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带一路法律服务

1. 我想知道一带一路的十大亮点要简单明了的回答

一是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认真落实中塔两国元首关于团结协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共识，派遣联合工作组赴塔吉克斯坦助力抗疫合作。向15个国家22个国际友城，17个国家26个陕籍海外侨社团组织，我国驻外使领馆，15个国家陕籍海外留学生以及4个友好组织等捐赠价值686万元的各类抗疫医疗物资。陕西省内医疗机构先后与40余个国家开展网络视频学术交流，向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落实“外防输入”要求，2020年累计承接209架次国际航班分流任务，为全国疫情防控大局作出贡献。
二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纳入国家示范工程。陕西省市合力抢抓国家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机遇，认真谋划、精心组织，积极争取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顺利纳入国家示范工程，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4300万元。集结中心对推动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实现班列高效运行、提升服务国家物流干支通道能力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目前，集结中心辐射和承载能级加快提升，全国首个铁路自动化无人码头、西安港综合口岸建成完工，“+西欧”联合开行模式持续拓展，全国15个省份的货源在西安港进行集散分拨，陕西省内合作开行城市4个。2020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全年开行3720列，开行线路15条，推出公共班列、定制班列、德国快线等创新产品，中亚方向班列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场化运营，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三是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揭牌。历时一年多，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于2020年10月22日正式揭牌。基地将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开展与成员国间的农业科研交流合作、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培训、国际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实现区域间互利共赢。目前，基地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现代农业交流中心开工建设，现代农业国际合作多语种翻译服务中心揭牌成立，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正式组建，农业技术实训基地提升工程全面展开。疫情期间，创新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远程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累计在线学习用户2000余人，得到上合组织秘书处认可。
四是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加快建设。经积极争取，司法部同意在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中心、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和国家生物安全证据基地，并于2020年12月1日揭牌。示范区将打造成为立足陕西、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创新聚集区和法律服务高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与法律服务。
五是国际航空枢纽加快建设。印发《西安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启动建设。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提速，西北保税航油业务全面开展。持续拓展航线网络，截至2020年底，通达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新开6条全货运航线，全货运航线累计达33条，开通首条洲际第五航权全货运航线“首尔-西安-洛杉矶”，2020年货邮吞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达37.63万吨，排名跃升全国第十。
六是开放平台布局持续优化。设立6个首批协同创新区。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一期）、宝鸡综合保税区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中欧合作产业园起步区进展顺利，中俄丝路创新园建成使用。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物流基地一期工程、宝鸡阳平铁路物流基地建成投用。建成“海外仓”34个。
七是金融服务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推动创建中欧班列长安号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稳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开展“优质可信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专项行动。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截至2020年12月底，分别实现试点业务金额12.13亿美元、2.97亿美元和1.27亿美元。
八是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西安国际港务区获批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西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建设，2020年西安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累计达到69亿元。推进“互联网+物流”建设，2020年共完成西安货达等55家企业网络货运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
九是人文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加入环太平洋大学联盟，长安大学加入“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达到44个，陕西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首选出国留学目的地之一。成功举办2020世界文化旅游大会、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重大活动，西安与厦门达成旅游战略合作，促进“海丝陆丝”联动，实现双赢合作。
十是“一带一路”项目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和储备力度，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为代表的“一带一路”相关项目首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西安港综合口岸等4个项目累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2.2亿元。发起设立首期20亿规模的陕西省丝绸之路产业平台建设基金，为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

2. 律师怎样为“一带一路”及PPP提供法律服务

带路给劳者带机：
、更务工机
二、更进口商品选择机
三、更与外共同工作机
四、顺便周游列机

3. 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当前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

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

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

“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

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3)政府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扩展阅读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

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4. 国家支持一带一路，那是否意味着涉外法律问题的增加，律回网这样的涉外商事服务平台有市场

确实是这样的，和外面交流多了，肯定的就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5. 新疆一带一路对本地中小企业有哪些扶持政策 或者疆内中小企业如何好一带一路发展

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中小企业是最为活跃的创新群体，能够适应国际市场上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其次，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船小好调头”，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敏锐，应对灵活，能够根据国际市场环境的改变及时做出相应调整。第三，我国中小企业产品丰富、竞争能力较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支持中小企业依靠市场化力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供需双向的良性互动。此外，中小企业的普遍参与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受益面，促进沿线国家人民“民心相通”，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一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和经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难以有效识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对沿线国家的行业政策、法律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缺乏了解。三是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竞争能力弱。

专项行动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针对中小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完善中小企业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聚集服务资源，构建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服务体系，深化我国中小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企业扶持政等，经济带网是不错的选择，不妨去了解看看

6.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

“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

(6)政府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扩展阅读：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7. 一带一路法律问题有哪些

您好，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多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周期长、资金量大、运行维护不易，［2］其所涉地区还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蔓延。［3］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法治状况和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我国市场主体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必将会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1.因沿线国家隶属法系不同而引发。“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类，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国家属于伊斯兰法系。根据“一带一路”所含范围，蒙古、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除阿富汗外的中亚国家，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以及法国、德国为核心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属于大陆法系。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以及欧洲的英国和爱尔兰等属于英美法系。阿富汗以及除伊拉克、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外的绝大部分中东国家属于伊斯兰法系，均实行伊斯兰教法。
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与术语、法律表现形式、审判模式与技巧、法律适用规则等差异较大，同一纠纷在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处理方式各异，法律的适用性会被削弱。同时，因所属法系不同而产生的法律信息不对称，也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许多无法预测的风险。
2.因沿线国家法治状况和国民道德水平不同而产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税收规定与国内有很大不同，许多国家有关投资贸易的立法仍处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相关法律的修订比较频繁，并且存在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使投资者很难把握即时交易规则，导致贸易难度加大。一些国家的行政执法、行政监管十分复杂，执法透明度不高，对外国或外资企业在执法力度上有所歧视，甚至会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有针对性地对某些跨国公司或者海外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会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与贸易活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与潜在风险。［4］同时，沿线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识参差不齐，还可能产生违约、欺诈等商业道德风险。
3.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弊则不利于本国工业的进步，易导致国内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可能失去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机会。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实现贸易畅通和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当今世界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严重制约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关税壁垒和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认证、认可制度、安全审查、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来限制投资贸易的自由与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法治程度都不是很高，可能会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维护本国（地区）的狭隘利益。这样会消解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所做的努力，并可能由此引发投资贸易法律纠纷和风险。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的类型化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法律环境和法律文化差异巨大，各国法治建设水平极不平衡，参与建设的市场主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将面临不同的法律风险。
1.因直接投资产生的法律风险。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国家的法律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会对合营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和持股比例设定许多限制，或是要求合营企业中必须有所在国政府及其委派机构参与经营。即使有些国家没有此类法律限制，其政府也往往拥有对合营企业重大决策的否决权，从而极大地削减了合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一些国家的法律出于反垄断和维护有效竞争的考虑，对外国投资者的跨国并购提出了特别要求，或建立了不透明的跨国并购审查程序，可能会大大增加我国企业海外跨国并购的难度。而且，当所在国一旦对特定的跨国并购项目持有怀疑时，有时甚至会借助“临时立法”的方法加以限制，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法律风险。由于跨国并购可能会导致垄断，进而扰乱所在国及周边地区的市场秩序，甚至打压所在国及周边相关产业，因此，还可能遭遇所在国及相关机构的反垄断审查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可能面临目标企业的反并购风险、并购程序的合法性风险，以及被并购的目标企业隐瞒自身涉及的担保、诉讼纠纷等情况，使跨国并购后的企业陷入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法律僵局。
2.因市场准入产生的法律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入制度，其目的是促进市场的合理竞争和适度保护。“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些贸易伙伴出于对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通过设置严格的法律和市场准入门槛，以及苛刻的通关程序，来限制海外投资主体及产品进入其本国市场。例如，欧盟对于食品等商品所设置的准入标准就十分严格，符合中国标准的商品进入欧盟时，将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从而隐含着巨大的准入风险。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从以往赤裸裸的诉诸关税壁垒，到今天各种隐形非关税壁垒的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由此引发的法律风险愈演愈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与美国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和贸易投资保护政策有关。
3.因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要素在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及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进行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时的地位。［5］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的规定甚至比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一些国家对其现有的知识产权法进行有效调整。［6］“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贸易行为，必然会引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果对外投资与贸易各方对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不周，措施不到位，很容易造成知识产权资源的流失，甚至引发知识产权纠纷。我国企业在过去的对外投资贸易中，由于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和方法，不懂得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教训十分深刻。
4.因国际金融交易产生的法律风险。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伴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控股权的投资。国际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不参加企业经营管理，也不享有企业的控制权或支配权，而仅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以取得利息或股息等为形式，以被投资国的证券等为对象的跨国投资。因此，国际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国际金融投资。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金融投资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国际金融交易和监管十分复杂，且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监管法，这就决定了国际金融交易风险较国际贸易风险和国际直接投资风险更大。同时，国际金融交易风险还具有影响范围广、破坏性扩张性强、控制难度大等特点。近年，中国平安、中信泰富的巨额海外金融投资亏损，蒙牛、雨润、太子奶和中华英才网等因签订对赌协议所导致的“对赌危机”都是因盲目进行海外金融投资所产生的法律风险。［7］
5.因劳工问题引发的法律风险。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关注程度的增加，劳工标准作为工作中的人权，已逐渐渗透到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劳工权保护已成为国家的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一带一路”建设中因劳工问题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一是因不平等招工，忽视所在国特有的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触犯平等劳动及反歧视相关的法律，将会面临行政罚款等处罚；二是漠视所在国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力，未能与当地工人及工会形成良好关系，可能会面临罢工和激烈抗议的风险；三是在雇工待遇和福利保障方面，如果触犯所在国的劳动法，可能面临处罚、诉讼，甚至导致并购失败等风险；四是企业在进行人员裁减或调整时，要特别注意所在国有关裁员力度、裁员补偿等方面的法律，否则也容易引发纠纷。
6.因环境问题产生的法律风险。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和生态文明价值凸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法律越来越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企业如果不能严格遵守所在国的环境标准和法律，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部分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存在缺陷，［8］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已面临过多起此类事件。例如，在柬埔寨，当地政府曾因环境问题收回了中国投资者的森林采伐权。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某些项目也都遇到了当地环境组织的抵制及政府环境规制方面的问题。［9］大量的事实、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只有遵循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思路，努力适应国外环境标准和法律，才能减少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法律争端。
7.因经营管理不善产生的法律风险。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固有的商业惯性，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容易出偏，触犯法律，从而产生法律风险。一是可能产生商业腐败法律风险。欧洲等国家对企业腐败有严格法律规定，一旦发现企业有行贿、贪污等问题，将面临严重的竞业禁止和制裁风险，企业声誉可能毁于一旦；二是可能产生税收法律风险。同一主权国家都会根据其本国法律对同一纳税实体进行征税。因此，企业在境外经营时，既要根据属人原则向我国政府纳税，又要根据属地原则向所在国政府纳税。如果企业的纳税情况及避税手段不符合所在国的税收法律，则会面临复杂的税收法律风险。三是可能产生项目规划设计法律风险。如果某一项目的规划设计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的规定，项目完成后，就无法通过东道国的验收，从而导致投资遭受重大损失。四是可能产生合同管理法律风险。现代的合同管理涉及合同的谈判、起草、签订、履行、变更、终止、违约处理等过程。在这一全过程管理中，任何一个疏漏，都可能引起争议或纠纷，从而产生风险，造成损失。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的应对之策
进行任何一项投资贸易活动都存在风险，关键在于对风险的认知和管控。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风险，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入手。
政府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又是该战略的组织者、引领者和实施者。因此，政府应是法律风险的宏观管控者。政府的应对之策主要有：
1.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实现沿线国家法制协同。为实行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贸易壁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协同，通过与投资伙伴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扫清因沿线国家法制不统一的法律障碍，为海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签署了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合作协议。已同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签署了12个自贸协定。这些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议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力量，又是消解“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障碍的有效手段。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双边和多边投资与贸易合作协定，尽可能通过签订项目合同、合营合同等方式，将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细化，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2.建立海外投资贸易咨询、指导、服务机构及相关制度。一是探索建立促进“一带一路”投资贸易的专门机构，对相关投资贸易活动提供规划咨询、指导服务、跟踪监督；二是建立“一带一路”信息管理制度和“一带一路”大数据库，通过数据收集、编码、加工以及系统化，实现数据信息的同步化和全覆盖，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数据信息支持；［10］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法律政策的有效对接。［11］在不同投资贸易领域，各国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千差万别，在制度未对接到位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提醒投资贸易方注意做好前期调研，主动适应制度性落差，防止陷入“制度陷阱”；四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编制“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国别指导目录、发布国家风险报告，指导人们理性开展海外投资贸易活动。
3.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风险管控专项培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人员，组建专业化的法律专家团队深入“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和沿线国家进行科学调研，专题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涉及的投资、贸易和金融法律风险问题，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法治环境，充分评估投资贸易伙伴的资产经营、产业运营、法律资质、经营范围等方面的现状，制定出一系列法律风险防范策略和办法。通过各种有效便利的方式为海外投资实务部门和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培训。
4.优化创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已由中国信用保险公司建立起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是，该公司海外投资保险的险种非常有限，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风险防范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创新保险制度，鼓励相关保险机构扩大其业务范围，提升其保险能力，以满足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保险需求。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法律风险的微观管控者。企业的应对之策主要有：
1.学习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避开法律“雷区”。长期以来，人们对发达国家的法律较为重视，介绍和研究较多，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关注不够。“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6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还不尽完善，人治多于法治，部分国家还有被殖民的历史，其法律制度比较复杂，我们对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知之甚少。因此，学习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和政策，就成为防范“一带一路”法律风险的首要前提。
2.自觉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严格依法经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出现的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因此，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投资贸易。
3.合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科学评估争端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投资贸易冲突和摩擦可能增多。企业应从被动应诉，变为主动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沿线许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黎巴嫩等都不是WTO成员方，这些国家将不受WTO关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不是《纽约公约》缔约国，这就意味着针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贸易争端，即使通过国际贸易仲裁取得了有利于我方的裁决，但其承认和执行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当纠纷无法避免，形成国际法问题时，一定要认真评估各种争端解决机制的利弊，正确选择和确定应对之策。
4.善于利用中介机构，加强尽职调查。企业要强化风险意识，改善信息管理方式，注意信息搜集、信息分类、信息分析和信息应用。加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充分利用国外中介机构，对投资贸易方的国别环境、行业和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在海外投资后，应当立即聘请当地律师，与企业法律服务人员协同配合，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
（作者：李玉璧，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研究员；王兰，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81.
［2］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5.
［3］ 包运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思考［J］.前沿，2015（1）.
［4］ 赵大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服务［M］.人民日报，2016-11-17.
［5］ 李玉璧.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J］.思想战线，2005（5）.
［6］ 刘敬东.“一带一路”战略的法治化构想［N］.经济参考报，2015-04-28.
［7］ 王 铮.严防海外金融投资风险［J］.上海国资，2008（18）.
［8］ 厉以宁等.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09.
［9］ 韩秀丽.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5）.
［10］ 赵可金.“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94.
［11］ 夏文斌.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的向西开放［N］.光明日报，2015-06-25.

8. 前两天看到一篇新闻稿，说到了国家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中 心，想了解一下国家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中心在北

国家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中心指定单位全国只有一个，叫北京凯亚律师事务所。

9. 一带一路中如何开展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政府间合作、做好政策交流对接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政策沟通将以高层互访为引领，加强政府间合作，着力推进双多边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政策交流机制和联动机制，加强政策对话和协商，深化经济合作，增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本着求同存异理念，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及时协商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地区上看，“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地区与节点城市范围极广。“一带一路”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几条线路，中蒙俄经济带：主要通过环渤海、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交通和能源通道，向东连接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俄罗斯连接欧洲;新亚欧陆桥经济带：通过原来的亚欧大陆桥向西经新疆连接哈萨克斯坦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通过亚欧陆桥的南线分支连接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海上战略堡垒：分别由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

10. 德恒算什么档次的律所

自2007年起，德恒一直排名全国律所前三强（据ALB排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于1993年1月创建于北京，原名中国律师事务中心，1995年更名为德恒律师事务所。

德恒在中国首倡全球合伙制度，除北京总部外，还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设立了二十五个国内分所，在纽约、海牙、巴黎等地建立了五个国外分支与一百五十家合作机构。

(10)政府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扩展阅读：

2012年12月4日，在第三届“私募股权投资于创新企业”峰会上，德恒获颁2012年度（PE/VC）最佳IPO律师事务所奖项。

2013年5月10日，德恒律师事务所获颁西城区“法律服务社区行”十佳律所。10月，德恒凭借在反垄断领域的出色表现，荣获2013年度“优秀内资反垄断律师”称号。

2018年12月，德恒律师事务所凭借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领域的不断深耕与创新，荣获了“一带一路”十佳律师事务所、“一带一路”投资类十佳法律服务案例、“一带一路”十佳合作机构三项大奖。

2020年12月14日，被全国工商联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称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