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宜律师事务所

① 父母出钱给儿女买房法律上怎么判

案例1 借款
父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房，女儿女婿打离婚官司后，父母主张这笔钱系借款，将女儿、女婿告到法院，得到法院支持。

而女婿黄某称，对于收到二原告的7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没有异议，但原、被告之间从未有借贷关系。原告起诉的真实目的是与被告余某莎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多分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余某莎则认同原告的说法，认为这笔钱系借款。
出人意料的是，原告出具了女婿黄某的父亲黄某康出具的《证明》，载明其儿子、媳妇因购买房屋于2013年3月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万元整。黄某康解释，这份《证明》确实是他写的。“我对儿媳妇很认可，但儿子对我们双方老人都很不好，媳妇比较讲理，她让我写这个我就写了，儿子对岳父母不好，人家当时给了钱给我儿子媳妇买房子，我认为儿子作为男子汉，借的钱应该还。”黄某康还表示，自己知道房子是二原告出钱购买的。
法院判决
父母没有义务给子女买房 这笔钱系借款
成都高新法院经审理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判决被告黄某、余某莎偿还原告余某、毛某借款本金70万元。 法院认为，考虑到被告余某莎与二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及二被告处于处理离婚纠纷过程中，仅凭被告余莉莎个人出具的《借条》及其陈述显然不足以得出涉案款项系借款的结论。但二原告出示的被告黄某父亲黄某康出具的《证明》经核实确系黄某康本人书写，能够证明款项发生之时及之后，二原告并没有向二被告表示其支付的70万元系赠与。
判决书这样写道：法律意义上，父母没有义务出资给子女买房，因为子女成家立业生子之时已经不属于父母履行抚养义务阶段，恰恰相反，此时的子女应当向父母履行赡养义务，而以近段时间的房价而言，父母在子女购房时的资助往往都是几十万元，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心血，在本案中原告毛某更是通过先行向银行贷款取得绝大部分款项后再行支付给二被告，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提供购房款的行为更多的带有暂时资助的性质，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时间不代表即为无偿的赠与。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原告系基于赠与向二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综合款项的支付过程、支付方式及其他相关证据，本案款项的支付应为借款而非赠与。
黄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某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高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黄某的再审申请。
双方父母出钱买房
离婚后男方父母向子女讨钱
朱某光与齐某于2013年10月结婚，二人准备购买位于成华区双桥路的房屋，总价76万元，于是向双方父母表明买房意愿，男方父亲朱某革于2014年4月21日向朱某光转款5万元，而齐某的父母也出钱63万元。房屋购买后登记为朱某光和齐某二人共同所有。
2016年6月8日，朱某光、齐某共同向齐某父母补借条称，借款63万元，用于支付购买位于成都市郫县银润南房屋的部分首付，以及购买成都市成华区双桥路房屋的部分房款。
然而，朱某光与齐某二人情感破裂，2017年7月18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并平均分割上述借款所购两套房屋。 男方父亲朱某革认为，当初的5万元系借款，于是将儿子朱某革和儿媳齐某告到成都成华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向原告偿清借款5万元。 儿子朱某光作为被告辩称，原告所诉内容属实，二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但儿媳齐某则辩称，公公所诉内容不实，这5万元是基于二被告刚结婚，原告作为男方父亲按照风俗赠送给子女的购房款，从未向她表示过这是借款，在她和朱某光离婚前也从未要求过偿还。
法院判决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合意 这笔钱是赠与
庭审中，朱某光主张因二被告共同购房，所以均向各自父母求助请求借款，借款时均未向双方父母出具借条，后因二被告婚姻出现问题，遂在齐某及其父母逼迫下出具前述借条，但为挽回婚姻，未让齐某为自己父母补出具借条，而齐某则主张朱某光父母出资帮助购房均为赠与款，其父母出资帮助购房均为借款，且不存在逼迫。
2018年2月，法院经审理认为，这5万元应当认定为赠与，而非借款。判决书载明，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必须同时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从借款事实分析，本案虽然能够确认原告朱某革向被告朱某光转款5万元，但是该转款本身在性质上无法自证是借款，还是赠与，抑或其他经济往来款项。
法院认为，相关司法解释实际已将父母出资性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借贷的父母，而不是接受赠与的子女，其源由在于，借贷相较于赠与更容易证明，借贷的立据惯例相较于赠与的被动接受更容易留存证据，而现有国情中，基于双方亲缘关系亦决定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所以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形下，一般宜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此外，判决书还强调，本案中，涉案转款发生在2014年4月21日，金额相较于购房款不大，距离被告于2016年7月提起离婚诉讼有两年多时间，期间原告并未就此向二人主张为借款性质，与被告朱某光在提起离婚诉讼前向被告齐某父母补出具63万元借条明显不同，原告在无足够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上述款项为赠与性质更高。
律师支招
出资时可让自己子女写借条 无须告诉对方
两份判决，判决结果迥异。
对于婚后子女购房，父母出资未明确出资性质时，应如何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赠与，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借款。究竟该如何认定？又该如何预防此类纠纷？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律师。
这笔钱首先应当推定为赠与，因为父母给子女出资，相当于对子女家庭的祝福、帮助。在推定为赠与的情况下，父母应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笔钱是借款性质，如果不能完成举证，就只能视为赠与。可以列举的证据不一定是借条，还可以是转账时的备注。
对于如何避免此类纠纷，吴杰臻认为，全额出资然后将房屋写到自己孩子一个人名下是最有保障的办法。但现实中可能没法实现，那么父母可以书面明确表示这是赠与还是借款，赠与的话又是赠与给谁。吴杰臻表示，有时碍于情面确实不方便让对方写借据，但父母完全可以让自己子女写借条，而无须告诉对方，因为只要这笔钱是用于买房、夫妻共同生活，就不需要夫妻双方知情同意，不会被认定为个人债务。
在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柯看来，父母给自己买东西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得出结论认为父母给子女买的东西一定就是赠与。 “不能用亲情代替法律思维。从法律上讲，父母和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财产是个人所有。在这类案件中，对于这笔钱是怎么取得的，双方都有举证责任，主张是赠与的一方也要举证证明这笔钱是赠与的，而且不能只用传统观念当证据。”
假如双方举出的证据都不充分，那这笔钱该如何认定？
罗柯认为，这时法院应该向双方调查父母为何把钱给子女，如果是子女主动提出买房差钱，即使父母碍于情面没有明说是借或者送，这笔钱是借款的可能性更大，而如果是父母主动提出给子女，那么赠与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罗柯认为，取得钱的一方举证责任更大。“父母拿不出借条并不意味着这笔钱就不是借的，按照常理，我的钱到你那里去，只要我不说是送的，性质上一般就是借的，家庭关系并不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法律上应该遵从同一种标准。”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认为，这类案件一般被认定为赠与的可能性会更高。“亲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相对来说可信度很低。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离婚或离婚后，由于两个被告一方是姻亲一方是血亲，因此证人证言和叙述的真实性比较低。”
在郭刚看来，一般情况下财物是不可能送的，应当谨慎认定，但是，具体到父母和儿女的资金往来，赠与的可能性还是比借款的可能性高，而且《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人品一文不值。

消息来自凤凰网。

② 李顺是谁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李顺
1994年7月～1998年8月，在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苏州安装工程公司工作，参加湖北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00T/D生产线、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三三零厂2000T/D生产线、重庆水泥厂2000T/D生产线等项目的建设，时任技术员、工程师。 1998年11月进入江苏苏州沉浮律师事务所工作。2001～2002年受聘担任昆山恩斯克有限公司（NSK）法律顾问，2003年起担任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sinoma）、优盛医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ROSSMAX）、昆山乙盛机械工业有限公司（Eson）等企业的法律顾问。 代理过杨春明故意杀人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苏中刑初字第116号）、宁波第十九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诉昆山捷力钢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00】昆民初字第1194号）、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苏州安装工程公司诉湖北鄂城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鄂州法民二初字第40号）、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苏州安装工程公司诉浙江三源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金中民一初字第79号）、苏州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诉昆山尧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苏中民二初字第11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苏民二终字第0137号）、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苏州安装工程公司诉重庆水泥厂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民初字第148号）、上海沪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苏中民一初字第0151号）、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诉重庆金江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47号）等诉讼案件；处理珠海禾申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拍卖（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法院）、申堡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股权拍卖（台北地方法院）等非诉讼法律事务。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顺
李顺，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重庆市人，1999年6月入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文化程度。现任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92.09--1996.07青海省交通学校汽车运用工程专业学生； 1996.07--2000.09青海省格尔木市河西办事处工作； 2000.09--2006.11青海省共青团格尔木市委副书记、2003.04任书记，2006.07任副县（其间：2003.09-2005.12在青海省委党校社会学研究生班学习）； 2006.11--2009.11 青海省格尔木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2009.11--至今 任现职。
编辑本段古代李顺
大蜀王李顺
李顺(?--995),青城(今四川灌县西)人,茶农出身。993年2月，西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以王小波为首的百余农民在青城起义。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附近农民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举攻占青城县，又转战邛、蜀各州县，攻克眉山县，活捉县令齐振元，义军声威大振。12月，义军攻江原县，王小波阵亡，众推举其妻弟李顺为领袖。李顺号召乡里富户大姓，征调粮食赈济贫乏，故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许多州县被义军攻占。994年1月，义军攻占成都，李顺称大蜀王，改元“应运”，设官置署。宋王廷震恐，派大军前往镇压，义军奋战不敌，殉难者3万余人。5月，成都破，李顺阵亡，义军余部又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战斗，直到995年才最后失败。
侍卫李顺
李顺(1179～1261)，字服之，长清乱滩里人。他任严实身边侍卫30年，毫无抱怨，尽职尽责。他在乡里时当过千夫长，任过副统，不久升为都弹压。1240年任“东平路都镇抚”。处事果断。不久晋为德州防御总管。李顺“简租赋明、劝课抑豪”，善于治理地方，不到一年，考课是各郡最好的。朝廷命向东平征兵。他征集3万名，被授“行军千户”。后从东平移镇甬上时，兼领保靖郡节度使，代管万户事。临终前，告诫子侄要孝悌勤俭。李顺死后，长子李世英袭爵行军千户，选充侍卫亲军千户，兼屯田总管。
北魏大臣李顺
李顺[1]，字德正，赵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骑侍郎，东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为平棘令。年老，卒于家。赠宁朔将军、赵郡太守、平棘男。顺博涉经史，有才策，知名于世。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 始光初，从征蠕蠕。以筹略之功，拜后军将军，仍赐爵平棘子，加奋威将军。世祖将讨赫连昌，谓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顺献策数事，实合经略大谋。今欲使总摄前驱之事，卿以为何如？”浩对曰：“顺智足周务，实如圣旨。但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于去就，不可专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顺妹，又以弟子娶顺女，虽二门婚媾，而浩颇轻顺，顺又弗之伏也。由是潜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统万，大破昌军，顺谋功居右，转拜左军将军。后征统万，迁前将军，授之以兵。昌出逆战，顺督勒士众，破其左军。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论功，以顺为给事黄门侍郎，赐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三秦平，迁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加征虏将军，迁四部尚书，甚见宠待。 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简行人。崔浩曰：“蒙逊称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毕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李顺即其人也。”世祖曰：“顺纳言大臣，固不宜先为此使。若蒙逊身执玉帛而朝于朕，复何以加之？”浩曰：“邢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无嫌于重。尔日之行，岂吴王入观也。”世祖从之，以顺为太常，策拜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未几，复徵为四部尚书，加散骑常侍。 延和初，复使凉州，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白顺曰：“年衰多疹，旧患发动，腰脚不随，不堪伏拜。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执臣礼，别有诏旨，岂得自安不见上使也。”蒙逊翌日延顺入，至庭中，而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是！今则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见之？”将握节而出。蒙逊使定归追于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云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尔拜尔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顺益怒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王赐胙，命曰：伯舅无下拜。而桓公奉遵臣节，降而拜受。今君虽功高勋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祸之道，非图久安之计。若朝廷震怒，遂相吞灭，悔何及哉！”蒙逊曰：“太常规之以古烈，惧之以天威，敢不翘悚，敬听休命。”遂拜伏尽礼。礼毕，蒙逊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顷来征伐屡克，境宇已博，但当循理此民，亦足兴治。然专务讨击，恐不可常胜。”顺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区夏。太宗承统，王业惟新。自圣上临御，志宁四海。是以戎车屡驾，亲冒风霜，灭赫连于三秦，走蠕蠕于漠北。辟土开边，隶首不纪；僵尸截馘，所在成观。除荡暴虐，存飖黎庶，威震八荒，声被九域。自古以来，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翘足抗手，敛衽屈膝。天兵四临，昭德罚罪，何云恃力？夫圣王之用兵也，征南蛮则北狄怨，讨西戎则东夷恨，天子安得己哉？”蒙逊曰：“诚如来言，则凉土之民，亦愿魏帝远至，何为复遽驿告警，不舍昼夜？意君之所言，殆为虚事。”顺曰：“苗民叛帝舜而亲暴君，有扈违后启而从逆主。咸慑逼于近地，牵制于凶威，自古而然，岂独凉民也？”顺既使还，世祖问与蒙逊往复之辞，及蒙逊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又绥集荒陬，远人颇亦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前岁表许十月送昙无忏，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于是而甚。礼者身之舆，敬者行之本。未有无礼不敬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观之，不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则效在无远，其子必复袭世，袭世之后，早晚当灭？”顺对曰：“臣略见其子，并非才俊，能保一隅。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佥云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东，末暇营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间不足为晚。且停前计，以为后图。”既而蒙逊死问至，世祖谓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廊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政之巨细无所不参。崔浩恶之。 顺凡使凉州十有二返，世祖称其能。而蒙逊数与顺游宴，颇有悖慢之言，恐顺东还泄之朝廷，寻以金宝纳顺怀中，故蒙逊罪衅得不闻彻。浩知之，密言于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顺复使凉州，及还，世祖曰：“昔与卿密图，期之无远。但以顷年东伐，末遑西顾，荏苒之间，遂及于此。今和龙既平，三方无事，比缮甲治兵，指营河右，扫荡万里，今其时也。卿往复积岁，洞鉴废兴，若朕此年行师，当克以不？”顺对曰：“臣畴日所启，私谓如然。但民劳既久，未获宁息，不可频动，以增劳悴。愿待他年。”世祖从之。 五年，议征凉州，顺议以凉州乏水草，不宜远征。与崔浩庭诤。浩固执为宜征。世祖从浩议。及至姑臧，甚丰水草。世祖与恭宗书以言其事，颇衔顺。后谓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验矣。”浩曰：“臣之所言，虚实皆如此类。”初，蒙逊有西域沙门昙无谶，微有方术。世祖召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后，闻而嫌顺。凉土既平，诏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颇受纳，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桀发其事。浩又毁之，云：“顺昔受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顺于城西。 顺死后数年，其从父弟孝伯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诛，世祖怒甚，谓孝伯曰：”卿从兄往虽误国，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谮毁，朕忿遂盛。杀卿从兄者，浩也。”皇兴初，顺子敷等贵宠，显祖追赠顺侍中、镇西大将军、太尉公、高平王、谥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

③ 私自开挖荒山怎么处罚

5月17日，王村森林派出所配合歙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前往歙县王村镇横联村凤仪组“连次塘”山场，对当地村民储某未经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强制执行案送达裁定书，要求储某尽快将其所挖山场恢复造林。

储某系歙县王村镇横联村村民，因2018年7月份，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使用挖掘机擅自在歙县王村镇横联村凤仪组“连次塘”山场内挖山取土、采石，改变用材林用途林地面积610平方米，折0.715亩。

灵魂匹配，我在另一边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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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森林派出所于2018年7月18日对当事人储某作出罚款6100元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储某虽缴纳了罚款，但是并未将山场恢复原状，王村森林派出所于2019年2月21日向储某送达了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在储某逾期仍未恢复林地的情况下，提请歙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恢复原状。

储某在现场向法官和民警一再表示自己挖山取土都是为了修路做公益事业，本来就不赚钱，现在要恢复林地还要花很多钱，他觉得很冤枉。法官和民警耐心地向储某宣传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并告诉储某无论他挖山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否盈利，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须尽快修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储某必须在10日内完成林地恢复工作，并强调会在10日后再次前来检查，如果储某仍未开展林地恢复工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储某在现场答应了在10日内完成林地恢复工作，接受行政裁定。

④ 法律案例5条，急用！！！！！！！！

女模特酒后死亡 父母索赔败诉

沈义 罗彬 张意培

正义网重庆3月1日讯（记者沈义 通讯员罗彬 张意培）一名参加模特大赛的选手，培训期间参加联欢会时休克，随后死亡。其父母起诉主办方和承办方，索赔29万余元。2月9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死者父母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7月7日，当时17岁的小露（化名）报名参加了2005年新丝路重庆模特大赛，并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复赛。这时，重庆世纪信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世纪信达）作为承办单位，安排参赛选手到万盛区黑山谷风景区内响水村宾馆，进行为期4天的封闭式培训。

在宾馆的最后一夜，也就是8月24日晚，世纪信达和另两个协办单位在宾馆举行联欢会。联欢会上，三家单位为选手们提供了啤酒。当晚11时30分左右，小露突然休克晕倒，次日1时46分在万盛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对小露的死亡诊断为：“猝死？支气管哮喘？”同年8月26日，市法医学会鉴定为：小露的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62.74mg/100ml。

小露父母随后起诉了大赛的主办方、承办方等。他们诉称，世纪信达作为承办单位，和培训单位、协办单位一起组织联欢活动，提供了酒水。女儿在当晚饮酒后休克，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救治，导致死亡。另外，女儿才17岁，是未成年人，这些单位在组织比赛中没有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向未成年人提供含酒精饮料，存在过错。

世纪信达公司辩称，选手是自愿参加联欢会的，当晚没有任何培训老师要求小露喝酒。而小露在报名时隐瞒病史，未说明患有支气管哮喘。医院出具的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由于小露父母拒绝尸检，因此小露的死亡与饮用了啤酒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他几个被告单位也表示没有责任。

法院认为，小露父母明知女儿有支气管哮喘病史，但并未向大赛组织者说明，以致在事发后，几个被告难以采取相应急救措施。而在其休克后，被告也积极联系医院就医，履行了救助义务，在主观上并无过错。同时，小露的死亡诊断和鉴定报告也未说明死亡原因。因此，此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小露饮酒与其死亡或发病猝死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此，驳回了小露父母的起诉。
这是民事的！

村委会告甘肃省政府案宣判 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

因两个土地使用权证的问题，村委会一纸诉状将甘肃省政府推上了被告席。这起社会影响颇大的“民告官”案，于昨日进行了一审宣判。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对其中一证审理后认为：被告省政府向第三人颁发“4350”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而原告村委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法规，因此其主张的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一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此案的受理费。

法院查明:土地使用权变更过程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1958年，五○四厂（此案第三人）经国家批准选址，正式开工建设。 1965年，国家共批准征用土地 1178.838亩，用于该厂生产厂区和福利区的建设用地。此案诉争的土地为当时的市、区两级政府研究后的划拨土地。时任兰州市城建局局长任震英在 1983年3月9日曾作出过特别说明：“这块土地是在1958年春，经过我的手正式给价划拨……当时因某种原因，故档案的处理放在什么地方我不了解。这块土地已划拨是事实，特此证明。”并由市政府盖章予以确认。后诉争土地在有关部门调查时，原告村委会现主任曾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原告村委会盖章予以确认，并在报纸上依法进行过公告。公告期间，原告及其他人均未提出过异议。期满后，兰州市政府为五○四厂颁发了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2002年7月，根据新生效的《甘肃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条6条规定，省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又以省政府的名义，为五○四厂换发了土地使用权证。

一审判决:省政府的颁证行为属变更登记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通过法庭调查，五○四厂建厂所需征用农民土地，均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此案所诉争的土地只是其中的约6亩耕地，而在案证据均能证明，由兰州市政府为五○四厂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中央在甘企业使用国有土地，向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由其对申请的土地进行调查、审核后，报省政府核准登记并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五○四厂的变更登记申请，通过对原兰州市西固区规划土地管理局调查材料及兰州市政府颁证时材料的审核，依据相关规定，以省政府的名义给五○四厂颁发涉案“两证”的行为，属于变更登记行为。由于该行为不属于初始土地登记行为，不适用《土地登记规则》第8条所规定的应当履行公告程序的范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另案裁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起诉

对于村委会起诉省政府向五○四厂颁发的另一个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4352）一案，市中院审理后认为此案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四邻均属另一村的集体所有土地，省政府就该宗地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以，原告村委会就被告省政府对第三人五○四厂颁发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此，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起诉，并由原告承担此案受理费。

记者评说

其实，在对涉案土地诉争前，并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原告——西固区东川乡东河湾村村委会（简称村委会），虽然跑了很多部门，却越跑越糊涂，最终只得通过诉讼来讨说法。一审宣判后，还有15天的上诉期，目前此案还未生效。但在通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后，让涉案当事人和局外关注此案的人了解到，原来省政府并不是直接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人，其行为只属于变更登记的行为。那么，如果当初村委会能在其他相关渠道里就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相信村委会也不愿意和省政府对簿公堂
这是行政的！
连环假案套牢上市公司大股东

□上市公司大股东将职业经理人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布下重重风险
□第一大股东遭遇十多起假案，2.35亿元买来的股权被一次次“转让”
□造假者明目张胆，伪造印章及有关材料到法院诉讼，但从未被事先发现过
□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涉案数亿元却只能以伪造印章罪定罪，最多判3年

本网记者 袁成本 吴怡

注册在济南的山东同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同人”)，是世界上顶尖级的倒霉蛋。几年前，它以2.35亿元的价格，购买了上市公司华塑股份的5636.17万股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然而，等待它的不是资本市场上的回报，却是没完没了的假案。这些假案的核心，就是要把大股东数亿资产“转让”给北京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本网记者辗转多日，试图拨开这家上市公司的诉讼谜案。

遭遇假案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被异地法院撤销

第一起假案，发生在山东淄博。
2006年7月4日，四川人羊志明向淄博市博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ST华塑2006年临时股东大会公告。两天之后，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
此案简单之极。在诉讼前两个月，羊志明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了同人华塑1000股股票，价值不超过2000元。他起诉的理由是———“山东同人”提出将于2006年7月11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其执行董事邢一致函同人华塑，要求撤回该次提案，同人华塑认可撤回，但却不公告停止会议进行，致使公司管理秩序混乱。
然而，“山东同人”却根本没有邢一其人。
在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询问笔录上，邢一是这样回答的：“以前我都不知道有山东同人这个公司。”“我不是山东同人的法定代表人，现在不是，原来也不是。”面对一大堆签署着“邢一”大名的法律文书，邢矢口否认。
*ST华塑和羊志明，就利用这个冒牌“执行董事”，向法院提交了伪造的证据，并火速“达成”了调解协议。
在“博山案”达成调解的同一天，同样的闹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上演。只不过，案件的原告变成了韩前勇。
就这样，原定将于2006年7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前5天被两个相距数千公里的异地法院撤销了。

桩桩假案目标直指数亿元股权

2006年8月15日，一纸《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及北京中融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增加2005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把“山东同人”震懵了。公告称，经北京市宣武区法院主持调解，“山东同人”所持有的5636.17万股*ST华塑法人股，于同天被全部调解给了“中融达”。而“中融达”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元。
“山东同人”在向北京宣武区法院申诉的同时，立即向济南市公安局报案。
十几天后，北京市宣武区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
其实，在“宣武案”之前，2006年3月16日，淄博市的另一家法院张店区法院也曾主持过“调解”，其内容与“宣武案”一模一样，将“山东同人”拥有的5631.57万股法人股转让“中融达”。
之后，“山东同人”陆续发现十余起假案。这些假案，分散在全国5个省、市、自治区，它们均由“协议管辖”的异地基层法院受理，大部分在极短时间调解结案。
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张店区法院的调解书。这次“调解”创造了奇迹———“山东同人”不仅要把两亿多元股票拱手相送，还得支付两万元“违约金”！
这起案件的原告“中融达”，法定代表人叫魏同伟；被告“山东同人”的法定代表人，还是那个邢一；委托代理人沈洪亮，职业为“无业”。其诉讼理由是：原、被告于2005年11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将其所持有的华塑股份5631.57万股转让给原告。
2006年6月21日，和张店区法院相同的案子，在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法院“复制”。所不同的是，“山东同人”的委托人变成了丁聪———他是受“山东同人”“执行董事”邢一的委托。警方后来查明，丁聪的身份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法院的调解结果是，“山东同人”立即停止行使股权权益，“中融达”享有该部分全部股权权益。
许久之后，“山东同人”才知道了这些关系自己命运的“调解”，他们火速向张店区和镶黄旗两家法院提出申诉。
镶黄旗法院迅速对错案进行了纠正，于2006年11月28日裁定撤销其调解；12月5日，张店区法院也作出了中止调解的裁定。
“山东同人”法定代表人李先慧无奈地告诉记者，“类似的假案，到底还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职业经理人转让公司财产公司竟然毫不知情

涉及如此巨额数目的股权转让，“山东同人”与“中融达”竟然均不知情———诉讼双方当事人，均系假冒。
在这些假案中，还有两个人物不能忽视，一个是“中融达”的委托代理人丁聪，另一个就是同人华塑的法律顾问韩前进。目前，这两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涉及“山东同人”的公章、文件等有关资料，均系伪造；而丁聪和韩前进，只不过是系列假案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据“山东同人”透露，2002年8月28日，该公司收购华塑5636.17万股法人股之后，聘请了一名职业经理人，名叫刘壮成，他代表“山东同人”赴四川主持上市公司的工作。2004年4月13日，公司更名为“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项决策让“山东同人”悔青了肠子———2004年9月28日，他们竟然将职业经理人任命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壮成接手华塑后，公司连连亏损，2006年3月，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华塑”。
“山东同人”急眼了。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提议撤掉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壮成的职务。促使“山东同人”痛下换帅决心的，是让“山东同人”目瞪口呆的一些“转让”。
同人华塑一系列土地使用权、房产被转让给了北京华塑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华塑、同人华塑、山东华塑的法人代表，均为刘壮成。
而这些转让，都是通过法院的调解。幸而法院及时发现了问题，2005年7月21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审委会专门开会研究，第二天就撤销了该项民事调解书。北京华塑上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新都区法院的裁定。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成都两级法院纠正此案的时候，“山东同人”还蒙在鼓里。

犯罪成本畸轻造假后通过诉讼骗财最多判3年

悉心设计的多米诺式假案，在利用法律疏漏的同时，更破坏了严肃的法律秩序。
与“山东同人”一样，同人华塑的第二大股东———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也深陷泥潭。
2006年7月14日，四川南充市公安局对同人华塑涉嫌造假的高管立案侦查。2006年8月底，济南公安机关拘留了丁聪，12月27日，韩前进在北京落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涉嫌造假的嫌疑人犯罪成本极低。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答复，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题的关键是，在造假的背后，往往还隐藏更大、更恶毒的罪案！
在这起假案中，一些司法机关在调解程序中对证据的“疏漏”，也是假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张店区、镶黄旗等地的假案，涉及上市公司数千万股股权的转让，价值高达数亿元。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向诸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调取过与此相关的证据，也没有人仔细查验过“山东同人”的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这些并不了解当事人双方情况的异地法院，竟然轻易地“调解”结案标的数亿元的案件！
发现假案之后，绝大多数法院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短时间内以种种方式予以纠正。然而，也有个别法院的态度令人生疑———案件与你“山东同人”无关！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联想。

这是金融案件

著名商标遭到侵权阿迪达斯获赔30万

本网北京2月27日讯 记者蔡岩红 南京海关今天透露，张家港海关一次查获的侵犯20个国际著名商标案件近日审结，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韩资企业丹阳青光灯泡有限公司赔偿阿迪达斯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
2005年10月19日，青光公司向张家港海关申报出口10万只荧光灯管，海关人员发现货物可疑，遂开箱查验，确认该公司涉嫌侵犯了阿迪达斯公司等15家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名商标，侵权物品涉及20多种国际驰名商标、10余种商品。
在海关依法作出没收该批侵权货物的处罚决定之后，阿迪达斯公司向镇江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青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公开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镇江中院审理认为，“adidas”商标已列入我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其价值是一般注册商标无法比拟的。被告青光公司的恶意侵权行为，对“adidas”商标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和损害，由于外贸销售的特殊性，这种损害可能已经波及到境外。因此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是知识产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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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秉公执法形容什么历史人物

秉公执法形容包拯；

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

(5)四川遂宜律师事务所扩展阅读：

拯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纮、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

⑥ 父母出资70万给女儿买房钱能要回来吗

父母出资给女婿买房，儿女打离婚官司后，父母主张这笔钱系借款，将女儿、女婿告到法院并得到法院支持；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同样父母出资给儿女买房，法院却认定这笔钱属于赠与。

对于婚后子女购房，父母未明确出资性质时，应如何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赠与，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借款。究竟该如何认定？

【案例一】

岳父岳母出资70万买房登记在女儿女婿名下

后女儿女婿闹离婚，岳父母讨要这笔款项

余某莎、黄某婚后打算购房，2013年3月9日，余某莎的母亲毛某，在女儿和女婿购房的开发商处刷卡8万元作为购房定金。随后，毛某又通过向银行贷款等方式陆续给了女婿黄某62万元，后黄某将这笔钱用于购房。购房后，房屋登记在黄某名下。

2016年，余某莎、黄某夫妻俩诉讼离婚，毛某和丈夫余某遂向女婿黄某和女儿余某莎主张70万元的借款。在余某、毛某的要求下，女儿余某莎向他们出具了《借条》，载明余某莎、黄某现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万元，用于购买成都南城都汇4期房屋。落款为：“借款人：余某莎2013年3月6日”。余某、毛某解释称，原本有一张借条但后来遗失了，这张借条是补作的。

但黄某认为这笔钱系赠与。双方争执不下，余某、毛某于是一纸诉状将女儿和女婿告到了成都高新法院，请求对方还款。

庭审中，原告称，想到被告是自己女儿、女婿，就将钱借给了被告用于买房，但被告在后来对其态度恶劣。2016年9月，黄某殴打了岳母毛某导致她入院治疗。

而女婿黄某作为被告则辩称，对于收到二原告的7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没有异议，但原、被告之间从未有借贷关系。原告起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与被告余某莎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多分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余某莎则认同原告的说法，认为这笔钱系借款。

此外，出人意料的是，原告还出具了女婿黄某的父亲黄某康出具的《证明》，载明其儿子、媳妇因购买房屋于2013年3月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万元整。经法院询问，黄某康解释，这份《证明》确实是他写的。“我对儿媳妇很认可，但儿子对我们双方老人都很不好，媳妇比较讲理，因此她让我写这个我就写了，儿子对媳妇的爸妈不好，人家当时给了钱给我儿子媳妇买房子，我认为儿子作为男子汉，借的钱应该还”。黄某康还表示，自己不记得当时是否有书面的借款协议，但知道房子是二原告出钱购买的。

法院判决：

父母没有义务给子女买房 ?这笔钱系借款?

成都高新法院经审理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判决被告黄某、余某莎偿还原告余某、毛某借款本金70万元。

法院认为，考虑到被告余某莎与二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及二被告处于处理离婚纠纷过程中，仅凭被告余莉莎个人出具的《借条》及其陈述显然不足以得出涉案款项系借款的结论。但二原告出示的被告黄某父亲黄某康出具的《证明》经核实确系黄某康本人书写，能够证明款项发生之时及之后，二原告并没有向二被告表示其支付的70万元系赠与。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这样写道：法律意义上，父母没有义务出资给子女买房，因为子女成家立业生子之时已经不属于父母履行抚养义务阶段，恰恰相反，此时的子女应当向父母履行赡养义务，而以近段时间的房价而言，父母在子女购房时的资助往往都是几十万元，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心血。在本案中，原告毛某更是通过先行向银行贷款取得绝大部分款项后再行支付给二被告，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提供购房款的行为更多的带有暂时资助的性质，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时间不代表即为无偿的赠与。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原告系基于赠与向二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综合款项的支付过程、支付方式及其他相关证据，本案款项的支付应为借款而非赠与。

黄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某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高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黄某的再审申请。

【案例二】

双方父母出钱买房 ?

男方父母没要借条 ?离婚后向子女讨要这笔钱

朱某光与齐某于2013年10月结婚，一年后，2014年4月二人准备购买位于成华区双桥路房屋，总价76万元，于是向双方父母表明买房意愿，朱某光父亲朱某革于2014年4月21日向朱某光转款5万元，而齐某的父母也出钱63万元。房屋购买后登记为朱某光和齐某二人共同所有。

2016年6月8日，朱某光、齐某共同向齐某家、曾某玲补出具借条称，借款63万元，用于支付购买位于成都市郫县银润南房屋的部分首付，以及购买成都市成华区双桥路房屋的部分房款。

然而，朱某光与齐某二人情感破裂，2017年7月18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并平均分割上述借款所购两套房屋。

男方父亲朱某革认为，当初的5万元系借款，但由于之前是一家人，出借时未要求出具书面凭据，仅要求有钱即还，于是将儿子朱某革和儿媳齐某告到成都成华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向原告偿清借款5万元。

儿子朱某光作为被告辩称，原告所诉内容属实，二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但儿媳齐某则辩称，公公所诉内容不实，这5万元是基于二被告刚结婚，原告作为男方父亲按照风俗赠送给子女的购房款，从未向她表示过这是借款，在她和朱某光离婚前也从未要求过偿还。

法院判决：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关系，这笔钱是赠与

庭审中，朱某光主张因二被告共同购房，所以均向各自父母求助请求借款，借款时均未向双方父母出具借条，后因二被告婚姻出现问题，遂在齐某及其父母逼迫下出具前述借条，但为挽回婚姻，未让齐某为自己父母补出具借条，而齐某则主张朱某光父母出资帮助购房均为赠与款，其父母出资帮助购房均为借款，且不存在逼迫。

2018年2月，法院经审理认为，这5万元应当认定为赠与，而非借款。判决书载明，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必须同时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从借款事实分析，本案虽然能够确认原告朱某革向被告朱某光转款5万元，但是该转款本身在性质上无法自证是借款，还是赠与，抑或其它经济往来款项。

法院认为，相关司法解释实际已将父母出资性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借贷的父母，而不是接受赠与的子女，其源由在于，借贷相较于赠与更容易证明，借贷的立据惯例相较于赠与的被动接受更容易留存证据，而现有国情中，基于双方亲缘关系亦决定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所以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形下，一般宜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此外，判决书还强调，本案中，涉案转款发生在2014年4月21日，金额相较于购房款不大，距离被告于2016年7月提起离婚诉讼有两年多时间，期间原告并未就此向二人主张为借款性质，与被告朱某光在提起离婚诉讼前向被告齐某父母补出具63万元借条明显不同，原告在无足够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上述款项为赠与性质更具高度盖然性。

【法律解读】

为预防纠纷 父母可让自己子女写借条而无须告诉对方

两份判决，案情类似，判决结果迥异。 对于婚后子女购房，父母出资未明确出资性质时，应如何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赠与，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借款。究竟该如何认定？又该如何预防此类纠纷？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律师。

而在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柯看来，父母给自己买东西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得出结论认为父母给子女买的东西一定就是赠与的。

“不能用亲情代替法律思维。从法律上讲，父母和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财产是个人所有。在这类案件中，对于这笔钱是怎么取得的，双方都有举证责任，主张是赠与的一方也要举证证明这笔钱是赠与的，而且不能只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当证据。”罗柯说。

假如双方举出的证据都不充分，那这笔钱该如何认定？罗柯认为，这时法院应该向双方调查父母为何把钱给与子女，如果是子女主动提出买房差钱，即使父母碍于情面没有明说是借或者送，这笔钱是借款的可能性还是更大，而如果是父母先主动提出要给子女，那么赠与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罗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得钱的一方的举证责任甚至更大。“父母拿不出借条并不意味着这笔钱就不是借的，按照常理，我的钱到你那里去，只要我不说是送的，性质上一般就是借的，家庭关系并不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法律上应该遵从同一种标准，否则就会造成混乱。”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则认为，这类案件一般被认定为赠与的可能性会更高。“亲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相对来说可信度很低。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离婚或者离婚后，由于两个被告一方是姻亲一方是血亲，因此证人证言和叙述的真实性比较低。”

在郭刚看来，虽然法律上有“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的证明标准”有的说法，一般情况下财物是不可能送的，应当谨慎认定，但是，具体到父母和儿女的资金往来中，赠与的可能性还是比借款的可能性高，而且《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无语。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

⑦ 签章人证书无效

本文由胡云律师团队编辑整理（胡云：四川胡云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管理委员会主任、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二十年，长期专注于重特大刑事案件的辩护及代理。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网络新型犯罪、毒品犯罪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辩护及代理）
高院最新判例：“包工头”也是劳动者，被挂靠单位对“包工头”的工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裁判要旨】
1.“包工头”也是劳动者。
无论是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从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总之，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并在其因工伤亡时保障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
2.被挂靠单位对“包工头”的工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承包单位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既然享有承包单位的权利，也应当履行承包单位的义务。承包单位允许实际施工人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理应当承担被挂靠单位的相应责任。在工伤保险责任承担方面，承包单位与实际施工人之间虽未直接签订转包合同，但其允许实际施工人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可以视为两者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转包关系，承包单位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而且，就发包方、承包单位、实际施工人三者之间形成的施工法律关系而言，由承包单位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立法精神，亦在上述规定的扩张解释边界之内。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2021）最高法行再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彩丽。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
原审第三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广东省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再审申请人刘彩丽因诉被申请人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英德市政府）及原审第三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广东省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英德市人社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585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查明，2016年3月31日，朱展雄与建安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同年8月7日，朱展雄又与梁锦洪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两份合同所指向的建筑工程为同一工程，即朱展雄商住楼，梁锦洪为实际施工人。梁锦洪之妻刘彩丽在一审庭审中称相关工程量由梁锦洪与朱展雄结算，结算款由朱展雄打给梁锦洪。2017年6月9日，梁锦洪在工地旁边的出租屋内等待英德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前来检查施工情况时猝死。2017年7月25日，刘彩丽以建安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英德市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请求进行工伤认定。英德市人社局受理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英人社工认〔2017〕194号《关于梁锦洪视同工亡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梁锦洪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此认定梁锦洪死亡属视同因工死亡。建安公司不服，于2018年1月15日向英德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英德市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英府复决〔2018〕2号《英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程序违法为由，予以撤销。刘彩丽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中将用人单位写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公司英德市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后作出更正说明，将用人单位更正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即第三人建安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审查的是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关于实行承包经营工伤责任的认定问题，梁锦洪与建安公司之间未签订任何相关合同或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建安公司与梁锦洪之间存在分包、管理与聘用的事实。梁锦洪作为实际施工人、“包工头”，在出租屋内死亡，应与其他受聘用劳动者在工伤认定中区分开来。英德市政府认为梁锦洪不应认定其视同因工死亡的理据充分。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彩丽的诉讼请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关于建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梁锦洪的工伤保险责任。本案证据均不能证明建安公司与梁锦洪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分包的事实，亦不能证明梁锦洪与建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英德市人社局受理刘彩丽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在未对建安公司与梁锦洪是否存在工程转包、分包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梁锦洪是建安公司承建的朱展雄商住楼工地的“包工头”，作出《视同工亡认定书》，缺乏证据支持。此外，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范围是，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而本案中梁锦洪作为朱展雄商住楼的实际施工人，显然不属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劳动者的范畴。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为由予以撤销，理据充分。关于《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提出应先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后方可申请工伤认定的错误观点，予以指出。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承担梁锦洪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是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后英德市人社局发现该认定错误，遂作出《关于梁锦洪视同工亡认定决定书更正说明》，以补正的形式更正承担工伤责任的主体，剥夺了建安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虽然《行政复议决定书》未能查明该程序违法，但对撤销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没有实质影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刘彩丽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朱展雄是案涉工程项目发包人，建安公司是承包人，梁锦洪是建安公司承建朱展雄商住楼的施工管理者，原审法院认定梁锦洪为实际承包人错误。（二）英德市人社局受理申请后，到英德市住建部门调取了朱展雄与建安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报建登记表等资料，到施工现场调查拍摄了照片，足以证明朱展雄商住楼的承建单位是建安公司。（三）英德市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时，派员到现场进行了勘查、询问了证人，并收集了证据材料，程序合法，原审认定英德市人社局工伤认定存在程序错误，于法无据。综上，建安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
被申请人英德市政府答辩称：（一）工伤认定程序中存在劳动关系争议的应当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二）本案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梁锦洪是建安公司职工或者建安公司将工程业务发包给梁锦洪承包。（三）本案是梁锦洪本人而不是其招用的劳动者死亡，因此，无论梁锦洪是“包工头”还是实际施工人，均不适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综上，本案不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英德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复议结论正确，请求驳回刘彩丽的再审申请。
原审第三人建安公司陈述意见称：（一）梁锦洪是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即“包工头”），与建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违法转包、分包关系或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包工头”不属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劳动者范畴。（二）英德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程序违法，剥夺了建安公司的陈述、申辩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刘彩丽的再审申请。
原审第三人英德市人社局陈述意见称：（一）梁锦洪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视同工亡的情形。（二）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建单位为建安公司，应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本院经再审查明，2016年3月31日，案外人朱展雄与建安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发包人为朱展雄，承包人为建安公司，工程名称为朱展雄商住楼。尔后，朱展雄与建安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建安公司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户名为陆海峰，约定工程款中的工资款经此账户拨付给乙方，按工程进度每月拨付工人工资。随后，朱展雄商住楼工程以建安公司为施工单位申请办理工程报建手续，英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7月13日在《英德市建设工程报建登记表》签章同意；同日签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建设安全受监证》亦载明施工单位是建安公司。同年8月7日，朱展雄又与梁锦洪就同一工程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发包人为朱展雄，承包人为梁锦洪。案涉工程由梁锦洪组织工人施工，陆海峰亦在现场参与管理。施工现场大门、施工标志牌等多处设施的醒目位置，均标注该工程的承建单位为建安公司。
2017年6月9日，梁锦洪与陆海峰接到英德市住建部门的检查通知，二人与工地其他人员在出租屋内等待检查。该出租屋系梁锦洪承租，作为工地开会布置工作和发放工资的场所。当日15时许，梁锦洪被发现躺在出租屋内；英德市中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其死亡原因为猝死。
梁锦洪妻子刘彩丽于同年7月25日向英德市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以梁锦洪为建安公司职工，且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为由申请工伤认定。9月25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英人社工认〔2017〕194号《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梁锦洪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此，认定梁锦洪死亡属视同因工死亡。因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中将用人单位写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公司英德市公司”，在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提出复议申请后，英德市人社局作出更正说明，将用人单位更正为“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另查明，建安公司为朱展雄商住楼工程项目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投保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30人，未附人员名单。
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工程由建安公司、梁锦洪分别与朱展雄签订两份施工合同，由梁锦洪实际组织工人施工，梁锦洪在等候住建部门检查施工情况时突发疾病死亡等事实均无争议。分歧主要在于建安公司是否应当对梁锦洪死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具体而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建安公司应否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建安公司应否承担梁锦洪的工伤保险责任；（三）英德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争议焦点分别认定如下：
（一）建安公司应否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本案中，《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案涉工程项目报建资料、施工许可证和现场照片均能证明朱展雄商住楼的承建单位为建安公司；以施工人员为被保险人的建筑工程人身意外团体险，投保人也是建安公司；在建安公司与朱展雄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还指定陆海峰账户为工人工资账户；而根据在案的证人证言和对陆海峰的询问笔录，陆海峰实际参与了项目的施工管理，且事发当天与梁锦洪一同在工地等候住建部门检查。上述证据已经能够证实，建安公司实际以承建单位名义办理了工程报建和施工许可手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施工管理。建安公司知道、应当知道朱展雄又与梁锦洪另行签订施工合同，既未提出异议或者主张解除之前的施工合同，反而配合梁锦洪以建安公司名义施工，委派工作人员参与现场施工管理并约定经手工人工资。建安公司在2017年8月11日的答辩状中虽不承认其与梁锦洪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也认可梁锦洪与其是挂靠关系，是实际施工人。而无论挂靠关系、借用资质关系还是违法转包关系，建安公司仅以梁锦洪与朱展雄另行签订施工承包合同为由，主张其与梁锦洪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规定。
综上，建安公司与朱展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既然享有承包单位的权利，也应当履行承包单位的义务。建安公司允许梁锦洪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理应当承担被挂靠单位的相应责任。在工伤保险责任承担方面，建安公司与梁锦洪之间虽未直接签订转包合同，但其允许梁锦洪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可以视为两者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转包关系，建安公司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而且，就朱展雄、建安公司、梁锦洪三者之间形成的施工法律关系而言，由建安公司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立法精神，亦在上述规定的扩张解释边界之内。
（二）建安公司应否承担梁锦洪的工伤保险责任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中，英德市政府和建安公司认为，即使建安公司与梁锦洪之间存在项目转包或者挂靠关系，但相关法律规范仅规定“包工头”招用的劳动者或者“包工头”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建安公司才可能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梁锦洪作为“包工头”，而非其“招用的劳动者”或“聘用的职工”，其因工伤亡不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院认为，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应当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
首先，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或事实上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等规定，认定工伤保险责任或用工主体责任，已经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为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规定，能否进行工伤认定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从前述规定来看，为保障建筑行业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对违法转包、分包单位的惩戒，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因工伤亡职工与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之间推定形成拟制劳动关系的规则，即直接将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视为用工主体，并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其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发展方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强调要“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大力推进建筑施工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明确了做好建筑行业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的政策方向和制度安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7〕53号）等规范性文件还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推广采用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即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为包括“包工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向。
再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考察《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工伤保险制度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显然，该条强调的“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并未排除个体工商户、“包工头”等特殊的用工主体自身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易言之，无论是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从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的法律责任，与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之间并不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违反建筑领域法律规范，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承包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和资质承包建设项目，又由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主体实际施工，从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中获取利益，由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当然，承包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之，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并在其因工伤亡时保障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英德市人社局认定梁锦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英德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
英德市人社局依法受理工伤申请后，向建安公司发出英人社工举〔2017〕23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举证。建安公司也向英德市人社局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故不存在未听取建安公司意见的情形。虽然英德市人社局在《视同工亡认定书》中误将责任主体表述为建安公司英德市公司，但事后已经更正为建安公司，且此也未影响建安公司行使其陈述、申辩权利。英德市人社局还依照法定程序派员到施工现场进行现场勘查、询问了证人，并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符合法定程序。此外，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英德市政府关于工伤认定程序中存在劳动关系争议的应当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观点错误，对此原一、二审判决已作充分阐释，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原审法院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将英德市人社局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亦无不可。
综上，本院认为，英德市人社局作出《视同工亡认定书》，符合法律规定。英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英德市人社局《视同工亡认定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分别驳回刘彩丽的诉讼请求和上诉，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8行初42号行政判决；
三、撤销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英府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四、恢复广东省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英人社工认〔2017〕194号《关于梁锦洪视同工亡认定决定书》的效力。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