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典型人物素材主要事迹

① 巾帼英雄事迹。

一、妇好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五、迟昭平

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迟昭平，平原县城南人，生卒年月无考。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在河阻中（现平原城西南）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迟昭平部与徐异卿部汇合，战斗在平原、富平、乐陵、无棣、盐山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

这支农民起义军，不但攻县郡，杀贪官污吏，抢府衙官库，砸地方牢狱，拯求身隐囹圄的无辜百姓，给王莽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

同时，他们也袭击地方豪强的营堡、乡聚（乡镇民团），无情的打击那些宦官、王孙、公侯，没收他们剥削的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贫民的拥护。

② 王林的主要事迹

王林原是一名执业律师，执业过程中时常主动帮助困难群众，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帮助。1997年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后，黄石市司法局筹建法律援助中心，当时身患癌症刚刚做完手术，正在进行放疗、化疗的王林主动请缨，在资金、设备、人员都存在极大困难的情况下，他不等不靠，拿出自己的积蓄，主动承担起法律援助中心的组建工作。为了让外来的务工人员获得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他主动与黄石农民工外出打工较为集中的地区温州市司法局协商，率先创建了具有示范性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工作模式，创建了农民工法律援助流动夜校、法律援助公众教育等形式，深受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一些信访案件的调处，他总结的“疑难信访案件应当由比较有威信的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对信访人的诉求进行分析和评估，由信访主办单位一把手参与并决策”的工作模式被广泛采纳和应用。12年来，在司法局的领导下，在王林同志和法律援助中心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创建之初的每年在黄石地区仅办理不到100件法律援助案件，到当今每年在黄石地区办理1000多件法律援助案件、10000多件法律援助事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扬。

③ 张婉愉的人物事迹

张婉愉是成都新都人，2006年小升初考入实外实验班。
2012年，张婉愉的高考成绩是全省文科第六名，进入北大法学院就读。
张婉愉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名。
张婉愉来自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她连续拿到了获取率为0.2%的全国大学生奖学金。她曾在斯坦福法学院交流，还获得过Jessup国际模拟法庭比赛的中国总冠军。婉愉在北大和四川省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帮助在工厂作业中受伤的工人寻求法律保护，尤其是那些饱受硅肺病折磨的工人们。她最喜欢的一句法律引言是著名的法理学家Oliver W. Holmes说的：“如果你有一颗理想主义者的心灵，你将使（不是觉得）世界变得更理想”。婉愉想在在牛津同时攻读一个政治、哲学、经济三修（PPE）的第二学位，希望学习更多关于社会公平的理论支柱，使法律能为边缘化人群提供更多帮助。

④ 黄学军的人物事迹

2004年9月，在佛山打工的广西农民陈志林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一审裁定肇事方赔偿8万元，陈志林的父亲陈祖玲提起上诉。黄学军重审时发现：陈某在发生事故时已在佛山居住一年以上，有暂住证、就业证和工资收入等证明。佛山已于2004年7月统一了户口性质，所有的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根据佛山的现状和案件的实际情况，她提出了依法改判此案的想法，这一提议，得到了合议庭成员的一致认同，判决陈某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按城镇居民计算。
当拿到24万多元死亡赔偿金的判决书后，风烛之年而忍受丧子之痛的陈氏夫妇破碎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不久，佛山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一封来自广西藤县下黎村陈氏等21位乡亲的联名感谢信。 黄学军1988年高中毕业进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打字员，一干就是6年。那时候全院只有两台电脑，两名打字员承担了所有法律文书的打印工作。在别人看来，这份工作也许是枯燥无味的，但黄学军则觉得自己在其中学到了很多前辈办案的技巧，还有法律文书的写作。接着，黄学军干了2年的书记员，她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一是熟悉案情要准确、二是善于归纳总结条理清晰，三要记录速度要快。其实这也是法官的基本功，为她后来的法官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这8年的实践锤炼中，黄学军坚持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一方面虚心求教周围同事，另一方面向书本要知识，先后获得大专、本科文凭，并就读研究生进修班。1996年，黄学军如愿成为一名法官。
黄学军所在的民一庭的案件主要审理一审判决后不服上诉的离婚案、人身损害赔偿案、民间借贷以及许多难以归类的民间侵权案，这些案件纷繁复杂。10年里，黄学军经手审理的2000多起案件，无一超审限，无一改判发回重审，无一件错案。
这缘于黄学军对每件案件都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倦怠。她说：“我们一天打许多次官司，但是当事人一辈子或许就打一次官司；办一件错案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几千分之一，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一百。”这种“体贴”的想法令她将每一次开庭都当作“第一次”。
即使有一些标的仅几百元的打架赔偿纠纷，在外人看来或许觉得真是“无聊”，然而黄学军却不这样看，“小案一旦处理不好，也可能诱发刑事案件。”抱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黄学军无论大案、小案都会尽力将它们“摆平”。
民事庭的工作量很大，黄学军经常一天开四个庭，每两个小时一个庭审，从上午上班一直到下午下班，甚至常常需要拖到晚上七八点，连吃饭都没有时间。但黄学军不仅“堂上”追求完美，而且庭审后的判决书的写作也一丝不苟，要求自己不让一个标点符号出错。
这种小心细致的作风也正是民事庭工作的需要。1999年，在顺德某印刷厂打工的小黄在进行烫压操作时发生意外，右手严重烫伤致残。一审法院判决厂房赔偿9万多元，但厂方老板却以此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起上诉，想推脱责任。
接到这个案子后，黄学军立刻着手调查，一方面先是帮小黄找到了法律援助，稳定她的情绪。另一方面，黄学军走访一审法院、工厂、医院，并翻阅了大量的案件资料。就这样，黄学军终于在一堆杂乱的文件中，发现小黄受伤后曾经找过仲裁的文书，这份新的证据证明小黄的诉讼时效没有超过，老板不赔偿的理由是没有依据的。黄学军依法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老板要赔偿小黄九万多元。 黄学军的朋友、同事们大多称呼她为“军姐”，平时温文尔雅的“军姐”又有“铁娘子”之称。黄学军有自己的解释。何她说：“‘铁’嘛，大概是指办案吧。我们办案就要把每一件案件都做成‘铁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得起时间考验。”
黄学军刚当上法官后不久碰上了一件棘手的离婚官司，小芬的丈夫有外遇，两人感情破裂，一审判处离婚，小芬不服，“我们母子三人，今后吃什么？穿什么？”面对在法庭上嚎啕大哭的小芬，黄学军想：“一个女人，怎么对男人就依赖到这种程度！”带着疑问，黄学军家访了小芬。“我们女人要坚强一些！”她鼓励小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官司最后还是判离了，后来，黄学军还联合妇联帮助小芬安排了工作。
黄学军是一个性格爽直的人，做事干脆利落。但在法庭上，她会很耐心地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如果二审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保证，他更会觉得自己冤。我们即使在程序和实体上处理得很公正，却不能消除当事人的疑惑，无法让当事人从内心里接受判决，所以法官要把庭审当作缓解纠纷的‘减压器’、化解矛盾的‘润滑剂’。”这是黄学军对当事人的“体谅”。
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上，一方律师频频举手要求补充意见，黄学军满足了他的每一次请求。庭审持续到下班时间，律师又拿出一本法律教科书，要求法官“注意本书中值得参考的观点”，黄学军允许律师朗读了重要的段落。
有一次，一位老同学约她吃饭，提出要她帮忙。原来，老同学家的大门砌得太大，稍稍占用了邻居的通道，被邻居告上了法庭。黄学军婉言谢绝了老同学，表示“法律会还以公道”，自己掏钱付了饭款。最后黄学军的老同学败诉，被判决拆除大门，恢复原状。 2005年底，一起因孩子的抚养权上诉的离婚案件到了黄学军的手里，在初次阅卷和开庭后她已意识到一审法院的判决孩子归女方抚养并无不当，可是她并没有轻易下判。因为男方在诉讼前曾将孩子藏匿起来，态度相当强硬：“大不了就是15天拘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男方表示如果不把孩子改判给他，他将把孩子一直藏到18岁成年为止……
黄学军的心情沉重了，如果马上判决，会酿成新的矛盾和纠纷，争抢孩子，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她想：“必须从有益于孩子身心成长来考虑调解此案。”黄学军先后调解了五次，苦口婆心地指出对孩子的伤害，男女双方在调解中数度落泪，黄学军此时才下了维持原判的裁决。
2002年12月底的一天深夜，在一家酒吧工作的李小姐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下肢瘫痪，经法医鉴定为二级伤残，车祸发生后，酒吧老板陆续主动承担了医疗费等78000元。2004年7月酒吧因经营不善几近倒闭，老板便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李小姐万般无奈下坐着轮椅来到了法院起诉，要求酒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中被告辩称双方属于劳动争议，应遵循先仲裁后起诉的程序，事实上，李小姐的案子已经超出了60日的劳动仲裁申诉时效。严格地从法律上来说，她已经丧失了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
酒吧老板由于亏损严重，加上官司缠身，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黄学军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开他的心结。但是每每酒吧老板的心结刚刚有所舒缓，李小姐又上门静坐，引发了酒吧老板的强烈抵制，调解又要重头再来。黄学军四度调解，终于，在连续三晚的长谈后，老板被感动了，表示愿意一次性赔偿3万元。拿到这笔钱，李小姐和老父亲也失声痛哭。

⑤ 统计站先进事迹怎么写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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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事迹材料 0 2007-4-5
·乡长的事迹材料

⑥ 洁蕙的人物事迹：

她有一副为主播台而生的好嗓子 眼前的洁蕙一头短发，眼神炯炯，不说话的时候一脸温婉，就像个邻家女孩。然而一张口就深深吸引了我。这副极好的嗓子仿佛为主播台而生。
“我以前有点内向，小时候还有点自卑，就是班级里头最最普通的那种孩子。”高中毕业后，洁蕙听从父母的意愿考入了公安专科学校，读的是刑事侦查专业。做了一年警察，还以为一辈子吃定这碗饭的洁蕙，却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主播路上的第一位恩师，余秋雨。
“很奇妙的，我在电梯里和他聊了起来。”接触久了，两人成了好朋友。正巧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开了主持的进修班，洁蕙报班学起了播音主持，自此他们由朋友成了师生关系。
毕业后，洁蕙成了电台《半个月亮》栏目的实习主持人。那段日子里，有一位老师始终陪伴在洁蕙的左右，那就是上海著名播音员、“金话筒”张培。“他是我在实习主持岗位上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恩师。”洁蕙自然而然地学起了偶像的嗓音，也多次被人夸说“很像张培，无论是语气还是音色”，张培却提醒洁蕙：“不要一味地模仿我。用自己最自然的声音去说话，才能形成你的特色，一种独一无二的嗓音才能让大家记住你。”这句话，洁蕙记忆至今。 实习期过后，洁蕙成了《东方大律师》节目的主持人，并考进华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刻苦补习法律知识。经过学校充电及多年实践训练，她成了一位法律方面的专家。2001年，洁蕙出版了第一本书《市井法案——来自东方大律师的故事》。 终于有了帮助人的能量
洁蕙在电台一直主持着《东方大律师》节目。这档栏目就像她的孩子一样，珍贵无比。
开播初期，编辑都是外聘的。“当时啊，由于是周播节目，我们可是连全职导播都没有，是一些热心的听众朋友自告奋勇地来帮忙，才有了如今的《东方大律师》。”
让洁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节目直播到一半，兼职的电话导播突然在屏幕中打出“我要执行紧急任务，现在必须走！”的字样。“兼职导播是一名803的刑警，突然接到紧急任务，必须立刻到案发现场。可节目正在直播啊，怎么办？只得由我一个人同时扮演起主持和导播的角色。先在直播间主持，然后放音乐，再奔出直播间去接电话，告诉电话那头的听众不要挂，再从导播间奔回去把电话接进来，佯装镇定地坐到直播话筒前向听众了解要咨询的问题，不断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那天，短短三十分钟时间，从直播台到导播室短短十米的距离来回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了十几次。节目结束时已大汗淋漓。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 如今节目从周播扩展到了日播。洁蕙坚持每个月走访一位听众，这些听众往往是残疾人或老年人。曾经有一位在读研究生在宿舍窗台晾衣服时不慎从楼上摔落，造成高位截瘫，无法继续去学校上课，新婚的丈夫要和她离婚，接到这位研究生写来的求助信，洁蕙动员焦璐等律师一起帮助她走过了人生的难关，无偿代理她和丈夫的离婚诉讼，为她争取了该得的权利，又帮助她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她工作期间，洁蕙还和节目组多次去看望她，关心她的生活。
还有一次，一位盲人听众向洁蕙求助。这位老先生姓李，他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借给了一个朋友，并让一家公司的法人作为担保。谁知债务人和担保人竟联合起来，在还了4万块钱后让老李写收据，却在收据上又添加了撤销担保协议的条款，而老李根本不知情。事后这位债务人便再也找不到了。老李找到担保人，担保人态度十分强硬，说已经撤消了担保协议，自己和这件事已经撇清关系了。洁蕙接到求助后立即驱车赶往位于金山的老李家。老李没有妻儿，一个人住，家里的布置非常简单。洁蕙注意到餐桌上只有一个馒头和一杯水。老李告诉洁蕙，他现在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哥哥偶尔会过来帮他置办一点生活用品。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洁蕙立即联系了残联和上海法律援助中心。但是对方都以这件事是财务纠纷为由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最后洁蕙找到了节目的合作律师马骏，马律师愿意无偿为老李提供帮助。如今，法院已经立案受理这起官司。 “做这档节目会让我想起外婆。她是上海农村的一位普通的农民，不识字，却教会了我一个字‘爱’。在我所有对她的记忆中，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性形象。我想，也许就是善良，凡事总先想着别人的女性具有着最美的能量吧。而通过《东方大律师》节目，我似乎也有了这样的能量。” 关注困难群体，法律援助节目获央视最高收视奖
“法律援助在行动”系列节目从2010年7月27日开播至今整两年，先后筛选和培养出近20名法律援助工作者走上了《法律讲堂》讲法普法。8月9日，节目的表彰会在兰州举行，洁蕙获得了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和央视12套联合颁发的该节目的“最高收视率奖”，这个奖是节目组每年为了表彰收视率最高的主讲人而设立的。央视著名的制片人苏大为告诉笔者：“我觉得洁蕙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她讲的节目亲和力很强，特别受老百姓的喜欢。她能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在节目里，很有感染力。她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说到支持，洁蕙特别要感谢东方广播公司和她所在的东方都市广播的领导，是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和最信任的支持，才让她坚持走到今天。“我要在具体的岗位上实现东方广播公司的理念——‘关注民生、真诚服务、滋养心灵’，利用媒体人的优势，继续做普法的工作，为困难群众维权，我希望能够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如今，在东方广播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每个月，洁蕙都会带着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与热心公益的律师来到公园和图书馆开设免费法律讲座和咨询，五年间举办了90多场这样的活动，参与律师达900多人次，5万多人直接受益于该项活动。
洁蕙说，她的努力是为了激发律师无偿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但光让律师无私奉献也不行，也要利用媒体平台为优秀律师创造更多赚钱扬名的机会，只有这样，律师才会始终拥有参与的热情，我们的事业才会可持续发展，这也算是“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

⑦ 现代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例

当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新闻

伟区长征街道东方路社区党员李铁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退休老党员李铁斌是宏伟区长征街道东方路社区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年64岁。退休以来,他主动担当了社区普法义务宣传员。他退休不褪色,始终铭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带头履行"八荣八耻",用自己的余热照亮社区居民的心田。李铁斌非常支持社区工作。多年来义务担任社区法制教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了保证普法课质量,他情愿放弃一切家事。全身心地投入到查找材料、收集素材、编写教案等工作中来。他心脏不好,血压偏高。每逢炎热夏季,一个小时的普法讲课下来。他总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即使这样他依然坚持为居民上课,从不说累,几年如一日。为了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他一直坚持参加法院各种案件的陪审。并经常免费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写诉状等法律援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平时,他自觉宣传法律知识。告诫违法行为,平息了多起争端。他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普法入户活动。每当学生寒暑假期间,他专门为社区的中、小学生开办法制教育课,帮助成年人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李铁斌用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彰显了共产党员的风采。

⑧ 跪求！法律援助先进个人材料

这不是瞎糊弄吗，没有素材，难道瞎编不成。

⑨ 黄乐平的主要事迹

l 坚持义务帮助广大职工维权，切实保障受助职工合法权益
黄乐平因为自己工伤的亲身经历有感于职工维权的不易，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创办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不为名、不为利，以“义助职工维权，无怨无悔；促进社会和谐，竭尽所能”为理念，致力于维护职工权益事业，并将自己律师工作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帮助困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维权。黄乐平在2005年4月就开通了国内第一个工伤维权网站——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通过网络平台为职工们解疑答惑，普及劳动法知识。2006年3月，黄乐平又开通了工伤维权热线，这也是国内第一条工伤维权热线，免费为职工答疑解惑，出谋划策。
在黄乐平的带领下，义联累计直接提供法律援助逾10万人次，受惠人群超过55万人次，其中代理案件5041件，帮助当事人获得赔偿超过1.45亿元人民币，并且多个案件开创国内司法先例，推动法制建设进步。义联坚持维权与维稳并重，始终从政治的高度严格建设法律援助团队，成功处理集体案件59件、无一例出现上访与过激行为，多次化解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义联所代理的多个案件开创劳动维权的司法判决先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为在工伤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黄乐平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 义联也被媒体誉为“国内首家以困难职工、农民工权益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机构”
l 解决典型疑难案件，维护职工权益，化解社会矛盾
黄乐平自投身公益法律服务事业以来，始终坚持“能援尽援，一帮到底”的原则，带领义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努力钻研疑难、集体案件，先后援助了一批在业界具有开创意义的疑难案件。如国内首例自杀认定为工伤的疑难行政诉讼案件；新华社多次报道的耗时16年的工伤维权马拉松再审案，经过再审义联推翻原判帮助当事人讨回公道；北京市首例复转军人告单位安置纠纷案；澳大利亚归国华侨高微软的工伤认定再审案；被CCTV等多家媒体广为报道的农民工张先法工伤案 ，历时三年零三月，黄乐平外出超过120趟，经过6个程序，帮助当事人索赔到85万元。
随着群体性案件的高发，种种过激的集体维权行为屡屡出现。黄乐平将案件突破的难点集中体现在群体性劳动纠纷案件、群体性职业病案件、积压信访和过激维权案件中，充分发挥专业性和公信力，突出解决一系列典型案件，包括代理国内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集体劳动争议成功调解第一案，帮助43名集体被裁的工人讨回属于他们的23万元；审慎处理房山煤矿农民工群体性职业病案；另外，黄乐平带领他的义联及时介入恶性、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引导矛盾的合法化解决，防止纠纷的升级。
黄乐平在解决典型疑难、集体性案件方面的出色表现，既充分保障了职工的权益，又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
l 宣传劳动法律知识，参与立法工作，推动劳动保障制度完善
黄乐平和他的义联团队并不仅仅满足于法律援助实务，而是非常注重法律知识宣传和普及，并致力于推动劳动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先后多次就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起草与修改提交立法建议并得到采纳。黄乐平律师时常说，法律援助若仅仅是停留在援助实务上还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层次，如何从制度层面上努力改变劳工的生存现状才是义联更高的目标。
（一）出版劳动法专著超过40本，既引导劳动者正确维权，也为基层法官、劳动保障工作者及法律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二）发表文章160余篇、接受媒体采访超过500次、发表《工伤农民工调查报告》，推进执法的完善，推动法律的普及
（三）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委托，制作既专业有效又通俗易懂《司法部农民工公共法律服务手册》，全国发放超过100万份。
（四）审定国务院扶贫办引导性培训教材，组织了两次农民工公益主题论坛，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
（五）主编《劳动法实践与研究》期刊23期，印刷20000册及《农民工维权法律指引》宣传页50000份帮助农民工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
（六）黄乐平律师先后受邀参加司法部、全国总工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多家机构举办的活动，做了100余次专题讲座。带领义联劳动维权团队累计发放“农民工法律援助爱心卡”50000份；通过自建的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中国劳动法网，累计为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提供法律知识的支持。

⑩ 彭燕的人物事迹

2007年底，她听说院里要进行中层干部调整，她很想通过竞争重新回到公诉处。她回到家里与丈夫商量，一向支持她工作的丈夫却在此时与她唱起了反调。虽然丈夫百般不愿，但她依然通过竞争走马上任，担任公诉二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准备大干一番。公诉二处人员没有增加，案件数量却持续上升;全处人员知识水平高、学历高，但年轻人多、经验不足;案件办理难度大、质量要求高，但昌平院公诉工作成绩并不理想。如何带好队伍、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取得公诉考核优秀成绩，是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她把目光放在了诉讼监督这一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上。她着重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先后组织制定了《公诉部门关于加强刑事抗诉工作的实施办法》、《公诉部门业务考核办法》、《被告人上诉案件审查统计工作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审判监督的效果。“有错必纠我不怕得罪人。”彭燕有一个习惯，交给她分案的案件她不是只看起诉意见书，而是要把预审卷宗调过来看，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秦健翔盗窃案就是一个例证。在预审卷宗中，彭燕发现秦健翔在之前的供述中一直对其盗窃罪予以否认，只有2007年11月3日这份笔录承认他盗窃的事实。但同时，彭燕发现了问题: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填写的讯问时间是2007年11月3日，而犯罪嫌疑人填写的是2007年11月2日，并且秦健翔在笔录尾部填写了“以上记录和我说的一样”，但漏填“以上记录我看过”。彭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醒承办人提讯时一定要攻下口供，否则案件难以继续进行。案件最终顺利起诉，彭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案件终结后，彭燕要求承办人给公安机关发了一份检察建议，公安机关给予高度重视，全面整改，给予扣发责任人奖金等处罚，监督效果良好。之后，她想到应该把这种侦查监督的意识落实到每个承办人的具体工作中，在研究分析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预审工作规则、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等规定的基础上，她想到制定一个《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实施细则》，把公安侦查活动每个环节应审查的具体事项明确列举出来，承办人拿到一个案子，就会明确每项侦查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注意的细节等，增强整体诉讼监督的实效。
1997年，彭燕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28岁开始担任主诉检察官，2002年开始带领三名承办人全面负责未成年人工作，至今已十二年，并担任昌平区检察院专门设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处处长一职。
谈起青少年犯罪与对未成年的权利保护，彭燕曾经办理的一起大学生盗窃案件。案件中的这名大学生来自偏远山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供养他上学十分不易。对于父母的含辛茹苦，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校期间，他想尽办法节省开支，还时常通过做兼职补贴家用。某年暑假实习时，与他同住的一名同学将钱包放在房间，里面大约有2000元钱。彭燕说，“当时他看到钱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走这些钱就不用再担心下学期的学费问题了。”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这名大学生最终忍不住拿走了这些钱。结果案发了。“当时北京市关于盗窃罪的最低定罪标准是1000元人民币。因此，他被刑拘、移送审查起诉。”说到这里，彭燕的语气还是略微地透露出当时的担心与紧张。因为她深知，被起诉对于一个刚刚才开启美好人生的孩子来说，将是一辈子不可磨灭的“标签”；而对于一个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穷苦家庭来说，更意味着难以承受的重挫。因此，在充分理解中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基础上，配合一些相关的辅助工作，彭燕通过到看守所提讯嫌疑人，了解了他的犯罪动机、整个犯罪实施过程与成长背景、在校生活学习情况。她意识到这只是一名由于一时冲动、偶然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社会给予他的应该是挽救、保护和教诲，而不是惩罚。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彭燕及相关的办案人员在进行相关论证、汇报之后，最终对这名大学生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并且与他所在的学校取得联系，让他重新返回了校园。 2011年2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与侦查机关配合挖出了一个被害人遍布全国、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犯罪团伙。该团伙26名犯罪嫌疑人冒充电视购物公司员工，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和赠送劳力士表、汽车加油卡等为幌子进行诈骗。
该案犯罪嫌疑人多，卷宗多，被害人多，案件复杂。公诉二处要在3天之内完成对5000多名被害人的告知工作，审查大量书证、物证和电子证据，完成对每一起犯罪事实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彭燕与承办人反复讨论案件细节，指导承办人对涉案账本、快递发货清单、嫌疑人工作记录、被害人陈述等证据进行仔细梳理、核算，按时完成对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提讯，认真核对每一起犯罪事实。最终，该案被成功起诉到法院，经过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涉案金额由最初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9万余元追加到350余万元，主犯仝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彭燕办案有一个习惯，对每个案件不仅要看起诉意见书，还要把预审卷宗调过来细看，为此付出了许多个人时间。
这一看还真让她看出问题。有一起重婚案，侦查机关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情况下，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案件终结后，彭燕给该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方进行了全面整改。
看预审卷宗无疑增加了极大工作量。为此，彭燕每天提前两小时到单位，推迟一小时下班，如今算起来，她已累计加班1800多个小时。
要做到公正执法就要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彭燕办案坚持原则，凡为案件说情的、送礼的、送钱的或者请吃饭的都被她婉言拒绝。有位当事人亲属多次找彭燕送礼被拒后仍不死心，反复打电话表示汇款并问她的银行账号，经彭燕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后，对方放弃了此做法。
把公正意识变成工作制度。彭燕认为应该把侦查监督意识落实到每个承办人具体工作中，形成长效机制。她在研究现有制度基础上，领衔制定出《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实施细则》，把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每个环节应审查的具体事项明列出来，承办人拿到案子就会明确每项侦查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注意的细节等，确保了诉讼监督的实效。 彭燕的先进事迹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人民群众来信来电多起来。不少人找她寻求法律援助，彭燕积极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从不推托。
“活着没有意义……”2010年3月，一封署名小云的来信引起了彭燕的注意。叫小云的女孩在信中诉说了自己两次失败的婚姻和屡遭家庭暴力的遭遇，字里行间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信纸上还有泪痕。彭燕看后认为人命关天，必须马上解决。
彭燕立即打电话与小云取得了联系。电话那头的小云惊喜之后开始泣不成声。彭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舞小云，告诉她要快乐生活、快乐工作、永不放弃，建议她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个小时过去了，小云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远在广州的小云成了彭燕心中最大的牵挂，她记不清给小云打了多少次电话，记不清说了多少句话。经彭燕反复做思想工作，小云逐渐从绝望中走了出来，现在的她不仅有了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而且还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为了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络，了解群众诉求，更好地发挥检察职能，北京昌平区检察院不久前面向社会开通了“彭燕热线”和“彭燕邮箱”，架起了检察机关沟通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彭燕还注重创新，她针对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现象日趋增多，外地未成年人父母由于时间、经济等方面原因不能参与讯问的问题，考虑由法律援助律师作为“临时父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久前，昌平检院推出《合适成年人制度》，这项制度最大亮点是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提供了新载体，提升了检察机关公信力，同时也创新了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三年来，彭燕先后审查决定或审查备案案件984件1353人，接到群众来信29封、来电78次、来访16次，开展释法说理27次，推出创新机制9项，公开发表调研文章8篇。 2010年2月10日是农历腊月廿七，北京昌平检院门前传来一阵锣鼓声，群众举着一面鲜红锦旗走向检察院，“公正廉明、执法如山、法眼如炬、明察秋毫”几个大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这些群众是专程前来感谢公诉二处检察官的。
事情缘于一起故意伤害案。16岁的刘某将黄某打成重伤，双方情绪激动、对立严重。彭燕与同事刘文华一起积极做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刘某在法定赔偿数额的基础上积极赔偿黄某的精神损失，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法院也据此对黄某予以从轻处罚，从而化解了一起社会矛盾。
在彭燕的带领下，公诉二处相继获得“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先进集体”、“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