常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一般都是本辖区内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律师（以及法律工作者），法官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单单一个案子，而是通过长期的工作、生活接触形成的，这也导致法官针对代理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与针对当事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迥然不同[6]。某些法官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主要包括如下两大方面：

1.针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这种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主要是让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明白，如果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不配合法官更好的处理纠纷，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压：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处理纠纷，法官们也会在工作中给予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适度的方便。这种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并没有解决具体案件，但是为法官们在以后长期的工作中持续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配合奠定了基础。

a.立案过程中的抵制。对一些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拒绝积极配合法官促成案件调解的律师，法官们会通过内部网络传递到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员耳中。因此，负责立案的法官一般会采取各种方式打压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例如，在立案审查中刁难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诉状即使出现很小的错误也要求其全面修改，提高立案证据的标准，要求提供被告准确的身份证明，甚至利用七天审查期拖延完全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

b.审理过程中的抵制。法院负责送达的法官们对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全部案件消极送达，以至于立案一两个月后，案件还没有送达被告，原告往往会多次催促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对此却没有任何办法，这也导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法官们可以合理的利用“案情复杂”的标准将本应该很简单的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甚至在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时采取中止审理的手段。

c.日常生活中的抵制。如果生活中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够与法官单独接触，甚至建立起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那么他们的地位在委托人的眼中也会大幅上升，这对他们扩大案源，提高收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很乐意生活中接触法官，能够约到法官一起吃饭、喝茶甚至娱乐会让他们在以后的律师生涯中感到更踏实。这也是法官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抵制一些律师的基础。法官们通过拒绝与这些律师的任何接触令其产生这样一种念头，“既然你在代理的案子中拒绝配合我将纠纷尽快解决，那在以后我和你之间只能公事公办，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也会很乐意修整一下你。”[7]

d.对配合法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给予一定好处。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配合法官们积极解决纠纷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法官们会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的给予其便利。例如，在立案的时候如果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材料不全允许其稍后补充而现在直接立案；立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副本还未送达被告，法官们会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直接用新的诉状更换立案时提交的诉状，而不用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在当事人面前，法官们会选择对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和颜悦色，一般不会打断他们发言，适当听取他们的意见，给当事人一种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法官面前能说的上话的感觉；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使用法院的复印机等设备；等等。

2.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a.贬低诉讼代理人在委托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当众不给代理人面子，令其在委托人心目中形成一种在法官面前说不上话的形象，从而达到打压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例如，在庭审过程中法官频繁打断诉讼代理人的发言，或者因为某些莫须有的原因当庭训诫诉讼代理人，或者对另一方诉讼代理人和颜悦色，而对这一方诉讼代理人疾言厉色。

b.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在案件诉至人民法院后，法官们单独和当事人一方接触，通过言行向当事人表明其委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力不高或者不能为其争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甚至导致当事人单方接触与其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例如，王某某、陈某某诉杨某某、刘某某及B县某运输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

原告王某某及陈某某的儿子在A区某地路边玩耍时被被告杨某某驾驶陈某某所有的汽车撞倒，当场死亡。据查，王某某、陈某某系A区居民，杨某某、刘某某系B县居民。王某某、陈某某委托C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C选择A区法院立案。A区法院立案人员向C解释，其可以选择被告所在地B县法院立案，这样能够方便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及处理此案。但C态度强硬，声称，“选择在你们A区法院立案是当事人的权利，你们法院没有任何权力剥夺我们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立案法官迫于无奈接受本案立案。

立案后，承办法官单独将原告王某某和陈某某约至办公室，向其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立案的时候，本院立案法官建议其诉讼代理人去B县法院立案，“一方面，三个被告均是B县居民，在B县法院立案有利于迅速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三被告所有的财产均在B县，一旦本案进入执行程序，我院作为外地法院进入B县强制执行三被告财产，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们在B县法院立案诉讼，执行程序中B县法院将更容易查找被告财产线索及开展强制执行。你们的诉讼代理人之所以强烈要求在我院立案，其实只是为了方便他参加诉讼罢了，根本就不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考虑。这样的代理人，哎，还不如没有。”接着承办法官就开始向原告建议，这种情况二原告应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不但不用花费律师费，而且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更负责任。最后，二原告听从了承办法官建议，解除与C的委托关系，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位律师代其出庭。

其实，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消磨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锐气，令其在以后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由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是当事人请来帮其处理法律事务的人员，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传统心理，当事人更加信任其诉讼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这些诉讼代理人自愿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当事人很容易会接受法官们的裁判或调解。

三、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规则构建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案件的调解率，降低了当事人信访缠访的可能性，提高了当事人的服判率；但由于我国并没有针对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出台任何规则，法官们在实际运用中很容易丧失中立性、公开性，破坏当事人调解自愿的原则，导致当事人丧失程序利益及对诉讼的处分权，存在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针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存在的诸多不足，笔者认为应该构建以下规则，予以引导、规制。

（一）提高法官素质。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影响，很难通过外部观察到它运用的时候是否有违法律，因此，只有切实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及业务素质，才能保证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成为提升法院公信力、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成为个别法官滥用审判权的避风港。

（二）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保证其公开性，避免与当事人一方单独接触，并注意心理学战术运用的场合和时机。法官若与一方当事人单独接触，无论接触的内容如何，都会引起另一方当事人对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怀疑，损害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三）法院应当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承办。调解程序在审判程序之前。调解程序中有一名调解法官主持双方调解，如果双方未达成调解，则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审判程序中审判法官不再主持双方调解而是径直开庭做出裁判，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法院仍然可以出具调解书。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因害怕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在裁判中吃亏而不得已接受调解的现象。

（四）法官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及审判案件均应在特定场所，并对其进行录像。如果法官在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或审判案件中不合理运用心理学战术影响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决策，并且情况相当严重，上级法院就应该把这种因素作为撤销调解文书、裁判文书的理由。

（五）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一旦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很可能导致最终的裁判因违反法律而被上级法院推翻或被本院提起再审而改判。即使有些情况下，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时的方式比较隐晦，并没有直接违反法律规定，只是有违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所以该法官的裁判得以维持，但是这种裁判最终损害的将是法院的公信力，不利于群众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例如，法官针对律师（及法律工作的）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均是以违反法律规定或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为前提的，极大的损害了法院中立、公正、廉洁的形象，损害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合法开展诉讼代理业务的权利。因此，对这类明显有违法律规定及其规范精神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应予以取缔或通过出台具体条例予以规范。

结语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院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社会矛盾的“调解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果法官们能够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觉地合法运用心理学战术，那么司法的过程抑或是结果都将充满亲和力。这样的司法过程及结果也将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进一步推动群众法律信仰的形成。但是，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仍然不够重视，只是少数法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心理学战术而已。笔者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形态的总结也只是其各种形态中很少的一部分罢了，而且其中仍有一些有违法律规定或其规范精神。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如何合法运用，笔者提出了一些规则构建的建议，但是仍显不够深入和具体，不过笔者仍期望抛砖引玉，引起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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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将“心理学战术”界定为，法官通过行动、言语、表情、周围环境等因素影响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决策的行为。

[2]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事人自己在不断地给自己灌输“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的思想，有些法官则通过外界因素加强当事人的这种自我威吓。

[3] 法官一般不会直接向一方当事人明确如果双方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自己将作出何种具体裁判，只是暗示作出的裁判将对其更加不利。

[4] 越是在传统风俗保持完整的地方，这种方式也越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地方乡绅对于当地群众的影响其实比作为外来的国家法律更加大，但是地方乡绅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正逐步在消失，这也将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的一个事实。

[5] 朱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强调，作为一种外来力量的国家法律在进入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时，必须通过战术的合理运用，在局部构建一种国家法律占优势的情势，其中最大的倚仗其实也就是权力符号。

[6] 虽然司法实务中，采用下面列举的方式影响诉讼代理人的法官只是极个别，但是，为了本文的完整性以及为最高院或其他部门以后针对心理学战术出台更完善的规则，笔者特将其列出。

[7] 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事人的自我威吓，代理人更多的情况是自己在向自己施压。当然也不排除，代理人遇到的个别法官真会采取代理人联想到的手段。

『伍』 论文 成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感受、理解、认识

0法律职业，可以统称为法律家或法律职业人士，指专门从事司法及其他法律活动、具有特定专业资格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一般法律职业特指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律家，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代办等。广义的法律职业还包括法律职业（仲裁人、调解人、公证人、法律技术员等）以及立法者、法学者。
00在我国目前的称谓中，还有一批人也被习惯性的称为法律工作者，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工”。它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刚恢复律师制度，因律师极为稀少，不能满足需要而采取的起临时补充作用的组织，它主要通过在乡镇或街道建立法律服务所，利用贴近基层、便利群众、服务便捷、收费低廉等优势，面向基层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从而弥补因律师严重不足在基层法律服务方面形成的空白。这个组织发展得很快，二十多年来，不光是在基层，而且早已遍布城乡各地。其所从事的业务，也不限于基层法律服务，实际上也在从事诉讼业务及法律顾问等非讼业务，在事实上与律师形成竞争关系。实践中也有个别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时冒充执业律师的现象。目前，除了司法部于2000年颁布的司法部第60号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对其实施调整外，我国法律未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出明确规定。
00法律工作者是在我国律师法律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随着城市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受到质疑,基层法律工作中存在较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的发展,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国情和不同层次的社会法律需求,探索一套我国基层法律服务发展的新模式。

『陆』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柒』 如何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修养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篇小论文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使我们更进一步懂得了法律的意义，真正领会了法律的精神，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以维护一方平安为目标，真正做到把矛盾控制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促进经济发展，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捌』 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毕业论文

提高法律延助，服务，水平的我知道

『玖』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的论文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蛋卷是某大学国际贸易学系学生，很高兴能帮上你。其实有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你迅速拿到这样的文献。我们一般找中英文的文献和论文都是用这样的办法。上google，然后收索你要的作品名称或者重点词汇在后面加.pdf.例如 “基层法律服务.pdf”或者“基层法律服务.doc” 这样。你要找什么论文或者文献就重点词+.pdf 或者重点词+.doc 蛋卷用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你可以多找几篇，看看论文的架构和作者的思路，并且适当参考。蛋卷提醒使用此方法应该注意的问题：1.一定要用google，因为只有google带有强大的pdf文件检索功能，效果会偏差。 2.注意重点词，如果用一个重点词找不到合适的论文，建议换几个重点词试试，肯定可以下到论文 3.尽量从检索页第一页偏下方开始找论文。因为google也是有检索排行的，所以一些论文网站会排在你检索到的信息前面，一般都是需要注册或者付费下载。一般直接点开链接就出现下载的页面在检索页第一页靠后一点的位置开始。 4.多试试，肯定有。相信蛋卷。5.另外，推荐SINA的网络互动硬盘，里面有很多人上传的资料。直接关键词汇查找，会找到比较多的结果，然后找不需要积分下载的（非常多），无需注册！SINA互动网络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希望蛋卷的回答可以帮上你。

『拾』 求法律事务论文一篇: 题目:行政程序的法理思考;或其他相关的也可以;好的加分.

你看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用。。。。。。。。。
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行政听证程序是我国立法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14)(16)刘勉义、蒋勇：《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5)参见《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1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