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理论与实务

1. 法律援助！

现在也可以报警，让交警部门出具责任认定，这样，对于你有好处，否则肇事者不承认，你有何证据能够证实，到法院直接起诉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2.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

3. 具有较强的法学理论基础，多年法律实务经验，热衷于提供法律援助支持！

能帮个忙不

4. 法律援助

可以得到工资。
没有合同有事实劳动关系存在，请你保存你的上班记录，比方说，你的打卡或者签到记录。
同事的证人证明也可以作为你的证据。

5. 法律援助律师是否算真正的律师在业务能力上是否一定有巨大差距

法律援助律师分为狭义和广义。

广义的法律援助律师主要指接收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案件的社会律师。

我想你问的应该是后者，就是我这样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律师并没有写进《律师法》，所以这也是外人疑惑的地方（尴尬的表情）。

就河北来说，法律援助专职律师主要要求：编制在司法局、工作一年以上、通过司法考试。

我直接回答问题吧

1、是否算真正的律师？

算。首先，和普通律师一样需要首先通过司法考试（现在叫法考）；其次，在职业过程中和普通社会律师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和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

要说差别呢？就是不能收钱，是为特定经济困难对象服务（具体范围较大，各地也不同，不展开说）

2、业务能力上是否一定有巨大差距？

不一定。具体来说：

法律援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人身损害；刑事——未成年犯罪。

各地法律援助宣传程度不一样，人员配备也不尽相同。

有的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一个律师，行政和业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行政事务上（接收援助申请，指派律师，管理日日常工作）。

我见过有的县区援助律师整年的没有办过一个案子，这对于社会律师来说就饿死了，但法律援助律师是财政供养的，倒也无碍。

有的县区援助律师力量雄厚，宣传又到位，甚至形成了专业的团队。其办案数量丝毫不亚于社会律师，在熟悉的专业领域，其专业能力甚至远超一般的社会律师（比如劳动争议）。

就我们中心来说呢，有两个援助律师和四五个法律援助工作者（就是具备一定的法律业务能力但尚未通过法考，可以办理民事案件）。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和人身损害案件上有非常成功的案例，自认为并未比一般社会律师差到哪里去。

不过现如今，上面有意让我们重管理轻办案，不知将来业务水平是不是会退化……

6.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

7. 法律援助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的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体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特别是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他们解决好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开展法律援助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排忧解难，合乎民意，顺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认可和宪法的确认。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才能得以确认，依法执政才能得以实行。法律援助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举措进行监督，对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是对我党执政规律的本质认识。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从全体人民利益一致，转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不法行为，倡导社会正义，营造社会公平。

8. 什么叫做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内殊案件的人提容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下列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普通

一、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二）刑事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9. 关于法院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需要你向司法局去申请。如果你的材料齐全的话，司法局许可法专律援助。就会属给你委托律师。律师就会自行联系你的。司法局给你委托的律师和你自己委托的律师实际上是一样的，开庭的时候都要根据证据来说话。你自己可以想想司法局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和对方没有什么联系，怎么可能会替对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