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① 法律工作者是律师吗

法律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并不算是律师，但根据司法部颁布的《法律工作者管理条例》，执有省一级司法行政部门颁发《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法律工作者是可以接受委托，办理除刑事及涉外海事民商案件以外的绝大多数案件，基本上可以行使律师的职能。
一般情况下，法官是不会驳回当事人授权给法律工作者的委托的，除非以下几个原因：
1、案件超出了法律工作者可办理的范围，例如涉及了刑事范畴等；
2、他的执业证过了年审期而未年审或被注销了；
3、委托书中写明他的身份为“律师”。

鉴于此，建议你找法官了解清楚，为什么他不能代理，如果确实是案件或他本人超出了权限范围，则你可以要求该所退款并解除委托，另行委托他们办理。如果因为该法律事务所的无权代理的过错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要求赔偿。

② 具有湖北省财政厅颁发检查证的工心人员有代理诉讼资格吗

摘要 您好，我是网络问一问的咨询律师，我正在阅读您的问题哦，请您多等待我一下～

③ 在司法局官方网站查找律师事务所没有是不是假的

摘要 《律师法》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也就是说，只有持有《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才是律师，有律师资格证或法律职业资格证或企业法律顾问证或法律服务工作者证或法律人员从业证等证件者都不是律师。

④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⑤ 2021基层法律工作者报考条件是什么

以湖南为例，2021年基层法律工作者考试报考条件如下：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具备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

（3）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4）具有湖南省户籍或经常居住地在湖南省内。

(5)湖北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扩展阅读：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六条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体健康；

（五) 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除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治县（旗），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县，可以将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⑥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⑦ 怎样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证书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证书领取一般只能考生自取，一律不得代领，也不支持证书邮寄，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领取的，考生需要与申请地司法局联系。

法律中业资格证书领取注意事项：

1、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一律不得代领。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领取的，请与申请地司法局联系。

2、法考证书领取时须携带考生本人身份证原件。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领取时须进行初始备案，请注意与申请地司法局核对。

4、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领取地点在法律职业资格申请地司法局

5、现役军人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到申请地司法局领取。

6、港、澳、台籍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将由司法部统一组织颁发，具体事宜另行公告。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可以通过申请、考试或考核的方式取得。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5条第2款规定：“具备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或者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也可以申请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据此，具备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或者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取得基层法律工作者资格。
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经考试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
(一)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上的学历；
(三)品行良好；
(四)身体健康。”
本条是关于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的规定。
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符合本办法第六条(一)、(三)、(四)项条件，能够专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下列人员，可以申请按考核程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
(一)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的；
(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业务，司法行政业务工作或者人大、政府法制工作已满五年的。”
本条规定中通过考核的方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的具体条件。

⑧ 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有什么差别

二者的相同点是，都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但二者的区别却是相当大的。
区别之一，二者产生和存在的法律基础不同。律师的产生和其执业的基础，是根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法律工作者的产生和其执业的基础，是根据行政规章《关于乡镇法律法务所的暂行规定》(现为《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的设定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区别之二，二者执业的准人不同。要想做律师，必须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职业资格。从2002年起，要想做律师，必须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而做基层法律工作者，就没有这样的准入程序，只要你想做并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同意就行。
区别之三，二者执业的法律水平或者说是法律知识的含量不同。做律师，首先得是法律本科毕业，才有报名参加考试的资格。参加考试，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成就理想、如愿以偿的。就以2002年的考试为例，全国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有38万之多，但因此而获得资格的人只是报考人数的百分之六点多有资格做律师的人，其知识含量的程度有多少，我这里不说，你也会猜想了。而做法律工作者，只要具备高中文化就可以了。
区别之四，二者服务的范围不同。律师的服务范围十分广泛，凡是社会生活中用得上律师的事务，律师都可以发挥作用。而法律工作者的服务范围仅限于从事简单的民事类代理事务，他们不具备从事刑事类代理和辩护业务。
区别之五，二者执业的地域不同。在全国范围类，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律师也有一定的执业空间。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受地域范围限制，根据司法部对行政规章《乡镇法律法务业务工作细则》的解释，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现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方已经不允许法律工作者出庭参加.
区别之六，二者体现的社会价值不同。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是世界各法制国家的同类设定，律师的社会作用，国际条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1990)》有系统的揭示，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提供的法律服务”。因此，有人说：“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设定，只是中国的现象，不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因此也就没有“没有法律工作者就没有司法公正”的说法。
区别之七，二者的历史使命不同。律师是法制国家的产物，与法制国家同发展，共存亡。法律工作者只是为解决乡镇聘请律师难的现状而暂时的措施，司法部早在2002年，就要求大中城市的法律工作者，淡出诉讼领域，可见，法律工作者作为一种临时制度，意味着将要完成其历史使命。
相对于我国其他地方来说，要区别哪是律师、哪是法律工作者，其难度比较大.现就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做一个比较和分析，以帮助大家鉴别真伪。
一是从执照上进行鉴别。律师的执业执照是红色的,象结婚证,内页纸张上对光可发现有水印。基层法律工作者是工作证是绿颜色.象离婚证.内页纸张上对光可发现没有水印。
二是从招牌上进行鉴别。律师执业的场所是律师事务所，其招牌是“行政区名称+字号+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的场所是法律服务所，其招牌应当是“x x县x x(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招牌很少是按照要求制作的，到处悬挂的是“湖北x x x法律事务所”，比律师事务所的招牌要张扬得多了。
三是从服装上进行鉴别。根据规定，律师只有在出庭的时候，才会着律师袍，平时的着装是大众化的，有时可见左胸前的别有象西服商标样的金色徽章，仔细看可发现上有“中国律师”字样，那就是律师徽章。而平时着有“司法”臂章，象警察服装颜色的制服的，可能就是“乡镇(基层)法律工作者”了。
有人也许会问，在我们这，还有许多的社会人员也在帮人打“官司”，这又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国家，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其他公民经人民法院同意，是可以为当事人代理民事类案件和参与刑事案件的辩护的，但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之一是要经人民法院同意。限制之二，是不得收取任何报酬，冒充律师者由公安机关处以以5000元以内的罚款。非冒充律师而收取报酬者，由司法行政机关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限制之三是在刑事辩护案件中，可以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的人只能是被告人的亲友。

⑨ 湖北德衡信法律服务中心是否可以立案

不可以的；只有抄公安机关才可袭以立案的。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

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对有控告人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控告人。

(9)湖北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扩展阅读：

立案的相关要求规定：

1、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意见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有关情况回复人民检察院。

2、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书后十五日以内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人民检察院。

⑩ 湖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内容

（2011年8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和帮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依法为经济困难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活动。
法律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
法律服务人员包括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和法律援助志愿者。
受援人，是指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配合、各负其责的原则，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增加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条 省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补助资金，扶持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法律援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多渠道筹集吸收社会捐助资金和社会公益资金，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经费以及相关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经费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并向社会公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并对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信访等国家机关，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有关法律援助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并为辖区内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提供帮助。
第七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结合工作实际，为相关群体提供有关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予以支持和帮助。
鼓励、支持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依法开展法律服务活动。鼓励、支持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工作经验的人员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宣传，普及法律援助知识，提高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公众媒体应当将法律援助作为公益性宣传的重要内容，为法律援助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部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事项需要代理，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助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维护其他劳动保障权益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民事权益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
（八）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损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请求赔偿的；
（九）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
市州、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以及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县（市、区）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以内执行。
申请人因遭遇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临时性经济困难的，其经济困难标准由法律援助机构参照前款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认定。
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其经济困难标准以申请人的个人经济困难状况为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信访等国家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机构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由本人或者其委托人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确有困难的，也可采用电话申请、邮寄申请、网上申请以及由法律援助机构上门受理等方式。
采用电话申请、邮寄申请、网上申请等方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书面记载。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后，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书面确认，并按规定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便民服务场所，开设申请法律援助服务窗口，完善无障碍配套服务设施，面向公众公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条件、程序、材料目录以及监督投诉电话，方便公民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项的，可以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八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有关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九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申请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申请义务的，由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形作出处理：
（一）对申请材料齐全、权利主张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当场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二）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需要查证相关资料的，由法律援助机构予以查证；
（三）对涉及重大疑难事项或者其他特殊案件的，应当在5日内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四）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无须出具经济困难证明，但应当出具相应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孤儿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救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无固定生活来源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患有重大疾病的人；
（五）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民事权益的。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事后由申请人补交有关证明材料：
（一）申请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危险的；
（二）申请事项法定期限即将届满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以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决定书为依据申请法律援助，且符合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直接给予法律援助。受援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决定书为依据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给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复查。经复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变更决定，及时向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告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维持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的，应当将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一般采取下列方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行政复议代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代理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五）公证援助和司法鉴定援助；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七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等材料后及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并在开庭3日前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法律服务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有关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和协助，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免收相关查询、咨询、复制等费用。
第二十九条 法律服务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时，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四）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五）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六）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七）受援人隐瞒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不协助、不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的。
终止法律援助的，应当书面告知受援人，并说明理由。受援人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申请复查。第三十条 法律服务人员从事法律援助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拖延或者擅自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对受援人隐瞒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一条 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服务人员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法律援助机构经确认后应当另行安排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应当配合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如实向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受援人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三十二条 受援人申请仲裁、公证、司法鉴定的，有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第三十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结案报告等材料。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审查和案件情况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第三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规范、便捷、效率的原则，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等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建立健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互联互通的法律援助信息平台，实现法律援助信息资源共享，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第三十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质量监督、检查和评估，并以适当方式定期将法律援助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对受援人隐瞒法律援助案件进展情况的；
（五）泄露当事人隐私的；
（六）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法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
第三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
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或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退还违法收取的财物，可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执业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
第三十九条 对在法律援助中出具虚假经济困难证明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公民以隐瞒、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在终止法律援助后，应当向当事人追收相关法律援助费用。
第四十条 有关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事项，未按本条例规定减免相关费用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退还收取的费用。
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相应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