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盛律师

❶ 怎么样才能在网络上维护自己的版权

在网络版权维护中，网络公证已经成为最常见的证据收集手段。但是，网络公证如何能达到真实、公正?近日，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规范网络证据保全会议上，与会专家对最近七学者诉某IT企业侵权所举的网络公证书提出了质疑，并期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网络公证。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北京报道

每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一系列难题，在互联网上似乎更能立竿见影，在互联网发展度过其泡沫期后，各种纠纷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去年年底，郑成思等七位学者诉北京书生公司网站“书生之家”(下称书生公司)侵权的案件(本刊2004年第49期曾予报道)，着实让IT界热闹了一番。在法庭上，一份网络公证书在当事人质疑是伪造的声音中，按照司法惯例，仍被采信了。随之而起的是在今年2月27日，由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办的关于《书生公司版权官司中的公证书问题》，“网络公证”问题浮出水面;此后不久，4月7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组织的《网络证据保全技术鉴定会》，再次把网络公证问题推向了高潮。

公证书何以遭质疑?

随着书生公司侵权案的发展，最近，七份原告出示的公证书又成为了案件的焦点。

由于被告方书生公司认为他们从未有过这一侵权行为，因此，他们认定这几份公证书必然是伪造的。于是，书生公司试图从公证书中找出伪造的蛛丝马迹。

首先是书生公司总经理姜海峰发现，公证书中所称的证据保全日期的实际股市指数与公证网页中显示的当天股市指数不相符合。与此相对应的是，网页显示的当天天气预报也与网页保全当天的日期不相符合。

除此之外，网页上有明确的信息表明，其网站属于山东烟台图书馆。而且几份声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集的网页内容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诸如此类的技术性漏洞，引起了一些法学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关注。这样一份公证书，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

2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在对上述案件涉及的七份公证书审阅后，认为该公证书在制作程序上确实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证程序的公正性。

此后不久，4月7日，中国互联网协会组成的专家鉴定组在有关网络证据保全的鉴定会上，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何川，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徐祖哲，新浪总工程师严援朝，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网络多媒体中心主任黄铁军等专家也提出了同样的结论。

对这样一份疑窦丛生的公证书，在一审的判决中，为何能被法院采信呢?“从法院的角度来看，采信公证书没什么不对，因为公证书是权威机构做出的证明，所以公证书一向被认为是案件中的铁证。”就此问题，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邹瑾向《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眼见”并不“为实”

与西安宝马案中恶意做假公证不同的是，在越来越多的网络公证中，即使公证员认真执行公证程序，如果其缺乏相当高的技术水准，也有可能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

“稍懂点技术的人想让你在电脑里打开一个网站上看到的不是真实网站的内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比如，电脑对于一些曾经打开过的网页可以从暂存的网页中打开，如果有人对暂存的网页作恶意的编辑修改，公证员实际看到的很可能就不是网站的实际内容。当然，更高水平的人可以利用代理服务器等各种手段让公证员公证的网页是他所期望的网页内容。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不太懂互联网，或缺乏足够技术能力的公证员很容易被蒙蔽。”IT业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传统的公证基于“眼见为实”的基本认识和对公证处的信任，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所暴露的问题却对公证这两大基础都提出了质疑:以西安宝马案为典范的事件动摇了人们对公证处的信任，以七学者诉书生公司的侵权案在动摇人们“眼见为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在网络公证中，公证员看到的本身也不一定是真相。即使一个网络专家常常也很难轻易地判断网页来自于哪个服务器，这个服务器是否真的是公证对象的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并非网络专家的公证员就像雾里看花，如何分得清孰真孰假?

“出现这样问题的根源在于网络的高速崛起，在这个连IT技术专家也常常觉得难以追赶技术脚步的网络世界里，公证员的脚步已经远远地落在互联网之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网络多媒体中心主任黄铁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这种落伍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如何在网络公证过程中保证公证员知道其正在干什么，而在传统环境下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在互联网时代，每一次网络公证都需要公证员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准确地判断真假，所以要求公证人员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技术水平，取得相应的技术资质。这是网络环境下的新问题，在传统公证中缺乏相应的规范。”邹瑾直言。

网络证据，可以相信多少?

近两年来，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纠纷形形色色，抢注域名、非法链接、网上人身攻击等等，但占最大比重的则是有关著作权的，比如去年就有浙江图书馆被诉侵犯父子著作权案，七学者诉书生公司侵权案，以及上海父子作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等。

打官司证据是关键，于是在网络环境下，网上证据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七学者诉书生公司侵权案折射出网络证据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易变性。所以，网络证据必须及时地进行证据保全。现在大部分的被侵权人都会在起诉之前就通过公证机关对纠纷涉及的内容作为证据进行下载和公证，这就是“网络证据保全公证”。

那么，网络证据保全该如何操作才能保证过程真实、有效呢?

“一般，网络证据保全过程非常简单:由两位公证员在申请人在场的情况下，监督操作人员按申请人的需要进行用电脑登陆有关网页并进行实时打印，将操作结果存盘封签后保存，并对全过程进行录像即可。随后制作的公证书会对此过程进行描述，在最后部分加注:×年×月×日，通过上网从×网站上得到×内容网页，过程真实、有效。”邹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说。

如此操作的确能够证明该内容可以作为真实有效的证据，但很多人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公证员了解计算机多少?如果不是他亲自操作，被操作人暗中动了手脚，他能够发现吗?如果因为不懂技术而导致公证书公证错误，那该怎么解决?

“其实网络证据保全是否真实有效，关键问题就在技术上。即便是一个计算机技术人员也未必能解释、解决所有的问题，而目前我们的公证队伍中，既熟悉计算机又熟悉法律的人才简直是凤毛麟角，”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公证员们目前的计算机水平来讲，要鉴别出网络信息内容的真伪及是否被篡改就很困难。即便他是眼睁睁盯着操作员在进行网络证据保全，也可能因为不懂技术，而将修改证据内容的行为当成了正常的取证行为。”

权威鉴定提升公证公信力

当专家的意见与公证处相左时，到底应该相信公证处的公证，还是相信专家的鉴定?

事实上，专家看法与公证的矛盾体现了公证缺乏严谨的技术鉴定的缺陷。应该说，大多数公证程序中，公证处从一贯的公正程序出发尽到了职责，技术专家则从技术的角度搓到了公证领域的软肋—公证行业技术鉴定水平的落后与公证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的落后。

“要想使‘网络证据保全公证’真正做到公正，应该从其根本因素—技术上抓起，”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秘书长王斌向《中国经济周刊》阐述了解决之道，“从目前我国公证队伍的现状来讲，要想练到确保网络证据取证过程中一丁点小动作都难逃其法眼的道行，这是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走出这一困局，既要公证队伍自己的努力提高，以及更多吸纳计算机人才入行之外，还要针对公证领域的软肋—技术，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同级别的、被国家认可的、具有权威资格的技术鉴定机构，在公证程序中的技术环节发挥他的协助和补充作用。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弥补公证人员除法律外其他技术层面的不足，最大程度地降低因技术落后而导致公证错误率，提升公信力，让公证重新回归到百姓心中最公正的天秤。”

网络时代带来更加复杂的公证环境对公证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着相关的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公证资格的认证体系，以提高公证人员的技术素质。

对于网络公证而言，公证过程如果没有严格的技术鉴定相配合，它就很难真正做到“公正”。近来发生的网络侵权案例暴露出的网络公证问题让人深思:如果公证书的可信度遭到质疑，那么，传统的公证是否还能适应新的环境?公证是否已经到了变革的边缘?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期盼《公证法》尽快出台，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❷ 被问责官员复出需要沙漠条件

新华报业网电 官员问责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进入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本刊记者了解到，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并非文章的内容，而在于文章的作者——邱晓华。这是邱晓华被“双开”消失后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晓华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邱晓华的情况却未见有下文，也无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这次看到他时，这名前高官已陡然“变身”为大型国企“高级研究员”了。

邱晓华的复出过程，使公众在“云山雾海”中留下不少的悬疑。事实上，在邱晓华之前，类似的高官复出现象不断。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问题官员”悄然复出

9月14日上午，“复出”刚满一年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

2003年“非典”时期，包括孟学农、张文康在内的千余名各级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问责”。随后，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个个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乌纱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2003年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从上述可见，有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丢了“乌纱帽”，但在“风暴”过后又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成了政坛新“惯例”。

“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本着‘治病救人’，还是‘发挥余热’的精神，有些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错，这表明了政府在干部任用上的突破，对于违法违纪官员，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视其具体情节，安排合适的职位，让其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这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受访专家认为，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

“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官员复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严格的规则加以执行。”

“官员能否复出，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成福认为，“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引咎辞职后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数受访者也认为，对于曾经犯过错误，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今后就一定不能再起用，这倒未必，但整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官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误的可能。”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位姓张的市民对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对敢于在道义上承担责任或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应给他一个复出的机会。关键是复出这个过程要让老百姓能够看明白。”

“对一个本身颇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永不重用，这无论对本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更何况引咎辞职属道义担责，和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是两回事。”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让德才表现突出却因突发事故引咎辞职的官员适时、以适当方式复出，用人之长、给人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政治理性。问责官员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而让有能力的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是人们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龚维斌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官相护现象，对于失职的领导干部象征性进行责任追究，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要么让其‘冷却’一段时间，然后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或者平调到其他重要岗位。群众对这些做法十分不满。”

张鸣教授认为，“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官员问责有原因，而复出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透明与公正，那么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会遭到公众的质疑。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也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官员复出意味着曾经犯过错误的官员又重回领导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金钱等社会资源。因此官员复出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官员下马，所以建立官员复出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官员复出制度就为官员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制和约束，那么‘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在民众心里就成了口号。”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齐善鸿教授认为，“如果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符合条件复出的官员，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时时面对质疑和处处解释。因此，公开和透明地复出，对政府、公众和复出个人才算是负责任的做法。”

呼唤“官员复出机制”

不少受访者认为，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否则，难脱“人治”色彩。

“问责官员重新起用必须符合程序，必须尊重现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于被免职官员的跟踪监督措施。经过严格符合程序的考核，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达到条件，应该重新起用。实质上，对于被免职官员‘去向’的追问，对于那些官员表现的追问，就是对相关制度的追问。”

“在官员复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视公正和公平，特别要重视公开，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杜立元律师建议，“首先，在官员的处分上，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和党纪党规执行，在尚未确定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官员‘引咎辞职’。其次，在官员的复出上，对下马的官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不能盖棺定论。应当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评选机制，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确实优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标准的情况下，还应允许其恢复公职或就任其他领导职务。再有，在复出制度的设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权利。在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合理内容制订到制度中去；在制度的实施上，应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公开官员复出任职的事由、依据、程序，对官员复出的决定由群众行使一部分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官员复出制度的实施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公开解答群众的质询。”

“应该把官员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区分开来。官员要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当其执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质疑时，应当主动辞职。”李成言教授认为，“对于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要给复出的机会。但是，在任用的程序上，整个过程要公开、透明，最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批准后再任命。”

“官员被问责，不应成为‘避风头’或是一种暂时的过渡，而应该是实质性地责任追究。”齐善鸿教授认为，“官员复出的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应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因为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

❸ 安装摄像头看工人工作违法不如题 谢谢了

“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对员工隐私权的侵犯，但这并不代表用人单位可以随意使用摄像头。应受到如下限制： 首先，安装监控设备应当按规定报批备案。其次，应当向员工明示告知，因为这些监控手段的使用会使雇员的人格尊严部分丧失，如未明示则有偷窥之嫌。第三，监控仅限于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监控的内容仅限于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关，如单位的更衣室、卫生间、浴室等处不得设置，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安装公共安全图像系统。第四，用人单位对受监控的员工个人隐私信息负有严格保密义务，不得随意公开。第五，员工有权知悉监控信息资料的储存情况，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妥善保存监控信息并定期销毁。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权，所安装的摄像头应面对整个办公场所，不得只针对特定的一个人。 除了保障财产安全方面的意义之外，在办公区安装摄像头作为管理手段不宜提倡，它也不会有多大作用。相反，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加强公司制度建设才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正途。 也有不少律师明确表示，在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个人隐私方面的规定。而员工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个人隐私，因此公司安装摄像头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论持何种观点，多数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法律对这一块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在现实把握上有难度，就算有公司员工认为公司做法不妥，由于法律上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界定何种行为是侵犯隐私的，所以这类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有关部门应在这方面加快立法进程。

希望采纳

❹ 十九岁男生处人为事的原则是什么

西方国家曾有人提出，在一个社会中，当女性不能达到正常比例并发挥其正常作用时，社会就会因此受损。在 胎儿立体超声波影像 重男轻女 将来他们娶谁 美国，女企业家的经营活动给社会带来的财富刚好占到全社会的50％！有人称这为"理想的均衡"。也有人算过一笔账：投资教育一个男人只教育了一个人，而投资教育一个女人则同时教育了她的孩子和家人。因此，有专家称"投资女人社会得到更多回报"。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让我们不得不坚信女人在当今和未来社会中的作用。无论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关注和遏止出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带来的恶果不容忽视。" 家住东城区的王先生说，"要遏制住人为干扰新生儿性别比例的势头，除了'堵'住B超等鉴别手段的滥用之外，还要因势利导，用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人的生育观念，以切实的利益导向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推动，真正提高女孩家庭的社会地位，辅之以必要的综合管理措施，标本兼治，转变'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最后提了三点建议：一、有关部门应该对怀孕妇女实施跟踪服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母婴安全健康，防止女婴非正常死亡；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研究，借鉴国外可供借鉴的经验；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部分人"老无着落"的担忧。 在采访中，许多民认为，我们的社会和各级部门应该制定更严厉的法规，实行更有力的措施，对那些私自坠女胎的人和非法替人坠胎的处以重罚和打击，使之遭一次打击就从此一去不敢再来。要重点管理好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在这些地区的出租屋，往往既有偷偷非法行医者，也有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管理的家庭，只有对这一地区的严格管理才能使其难有藏身之处。 中盛律师事务所王小明律师认为，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为地干预出生人口的性别。这种行为的危害性非常大，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中华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药监局等部门也制订了相关的行政规章。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非法测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妊娠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日益严重的趋势。王小明律师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加执法。不仅要禁止利用技术手段测定胎儿性别，还要禁止其它可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技术和约物。在处罚上，不仅要处罚进行胎儿性别测定的个人和机构，而且要对选择胎儿性别而终止妊娠的人进行处罚。对人为干预出生人口性别的行为要加重处罚的力度，单纯的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是不能够制止这种行为，应该将其中危害严重的行为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就需要刑法作出相应的修订。 有关专家认为，仅仅制定法规严厉打击是不够的，要想办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这需要制定更多激励政策和措施。部门可以运用多项政策，改变就业及上学中的性别歧视，遵循同等条件优先录用的人事政策，彻底改变性别歧视。考虑到转变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部门应多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对农村独女户进行扶持，解决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违反法规因歧视性性别偏好而终止妊娠的人进行惩罚，把偏高的出生性别比降下来，使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走上健康、和谐的轨道。 在采访中，许多专家认为，性别失衡冲击不可忽视，有关部门应该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应对措施，以便更好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遏制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❺ 法硕出来能干什么

我同学，法院。工作在政府部门不是很好找，有人才行，去企业比较的容易。薪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差不多起价是2500左右。

❻ 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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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公司有权在办公区域安装摄相头监控员工上班情况么

是否侵犯隐私权法律尚无定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文件，有关部门借助实时图像加强对公共秩序的监控，公民在公共场所时刻要面对摄像头，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有些单位的做法可能是对该常态的一种变相延伸。”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这与当前相应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家暂无专门的法律对摄像头跟录像设置的问题进行规定有关。这涉及到公权利跟私权利、公法跟私法的平衡问题。” “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对员工隐私权的侵犯，但这并不代表用人单位可以随意使用摄像头。应受到如下限制：首先，安装监控设备应当按规定报批备案。其次，应当向员工明示告知，因为这些监控手段的使用会使雇员的人格尊严部分丧失，如未明示则有偷窥之嫌。第三，监控仅限于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监控的内容仅限于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关，如单位的更衣室、卫生间、浴室等处不得设置，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安装公共安全图像系统。第四，用人单位对受监控的员工个人隐私信息负有严格保密义务，不得随意公开。第五，员工有权知悉监控信息资料的储存情况，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妥善保存监控信息并定期销毁。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权，所安装的摄像头应面对整个办公场所，不得只针对特定的一个人。” “由于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不得在办公区域安装摄像头，因此不能说公司的做法侵权。”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认为，“办公室本身是一个公共场所，并非私人空间。而公司为管理需要，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也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这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并不侵犯个人隐私，当然其前提是公司要按规定办理相关安装手续，要具备使用该器材的合法条件。” 但也有不少律师明确表示，在《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个人隐私方面的规定。而员工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个人隐私，因此公司安装摄像头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论持何种观点，多数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法律对这一块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在现实把握上有难度，就算有公司员工认为公司做法不妥，由于法律上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界定何种行为是侵犯隐私的，所以这类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有关部门应在这方面加快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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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郑州陪练哪家正规啊

在目前陪练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练车人在选择陪练公司时，应当注意哪些事项呢？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提醒：第一，陪练公司要符合交通部(2006年第2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以及行业标准、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JT／T433)相关条款的规定，具备相关的资质。第二，陪练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有健全的培训机构；二是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三是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陪练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四是有与陪练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五是有必要的陪练车辆，所配备的陪练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装有副后视镜、副制动踏板、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六是有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

北京消协有关人士表示，选择汽车陪练服务要签订服务协议，并约定服务内容、上下车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免产生纠纷。

中国驾校陪练网

❾ 如果公司在办公区域内全部装上摄像头，监控你的一举一动，是合法的吗

是否侵犯隐私权法律尚无定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文件，有关部门借助实时图像加强对公共秩序的监控，公民在公共场所时刻要面对摄像头，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有些单位的做法可能是对该常态的一种变相延伸。”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这与当前相应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家暂无专门的法律对摄像头跟录像设置的问题进行规定有关。这涉及到公权利跟私权利、公法跟私法的平衡问题。”

“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对员工隐私权的侵犯，但这并不代表用人单位可以随意使用摄像头。应受到如下限制：首先，安装监控设备应当按规定报批备案。其次，应当向员工明示告知，因为这些监控手段的使用会使雇员的人格尊严部分丧失，如未明示则有偷窥之嫌。第三，监控仅限于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监控的内容仅限于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关，如单位的更衣室、卫生间、浴室等处不得设置，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安装公共安全图像系统。第四，用人单位对受监控的员工个人隐私信息负有严格保密义务，不得随意公开。第五，员工有权知悉监控信息资料的储存情况，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妥善保存监控信息并定期销毁。第六，公民享有平等权，所安装的摄像头应面对整个办公场所，不得只针对特定的一个人。”

“由于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不得在办公区域安装摄像头，因此不能说公司的做法侵权。”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认为，“办公室本身是一个公共场所，并非私人空间。而公司为管理需要，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也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这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并不侵犯个人隐私，当然其前提是公司要按规定办理相关安装手续，要具备使用该器材的合法条件。”

但也有不少律师明确表示，在《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个人隐私方面的规定。而员工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个人隐私，因此公司安装摄像头的做法有悖法理。

不论持何种观点，多数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法律对这一块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在现实把握上有难度，就算有公司员工认为公司做法不妥，由于法律上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界定何种行为是侵犯隐私的，所以这类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有关部门应在这方面加快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