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杰律师

Ⅰ 辩诉交易除了提高效率外可有何显著优越性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即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这一制度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但一开始，辩诉交易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直至1970年在“Brady诉U. S.”一案中方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时至今日，美国现在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刑事案件已经高达90％，甚至还要多。

那么，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拥有独立而广泛的权力。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可以和被告人以及辩护人进行三个方面的交易：罪名的交易、罪数的交易、刑罚的交易。

2、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必须是“自愿的”(voluntary)、“理智的”(intelligent)和“明知的”(knowingly)。
3、法官不参与控辩双方的谈判，但有权拒绝交易协议。辩诉交易实践中，法官居于中立地位，不介入辩诉双方的谈判，但对于交易的协议有否决权。

4、辩诉交易成立后通常具有终局效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作出一项自愿的和理智的有罪答辩，就意味着他对自己有罪的答辩和所有申诉权利的放弃。

可见，通过这一制度，的确可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近些年来，辩诉交易成为国内法学界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开始论证中国能否引进这一制度，又该如何实施这一制度。但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如何，“辩诉交易”在中国已经得到过适用。

两年前，“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该案的基本案情为：被害人王玉杰与被告人孟广虎因车辆争道而发生争吵，后被告人孟广虎及同伙将被害人王玉杰打成重伤。案发后15个月内，因公安机关未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无法判断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为尽快了结本案，经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看得出，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比，我国的这一案例还是非常不成熟的。更谈不上已经形成了什么制度。那么，中国究竟能否全面引进这一制度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思考。

一、中国人眼中的辩诉交易

要想对“中国究竟能否全面引进辩诉交易制度”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必须首先分析中国这个社会对辩诉交易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也要结合中国民族的自身的特点和文化传统来加以判断。

作为一项起源于美国的制度，辩诉交易具有其本土性，但并没有排除外国司法适用。在我国，从以前的县令断案到现在的法院审案，这一转变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也出现过反复。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通过“审”而查明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判决。而辩诉交易制度，虽然从形式上仍然是这样子的，但其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将对罪名和刑罚的认定作为一种交易来看待。既然是“交易”，自然不如审判那样的公正，其结果甚至有可能会和真实情况有很大的出入。这一点在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是有些难以接受的。正如苏力所言：“现代社会法治的逻辑以及对法院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严守‘程序正义’，但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逻辑和对法院的预期趋向于‘实质正义’”。可见，在现今的的中国，人们更看重的是实质正义，可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实质正义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诉交易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对其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探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心理的国度中，我们应该更加去关注隐藏在制度后面的更深层次的观念、传统文化、民族习性，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了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要在中国全面的引进和实行辩诉交易制度是有很大的阻力和困难的。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

二、辩诉交易与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

另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能否适应辩诉交易制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司法人员的素质与美国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的法条上，而很难去深思法理的涵义。在他们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能够站在法理的高度来看待新的制度。

司法机构的配置也无法完全适应这一制度模式。因为辩诉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能，在适用这一程序前，他们不仅需要掌握案件的基本事实，还要对所掌握的证据相当的熟悉，并能够准确地加以运用。可目前，检察官并不具有独立而广泛的权力，甚至连前一段时间在司法实务中大量试用的检察官求刑权也未被认可。被告人和检察官之间也不存在主体的平等性，检察官更不可能向被告人许诺具体的量刑，被告人能得到什么样的量刑还要等待法官最后的判决。这样一来，就很难实现辩诉交易了。

三、辩诉交易与我国现有的刑事制度

在我国，要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在许多具体的刑事制度上要进行较深刻的改革才有辩诉交易的立足之地。比如，疑罪从无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辩诉交易中如何对待的问题就要十分慎重。如果是适用排除的话，那么按美国的实践，大约有90％案件是按辩诉交易处理掉的，则这两个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就不是主流了，成了“例外”；如果要使这两个原则仍然适用的话，那么对辩诉交易就要做很大的改造，以至于不再是“辩诉交易”而是其他什么了。又如，检察官起诉的罪名、量刑建议等对法官有一定的约束力，即法官一般不得更改罪名和作出高于量刑建议的刑罚，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目前这在制度上还没有保证。这样做是保证辩诉交易得以正常进行所必须的，但不等于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干预辩诉交易。这种制度如何设计需要精心研究。

而且，即使这一制度得到了确认，民众和司法人员对其的接受还是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综上，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无法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只是，我们应该建立其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对可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的范围做出限定，积极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职能，建立起相应的救济制度等。

相信，只要一项制度能够促进法治的发展，符合时代的要求，那么，它最终会得到时间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