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

⑴ 请问刑事案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是什么

1、犯罪嫌疑来人在被侦查源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3、公诉案件的自诉人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注意公民因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

⑵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非常强调审前程序,包括侦查、起诉要按照审判的要求、标准进行办案,不能把带病案件诉到法院。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也应当下功夫抓好审前程序的工作。但不能指望以此解决以往存在的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的问题。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不能以加强审前工作,提高办案标准代替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其次,要解决好领导这项改革的组织措施问题。基于这项改革的全局性和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我认为,由任何具体司法部门牵头负责这项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建议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组织、协调、领导这项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以繁简分流、快速办案以及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前提为基础
虽然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或都应当实行庭审实质化的审判。

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强化重点案件的庭审实质化审判
以审判为中心就要落实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就是要保证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接受诉讼双方质论特别是控方证人接受辩方的质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的所有证人都需要出庭作证。

同时,即使属于此类案件也不是需要所有证人都出庭,而是重要证人、关键证人应当出庭。我个人认为这包括三种人:
一是案件的目击证人,其所作证言属于直接证据,应当出庭作证。
二是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此我要多说几句。与普通证人相比,鉴定人更应当出庭作证。普通证人是因为偶然原因成为某个案件的证人,一辈子可能就做一次证人,而鉴定人是职业证人,是为诉讼案件反复提供鉴定意见证据的人,而且鉴定意见证据对定案又有着特殊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轻信。以往发生的一些冤错案件就是由于鉴定失误造成的。
第三种需要出庭作证的就是有关侦查人员。实践中侦查人员几乎不出庭,这是有问题的。应当树立一种观念或认识,侦查工作不是破了案就大功告成了,侦查人员还须出庭作证,支持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直到案件被法院定案才算完成了任务。

加强刑事辩护包括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诉讼制度,刑事辩护非常重要。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一般认为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这怎么体现和实现司法公正?国际上通行的公正审判的标准中律师辩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面又包含两项要求,首先有律师辩护本身就体现了程序公正,其次要重视律师的辩护作用,通过律师辩护维护,保障实体公正。
要解决我国刑事辩护问题,一是充分发挥、保障社会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作用；二是完善和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近些年发展较快,但距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⑶ 刑事案件能否申请法律援助。

一般来说 自诉案件 只有4类 虐待 侵占 侮辱 和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 你这个案件是公诉案件 故意伤害罪 但是由是只是轻伤可以不提起公诉 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可以转化为自诉案件
法律援助一直都是可以的
简单帮你分析下你的问题 你妈妈爸爸被打伤 这个他们肯定要赔医药费的 我比较在意的是后面 对象想拿刀刺你 这里有个小问题 他以什么主观状态要去刺你 杀你还是故意伤害你 这个只有问口供才知道 这个有什么影响呢 对你亲戚制服他有影响的 如果他以杀害你的故意拿到 你方可以无限防卫 就算打死他也不犯罪 如果他只想吓吓你或者故意伤害你 那么你把他弄成重伤 你亲戚就要付责任了
公诉的话 是有 检察院提起诉讼 自诉的话 要自己提 从专业角度 检察官应该都很了解法律的吧 特别是刑法的
申请法律援助吧 免费的 自诉的话 你拿自己家庭情况告诉法官 由法官帮你找律师 貌似是这样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还有你诉什么 法院就审什么 关于以前的赔偿你可以拿着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可不单单是指现金 有查封 冻结 扣押 很多办法了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⑷ 新的刑法诉讼法的修改内容有哪些

【总则部分】
一、原则性修改
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受刑事追究的人没有证实自己犯罪的义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法律效果：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2.强迫其认罪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3.自愿认罪的口供才具有证据能力。
两大变革：
1.改变传统的侦查模式：从“口供→其他证据”模式向“其他证据→口供”模式的转变。
2.改变庭审方式：从“讯问被告人而展开庭审”的方式向“证人出庭、出示物证书证而展开庭审”方式转变。
部分案件管辖下沉：
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
2.“外国人犯罪的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必要时可以提级管辖。
二、刑事辩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
1.缩小会见权的限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强调“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2.明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身份：“辩护律师”或者“辩护人”。
3.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也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4.明确法律援助义务：国家义务、集体义务。公、检、法三机关都有“通知”义务，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义务。
5.律师执业中的犯罪：在原来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原案侦查机关以外的机关立案侦查。
三、强制措施的修改
（一）逮捕措施的修改
1.修改精神：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尽量少捕、不捕”的方针。
2.逮捕分类：（1）一般逮捕。列举“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强调其在一般逮捕条件中的决定性作用。（2）特别逮捕。即：“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3.逮捕程序：（1）明确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删除“有碍侦查”而不通知的情形。（2）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的审查（建议释放或直接变更）。
（二）拘传和拘留措施的修改
1.拘传期限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2.禁止规定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
3.检察拘留
延长期限：一般为14日，特殊情况——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4.拘留通知
除无法通知或涉嫌“三类案件”而有碍侦查的，可以不通知家属。
（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修改
1.适用条件
区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增加“正在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情形。
2.取保候审
增加“被取保候审人的信息变动的报告制度”；增加被取保候审人的遵守规定——“不得从事特定活动，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通信”；增加保证金数额的确立和返还的规定。
3.执行程序
无论是被取保候审还是被监视居住，可以责令嫌疑人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等身份证明文件交给执行机关保存。“三类案件”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内执行监视居住。
【证据部分】
一、证据概念和形式
1.证据概念
旧概念（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现行刑诉法采取了“事实说”。
新概念：“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再修改的刑诉法采取“材料说”。
2.证据形式
增加“搜查、侦查实验笔录”，将其与“勘验、检查笔录”并列；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资”，即“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并列。共八类证据形式。
3.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客观条件的保证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二、证人作证制度
1.证人作证原则
个别作证原则：证人证言的收集、证人出庭作证只有个别进行，才具有证据能力的原则。禁止“联合签名”、座谈会。
庭审质证原则：未经当庭质证、辩论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原则。（现行法第47条，再修改予以重申。）
2.证人出庭制度
出庭主体：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
出庭例外：严重疾病；境外事务；证言豁免（亲情关系、国家机密、职业信赖、自证其罪）。
出庭保障：物质保障——“证人因出庭作证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当补偿”。安全保障——“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3.证人出庭作证的询问技巧和规则
（1）询问技巧
正例：确立询问范围（证明对象）→层层剥离→点击重心。
反例：“你将你知道的情况讲一下。”据此回答的内容不具有可信性。
（2）询问规则
Ⅰ.相关性规则：询问内容与定罪、量刑问题相关。
Ⅱ.禁止主询问方诱导发问规则：主询问方不得诱导发问(leadingquestion)，反询问方（交叉询问方）可以进行诱导发问。“诱导”：暗示，或者问话就是答案。
Ⅲ.反询问受主询问范围限制的规则：主询问方对其证人确立询问范围之后，反询问方的询问不得超出主询问的范围。
三、证据规则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的规则。
适用范围：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以及暴力取证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言词证据。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性：公检法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排除程序：庭前排除程序（自行排除程序）；庭审排除程序（启动——告知权利、书面申请；调查——被告方陈述、公诉人举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相对方质证、相互辩论；处理——延期审理，驳回申请，确认违法。
2.意见规则：排除陈述者就案件事实所发表的推测性、评论性、判断性陈述的证据资格的证据规则。
排除理由：有碍发现实质真实；妨碍司法裁判。
适用范围：主体范围→普通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对象范围→推测性陈述、评论性陈述、判断性陈述。不适用于专家证人的结论性意见。
3.补强规则：广义上是指对于证据证明力较弱或者可信性受到质疑的证据材料，必须提供其他证据的补充强化之后，该证据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规则；狭义上是指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不得对被告人定罪和判处刑罚的证据规则。
广义适用：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者的证言，弱智者的证言，单一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相当的未成年人的证言。
狭义适用：共犯口供相互印证一致，而没有其他证据。
四、刑事证明
1.证明责任：运用证据证实指控罪名、刑罚主张成立的义务。法律义务与法律后果相统一。
承担规则：首次明确规定“运用证据证实指控罪名、刑罚主张成立的义务由控诉方负担”。
责任例外：证明责任倒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证明标准：运用证据证实犯罪所应当达到的程度。
立法精神：保留现行法的合理部分，借鉴英美法系做法。
修法措施：采纳“两个证据规定”的合理成分，明确“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容，增加“排除合理疑点”的规定。
新证明标准：运用证据证实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审前程序】
侦查程序改革
1.结构性调整：侦查程序结构是由“检、侦、嫌”三方组合的“小等腰三角形”结构。检方居于三角形顶端，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同时，通过提出检察建议、发表侦查意见的形式“引导侦查”。侦查方与犯罪嫌疑方分别居于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平等对抗”。
2.技术侦查法制化：检察机关享有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而执行权由国安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行使。
3.秘密侦查部分合法化：否定“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确立“控制下交付”。
4.生物证据合法化：“采集指纹、血液等生物样本”。
5.全程录音录像：“可以”——一般案件；“应当”——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
6.强调询问证人的地点：现场、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
7.完善搜查程序：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家属，邻居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的身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8.扩大查封、冻结范围：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9.健全侦查监督：侦查监督的类型分为：专门机关的侦查监督；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行为有权申诉、控告。
起诉方式改革
1.废除“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的起诉方式。
2.恢复“全案证据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
1.概念：庭前会议又称审前会议，是在开庭审判前，由法官主持，检方与辩方参加，主要对程序性问题进行商讨，并由法官作出决定或者裁定的一种会议。
2.任务：管辖异议；是否回避；证据交换；强制措施变更；非法证据排除；刑事和解；撤回起诉；等等。
【审判程序】
1.改革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全部刑事案件。
适用条件：A、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B、被告人自愿认罪；C、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2.设立“特殊程序”
(1)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附条件不起诉；亲友、教师列席法庭，说服教育；限制新闻报道。
(2)公诉案件和解程序：被告人悔罪，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3)不经过刑事审判的没收程序——赃款赃物、违法所得的法律界定和庭审认定，听证程序，法院裁决，申诉复议。
(4)强制医疗程序：审理对象，听证程序，法院裁决，申诉复议。

⑸ 关于司法部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有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
为顺利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就有关刑事审判中的法律援助程序、各级人民法院同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衔接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接受并组织实施；尚未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地方，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并组织实施。
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接到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后，对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可以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于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对刑事被告人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应于收到指定辩护的通知书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对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认为确需律师辩护、符合下列条件的刑事被告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应于接受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一）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已委托辩护人，而该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五）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有问题，有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开庭十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或者本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接受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辩护律师征得刑事被告人同意后，即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辩护职责。

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支持律师行使辩护职能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为其提供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⑹ 如何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制度

2016年6月，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着眼于解决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把证据裁判要求贯彻到刑事诉讼各环节，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建立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刑事诉讼制度。

一、按照裁判要求和标准，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

1、依法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及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并强调所有证据应当妥善保管，随案移送；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检查、搜查、辨认、指认等过程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特点的证据收集指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移送、审查、法庭调查和使用规则，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和程序以及完善见证人制度等提出了要求。

2、完善讯问制度。意见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在规范的讯问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的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严防刑讯逼供，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

3、保障当事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意见强调，要健全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在案件侦查终结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辩护律师提出的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侦查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核实。

二、进一步强化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

1、意见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这一规定将对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发挥重要作用。

2、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责。意见突出了律师辩护意见的重要性，明确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意见“应当依法予以核实”的要求，将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有效作用创造积极条件。

3、强化律师的行为规范；强化辩护律师在法庭调查中质证权；强化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论权；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意见提出要依法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三、完善审判程序繁简分流机制，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结合。

1、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有效解决程序性争议；

2、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积极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机制。

⑺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

⑻ 最近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

央广网北京月10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会签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天上午全文发布，《意见》共21条。此项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对于发挥好审判特别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严格侦查、起诉环节的办案标准，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第一条指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张相军分析：“从近年来纠正的重大冤假错案看，往往都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行为。”
这次《意见》立足于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早发现早排除，规定了诸多制度机制。
张相军表示，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学博士刘静坤认为，证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从审判程序来讲，证据只有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也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意见》有多条规定强调疑罪从无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刘静坤分析，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将进一步明确。“更准确地界定‘刑讯逼供’，明确‘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证据’的一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