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自贸区法律服务业

1. 南沙成立自贸区对容桂房地产有利吗

2014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划定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及上海自贸区扩展区域四至范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116.2平方公里，其中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占了60平方公里（含广州南沙保税港区7.06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区28.2平方公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8平方公里。南沙新区片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片区。

南沙片区总面积60平方公里，分成了七个区块，最大15平方公里，最小3平方公里，其中涉及港口、交通、保税物流和加工的区块面积占比过半。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浮出水面，让一衣带水的顺德兴奋不已。就在一年多以前，上海自贸区全面启动，不仅上海本土获益，周边的昆山等地也获得强大的辐射，区域发展得到强劲推动力。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能否也让毗邻的顺德大大受益，带来顺德新发展？

容桂地产将承接自贸区“溢出”

摊开广东地图，南沙是珠江奔向南海的一个出口，也是广州南拓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近几年里一直是媒体和社会热议的焦点。

2012年，南沙获批成为国家新区之后，该区域的楼市不断升温。在南沙申报自贸区消息传出后，当地楼市再度大热。广东自贸区正式获批的第二日，南沙、横琴等板块的楼盘传来热销的消息。网上有消息称，某个大型房地产公司的楼盘甚至创下了开盘后2小时就卖出房子300套，平均24秒卖出1套的纪录。

随着南沙被批准为自贸区，与南沙一水之隔的容桂拥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并有可能直接承接自贸区的辐射，支撑一个新的崛起。于是，与南沙距离最近的容桂楼市“应声响应”，有的楼盘已开始打“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牌。

张力是一家二手楼交易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与南沙相比，容桂有着极大的价格优势。“南沙的房子基本都要9字头，容桂大岗附近的楼盘是5字头，价格洼地优势明显。”

他告诉记者，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规划势必会扩散影响到当地楼市，一些地产开发商目前已经提前做好准备，根据最新规划调整销售策略。

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赖雪晖也坦言，作为顺德与南沙最接近的区域之一，作为制造业大镇的容桂首先获益的将不是制造业而是房地产。

与位置偏远的大良五沙相比，容桂确实有着其不可比拟的生活配套优势，且更加靠近南沙中心区，这给容桂房地产带来了承接自贸区辐射的机遇。

辐射顺德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顺德区经济与科技促进局相关负责人看来，南沙与顺德在产业关联上由来已久。位于大良的五沙工业园即是为了对接南沙汽车制造业而兴起汽车配件产业，而顺德的家电、家具等优势的工业产品也有不少已直接通过南沙港，走向国际市场。

“随着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获批，也将对顺德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辐射带动。”该负责人说。据悉，南沙片区共分为七个区块，包括海港区块、明珠湾起步区区块、南沙枢纽区块、庆盛枢纽区块、南沙湾区块、蕉门河中心区区块、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业区块，分别凸显了港口、交通、金融、保税物流和加工贸易等功能。

而此前南沙新区也已经提出要打造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并列出了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商业服务中心”，打造“教育培训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具体目标。同时国家还将支持南沙新区在内地金融业逐步扩大对港澳开放的过程中先行先试，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外汇管理等金融改革创新试点。

“金融和科技恰恰是目前顺德产业所需的两大要素，顺德与南沙在产业上形成高度的互补。”上述顺德区经科局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顺德的GDP超过2000亿元，全区工业产值已经接近6000亿元，但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一直较慢，成为制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瓶颈”。

尽管前景广阔，不过，该负责人也坦言，由于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获批才刚不久，其具体的方向定位仍有待进一步明晰，“所以下一步，我们将就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进行深入研究，以制定具体的对接计划。”

也有不愿具名的政经观察人士认为，自南沙2012年获批国家级新区后，其对顺德等周边地区的带动影响就备受关注。但事实上，除了前期推动了该区域的楼市大热外，南沙在具体的产业项目一直未见有太大的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周边区域与之对接融合的决心和规划。

“目前获批的三大自贸区中，前海和横琴已经有比较明确发展定位和规划了，且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南沙依然是一张白纸充满想象空间，如果与之对接的周边区域贸然调整规划可能反而打乱了自身的发展节奏。”上述观察人士表示。

物流板块将成合作首个支点

当利用自贸区带动制造转型升级仍需研究之际，利用自贸区的港口与物流区块，或将成为顺德与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对接的首个支点。

在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七大区块中，海港区块内有南沙保税港区港口区和物流区，在南沙枢纽旁边则有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业区块。

与南沙有着便利交通对接的顺德将率先享受自贸区带来的便利。“顺德境内先后建成了佛开、太澳、珠二环、东新4条高速，包括佛山一环在内，实现了顺德境内高速公路里程从不够12公里到目前95公里的巨大跨越，加上目前正在推进的广明高速、江番高速、佛江3条高速，形成了‘三横四纵’覆盖全区10个镇街的高速公路网络。”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上述高速路网的建设，可加强顺德与南沙新区等周边地区道路连接，届时将与南沙枢纽形成联网态势。

记者从顺德海关了解到，目前区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取道”南沙出海。“随着自贸区建设的不断完善，企业自然会更多地前往南沙。”粤鑫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鑫认为，南沙港是珠三角西翼城市通向海洋的必由之路，顺德产品走向国际也无需再绕道深圳等地。自贸区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顺德企业利用南沙港。

更令刘鑫兴奋的是，自贸区未来给出的通关政策，将给企业物流节省更多成本。以上海自贸区为例，目前上海海关已经在上海自贸区试点实施了“先入区、后报关”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也就是说，自贸区内试点企业可先凭进口仓单信息将货物提运入区，再在规定时限内、向海关办理进境备案清单申报手续。与过去传统的“先报关、后入区”的“串联式”通关模式相比，新模式允许企业把提货入区作业与申报备案手续“并联”进行，由此大大降低了企业货物通关所需时间。有资料显示，在此模式下，货物入区的平均通关时间缩短了2—3天，物流成本平均下降10%。车辆过卡入区平均时间从6分钟缩短到30秒。

■他山之石

交通对接南沙将持续发力

顺德干部谈顺德应学习昆山主动贴近上海自贸区

及早谋划产业对接 做好配套服务

胡永文是伦教党工委委员，去年7月至10月，他与其他2名顺德干部前往江苏昆山挂职。对于昆山对接上海自贸区，他也深有接触。他表示，昆山融入上海、承接上海自贸区辐射经验值得顺德学习。

胡永文告诉记者，随着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推进，作为最近“邻居”的昆山，早就打好了利用地理优势的算盘，在抢先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的大背景下，昆山力图将昆山试验区作为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先行先试区，在部分功能、创新措施上实现共享。

“顺德也可以像昆山一样，更多地融入广州，最为直接的就是承接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辐射，主动贴近自贸区。”谈及昆山经验对顺德的启示，胡永文表示，顺德要争当区域合作的先锋，如深入融入新一轮粤港澳合作示范区(自贸区)建设，围绕南沙这一毗邻顺德的国家级战略平台，主动接受辐射，及早谋划产业对接。

“南沙是广东三个自贸片区中面积最大的，涉及的服务项目也是最丰富的，恰恰与顺德这一实体经济发展体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胡永文说，顺德应做好配套服务，争取同步享受部分先行先试政策，享受经济改革红利，避免被“边缘化”。

昆山做法

●昆山率先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关、检验检疫监管等贸易便利化措施，跨关区快速流转试点、境内外维修、批次进出集中申报、集中汇总纳税等措施已先期推开。

●在产业对接上，昆山主动到上海寻求自贸区“外溢”已经是一种常态，昆山对于与上海自贸区的对接力推思路理念、制度创新、功能载体、产业项目、组织机构“五个对接”。

●在项目对接上，以花桥开发区、昆山综保区、昆山开发区、高新区为载体，分别做好金融后台服务、物流仓储、高端制造业等项目的对接和“溢出”。

■专家把脉

“顺德要想借助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带来的机遇，交通仍要继续加强。”身为出口公司负责人的胡信说，目前物流的成本仍然比较高，顺德与南沙的交通对接，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事实上，目前，顺德与南沙的交通对接有一批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当中。据悉，有望于今年上半年投建的南沙疏港铁路，途经江门、中山、顺德和南沙。根据规划，该项目自广珠铁路鹤山站引出，向东南方向经顺德均安、中山黄圃、广州市万顷沙至南沙港站，新建双线87.8公里，投资预估算总额超过90亿元。由于南沙疏港铁路途经顺德均安，有利于顺德产品更便捷运到南沙。

顺德新港也将为顺德与南沙对接起到重要作用。该港口建成后是西江流域最大的码头，计划建设成具有二类口岸功能的内河多用途码头，共有4个3000吨级多用途泊位，设计年吞吐量达160万吨，集装箱9.6万标准箱。根据运营方计划，该港口港区全部建设将在两年内全部完成。

此前，广东顺德浦项钢板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在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们现在的货物都需要先送到南沙再通过卡车送过来，物流成本比较高。“如果能用航运，每吨可以节省成本为4元至5元，这可不是小数目。现在我们的原料全部从韩国进口，达到了30万吨。”

顺德新港建成后将成为顺德最大的对外货运港口，华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和物流基地。“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到40万标准箱至50万标准箱，因为货物是不停在流动的。”港口建设方介绍，港口可以通过西江直接到达全国各地港口，包括内河港口。顺德新港建成后，将为企业提供更加低廉、快速的航运服务。

目前，已经有一批企业瞄准了顺德新港对接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便利条件，已经准备入驻。杏坛镇党委委员、镇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王崇曦说，沃成供应链已经落户顺德新港，“该项目将重点打造华南最大的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顺德新港已基本成型，但关于顺德新港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以及政策暂未出台，导致部分投资顺德新港的企业存在疑问，有意向投资的企业观望情绪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有关招商引资工作，影响顺德与南沙自贸区的更好对接。

自贸区提速下的顺德突围势与术

●充分利用南沙人才、科研、金融洼地效应，加快与港澳深度合作

●练好产业和城市“内功”，营造良好国际化营商环境，防范被“虹吸”

■专家把脉

自贸区提速下的

顺德突围势与术

利用南沙人才、科研、金融洼地效应，加快与港澳深度合作

炼好产业和城市“内功”，防范被虹吸

以地缘经济的视野来审视区域，两个一衣带水地区的发展更迭，其实也是一个共进和博弈的过程。

放之于南沙的崛起对于顺德而言，这样的意味或许更为突出。在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方案中，南沙片区的面积最大、口最多，且直接涉及海港，具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和想象空间，目标是要打造以货物贸易、金融、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

而在毗邻的顺德，一方面，庞大的产业基础可以为南沙的改革试验提供实体支撑；另一方面，顺德制造也需要借力南沙所吸引的人才、科研、金融等高端要素，为转型升级寻找快车道。

“南沙的发展其实是给顺德一个思考、创新、改革的机会。”在中山大学教授、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崛起对顺德其实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既需要规划引领加强与两地的对接合作，也考验着顺德在产业、城市、政务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

南沙金改试验需要顺德制造业支撑

如果没有顺德等珠三角实体经济的支持，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也有可能难有太大作为。

南方日报：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获批对其隔江相望的顺德将会带来哪些影响？能否形成一定的辐射带动效应？

林江：首先从区域经济的布局来看，广东三大自贸区本来就是珠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德乃至佛山本身也是珠三角地区，所以本身内部的就会存在较多的协同关系，属于自贸区的外围地区。

南沙本身肩负着全省金融改革的使命，其成果需要经珠三角的企业实践试验。如果没有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也有可能难有太大作为。顺德乃至佛山作为珠三角制造业的中心，聚集了大量企业，可以发挥其他地区难以替代的实体经济对自贸区的支撑作用。

因此顺德可以鼓励的一些企业与南沙的一些机构合作，对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进行对接。顺德大量企业本来就存在出口贸易和涉外金融的需求，他们可能需要大量外汇兑换的服务，也需要一些融资的安排，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刚好能为这些企业进行配套。

南方日报：顺德制造业可以检验南沙的改革创新成果，那么，南沙试验又能对顺德的制造业带来怎样的具体影响？

林江：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南沙正大力发展融资租赁等新型的金融业务，这对于佛山的装备制造业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国内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少企业存在订单不足而导致设备闲置的问题，如果佛山的装备制造业能借此进军融资租赁领域，一方面，企业把闲置的固定资产进行盘活，另一方面也获得额外的租金收入，极大提升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

顺德产业可借力高端要素加速转型升级

顺德可考虑与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合作，先吸引一些高端的人才到南沙开发，然后再委托南沙的一些人才、机构进行研发、生产，这相当于为顺德的企业迈向高端发展，寻找到弯道超车的路径。

南方日报：根据南沙的规划定位，未来南沙将主打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随着自贸区的获批，将加快该区域保税物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这对顺德的产业又应如何借力借势？

林江：从产业分工来看，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是孪生兄弟，没有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先进制造业是难以提升的。家电业作为顺德传统制造业的重要代表，正需要一些新技术和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推动其加速提升其产业层次。

通过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还可以进一步加强顺德、佛山与港澳的对接，让顺德乃至佛山与港澳的对接融合如虎添翼。过去顺德与港澳的联系，只是停留在资本引入，在珠三角等地开公司办工厂。但新一轮对接则不再是以往“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而应是是在金融、IT及制度建设等更深入、更高层次的合作。

南方日报：顺德制造的转型提升需要人才、科技、金融等要素的支撑，而南沙本身就是这类资源的聚集高地，您认为今后两地应该呈现怎样的角色分工？

林江：顺德的传统制造业转型提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撑，而南沙是将技术研发作为其核心业务进行拓展，顺德制造需要哪些信息、配套、技术拓展都可以由南沙来提供运作。单凭顺德、佛山难以形成对人才、资本、科技的洼地，但借助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号召力，可以更利于顺德吸引利用科研、人才等资源。

顺德可以考虑与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合作，先吸引一些高端的人才到南沙开发，然后再委托南沙的一些人才、机构进行研发、生产，这样的配合相当于为顺德的企业迈向高端发展，寻找到弯道超车的路径。

两地官方可规划先行加强对接融合

顺德更多还是要从自身出发，要意识到不进则退，要力争上游。南沙的发展其实是给顺德一个思考、创新、改革的机会。

南方日报：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来，累计新设外资企业超1700家。参照其经验，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骤然提升，您认为这对于顺德将带来怎样的机遇？

林江：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推进，对顺德吸引外资、发展总部经济也将形成利好。根据中央的布署，南沙首先是复制上海自贸区的成功经验，上海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相信南沙也会走国际化的道路。一些大企业不可能把设计、生产、销售等所有的环节都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可能一些企业在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内会设在总部，但它同时需要向周边需求配套服务体系，一些区域性的配套机构或生产基地则可能在周边区域就近布局，在这里顺德就有可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南方日报：近年来，顺德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也较快，随着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推进，一大批企业、人才进驻，对顺德的三产会否也带来促进？

林江：从目前来看，南沙的配套条件还相对滞后，而近年来，顺德的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迅猛，渐成气候，顺德也完全有可能反过来承接分摊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聚集人群部分的生活服务需求，甚至吸引一些高端人才的进驻。这也给顺德提供机遇。

顺德要形成这样的“逆吸引效应”，关键要及早做好规划。目前南沙的规划已经相对明晰。顺德现有的规划能否因应自贸区的战略作出一定的对接调整。具体而言，顺德区政府或佛山市政府应该与南沙管委会对接，探讨双方合作能够为各自的发展带来什么，并最终形成战略共识：3—5年内，如何布局自身的配套设施，产业如何协作分工。否则，等到一大批外资企业、高端人才进来，再进行谋划就不及了。

南方日报：南沙的强势崛起，给毗邻的顺德也带来了一定挑战。有人担心，南沙作为人才、科技、金融等高端要素集聚的洼地，顺德可能存在被虹吸的风险，对此您怎能看？

林江：仅就目前而言，南沙的发展是否间接会对顺德形成压力还不好说。个人认为，顺德更多还是要从自身出发，要意识到不进则退，要力争上游。南沙的发展其实是给顺德一个思考、创新、改革的机会。

要避免被虹吸的风险，关键还是要提升自身的区域竞争力和吸引力，一是要通过发展高端产业吸引高端人才进驻；二是要完善配套，提升医疗、教育、商业等服务条件；三是政府要营造适合创新的制度环境，打造完善的法律、咨询等配套服务体系。

策划/统筹：南方日报记者 王基国 刘嘉麟

2. 自贸区带来股市哪些投资机会 对百姓有哪些贴身利好

1. 港口物流股直接受益

2. 自贸区概念股表现火爆

   
   

   近期，海西自贸区相关个股已经“小试牛刀”，厦门国贸7个交易日斩获三涨停，累计涨幅超过60%；平潭发展10月下旬至今也有三个涨停，累计涨幅在50%以上。此外厦门港务、厦门空港、漳州发展等个股近两周也录得30%以上的上涨。由于市场预期天津自贸区或很快获批，天津自贸区概念则从9月开始连续活跃，天津海运、天津港、津滨发展等近两个月时间上涨均在60%附近。

   自贸区对百姓有哪些贴身“利好”？

   创造更多创业发展机会，公众有望享更多优质服务，“特别在金融合作方面，与上海的自贸区不同，预计粤港澳自贸区的地域针对性更强，通过港澳将很多成熟的金融法律法规、管理经验引进来，开放和先行先试的步子可以更大。这不仅能有助于解决很多居民在自贸区内自由兑换等需求，更有助于更多的企业和民间资金‘走出去’。这方面粤港澳自贸区将可望扮演上海自贸区所不能替代的角色。”

   此前不少消息都预计，粤港澳自贸区方案将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以及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据林江分析，这种格局对珠三角一体化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建设也将发挥较大的促进作用。“珠三角一体化，已经做得较多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融合，而通过几个平台共同建设粤港澳自贸区，将有利加快整个珠三角不同城市之间市场机制和体制创新的合作和整合。”
   

3. 哪些地区先行先试16项法律服务改革创新

国内两家公司签订大宗商品买卖协议,香港一家公司为卖方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在买方支付约6000万元人民币货款后,卖方却未按照约定交付货物。

位于南沙自贸区内的国信麦加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接受买方公司委托后,利用中港联营所优势,由中方律师全面搜集相关证据材料,然后与港方律师共同分析案件。

根据《意见》,广州市司法局配合广东省司法厅出台了《香港和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在自贸区先行先试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实行合伙联营试点。2015年7月,广州首家粤港合伙联营律所—国信麦家荣联营所挂牌成立,10名派驻执业律师中7名内地律师,3名香港律师。

谭祥平告诉记者,自贸区成立以来,南沙新增律师事务所7家,新增执业律师近60人,目前全区有律师事务所18家,执业律师130多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特长与南沙产业发展高度吻合,涉及航运海事海商、基础建设、劳动保障、投融资、中小企法律顾问、跨境法律服务等业务方向。此外,律师担任了自贸区30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

4. 园区自贸区哪里有合理避税的财税公司

税收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等特点。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很多企业老板在面临税收问题时都很忧心，被税收拖垮的企业不计其数，缴税的话自己利润所剩无几，不缴税又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因此让许多企业进退两难。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税务出了问题，要么是各种税负特别高，要么是商业模式中成本发票解决不了，要么是出现了可能被稽查的风险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税收筹划这一环节对企业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就是在企业还没有出现税收风险漏洞的时候，提前进行筹划，不至于到后期出现问题时再来想办法解决，此时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4)南沙自贸区法律服务业扩展阅读
我国少数地方有一些税收园区，有的书面上称呼为税收优惠园区，有的直接称其为税收洼地，在这些地方注册公司，享受地方园区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利用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经营企业，企业可以缓解税收压力；另一方面当地园区成立公司缴纳税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一般这些园区为了方便企业，不要求企业全部搬迁到园区进行实地经营，企业只需注册在园区就能享受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模式叫注册式招商，也称为总部经济招商。

具体政策如下：税收奖励：企业以新公司、子公司、分公司或者迁移注册地址的方式入驻到当地园区，以合理分包业务的方式在当地园区进行纳税，可享受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奖励政策，奖励比例为地方留存的30%-80%。例如某企业增值税缴纳1000万元，地方留存为500万元，奖励到企业的有400万元左右，企业所得税也是同理，这种主要是针对年纳税额在500万以上的企业。

5. 广州南沙注册一个公司的流程怎样，费用多少

查名（确定公司名字）→验资（完成公司注册资金验资手续）→签字（客户前往工商所核实签字）→申请营业执照→申请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税务登记证→办理基本帐户和纳税账户→办理税种登记→办理税种核定→办理印花税业务→办理纳税人认定→办理办税员认定→办理发票认购手续。

6. 如何正确理解并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公平、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推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国进一步倡导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这无疑又是一项颇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构想。但对于何谓“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以及该项工作应如何具体推进和开展，各界尚存较多的困惑和疑虑。
为加强对这一重要命题的基础性研究，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组织人手，于近期撰写了《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报告》，全文将分期转载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报告将首先探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基本定位，并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在借鉴现有各类争端解决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提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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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争议解决现状与问题
（一）“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解决
民商事争议主要是指私人主体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违约和财产性侵权纠纷。由于民商事关系往往基于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会约定争端解决方式，因此违约纠纷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解决。有些侵权纠纷，也可以由双方在事后达成约定解决。通过合同和双方协商所不能解决的民商事争议，一般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解决。
1.“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
依据一国国内法，寻求法院等司法机构的救济是最根本的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济手段。但要想通过当地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仍存在较大难度和一系列的问题：
（1）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大。“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又有信奉伊斯兰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同时融合了这几种法系的特征。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很大，对于从事跨国商事活动的外国私人而言，很难掌握甚至通晓当地法律。
（2）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有些国家由于战乱和恐怖活动频发、政局不稳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也门；有的国家则因为独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设起步晚，发展慢，例如原南联盟分立的黑山、塞尔维亚等。有的国家虽然法制较全，但并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律体系整体比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1]
（3）沿线多国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强烈。有些国家在司法程序中对外国当事人不公，如也门、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等。以也门为例，该国政府部门对当地企业采取特殊的庇护措施，外国投资者却经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护费。在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外国投资者也很难得到劳动管理部门的公平对待。当外国投资者利益遭受当地投资伙伴侵犯时，警察等执法部门很少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2]
（4）执法和司法程序繁琐或缓慢，司法判决执行难。一些国家，如文莱，由于生活安逸，生活节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审批等程序随意性较强、耗时较长。[3]司法判决执行难也是沿线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约旦、越南、阿塞拜疆等国尤为典型。以约旦为例，根据《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对约旦法律制度的调研显示，该国司法程序一般要经历3到4年，而从获得裁决到执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个月。[4]
因此，通过诉讼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当事人的最佳选择。如何克服属地管辖和用尽当地救济的限制，力争民商事纠纷的域外管辖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是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心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2.“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
无论是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还是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实际效果来看，非诉讼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对而言能够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2016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通过的《苏州共识》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认同调解、仲裁等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5]在各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中，仲裁和调解尤受肯定和青睐。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大部分沿线国家（35个）都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了本国的仲裁立法，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6]对于仲裁立法，存在“双轨制”和“单一制”两种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双轨制”，如新加坡，针对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分别适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此制的还有俄罗斯、菲律宾、越南、缅甸、文莱等国。“单一制”则是指，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适用统一的法律。采用“单一制”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埃及、毛里求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老挝、柬浦寨等国。我国亦属此列，有关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对国际仲裁进行了专章规定。
“一带一路”沿线仲裁和调解机构众多，专门的仲裁和调解机构主要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泰国仲裁协会、泰国商事仲裁协会、柬埔寨国家商务仲裁中心、越南国际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务调解仲裁中心、迪拜国际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德里国际仲裁中心、俄罗斯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业纠纷仲裁中心、蒙古国国际及国内仲裁委员会、克罗地亚经济商会调解中心、罗马尼亚国际商业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国家国内司法机构中还设立了可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调解庭和仲裁庭，它们做出的裁决与普通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7]
中国的仲裁制度发展也很快。从中国商事仲裁网公布的消息来看，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目前已超过160家。[8]最近几年，我国国际仲裁制度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机构大量涌现。除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贸仲委”）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外，新兴的涉外仲裁机构（包括原国内仲裁机构的转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即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即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由广州仲裁委员会、香港、澳门地区的仲裁机构及法律专家共同组建设立的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2）临时仲裁得到承认。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严格的“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是不承认临时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正式颁布，标志着临时仲裁在中国境内的真正落地。[9]可以预见，临时仲裁将会逐渐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得到推广。（3）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引入。国际上许多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这将有助于我国对这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利用，拓宽纠纷解决的选择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众多仲裁和调解机构为“一带一路”民商事主体纠纷解决提供了较多选择，但是目前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还存在以下问题：（1）仲裁机构进入他国市场的待遇问题。以我国为例，虽然众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上海自贸区设立了办事处，但中国WTO 入世议定书（“附件9”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均没有对仲裁机构法律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在华享受同国内仲裁机构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确。[10]（2）仲裁和调解机构选择多但仲裁制度并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仲裁制度在适用规则、临时仲裁、友好仲裁、证据制度等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差异。有些国家的仲裁制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国为例，我国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机构不承认临时仲裁，未采纳友好仲裁。（3）裁决的执行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目前还有伊拉克、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也门等国没有加入《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即便是《纽约公约》的成员，有些国家在加入时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对同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做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如俄罗斯。因此，仲裁裁决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混合争议解决
混合争议是指因国家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私人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主要表现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
1．“一带一路”投资环境
本文所指投资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不考虑“一带一路”很多地区所存在的恐怖主义、战乱、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背景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尤其是东道国投资管制行为和税收行为产生的征收风险和法律政策变动等带来的违约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资立法，及相关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没有为外资提供充分保护。
外资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有些国家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关于外国投资的准入、投资行业、待遇等问题的规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印度、阿联酋、巴林、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等。（2）有些国家虽有专门的外资立法，但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这类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罗马尼亚和不丹等。以罗马尼亚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关投资的重要法律文件为1992年《促进直接投资政府经济法令》、2008年《促进投资政府紧急法令》、2014年《关于设立鼓励对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和《关于设立鼓励对创造工作岗位镀金地区发展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11]以法规、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调整投资活动，由于政策的轻率性和多变性，很容易给投资者及其投资带来风险。（3）外资法缺乏操作性。以也门为例，虽然也门有专门的《投资法》，但并未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致使有关规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虚设。[12]
执法与司法方面的问题包括：（1）程序随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库曼斯坦为例，由于该国法治建设慢，常以总统令、政府决定等调整外资活动，执法过程随意，透明度较低[13]；（2）执法和司法不公。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介绍，兹不赘述。
综上可知，通过国内司法途径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通过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投资争端。“一带一路”域内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机构可受理投资争端，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国深圳国际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规则规定：“仲裁院受理一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15]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表示，将借鉴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纳建立具有国际大部分仲裁员参与的国际仲裁中心，其中专门设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16]除了传统的法院诉讼、仲裁机制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投资争端的解决还创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创设的争议解决委员会，专门为解决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提供建议。[17]另外，我国商务部于2015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百二十条还建立了专门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和外国投资投诉协调处理中心，负责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投资争议的协调和处理。这些可能成为未来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构建具体制度过程中可以考虑并参考相关的制度。
2．“一带一路”与投资有关的条约缔结情况
从双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域内已有53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57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个BITs引入了国际仲裁机制，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多边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条约是《华盛顿公约》。根据公约建立的ICSID主要通过仲裁和调解解决投资争端。“中心”的管辖权须基于一国对公约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国对“中心”管辖的同意。我国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华盛顿公约》，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了对ICSID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逐渐放开，越来越多地引入ICSID机制。至今为止，在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共有14个引入了ICSID机制。从ICSID的仲裁实践来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建设工程项目被仲裁庭认定为符合《华盛顿公约》项下关于投资的要求。[18]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争端，是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的。“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巴勒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印度、马尔代夫和不丹。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国家在缔结与投资有关的条约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各国之间BIT缔约不充分，不能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投资者及其投资。由于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边投资条约。BIT是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主要国际法维权手段。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BITs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缔约空间。（2）有些BITs缺乏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为“ISDS机制”）。以中外BITs为例，其中仍有少数缺乏ISDS机制，如中国与泰国，以及中国与土库曼斯坦间的BITs。（3）国际仲裁适用的争议范围有限。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BITs来看，大部分BITs都规定，只有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部分BITs则规定，除补偿数额争议之外，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只有与缅甸、伊朗、土耳其、也门、希腊、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之间的BITs将国际仲裁适用的投资争端扩大到了其他投资争议。（4）ICSID机制的适用范围受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未加入ICSID公约，ICSID仲裁机制不能完全覆盖到“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上这些问题都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带来了阻碍。
3．“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仲裁实践
从“一带一路”国家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被诉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屡遭投资者起诉。其中，被诉超过10次及以上的国家包括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这直接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利益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国家频频被诉诸国际仲裁，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国内法为投资者提供的救济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资者所信赖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仲裁机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方面比较畅通。
另外，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仲裁所适用的仲裁机制来看，机构仲裁远比专设仲裁多。而且，在各个仲裁机构中，ICSID被适用的最多，足见这一多边投资仲裁机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适用的情况也比较多。可见西欧发达国家所建立的仲裁机制颇受“一带一路”投资者的青睐。相反，“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构，如CRCICA，明显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带一路”域内投资者的信赖。
（三）国家间的经贸争端解决
国家间的经贸争端，主要是在贸易和投资协定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产生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争端，具体包括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国家间争端、国家因违反WTO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义务所产生的的争端，以及WTO和其他贸易协定的解释所产生的争端。
1.“一带一路”国家与国家间投资条约争端解决
对于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争端，主要通过投资条约规定的国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来解决。SSDS机制具体适用于三种情形[19]：（1）条约规定含义不明或缔约方对条约规定有不同解读时，所引发的条约解释争端；（2）缔约一方投资者遭受缔约另一方侵害时，所触发的外交保护争端；（3）缔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之前，先行确认缔约另一方行为违反条约的程序。
SSDS机制中的争端解决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谈判和国家间仲裁。实践中，基于投资条约的国家间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总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当事人都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一带一路”国家因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的国家间争端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会选择诉诸国际仲裁。
2．“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和安排大体有两种类型。比较多的一类是国家之间基于友好关系，为加强经贸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则性的区域经贸协定及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和协定主要不是以规则来维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因此很少有关于争端解决的安排。[21]
另一类则是规则主导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双方订有专门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协议》[22]（以下简称为《争端解决协议》）。《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磋商、调解、调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诉讼方式。在仲裁程序中，争端当事方可以随时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23]另外，《争端解决协议》并没有设立实体性的裁决机构，而是采用了临时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没有上诉程序。裁决的执行方面，虽然规定了一系列针对不履行仲裁裁决行为的补偿和中止减让或利益规定，但补偿是自愿的，中止减让或利益需满足许多条件。[24]另外，由于缺乏负责执行监督的常设机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争端方的自律。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贸易协定欠缺有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3．“一带一路”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方违反WTO义务而产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争端。争端解决适用的规则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即DSU）以及WTO协定各涵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争端解决步骤包括磋商、专家组审查、上诉机构审查、报告的执行及其监督。相比“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如下优越之处：（1）上诉机制。这有效地避免了专家组审理的许多错误。而且由于上诉机构是常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方的预期。（2）执行机制。WTO有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对违约方实施报告中建议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就保证了违约方的执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国家经贸争端的解决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关系深切。这一方面体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用客户”。在WTO进行申诉超过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印度（24次）、中国（17次，仅指中国大陆）、泰国（13次）和印度尼西亚（10次）。在WTO被诉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亚（14次）。[25]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立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很多都依赖于WTO。以中国为例，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新加坡间的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都规定，当争端当事方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请求WTO总干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带一路”国家在经贸争端解决中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并非WTO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等13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7. 注册公司一址多照的相关规定有哪儿些

上海市工商局日前出台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支持长宁区加快推进上海市“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创新试验区、上海虹桥航空服务业创新试验区、上海虹桥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中，首次在上海市范围内提出“一照多址”概念，并在长宁区率先试点实施。
根据该意见，在长宁区从事不扰民、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的“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的内资企业，在长宁区内增设一个或多个经营场所时，只需申请在原有营业执照上再增加新的经营地址，无需重新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其中，“一照多址”和扩大登记地适用范围就是企业集中反映的两大需求。

因此，在试点“一照多址”的同时，新出台的《意见》也包括了进一步扩大企业集中登记地的适用范围。

去年7月，长宁区就制定出台了《企业住所登记管理细则》及配套文件《长宁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集中登记管理办法》，这也是第一个对接《上海市企业住所登记管理办法》而制定出台的区县层面细则。根据该细则，长宁区允许不扰民、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的科技创新企业在街道（镇）、园区、众创空间提供并经确认备案后的场地进行集中登记。

新的《意见》提出，支持和鼓励律师事务所作为集中登记管理单位，向企业提供经过确认备案的场地进行集中登记。

据悉，以往集中登记地入驻企业在注册时，除了需要提交集中登记管理单位的租赁协议之外，还需要提交房屋产权证明、转租证明等文件。《意见》实施后，集中登记地管理单位与入驻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可直接作为场地使用证明，简化了入驻集中登记地企业的经营场所提供证明文件这一流程，为企业办事做了“减法”。

根据此次新出台的《意见》，“一址多照”的适用范围将予以扩大。记者了解到，原本只允许有投资关系的企业实行“一址多照”登记，意见出台后，只要有关联关系，多个企业可在同一地址的非居住用房注册登记，进一步释放了现有的场地登记资源。

8. 广东“打包”申请自贸区有何看点

⒑崆佟按虬�毕蛑醒肷昵氤闪⒆杂擅骋浊���咛迳昵氲姆桨覆⑽醇�嘎叮�慵�≌��源耸碌牡偷鳌Ｎ�裁匆�偷鳎恳桓隹赡苁潜鞠钌昵牖竦贸晒Φ母怕什缓门卸希�偷骺梢粤粲谢匦�嗟亍Ｖ档霉刈⒌氖牵�獯巍按虬�鄙昵胱悦城��虑肮俜矫挥凶鎏�嗟男���裁挥邢蚬�谔峁┥柘氲敝械淖悦城�男畔⒑拖附冢�鲋性涤赡腿搜拔丁� 个人认为，这与中央近期批准上海成立自贸区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上海自贸区的实施细节也不甚清晰，人们只是得知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试验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然而，这个消息带来的反响不可小觑，广东是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而自贸区的建设恰恰就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广东焉能不作出积极的争取？ 从理论上说，自贸区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二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三是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很明显，上海自贸区是“中间落墨”，通过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试验来推动服务贸易全面自由化，由此扩展并带动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由于上海本身就是成熟的服务业城市，金融开放的历史相对悠久，在上海自贸区先行一步，开展境内外资金自由进出对中国金融体系所产生冲击的评估试验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我国迟早要面对这种冲击，通过自贸区总结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举措。 上述的试验并不一定局限在上海，在广东也可以开展。当然，试验区也不是越多越好，但广东的优势在于粤港澳合作。事实上，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议案，让目前全国的一些商业法律暂时在上海自贸区“失效”，以便其开展各种尝试和试验，可是，宣布用什么新的法律来填补现有法律“失效”所出现的真空？这自然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对于广东，无论是南沙，还是横琴、前海，都有一个共同的优势，就是把部分在普通法系下香港赖以成功的商业法律直接引进，让一些对于适用法律比较敏感的国际投资项目可以放心到广东的上述三个地区进行投资经营。这应该是广东这次把南沙、横琴和前海“打包”申请自贸区的最大亮点，因为广东未必要与上海自贸区的做法亦步亦趋，可以直接在投资自由化的层面上实现突破！ 此外，针对珠三角地区的居民经常到港澳购物，从而“流失”大量购买力的事实，“打包”申请自贸区还可以充分利用与港澳两个特区地理接壤的优势来发展货物的自由贸易，从而在短时间内凝聚大量的人气。 据报道，广州市政府对南沙新区人口规模的预期是从目前的30万人发展到五年后的300万人，而十年后则为500万人。通过货物贸易自由化聚集扩大内需所需要的庞大人流和资金流，然后再刺激产业和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似乎是实现南沙上述人口规模快速成长的必由之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势暂时不如上海的弱点。 当然，上述“打包”方式并非没有挑战，比如，由于南沙、前海和横琴分属广州、深圳和珠海三个城市，虽说省政府可以出面协调，但是三地如何在自贸区的规划和运作上做到合理分工、错位发展，降低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的概率，有待观察。 （作者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