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华律师

㈠ 潘某诉工商银行某某分理处借贷纠纷述评是什么样的结果

唐国华姚杰

案情简介

原告：潘某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余姚市支行某某分理处(以下简称某某分理处)2001年9月19日，某某分理处原主任李某向潘某个人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并出具如下收条称：今收到潘某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用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到期日为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工行某某分理处负责保管并收回，归还潘某。该收条落款处盖有某某分理处的业务公章。后李某死于交通意外，潘某凭收条向某某分理处索要100万元借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2002年4月，潘某诉某某分理处借贷纠纷一案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甬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审胜诉。根据判决，某某分理处应返还潘某个人借款人民币100万元。

2002年9月，该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02)浙法民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以“借款原因显属虚构”，潘某“未能提供某某分理处已实际收到此款(一百万元)的证据”，潘某“诉称缺乏事实根据”，某某分理处原主任李某出具收条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系盗用单位名义行为，与单位无关等理由否定借款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潘某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杭城某报也出现了较大篇幅的指责潘某谋取不当利益的错误报道，对潘某个人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2002年底，本文作者唐国华、姚杰律师接受潘某委托担任其申请再审的委托代理人。此后，该案历经最高人民法院立案要求复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维持原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下裁定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以及期间多次举行听证等诸多程序。历时四年，最终于2006年1月5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撤销原二审判决，维持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2006年上半年，潘某已顺利地从余姚市工商银行取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百万元巨款。

再审期间，两位代理律师还曾赴余姚当地调查取证，在事隔多年之后仍收集到几份对潘某极为有利的关键新证据，从而为再审改判打下了良好的证据基础，最终有力地保护了潘某个人的合法财产，同时也挽回了错误判决对其个人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

争议焦点1．虚构的借款原因能否直接否定借款的客观事实；2．收到借款的举证义务应当由出借人还是借款人来承担；3．某某分理处是否应当为其原负责人李某的借款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审理判决

一审判决情况

2002年4月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甬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某某分理处原主任李某出具盖有被告业务章的收条是对债务的确认——其作为被告的负责人向原告出具收条的行为，应认定是职务行为，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约归还欠款，原告的诉讼请求可予支持。被告作为领有营业执照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其可以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被告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不符，分理处没有收到该笔借款，是李某的个人行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某某分理处归还原告潘某欠款。

二审判决情况

2002年9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浙法民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潘某据以起诉的主要证据是某某分理处原主任李某于2001年9月19日以分理处名义出具的“收条”，根据“收条”记载的内容及潘某的陈述，当时某某分理处向潘某借款的原因是为了用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贴现，潘某为此以该汇票(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从已查证的上述汇票及贴现凭证显示的内容看，受理该汇票贴现的是淄博市商业银行，出具“收条”当日的汇票持有人系齐鲁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而某某分理处并非该汇票的持有人，亦非受理该汇票的贴现银行，因此，可以认定“收条”上所记载的借款原因显属虚构，潘某在2001年12月3日向余姚市支行反映情况的记录及在一审庭审和本院二审调查所作的陈述中，均称李某出具“收条”时，出示了汇票原件，其复印一张，并将该汇票(复印件)作为本案证据提交，用以证明借款发生的原因。同理，根据前述认定的汇票持有人及贴现的事实，潘某关于当时李某持有汇票及某某分理处借款原因的陈述，亦不真实，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关于潘某诉称其出借给某某分理处100万元现金问题，因出具“借条”的李某已死亡，此节事实除潘某本人陈述外，尚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某某分理处对此亦予以否认，潘某也未能提供某某分理处已实际收到此款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潘某的诉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当事人就某某分理处原主任李某出具“收条”行为后果所产生的争议，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精神，只有当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执行法人有关业务活动时，其责任才能由法人承担。所谓执行职务的行为，包括职务权限范围和职务活动本身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

根据前述借款原因和某某分理处未实际收到借款的事实，并结合商业银行临柜业务操作的一般惯例分析，显然可以排除李某代表某某分理处向潘某借款的可能性，其出具“收条”的行为当然不能认定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对盗用单位名义的行为后果，依法应由盗用人自负，与被盗用单位无涉。综上，上诉人某某分理处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被上诉人潘某以“收条”为据，请求某某分理处归还100万元之借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此外，就本案而言，某某分理处在印章管理方面存在疏漏，但鉴于该管理疏漏是否已造成本案被上诉人潘某损失尚未确定，且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某某分理处因管理疏漏应承担的责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甬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潘某的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情况

2006年1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浙民再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2001年9月19日以某某分理处名义出具并加盖了某某分理处业务公章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潘某现金人民币100万元整用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到期日为2001年12月20日，由工行某某分理处负责保管并收回，归还潘某。

由于某某分理处未否定该收条上所盖公章的真实性，收条作为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根据上面载明的文义，可以认定某某分理处已经收到潘某的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原二审查明，该收条出具当日本案所涉汇票的持有人系齐鲁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受理该汇票贴现的是淄博市商业银行，某某分理处并非该汇票的持有人，亦非受理该汇票的贴现银行。

据此虽可以确认潘某有关借款当时见过该汇票原件的陈述虚假，但借款原因的虚假并不足以否定收条所证明的借款事实，因此潘某认为“其关于借款原因的举证即使不被采纳，也不成为收条不被采纳”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

某某分理处否认2001年9月19日收条证明的借贷事实，应负举证责任。某某分理处辩称没有该款入账记录并提供了相应的账册，在有账外经营事实的情况下其单方的陈述和账册不足以否定收条所证明的潘某与某某分理处之间的借贷关系。

关于2001年9月20日从潘某存折上支取的69万元，某某分理处认为是潘某自行支取并提供了相应的取款凭证，但该取款凭证上的取款人身份证号33021951022并非潘某的身份证号，经余姚市公安局确认查无此人。因某某分理处在办理客户存折大额现金存款支取业务时，未核对取款人的身份证，以致该笔款项的取款人无法确认，故某某分理处主张该69万元存款系潘某支取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李某作为某某分理处的负责人，对外可以代表某某分理处。某某分理处认为其负责人李某加盖公章出具收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即使李某凭其特殊的个人身份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将取得财物占为己有，某某分理处仍应依法对李某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原二审认定李某盗用单位名义，行为后果由其自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撤销本院(2002)浙法民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甬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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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律师经典案例（第5辑）

作者：唐国华

出版年份：2011-11

页数：331

内容简介：《律师经典案例(第五辑)》，本书中所选案例归类为民事专业、刑事专业、公司与证券专业、建筑与房地产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行政法专业、知识产权专业、招投标专业、破产专业等九个专业。通过对经典案例讨论点评，充分展现了律师承办案件精华之处，也加强了律师对案件处理经验、技能的相互交流，反映出广大律师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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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

作者：唐国华

出版社：浙江大学

出版年份：2007-11

页数：369

内容简介：

《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编委会集体评议，选取了2007年度的律师实务理论研讨会上的部分优秀论文并集结出版，论文归类为公司与证券专业、建筑与房地产专业、民事专业、刑事专业、行政专业、知识产权专业六个律师实务专业和综合方面的文章；充分反映出广大律师的实务和理论成果。

《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论文均为律师工作实务理论文章，为第二卷。

㈣ 董某某是如何涉嫌贩毒案

唐国华

案情简介董某某，男，1968年8月出生，浙江省某县人。因涉嫌走私、贩卖毒品于1994年12月14日被某县公安局拘留，12月27日转为收容审查。1996年9月27日，被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997年3月10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7年5月7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7)温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董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董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辩护人唐国华律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辩护词，提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重大冤案的可能。1998年10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浙法刑终字第1997-40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温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发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00年4月30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温刑初字第85、86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再次认定董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董某某仍不服，再次上诉。在浙江省高院二审期间，辩护人唐国华律师提交辩护词，提出重审判决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浙江省高院直接改判董某某无罪。2001年2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浙法刑终字第339号刑事裁定书，再次裁定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温刑初字第85、86号刑事判决，发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月10日继续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月25日作出(2003)温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判决董某某无罪。董某某在无罪释放后，申请国家赔偿。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6月2日作出(2003)温法检赔字第1号《共同赔偿决定书》，共同赔偿董某某被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6559．76元。

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和重审一审法院仅仅以被告人董某某、陈某某、刘某，同案犯叶某某、李某某的前后矛盾的口供和唯一证人陈某的证词认定被告人犯走私、贩卖毒品罪。

一审法院认定，1992年10月被告人董某某、陈某某及刘某、叶某某、苏某某、李某某(均已判决)等先后结伙携带资金在云南省临沧县贩毒相遇，共谋合伙出境走私海洛因。被告人董某某出资51000元，陈某某出资33500元及刘某、叶某某、苏某某、李某某分别出资，总共集资20余万元，从缅甸以22万余元的价格走私入境海洛因54块，合计重量18900克。然后装入烫金机滚筒内运至广州省陆丰市，由董某某以每1千克6．8万元的价格贩卖，共得赃款120余万元。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董某某、陈某某分别向公安机关供认参与贩卖海洛因的事实；(2)刘某、叶某某、李某某分别供认与董某某等合伙走私海洛因；(3)陈某证实陈某某参与贩卖海洛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董某某、陈某某为牟取非法暴利，结伙他人走私、贩卖海洛因，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重审一审法院认定，1992年10月被告人董某某、陈某某及刘某、叶某某、苏某某、李某某(均已判决)等先后窜至云南省临沧县，共同集资合谋出境购买海洛因，而后，由被告人董某某、刘某及叶某某出境到缅甸国果敢县向毒贩购得海洛因54块、合计重18900克，入境后将海洛因装入烫金机的滚筒内运至广东省陆丰县予以售出。经法庭质证，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同案犯叶某某、李某某、苏某某原在侦查阶段交代1992年10月份伙同董某某、刘某、陈某某共同贩毒的经过情况；(2)证人陈某证词证实被告人陈某某伙同苏某某、李某某参与贩毒的事实情况；(3)被告人刘某、陈某某原在侦查阶段中供述共同参与贩毒的经过情况。

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及其辩护人均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本案是同案犯叶某某于1994年6月3日在云南省永德县看守所首先交代了1992年10月伙同董某某、刘某、李某某、苏某某在云南省永德县共同贩毒的情况；而后，某公安局于1994年12月14日在藏南县抓获被告人董某某，董否认自己参与贩毒；于是，藏南县公安局于1995年9月25日到云南省昆明市看守所提审李某某，李交代了1992年10月份在云南伙同董某某、刘某、苏某某、叶某某等人共同贩毒的经过情况；1995年10月14日被告人刘某在某被收容审查，刘交代了参与贩毒事实；同年10月17日被告人陈某某在某也被收容审查，并交代了参与贩毒事实；1995年12月7日在昆明市看守所再次提审李某某，李再次交代了参与贩毒的经过情况。虽然，三被告人及同案犯在贩毒的某些细节上供述有不一致，但从以上被告人及同案犯供述的经过情况及内容来看，并不影响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因此，三被告人参与本案贩毒的基本事实清楚，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足，不予采信。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为牟取非法暴利，伙同他人走私、贩卖海洛因，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

辩护人意见：

(一)从被告人证供之间的关系看，互相矛盾，不能互相印证，甚至每两人之间的证供都不能互相印证1．关于犯罪时间，有的称1992年9月、10月，有的称11月。

2．关于参与人数，叶某某称5人，陈某某称8人，有的称6人。刘某称仅送钱至昆明，自己未参与。苏某某称共同贩毒阶段根本未包括董某某，且与指控事实相距太远。

3．关于结伙地，有的称昆明，有的称临沧，有的称耿马，有的称孟定，有的称镇康，有的供词根本就没有结伙地。

4．关于如何结伙及出资。关于如何结伙的说法各不相同；关于出资，各人均称除自己出资多少外，不知他人出资，叶称5000元，陈称33500元，李称7000元，又向董借10000元，苏称5000元等，将各被告人自称的出资相加到最大额，也不过10余万元，而且所谓个人出资数判决书也不过依据各被告自述认定。不知起诉书认定的255000元的数字从何而来，而本案重审判决书关于集资数额根本就没有认定。

5．关于走私毒品及数量，各被告均称自己未出境，是其他二人或三人出境去缅甸走私毒品。叶称是刘出境向缅甸彭荣吉购买，刘称只是送钱到云南，董、叶、苏三人出境，李未提到出境。且各被告人口供没有如何走私毒品之具体事实经过。

不知原判关于走私毒品54块、18900克是怎么确定的，是被告人称出来的，还是鉴定出来的?6．关于运输，各被告人关于毒品走私出境后如何运输的说法也是各不相同，走的路线、人员、什么方式等均不相同。

7．关于犯罪工具，大多称烫金机滚筒，也有的称铁管子，数量不一，来源不同，有的称董某某老家带去的，有的称路上捡的，有的称缅甸带回来的。

而苏某某则称在福建特意订做了一个贩毒专用大皮箱。

共同的一点是，谁也没有见过所谓烫金机滚筒，公、检、法部门也未见过，更不用说出示该物证，哪怕是样品。

8．关于毒品贩卖交易过程，有的称卖给了董，有的称直接卖到陆丰。到底谁去陆丰，怎么卖给下家，卖价又如何得知，如何结算及根据什么结算?董也自称卖给了陆丰张某某(住陆丰市站前街118号)，在陆丰新新旅社交易并分赃。叶称卖给姓林的老板。

起诉书也作了卖给陆丰张某某的认定。

但据本辩护人前往陆丰实地调查，在陆丰市公安局配合下，查实无“张某某”其人，在城建委规划部门配合下，查实无“站前街”，更谈不上118号，在工商局配合下，查实无“新新旅社”。

可见全属无稽之谈，不幸原判仍以被告口供认定贩往陆丰。

9．关于分赃地点，有的称在董某某家，有的称在陆丰新新旅社，有的称在李某某家。

10．关于分赃数额，有的称各人分得几千元，有的称各人分得几十万元，大小不等。

按照原审的逻辑，只要承认去过缅甸购毒，就可定走私；只要承认卖掉了，就可定贩毒，至于犯罪具体事实、证据等则都无关紧要，时间、地点、人物、过程、价格、金额都可以忽略，但是离开了上述具体情节，还有什么事实可言?(二)从各被告人口供本身的确实性看，形式和内容均不真实

1．关于叶某某口供

(1)内容虚假

叶某某口供称他与“下堡村董某某、北凹村李某某”等贩毒，但叶某某自己身为下堡村人，应非常清楚董不是下堡村人，也应非常清楚下堡村没有董姓人家，而李某某也不是北凹村人。

因此，“下堡村董××”这样非常不合情理的话应该不是叶本人所述。

没有结伙过程，且与其他供词不能印证。

叶出资5000元，却分得27万元，利润达54倍，依据何在?照此逻辑，董出资5万元，岂不应得270万元?(2)来源可疑

据某县公安局关于本案的破案报告称，在1994年6月，某县公安局缉毒队在协助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调查某籍毒犯时，获悉董某某有贩毒行为，遂破案，云云。

该报告所称纯属胡编，因为当时叶已被云南临沧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不存在永德县公安局侦查一说，更不存在邀请某县公安局协助调查一说，永德县公安局缉毒队段某某的书面证词已否定了这种虚假说法。

而讯问人林某某当时也不是去昆明侦查，而是与某县公安局及县的部分领导或干部在云南考察，临离开昆明时，林某某受考察团某人之托，独自一人持介绍信前往永德县探望叶。

且当时某县公安局并未立案，林的行为不是侦查行为，该证供不是侦查所得。

该口供1994年6月3日取得后，如此大案，既未当即向云南当地公安部门移送，也未展开侦查，而在长达半年之后才收审了一个董某某，未抓其余涉案人员，也是非常不合情理。

(3)形式不合法

整个供词只是提审人林某某一人自己问自己记，既没有陪同人员永德县公安局段某某的签名，口供中叶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叶本人所签(叶某某本人系初中文化)。《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整个笔录缺乏规范笔录的程式，没有讯问人的自我身份介绍及关于讯问性质的介绍，没有讯问叶在云南所犯罪行的情况，而是矛头直接指向董某某。

(4)该叶在云南一案的所有讯问笔录及判决书中均没有关于本案的任何供述或线索因此，该口供存在伪造的重大嫌疑。

2．关于李某某、苏某某口供

(1)李、苏认罪口供系诱供产生，在某县检察院提审时已推翻有罪供述；(2)李某某两份口供本身也存在明显自相矛盾；(3)苏某某口供说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4)该两犯在云南一案的所有讯问笔录及判决书中均没有关于本案的内容或线索。

3．关于董某某口供

(1)刑讯逼供是这份唯一的认罪口供产生的原因；(2)有关贩毒内容经查属子虚乌有；(3)本案重审判决也已否定了该有罪供述。

4．关于刘某、陈某某口供

产生原因不明，二人均当庭否认所控罪行。有关书面证供与其他证供均不能互相印证。

(三)从全案证据的充分性看，本案除被告人口供外，无其他证据

1．缺乏证人证词。

除陈某某之姐陈某一份证词外，无证人证词，该证词性质仍属同案犯口供。

尽管如此，陈某的证词并不涉及董某某。虽提及陈某某两次参与贩毒，但都在1992年9月与11月，而非10月，具体过程也不能与陈某某或其他证供互相印证。

2．无物证。

无海洛因物证，无犯罪工具物证如烫金机滚筒(哪怕是样品)，无赃款物证。

3．无鉴定结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惩治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认定毒品犯罪“必须”有司法机关的毒品鉴定结论，以认定确系毒品。

本案因无物证，更无鉴定结论。

4．无有关书证。

例如能证明被告人贩毒行为的车票、住宿发票等等。

5．有关生效法律文书却否定了本案。

正如原审判决书称叶某某、李某某、苏某某因另案均已判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刑事裁定书证明，该三犯已判决的罪行并不是本案原审指控并认定与判处的罪行，而恰恰与本案无关；叶在临沧地区被判刑，而李、苏在昆明被判刑，两案的判决书均没有关于本案的认定，两案的所有口供均没有关于本案的线索。

(四)从庭审质证看，被告人均否定被指控的罪行

(五)从重审程序看，没有任何新的证据

(六)侦查机关违法取证

1．对董某某存在严重刑讯逼供。

董坚持无罪的辩称，仅有的一次供认是在1996年7月31日，在董被侦查人员吊打两天，造成身心严重损害的情况下签字认供，即那份包括向陆丰“张某某”贩毒的口供。

原审开庭时，公诉人称刑讯逼供无证据，不予认可。辩护人当即指出，辩方无法取得证据，不等于不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作为检察机关对此严重违法行为不仅不予制止查处，反而予以庇护，是十分错误的。

况且，看守所的众多人犯都看到了董的伤情，还有董的控诉书，被刑讯逼供后7天，由某县政法委委托、某县法院法医作了医学鉴定。

2．对李某某、苏某某存在非法诱供。

李、苏二人曾承认所谓本案贩毒经过，但在某县检察院提审时作了澄清，指证系某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诱供的结果。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3．对其他被告人均存在不同程度逼供等。

陈某某、刘某称其口供系逼供结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司法解释规定，如确属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这样一个毒品怎么来的不清楚，怎么卖的也不清楚，充满矛盾，除了少量供词，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案件；这样一个自1994年12月至今，被告人被关了5年零8个月的案件，董某先被判了死刑，后被判了无期徒刑。若这样一个莫须有的案件可以定案，则没有什么案件不能治人之罪。

(七)本案应当宣告无罪

出席本案二审庭审、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对本案的基本认识上与辩护人、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刑事裁定书是一致的，即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本案已经发回重审一次，没有任何新的证据，却仍然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辩护人认为，再次发回重审，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不利于案件的正确解决，而且会造成案件无限延长或不了了之，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而本案三上诉人在押将近六年，他们还要被关押多少年，才能获得应有的公正呢?本案证据严重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本案重审在缺乏新证据的情况下，重新判决被告人无期徒刑违背了法律规定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刑事裁定，理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审理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董某某和另5人1992年10月“集资20余万元”，“合伙出境走私海洛因54块”共“18900克”，由董某某贩卖，“共得赃款120多万元”。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辩护人辩称认定董某某犯罪的证据不足。各被告人之间的供词不能相互印证，取证方法不合法的辩护理由不足，不予采纳。于1997年5月7日作出(1997)温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董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董某某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0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浙法刑终字第1997-402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认定事情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温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发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温州中院经过审理后，认定董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贩毒数量仍是“18900克”，仍不采纳辩护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2000年4月30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温刑初字第85、86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再次认定董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董某某再次表示不服。浙江省高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伙同他人共同走私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与同案人叶某某、李某某曾经供认的犯罪情节各不相同，不能相互印证，后同案人叶某某、李某某又推翻了前供，被告人董某某曾经承认走私贩卖毒品的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致；本案唯一证人的证言，与本案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及同案人叶某某、李某某曾经供认的情节也不能相互印证，本案又无任何物证。出庭的检察员、辩护人均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提出不能定案的意见，予以采纳。浙江省高院于2001年2月9日作出(2000)浙法刑终字第339号刑事裁定书，再次裁定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温刑初字第85、86号刑事判决，发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温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当庭列举的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同案人叶某某、李某某原来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等及证人陈某的证词证据不足，不能证实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董某某、刘某、陈某某及同案人叶某某、李某某的供述在出境购毒者、个人投资额及分赃数额等多处存在不一致，不能互相印证。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董某某及其辩护人的辩称予以采纳。温州中院于2003年1月25日作出(2003)温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判决董某某无罪。

经典评析

1．诉讼时问长

董某某于1994年12月14日因涉嫌贩毒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收容审查，1996年10月4日被逮捕，至2003年1月判决无罪释放，历时8年之久。

2．案情疑难、过程复杂

董某某先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死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后，再次被判决无期徒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发回重审，董某某最终被判决无罪，予以释放。刑事案件经历两次发回重审实属罕见。

3．判决结果具有极大反差性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一审被判处死刑，最终证据全部被否定，董某某获得无罪释放。

4．社会影响大

董某某一案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15日，《瞭望》新闻周刊在第16期上率先以《莫须有的死刑案为何迟迟不能纠正》为题，披露了这起历时8年的冤案，文章措辞激烈，厉声责问题：“如此莫须有的案件，为什么长期难以得到纠正?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此后，《青年时报》、《杭州日报》也相继披露了这一罕见的错案。

5．律师坚持八年辩护，最终获得成功

唐国华律师受董某某家属的委托，自1996年底起担任董某某的辩护人，自费多次前往云南、广西、温州等地调查取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董某某被一审判处死刑后，唐国华律师积极为董某某上诉抗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唐国华律师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证据严重不足、已有的证据自相矛盾，而且存在刑讯逼供及伪造口供等严重问题，先后两次将本案发回重审。2003年1月25日，在本案的第五次审判中，终于被宣告无罪。董某某从死囚重新获得自由。

㈤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如何补办需要什么手续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补办流程：

1、要是营业执照遗失，第一步要做的先是登报说明。

2、工商局办理以下程序：

⑴法定代表人签署、公司加盖公章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⑵公司盖章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定），由股东盖章（单位股东）或签字（自然人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董事签字。

国有独资公司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或者董事会决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加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章；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

一人有限公司提交股东书面决定，由股东盖章（法人股东）或签字（自然人股东）。

⑷是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名称中冠以企业集团名称或者简称的，应当提交加盖企业集团母公司印章的《企业集团登记证》复印件；是参股公司的，还应当提交企业集团管理机构同意的证明。

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司名称变更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

⑹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新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⑺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5)唐国华律师扩展阅读:

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工商企业、个体经营者的准许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凭证。其格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规定。有正本和副本之分。

营业执照正本与副本的区别:

1、营业执照的正副本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讲区别，那仅仅是外表的形式而已。在使用方面，正本是“必须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处，否则你可能因未悬挂执照而受到处罚。

2、副本一般用于外出办理业务用的，比如：办理银行开户许可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签订合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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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

作者：唐国华

出版社：浙江大学

出版年份：2007-11

页数：369

内容简介：《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编委会集体评议，选取了2007年度的律师实务理论研讨会上的部分优秀论文并集结出版，论文归类为公司与证券专业、建筑与房地产专业、民事专业、刑事专业、行政专业、知识产权专业六个律师实务专业和综合方面的文章；充分反映出广大律师的实务和理论成果。

《律师实务研究(第2卷)》论文均为律师工作实务理论文章，为第二卷。

㈦ 目前中国敢有名的律师有那三个

中国著名律师排行榜（民意测试）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 来源:法律互联网 阅读: 651
引自《法律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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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记某宾王词林小区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讼案是怎样形成的

唐国华

案情简介

1993年至1995年间，原告陆某某等276人与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以下称总公司)双方订立了《商品房住宅购销协议》(以下简称购销协议)和《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以下简称交付使用合同)。1996年8月1日，陆某某等276人(以下简称原告)以商品房延期交付和质量不过关等原因，对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以商品房质量不合格、多收购房款、逾期交付房屋等十项诉讼请求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该起诉。

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对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有关规定处理，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69．8万元。(2)判令被告返还其强行向原告多收房价款利息合计754．3078万元。(3)判令被告返还多收的地价款及利息合计675．4227万元。(4)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及利息合计607．1585万元。(5)判令被告返还地下车库款291．4155万元。(6)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商品房原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图纸和工程决算书的复印件，提供某某市建筑工程质检站对商品房检测中被告所提供和存档的工程原始数据资料复印件。(7)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原有而被骗去的商品房购销协议公证书；判令被告应给原告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书。(8)判令被告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清理小区配套项目，并明确小区公益工程的产权。(9)判令被告赔偿因少批多建而造成缩小幢距、道路、绿化面积、影响采光、通风等无形和间接损失每套3000元，合计94．2万元。(10)确认某某市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无效。

被告答辩称原告之诉缺乏事实根据，应予驳回。

1999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1996)浙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给原告延期交房违约金人民币5908546元(附表二)及该款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修缮，所需费用由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1999)民终字第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重审，在重审期间，原告陆某某等117人提出撤回起诉申请，重审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重审法院于2004年12月30日作出(2000)浙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陆某某等购买的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妥善修理，所需费用由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2)驳回原告陆某某等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陆某某等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浙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于2005年2月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浙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①判决某某公司依法承担延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4404482元，及该款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②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陆某某等购买的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妥善修理”的判决予以改判。依法对商品房工程质量进行鉴定，客观评价该商品房的全面质量情况，不仅包括结构质量安全问题，还应包括其他工程质量问题(地基基础工程、层面、防水、墙面、楼板、地下室及钢筋、水泥、砂浆等建筑材料)，并对此工程质量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同时依据重新鉴定的各项数据，具体明确该争议商品房工程质量缺陷存在的具体部位，及修缮地设计方案、核准、验收方法及监督执行等措施。③判令被上诉人给付因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房及地下车库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618．4551万元。④确认该案《某某市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中第九条“其他互不追究”条款无效。并归还原告《某某市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⑤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其强行向上诉人多收的房价款428．4600万元及该款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⑥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多收的地价款288．7447万元及该款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⑦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其非法占有的上诉人的《商品房购销协议公证书》。(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期间的10万元商品房质量鉴定费。(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上诉人陆某某等在重审上诉时改变原诉讼请求：①对讼争房屋的工程质量进行重新鉴定；②判令被上诉人给付因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房及地下车库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618．4551万元；③确认《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中第九条“其他互不追究”条款无效；④判令被告承担一审期间的10万元商品房质量鉴定费。

最高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2006年3月2日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27号的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至此审理终结，被告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最终几乎全部胜诉。

唐国华律师作为本案被告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的代理人从1996年8月1日开始至2006年3月自始至终坚持十年代理该诉讼案件。其中在浙江高院的一审与重审，与浙联律师事务所戴和平律师共同担任代理人。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多达十项，涵盖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主要方面，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1)被告交付原告的商品房是否存在质量不合格问题。

(2)被告是否存在多收房价款问题。

(3)被告是否存在多收地价款问题。

(4)被告是否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

(5)《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是否格式合同及其第九条的效力。

(6)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地下车库款291．4155万元。

(7)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提供商品房原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图纸和工程决算书的复印件，提供某某市建筑工程质检站对商品房检测中被告所提供和存档的工程原始数据资料复印件。

(8)被告是否应立即归还原告原有而被骗去的商品房购销协议公证书；被告是否应给原告商品房买卖交付使用合同书。

(9)被告是否应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清理小区配套项目，并明确小区公益工程的产权。

(10)被告是否应赔偿因少批多建而造成缩小幢距、道路、绿化面积，影响采光、通风等无形和间接损失每套3000元，合计94．2万元。

审理判决

本案经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再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1999年3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1996)浙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给原告延期交房违约金人民币5908546元(附表二)及该款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修缮，所需费用由某某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1999)民终字第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法院于2004年12月30日作出(2000)浙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陆某某等购买的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妥善修理，所需费用由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2)驳回原告陆某某等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陆某某等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浙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于2005年2月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2006年3月2日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27号的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终判决结果：(1)被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其六个月内对原告陆某某等购买的商品房(包括地下车库)存在的质量缺陷予以妥善修理，所需费用由被告承担；(2)驳回原告陆某某等的其他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