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体系讲话
❶ 基层法律工作者工作实践经验交流发言稿
我于2010年七月以来在沅江市检察院办公室，在您主持全市法律工作者执法学习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为人民服务，建设和谐中国为主题学习，心声体会。今特汇报一年来工作情况如下，并概括为以下内容：
一、今年来我以一个法律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和司法部门等领导的重要讲话，并组织我所其他法律工作者进行业务交流和学习体会，开展学法律为人民服务活动，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交知心朋友，为发展沅江经济，建设和谐沅江尽心尽力，并自费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给村民500份，业务授课4次，成功调解群众上访纠纷3次。
二、七月份策划沅江市天赐蜂业专业合作社，打造湖南省第一家在沅江市建成养殖蜂业基地工业区与政府项目对接，九月份为沅江市福田蔬菜专业合作社主持广东农业大学农业专家陈日远（教授）来沅江调研，开展农超对接项目，服务当地农民。并在湖南省商务厅成功招标项目一个（政府网报道），十一月份为沅江市榨南湖原生态特种水产专业合作社成功在益阳主办全国水产博览会的策划成功，使沅江特种水产的农业项目与全国的对接项目获得省级领导的好评，并策划企业文化网站、媒体效动和洞庭湖野生动物保护基地项目（中国新闻网报道，益阳城市报报道）。今年内我在中央媒体发表文章2篇，湖南新闻在线、法律日报、法讯网、110网、大众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网站，共发表文章12篇，在益阳毛泽东战法研究会，沅江论坛、党风科学论坛等内刊发表文章8篇。
三、参加理事单位和法律顾问单位群众维权服务三次，沅江市电力局与渔民安宁垸渔民纠纷调解，为群众免费咨询法律服务和十多次法律疑问解答，为当地经济建设和谐沅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四 、十月-----十二月参加益阳市九三学社65周年庆典一次，参加益阳市毛泽东战法研究会三次，参加全国各种理论学术会议二次。
❷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❸ 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
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是市政府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文件，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委关于加强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湘政办发〔2008〕20号）文件精神，按照加强中小企业政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免费为我市中小企业搭建的政策法律服务平台。2009年8月，被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首届湖南省中小企业核心服务机构。
中心由湘潭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承办，邀请了我市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业界权威专家、成功企业家组建成立顾问团队与专家团队。通过开办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网、举办专题研讨会、法律知识讲座等主题活动等多种方式，宣传相关政府优惠政策与法律法规，并为市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参考，从而达到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反馈中小企业实际困难，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扶持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
同时，中心将着眼本地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深入走访中小企业，开展法律服务问卷调查、建立企业资料信息库、举办法律专项培训讲座、并发放相关资料、加强行业交流以及研发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产品等形式，建立有效的政策法律服务体系，防范企业的法律风险，努力为我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本地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2010年12月29日，“2011年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年”启动仪式暨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乔迁庆典在湘潭市芙蓉路46号晶都公馆前坪盛大举行。省、市相关领导出席了仪式，主要领导有：湘潭市市委常委、湘潭市政法委书记廖国锋，湘潭市副市长杨广，省经信委原副主任蒋志方，省经信委原副主任、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余柏青、省经信委政策法规处处长陈湘安，湘潭市人大副主任王少庚、湘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严新民，湘潭市经信委主任刘强，湘潭市人大财经委主任熊跃良，湘潭市司法局局长傅军等；同时我市相关职能部门、各级人民法院与金融机构代表，律界精英、各大高校法学院专家学者。中小企业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共庆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与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的落成乔迁，同时共同见证“2011年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年”的启动。
仪式由市经信委副主任曾德林主持，中心主任文永康律师首先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了湘晋律师事务所与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与工作近况。我市中小企业代表进行发言后，湘潭市司法局局长傅军进行了讲话，鼓励湘晋律师再接再厉，继续充分发挥律师行业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工作中的作用，也希望为我市律师行业的业务领域的拓展出更多新的契机，
市经委主任刘强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及承办单位湘晋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绩，他指出湘潭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化建设，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与湘晋律师事务所应当为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努力为企业提供更新更好的法律产品和更全面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并希望2011年湘潭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年能取得圆满成功。
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余柏青随后发表了讲话，希望法律服务中心在全新的工作环境中能以更新的形象、更高的起点，积极抢抓湘潭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作为我省地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的先进表率，更好的为本地经济增长服务。
最后，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廖国锋宣布“2011年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年”活动正式启动并预祝活动能取得圆满成功。
仪式结束后，各级领导参观了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与湘晋律师事务所的新办公场所，对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与浓厚政治法律文化的氛围纷纷表示肯定与赞赏。
搬迁至1300㎡大型现代化办公场地后，湘潭市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必将以乔迁新址为契机，积极响应市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号召，开展"企业服务年”专项活动,通过中心律师深入工业园区、经济专区，建立专项沟通渠道，以向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为根本宗旨，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促使企业不断完善事前法律风险预防体系，及时有效地帮助企业开展司法救济工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中小企业法律风险抵御能力，有效降低经营风险，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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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法治建设
37.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探索“社区管理社会化”，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推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管理模式。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38.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力争到2015年，基本建立起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到位、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健全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实行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评估制度。引导社会组织建立行业规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社会责任，完善诚信自律机制，提高自律性。鼓励发展社会志愿者组织，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规范志愿服务行为。
39.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完善公众参与、诉求表达机制，确保不同职业身份、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充分发表意见。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推行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听证、咨询论证等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社会心理预测、预警机制和社会情绪疏导机制，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40.健全公民权益保障和利益协调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实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素质提升、全民健康、安居宜居、畅通、安全、解困八大民生工程，依法保障公民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各项民生权利。健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逐步建立以公正的利益分配、有效的利益调控、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有力的利益约束、合理的利益补偿为重点的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重点做好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下岗困难职工等社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41.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大力拓展工作领域，健全组织网络，完善工作制度，推动人民调解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推广建立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各类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以案结事了为目标，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积极推行刑事自诉、轻微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案件的和解解决模式。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创新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仲裁事业，依法加强仲裁体系建设，创新仲裁工作机制，努力扩大仲裁覆盖面，探索建立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一的仲裁机构。完善信访制度，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行为，促进信访与诉讼、复议、仲裁、执法监督相配合，积极引导信访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加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健全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42.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基层。建立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控管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重点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治安混乱地区的整治，加大对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涉枪涉爆、抢劫抢夺盗窃、涉黄涉赌涉毒、拐卖儿童妇女、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的防范打击力度，完善反恐处突和应急救援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办法，全面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推进文化法治建设
43.依法推进和保障文化强省建设。认真落实文化法律法规和规章，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依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依法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市场主体做大做强。注重运用法治手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充分发挥思想道德规范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4.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加大文化市场执法力度，建立健全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保障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和网吧的监管，落实网吧上网实名制，规范网站经营，依法制裁互联网上的违法行为，净化网络环境，保障网络传播健康发展。加强对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娱乐休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深入整治非法出版物、违法音像制品和非法营利性演出，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会风气的行为。 十一、推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45.以法制创新推动和保障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加强“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开展针对试验区改革建设的专项立法，根据实际需要，制定适用于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在“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尚未作出规定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根据先行先试的原则积极创制地方性法规，为全国探索积累经验。依照国家法律规定，探索制定“两型社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以法制创新为先导，推进长株潭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
46.加强资源环境执法。推进资源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探索在资源环境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等工作，实行综合执法，整合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能。加强执法协调，探索建立区域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推进执法手段和机制创新。完善环保信息公开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增强公众资源环境意识，加强对资源环境执法的监督。探索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索设立长株潭资源环境保护专门法庭，强化对资源环境的司法监督，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 十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47.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在全省公民中深入学习宣传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和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反腐倡廉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全省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和规则意识。加强国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和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意识。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丰富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切实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防止形式主义。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用法治实践推动法制宣传教育。
48.大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能力。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法治理念，提高法律素养，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健全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各级党委中心组每年安排集体学法或法制讲座。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公务员培训机构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课程，加强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公务员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推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察、离任评估和公务员录用法律知识测试制度，领导干部任职前要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情况，离任时要对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情况进行评估，将考察评估结果作为任职的重要依据。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测试。
49.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教育设施。加强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和推广，不断推出各种优秀的法治文化作品。加强法治文化传播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办好普法节目、专栏和法治频道，鼓励和引导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新兴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鼓励各类文化团体参加法治文化建设。加强高等学校法学学科专业建设，推动法学教育、法学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的紧密结合。
十三、加强和规范法律服务
50.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整合法律服务资源，积极为重大工程建设、招商引资、经济结构调整、信访、民生等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依法保障律师履行职务，为律师执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法律服务国际合作，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外、境外有实力、有影响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估机构到我省开设办事处或分所。整合本省律师资源，积极引导律师事务所走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道路，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突出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和知名律师。
51.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完善法律服务市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行业的准入机制、执业状况评估机制、执业奖惩机制。加强法律服务接受者权益保护制度和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建设，建立服务质量纠纷调处机制，切实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52.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体系，积极引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城乡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服务。选聘国内外、省内外优秀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组建湖南省法律顾问团。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以政府购买和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聘请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依法办事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健全农村法律服务机制，为基层和农民提供法律服务。 十四、加强对法治湖南建设的领导和保障
53.加强组织领导。法治湖南建设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法治建设推进机制。省委成立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湖南建设的领导，定期研究解决法治湖南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法治湖南建设各项工作。省人大常委会要根据本《纲要》，作出建设法治湖南的决议。省人民政府要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意见。省政协要加强调查研究，为建设法治湖南建言献策。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要研究制定促进司法公正的具体意见。各级各部门要根据《纲要》提出的要求，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和配套的政策文件。
54.健全工作机制。建立推进法治湖南建设责任制，明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职责，明确法院、检察院以及有关部门的任务，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上下联动、有序推进的工作机制和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合力。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每年制定法治湖南建设的年度工作要点，明确法治湖南建设的工作责任、重点任务、具体目标和工作措施，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建立健全领导小组工作例会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法治先进城市、先进县（市、区）、先进乡镇（街道）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创建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营造法治湖南建设的良好氛围。建立法治湖南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制定考核办法，将考核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55.加强队伍建设。把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作为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加强政府法制队伍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人民警察、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部队伍。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实行律师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评定，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素质。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升公务员队伍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注重选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法治意识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也许与湖湘与生俱来的灵秀地气有关，湖南总是在全国率先走出先声夺人的一步，创造一项项引人注目的成绩，“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如今，《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审议通过，更是让湖南在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创新的这个节点更加光芒四射，让“法治湖南”的名片大放异彩。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湖南将“法治湖南”提升到法规层面，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件里，显然是把“法律”当成必须的社会管理“信仰”，无疑对湖南来说意义重大。
纲要的出台是保障湖南科学发展得以践行的稳固基石。
周强多次强调，建设法治湖南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湖南的具体实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需要，是省委根据新形势，立足新起点，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作出的重大决策。他还提出“抓法治就是抓发展，就是抓科学发展”的口号，为此，湖南积极打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来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但是无疑这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地去推动。《纲要》作为法治湖南建设的行动纲领，会要求湖南按设定的目标持之一恒的走好、走下去，那么它对于湖南的科学发展之路就像投下了“定盘石”。这个《纲要》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推动湖南尽快的走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进程，提高整个湖南的法治化水平，让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在湖南生根、开出奇葩、结出硕果。
纲要的出台是保障人民“四项权益”得以彰显的重要条件。
法治是政治的重要内容。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将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法治湖南的进程，人民群众应当是积极的建言者与参与者。为此，省委书记周强在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大力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保障湖南人民的四权，是“法治湖南”建设问民意、聚民力、合民心的重要保证。《纲要》的出台，显然有利于更好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参与“法治湖南”建设的各项权利，为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能自由的表达自身权益诉求提供了条件与法律支持。由此也就有利于拓展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湖南”建设的重要推力。从而实现上下相得益彰，形成整体建设的合力。
纲要的出台是保障法治政府“湖南样本”更加出彩的得力推手。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控制模式必然是法治而非人治。只有实行“法治”才能更好的限制权力，约束权力，让权力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运行。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起点，湖南开启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破冰之旅，之后，《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作为我国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政府规章出台。几个规章的出台，打造了一条依法行政逻辑链条，像是在干部头上戴上“紧箍咒”，开启了一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并由此打造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模式”。《纲要》的出台，会让政府更能“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会提高政府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会让服务老百姓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且成为一种法定义务。由此，会推动法治政府这个“湖南样本”更加出彩出新。
❺ 山西省司法厅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政为民主题实践活动动员会王水成厅长的动员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重大部署，对政法战线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司法行政工作的政治方向。努力在执法思想、执法实践、执法作风等各方面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绝对领导。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有力地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使改善民生的要求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更好地得到落实，使司法行政工作真正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要切实抓好领导干部的专题学习、带头学习，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抓好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普遍教育，把党的十七大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直接传达到每一个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去。要把大学习、大讨论的成效落实到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落实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各项工作上，落实到更好地为促进民生问题解决服务上，落实到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更好实施上，落实到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素质上，落实到促进山西又好又快发展的各项事业上。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制订修改过程中，我厅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为了加强律师合法权利保障，我厅多次争取协调省人大常委会，要求检察机关加强对律师合法权利保障的监督，该内容作为单独条款最终写进《决定》。通过检察机关对律师合法权利进行监督保障将逐步规范化、常态化。
7月7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决定》电视电话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雅安发表了重要讲话，政法各机关主要领导作了表态发言。王水成厅长代表我厅发言指出，《决定》的出台意义十分重大，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特别是工作相关的监狱、律师管理部门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引导大家把思想统一到《决定》精神上来；要结合实际，坚决贯彻，加强律师管理和指导工作，严格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加强与其他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与配合，建立健全保障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制度，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对依法保障律师合法权利进行法律监督，保障律师依法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切实解决律师执业“三难”的问题，积极推动《山西省律师执业条例》修订工作；要严格措施，狠抓落实，逐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措施，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对于不按《决定》要求、执行不力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切实保障《决定》贯彻到位、落实到位。
❻ 法律服务所的开业宴会讲话
有哪些各级领导？
❼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❽ 法律宣讲具体内容怎么写
同志们：
这次全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我县“四五”普法工作，表彰“四五”普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部署“五五”普法工作任务，扎实有效地推进依法治县进程，为实现我县“166”工作目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一下，**书记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简要总结全县“四五”普法工作情况，并对新形势下做好“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我县“四五”普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有力监督下，我县的“四五”普法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法制宣传教育基本实现了从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从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推进依法治县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过去的五年，是普法教育全面铺开，公民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的五年。五年来，全县重点宣传普及了42部法律法规，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了《宪法》，《行政许可法》和WTO基本法律知识，全县20.7万名普法对象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普法教育。宪法的宣传已实现制度化，每年12月4日前后，我县都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着力增强全县公民的宪法意识，在全县形成崇尚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浓厚氛围。 “严打”整治斗争法制宣传月、传染病防治法宣传月和税法宣传月等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蓬勃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送法进企业、送法进学校等服务群众面向基层的普法活动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普及活动，主要法律基本知识已被多数干部群众所掌握，广大公民依法行使权利，严格履行法定义务的观念和能力明显增强，决策依法、遇事找法、办事按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蔚然成风。
(二)过去的五年，是法律素质教育深入开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明显提高的五年。根据“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重点对象，我县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学生、农村基层干部、进城务工人员法制教育的意见，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明确了学法的主要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措施、检查考核等，初步搭建了几类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律素质教育平台。各级党组织建立并坚持了中心组学法制度，县人大任命的领导干部实行了干部“任前考法”制度，全县有近800名副科以上干部连续5年集中考法；制定并落实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县公职人员法制教育的实施意见》；全县二百多名村书记、主任参加了全省统一组织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培训与考试；先后举办了10多期由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培训班；全县中小学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基本做到法制教育的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通过学习培训、考试考核，提高了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水平。
（三）过去的五年，是依法治理工作纵深推进，依法治县进程明显加快的五年。我县认真抓好规范性文件制定，抓好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依法治县水平明显提高。各部门、各单位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依法建章立制，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依法管理经济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以依法行政工作为重点，结合实施《行政许可法》，依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努力抓好“10+1”体系，特别是产权交易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了部门（行业）法制建设。以“四民主、两公开”为抓手，广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全县现有1个省级、3个市级、29个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县各行各业、各个层面依法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力推进了依法治县的进程。
（四）过去的五年，是普法依法治理成果丰硕，社会法治环境明显改善的五年。五年来，法制宣传教育紧扣石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围绕新农村建设、10+1体系建设、招商兴工、争资争项、和谐平安创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中心工作；围绕“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围绕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转制、涉法涉诉上访等热点难点问题，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推动各项事业纳入法治轨道。工作中，特色多、经验多、亮点多。如2001年结合“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开展的农村法制教育；2002年的“十村百户千人”学法用法活动；2003年防治非典大型“普法超市”和全县公职人员法律知识竞赛活动；2004年的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和自行组织力量编写《农村实用法律知识简明读本》一书，向农民朋友赠送近万本，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都产生较大反响，有力服务了石城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