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律师吴安徽

『壹』 保姆受伤雇主有什么责任

你上法制网查查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5-09/21/content_197406.htm!
劳动关系内涵发生巨变 十一年前法律相对滞后

纠纷激增劳动争议处理筐小难容

今日关注

重新界定并扩大劳动关系的范围

细化劳动法制定下位法完
善体系

出台规范劳动争议处理专门法律

编者按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争议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劳动争议在现阶段的多发，也是一种正常的“异常”。说其异常，是因为无论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和增长幅度，还是劳动争议的复杂程度，都保持着上扬的趋势；说其正常，是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相关制度还不健全，劳动争议多发不过是特殊时期诸多比较突出的矛盾之一。
正常也好，异常也罢，建立完善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法律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为此，我们推出“关注劳动争议”系列报道，用发生在您身边的事，用最前沿专家的眼，探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办法。

报道策划 陈晓英 采写 陈磊 陈修琪 本报记者 李青

劳动争议范围窄 劳动者维权艰难

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从贫穷的山区来到繁华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周岱兰并不知道，她的命运会和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劳动争议”联系在一起。这个她至今还未理解的词语让她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
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农民，家境贫困。2002年6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市普陀区一户人家当保姆。2003年12月24日，周岱兰在雇主家擦玻璃时，不慎失足从4楼摔了下去。雇主及时将受伤的周岱兰送到普陀区一家医院急救。这时，产生了一个难题，谁来承担周岱兰的治疗费用。雇主认为，自己虽然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自己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周岱兰能否向保姆中介所索赔呢？为周岱兰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表示，周岱兰只是经过保姆中介所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保姆中介所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保姆中介所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因此，周岱兰无法进入劳动争议的范畴。
9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教授的家中，他为记者讲述了上述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略显忧伤的叙述中，黎建飞的语气突然加重：“周岱兰案件并不是特例。”
黎建飞告诉记者，在北京，像保姆、清洁工等家政工作人员因为擦玻璃、打扫房子等家务活从高层建筑掉下去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像保姆、导游、翻译人员等与雇主的关系，根据原劳动部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劳动关系，其与雇主发生纠纷，不能申请劳动仲裁，也无法提起劳动诉讼，劳动者的权益一旦受到侵犯，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比如周岱兰案件，就不能按照工伤认定提起诉讼，只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起诉讼，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赔偿的数额也很少，更重要的是，案件的性质变了。
江西省于都县燕向铁山垅钨矿子弟学校教师吴仕燕也同样碰到了劳动争议的难题。
2000年12月4日，她向校长递交了辞职信，并于2001年1月5日，回到老家云南。2001年2月26日，该校以旷工为由，对她给予除名处理。2005年4月，她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单位撤销除名决定。但省劳动厅劳动仲裁处驳回了她的仲裁请求。
江西名德师律师事务所万律师告诉记者，像教师、律师、医生等类似于公务员的职业，与单位产生劳动纠纷的，只能按相关的行业法律向法院进行专门的行政人事申诉。这些劳动关系不属于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范畴，因此，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都无法按劳动案件进行处理。
对此，黎建飞认为，现在很多明明属于劳动纠纷的案件既不能申请劳动仲裁，也不能按照劳动争议案件提起诉讼，致使许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目前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太窄了”。
长期研究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孙德强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诉记者，我国现在的劳动争议范围非常狭窄，很多应该纳入劳动争议范围的劳动纠纷都没有被纳入，导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告状无门。

范围为何过窄 两大原因制约

是什么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范围太窄了呢？
孙德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源在于劳动法在做相应规定时，运用的是列举式立法方法，而不是概括式立法方法，这就导致无法通过司法实践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
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黎建飞说，我国的劳动法公布于1994年，当时的劳动关系主要指单位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就单位来说，企业都是清一色的国有单位，并且大多是民法上所称的“法人”的表现形式，所以劳动法使用了“单位”这一称呼。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单位”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包含国有企业，还包括个体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传统观念中的规范性单位的范围日渐缩小，非规范性的单位的范围日渐扩大。但是，这些非规范性的单位并未进入劳动法调整的范畴，劳动者与之发生劳动纠纷后，无法依照劳动法进行维权行动。
从职工方面来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职工都有固定的身份，属于固定工，人数大概有五千万，这是当时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主要范围。目前，拥有固定工身份的职工越来越少，非固定工身份的职工越来越多。比如承包经营中的劳动纠纷。一项建筑工程经过层层转包，最后到了个人手中，于是，个人拉起一班人马开始施工。一旦其中一个劳动者出了事故，他该找谁呢？发包工程方通过承包合同发包了工程，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者，与劳动者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施工方虽然是用了劳动者，但他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结果是劳动者自己来承担劳动风险，同时无法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保姆，上海市有几十万人，北京市仅城八区就有20万户人家请了保姆，保姆总数也在几十万人。这么大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劳动法调整范围之外。
“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关系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相比之下，相关法律法规就显得滞后了。”黎建飞说。
黎建飞指出，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还没有进入劳动争议的范畴，也是导致劳动争议的范围太窄的一个原因。
何洁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何洁原是江西某造纸厂的职工，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她下岗了，厂里只发给她最低生活费。为了生活，她又去了一家百货超市做营业员。一天，她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由于下雨路滑，再加上担心上班迟到车速较快，在一次避让中摔倒，却不想摔得不轻，住院花去了三千多元。找超市老总报销医药费，老总说：谁知你是怎么摔的？再说你的医保关系不在我这里。找造纸厂，造纸厂说你不是为我上班摔的，怎么能找我报销医药费呢？
孙德强认为，制定劳动法时没有的劳动纠纷或者很少出现的劳动纠纷，已经大量出现，然而却找不到救济渠道。

修订细化劳动法 出台劳动争议法

怎么解决劳动争议范围太窄的问题呢？黎建飞认为：“首先必须对劳动关系进行正确的认定。”
黎建飞说，用“雇主”和“劳动者”的概念称呼劳动关系双方比较准确。司法实践中，只要使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并为其支付报酬，就是雇主。雇主不一定局限于现实中有完整结构的组织和民法意义上的法人，还包括个人。另外，临时用工的、灵活用工的，全部要纳入雇主的范畴。“倘若我家需要人打扫卫生，我就找来一个人给我家打扫卫生。这时，我就是雇主，出了事故，我负责。”
“同样，只要是为他人劳动并收取劳动报酬，就是劳动者。”黎建飞补充说，“比如我了解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为一个工地做饭，由于地滑，摔了一跤，导致身体瘫痪。当其找工地要求赔偿时，工地负责人不承认，说‘我不认识你，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评说，只要他不是给本人和妻子儿女做饭，而是为他人做饭，就与他人存在劳动关系，就一定有相对方。在这个案件当中，工地就是相对方。”
明确了雇主和劳动者的范畴，也就明确了劳动关系的范畴。黎建飞认为，劳动关系就是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基于使用劳动而产生的关系。无论是劳务派遣，还是为多个用人单位提供劳务，只要劳动者通过出让劳动力支配权给用人单位并获得劳动报酬，用人单位通过管理、支配使用劳动力，组织开展劳动并获取劳动成果，双方形成的关系即为劳动关系。如果在这样的视野下认定劳动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很多劳动纠纷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畴。
黎建飞教授提醒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的认定，突破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规定，才能推动劳动争议范围的扩大。如果盲目要求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必然遇到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另外，要考虑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的衔接。例如，大量不进行登记或者已被注销的非法用工单位产生的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而，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就工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劳动仲裁可以裁定非法用工单位承担责任，但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要求诉讼主体必须适格，从法律上看，该用人单位是虚拟登记的，并不存在，法院不能认定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一旦法院要求其变更诉讼主体，由用工单位的负责人出任，势必改变案件的性质。
因此，黎建飞建议，要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首先在理论上要正确理解和界定劳动关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修改相关法律，包括劳动法第2条，扩大认定劳动关系的范围。最后，细化劳动法，在劳动法内部对劳动争议进行规范，制定家庭劳动法等下位法，完善劳动法的体系。
只有劳动的内涵清楚了，劳动关系的内涵才能清楚，劳动关系的主体才能扩大，劳动法调整的范围才能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自然就会扩大。
孙德强也认为，只要我们承认，劳动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劳动争议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劳动争议的处理不同于民事争议的处理，出台规范劳动争议处理的专门法律也就成为必然。目前，一方面，我们可以建议立法机关尽快修订劳动法，扩大劳动法对劳动争议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建议立法机关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进行审查，并予以废除，在此基础上出台劳动争议法，对劳动争议的范围作出明确的概括式规定，将近年来出现的新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争议的范围，并留够足够的解释空间。

要想了解更多,请照参考资料.

『贰』 中国著名律师前10名

中国著名律师排行榜（民意测试）排名：田文昌、苏义飞、朱树英等。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苏义飞：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
朱树英：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
宋中清：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王步林：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杨伟程：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张思之：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岳成：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孔晓艳：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肖太福：北京泰福律师事务所

『叁』 中国著名律师前10名

中国著名律师有：朱树英、田文昌、宋中清、彭雪峰、曹树昌。

1、朱树英，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创始主任。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兼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上海、北京等九城市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建设专业仲裁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八所大学法学客座教授。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首届“东方大律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有一百多篇论文在国内外专题会议上发表，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三本共130余万字的专著《建设工程法律实务》、《房地产开发法律实务》、《建设工程实务问答》，以及与他人合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建设工程合同与索赔管理》。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住宅商品房交易与物业管理案例评析及法律实务》均深得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5、曹树昌律师至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已经三十多年，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社会经验，曾经从事企业管理、法学教学和法律研究工作。

曹树昌律师的法律知识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具有融法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于一身的综合素质和全面的知识结构。

曹树昌律师致力于经济犯罪的研究和各类刑事案件的辩护，以自己的综合实力和敬业精神最大限度地维护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已经受到刑事追究的委托人的合法权利。

『肆』 丢了性命的医疗纠纷

中国十大律师排名：
NO.1 郭建梅
LawFirm50专家评语：“12年如一日，不但践行了公益律师的神圣责任，而且让更多人的人认识、理解了公益律师这个职业。”
郭建梅律师，现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2009年9月创办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先后荣获《南风窗》杂志“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公益楷模”奖章、“中国法律界2007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重要之声组织颁发的“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等奖项。
公益援助领域：妇女权益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等
代表性成果：其领衔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12年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2000余件，提交法律提案或调研报告70多份。NO.2 佟丽华
LawFirm50专家评语：“他提供的公益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迄今难以逾越。”
佟丽华律师，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担任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司法部“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中国保护未成年人十大杰出公民”、 “十大法治人物”、 “第五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等。
公益援助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农民工权益保护等
代表性成果：在佟律师的推动下，2003年5月中华全国律协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佟律师被任命为主任至今。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支持以及佟律师的努力下，截止现在，全国共有24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他所推动成立的“中国律师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协作网”成员已经发展到4000 多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律师协作网络；2005年9月8日，创办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年提供援助案件超过1000起，挽回农民工损失超过千万，出版《农民工普法手册》、《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维权案例精析》等书籍。
NO.3 陈岳琴
LawFirm50专家评语：“她开启了中国法律硕士的时代，她正在奏响公益律师的时代琴音。”
陈岳琴律师，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公益事务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公益援助领域：环境与动物保护、业主维权等
代表性成果：成功阻止北京动物园搬迁案，并促成建设部修改《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商品房小区配建防空地下室确权案，并向国务院和北京市人大提出关于废止相关法律规定的违宪审查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物权法》草案立法建议；中消协关于阜阳毒奶粉受害者维权方案设计，等。
NO.4 贺海仁
LawFirm50专家评语：“积万众之私，成天下之公，东方公益的意义远大于‘公益’二字。”
贺海仁律师，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主任等。
公益援助领域：公益诉讼等
代表性成果：在电动自行车上书案、黄金荣诉北京铁路局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案、徐志鸣等三名职工诉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股权转让批复案等公益案件中担任主要律师。其领衔的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是我国首家公益律师事务所，已经提供数千起法律援助案件，提交立法建议数百件，社会影响深远。
NO.5 孔维钊
LawFirm50专家评语：“他用法律为武器，托起明天的太阳。”
孔维钊律师，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律协未保委副主任、安徽律协未保委主任。先后获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特殊贡献律师、中国十佳维权卫士、安徽青年五四奖章、安徽省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安徽省优秀青年律师等。
公益援助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代表性成果：未成年人烟草公益诉讼案件、劣质柴油烧伤男童案件、阜阳劣质奶粉案件、昔日支教明星殷某猥亵男童案件，等。
NO.6 刘丕峰
LawFirm50专家评语：“生而为职工维权，这条路上，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峰。”
刘丕峰律师，博士学位，现任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站长。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山东省优秀律师”等荣誉。
公益援助领域：劳动权益保护
代表性成果：王文进等十名农民工拖欠工资纠纷案、湖南籍农民工段海文工伤纠纷案、韩乃花等8名养路工工资纠纷案等；其领衔的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已免费接待电话咨询近万件，接待咨询人数8463人，受理案件328件，为农民工讨薪220万元。
NO.7 吴冬
LawFirm50专家评语：“小诉讼挑大变革，不积跬步，法治何以至千里。”
吴冬律师，现任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律协公司法律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律协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消保委汽车专业办公室专家组成员等。
公益援助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代表性成果：邓维捷诉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跨行查询收费案；东芝笔记本电脑欺诈中国消费者集团诉讼案；上海车主状告德国奔驰汽车（BENZ）、宝马汽车（BMW）、英国美洲豹汽车(JAJUAR)、美国别克汽车（BUICK）、澳大利亚霍顿汽车（HOLDEN）等一系列汽车产品质量纠纷案，等。
NO.8 丁强
LawFirm50专家评论：“以时代的精神，担负起中国律师的责任。”
丁强律师，现任江苏扬州尚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业务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先后荣获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律师、第二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全国未成年保护特殊贡献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第7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等奖项。
公益援助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代表性成果：“小朱逊药物致聋损害赔偿案”，“小皓天输血感染丙肝案”等。
NO.9 田坤
LawFirm50专家评论：“没有惊天大案，却获得了社区街头每一个老百姓最诚挚的尊敬。”
田坤律师， 现任北京泰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法律志愿者。荣获第四届“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
公益援助领域：普法教育
代表性成果：2004年至今，田坤到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志愿法律咨询，接听咨询电话1200余个，接待面对面咨询100余人次，此外，累计服务12355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热线时间超过9300分钟。
NO.10 周立太
LawFirm50专家评论：“他在为无数人的权益奔走，我们又能为他的权益做点什么呢？”
周立太律师，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2000年、2001年十大新闻人物及十大风云人物。2003,2004年被司法部，中国残联评为残疾维权先进个人、“公益之星”和第二届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公益援助领域：劳动者权益保护
代表性成果：目前已受理来自于全国的工伤赔偿及劳动争议案件达5000余件，通过一系列的诉讼，创造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的先例，并推进了广东及深圳市的立法；曾代理国内最大工伤赔偿案件刘涛诉深圳金龙毛绒布织造有限公司工伤赔偿案件，获得158万元的赔偿；曾办理的吴雪等56名女工状告深圳市龙岗区坑梓宝洋产业制品厂非法搜身案，使女工获得了赔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祝您好运！

『伍』 “劳动关系内涵发生巨变 十一年前法律相对滞后”这篇文章在2005年9月21日的法制日报上的第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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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内涵发生巨变 十一年前法律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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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界定并扩大劳动关系的范围

细化劳动法制定下位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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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争议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劳动争议在现阶段的多发，也是一种正常的“异常”。说其异常，是因为无论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和增长幅度，还是劳动争议的复杂程度，都保持着上扬的趋势；说其正常，是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相关制度还不健全，劳动争议多发不过是特殊时期诸多比较突出的矛盾之一。
正常也好，异常也罢，建立完善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法律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为此，我们推出“关注劳动争议”系列报道，用发生在您身边的事，用最前沿专家的眼，探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办法。

报道策划 陈晓英 采写 陈磊 陈修琪 本报记者 李青

劳动争议范围窄 劳动者维权艰难

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从贫穷的山区来到繁华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周岱兰并不知道，她的命运会和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劳动争议”联系在一起。这个她至今还未理解的词语让她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
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农民，家境贫困。2002年6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市普陀区一户人家当保姆。2003年12月24日，周岱兰在雇主家擦玻璃时，不慎失足从4楼摔了下去。雇主及时将受伤的周岱兰送到普陀区一家医院急救。这时，产生了一个难题，谁来承担周岱兰的治疗费用。雇主认为，自己虽然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自己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周岱兰能否向保姆中介所索赔呢？为周岱兰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表示，周岱兰只是经过保姆中介所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保姆中介所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保姆中介所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因此，周岱兰无法进入劳动争议的范畴。
9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教授的家中，他为记者讲述了上述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略显忧伤的叙述中，黎建飞的语气突然加重：“周岱兰案件并不是特例。”
黎建飞告诉记者，在北京，像保姆、清洁工等家政工作人员因为擦玻璃、打扫房子等家务活从高层建筑掉下去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像保姆、导游、翻译人员等与雇主的关系，根据原劳动部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劳动关系，其与雇主发生纠纷，不能申请劳动仲裁，也无法提起劳动诉讼，劳动者的权益一旦受到侵犯，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比如周岱兰案件，就不能按照工伤认定提起诉讼，只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起诉讼，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赔偿的数额也很少，更重要的是，案件的性质变了。
江西省于都县燕向铁山垅钨矿子弟学校教师吴仕燕也同样碰到了劳动争议的难题。
2000年12月4日，她向校长递交了辞职信，并于2001年1月5日，回到老家云南。2001年2月26日，该校以旷工为由，对她给予除名处理。2005年4月，她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单位撤销除名决定。但省劳动厅劳动仲裁处驳回了她的仲裁请求。
江西名德师律师事务所万律师告诉记者，像教师、律师、医生等类似于公务员的职业，与单位产生劳动纠纷的，只能按相关的行业法律向法院进行专门的行政人事申诉。这些劳动关系不属于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范畴，因此，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都无法按劳动案件进行处理。
对此，黎建飞认为，现在很多明明属于劳动纠纷的案件既不能申请劳动仲裁，也不能按照劳动争议案件提起诉讼，致使许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目前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太窄了”。
长期研究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孙德强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诉记者，我国现在的劳动争议范围非常狭窄，很多应该纳入劳动争议范围的劳动纠纷都没有被纳入，导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告状无门。

范围为何过窄 两大原因制约

是什么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范围太窄了呢？
孙德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源在于劳动法在做相应规定时，运用的是列举式立法方法，而不是概括式立法方法，这就导致无法通过司法实践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
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黎建飞说，我国的劳动法公布于1994年，当时的劳动关系主要指单位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就单位来说，企业都是清一色的国有单位，并且大多是民法上所称的“法人”的表现形式，所以劳动法使用了“单位”这一称呼。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单位”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包含国有企业，还包括个体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传统观念中的规范性单位的范围日渐缩小，非规范性的单位的范围日渐扩大。但是，这些非规范性的单位并未进入劳动法调整的范畴，劳动者与之发生劳动纠纷后，无法依照劳动法进行维权行动。
从职工方面来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职工都有固定的身份，属于固定工，人数大概有五千万，这是当时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主要范围。目前，拥有固定工身份的职工越来越少，非固定工身份的职工越来越多。比如承包经营中的劳动纠纷。一项建筑工程经过层层转包，最后到了个人手中，于是，个人拉起一班人马开始施工。一旦其中一个劳动者出了事故，他该找谁呢？发包工程方通过承包合同发包了工程，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者，与劳动者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施工方虽然是用了劳动者，但他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结果是劳动者自己来承担劳动风险，同时无法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保姆，上海市有几十万人，北京市仅城八区就有20万户人家请了保姆，保姆总数也在几十万人。这么大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劳动法调整范围之外。
“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关系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相比之下，相关法律法规就显得滞后了。”黎建飞说。
黎建飞指出，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还没有进入劳动争议的范畴，也是导致劳动争议的范围太窄的一个原因。
何洁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何洁原是江西某造纸厂的职工，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她下岗了，厂里只发给她最低生活费。为了生活，她又去了一家百货超市做营业员。一天，她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由于下雨路滑，再加上担心上班迟到车速较快，在一次避让中摔倒，却不想摔得不轻，住院花去了三千多元。找超市老总报销医药费，老总说：谁知你是怎么摔的？再说你的医保关系不在我这里。找造纸厂，造纸厂说你不是为我上班摔的，怎么能找我报销医药费呢？
孙德强认为，制定劳动法时没有的劳动纠纷或者很少出现的劳动纠纷，已经大量出现，然而却找不到救济渠道。

修订细化劳动法 出台劳动争议法

怎么解决劳动争议范围太窄的问题呢？黎建飞认为：“首先必须对劳动关系进行正确的认定。”
黎建飞说，用“雇主”和“劳动者”的概念称呼劳动关系双方比较准确。司法实践中，只要使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并为其支付报酬，就是雇主。雇主不一定局限于现实中有完整结构的组织和民法意义上的法人，还包括个人。另外，临时用工的、灵活用工的，全部要纳入雇主的范畴。“倘若我家需要人打扫卫生，我就找来一个人给我家打扫卫生。这时，我就是雇主，出了事故，我负责。”
“同样，只要是为他人劳动并收取劳动报酬，就是劳动者。”黎建飞补充说，“比如我了解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为一个工地做饭，由于地滑，摔了一跤，导致身体瘫痪。当其找工地要求赔偿时，工地负责人不承认，说‘我不认识你，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评说，只要他不是给本人和妻子儿女做饭，而是为他人做饭，就与他人存在劳动关系，就一定有相对方。在这个案件当中，工地就是相对方。”
明确了雇主和劳动者的范畴，也就明确了劳动关系的范畴。黎建飞认为，劳动关系就是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基于使用劳动而产生的关系。无论是劳务派遣，还是为多个用人单位提供劳务，只要劳动者通过出让劳动力支配权给用人单位并获得劳动报酬，用人单位通过管理、支配使用劳动力，组织开展劳动并获取劳动成果，双方形成的关系即为劳动关系。如果在这样的视野下认定劳动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很多劳动纠纷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畴。
黎建飞教授提醒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的认定，突破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规定，才能推动劳动争议范围的扩大。如果盲目要求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必然遇到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另外，要考虑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的衔接。例如，大量不进行登记或者已被注销的非法用工单位产生的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而，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就工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劳动仲裁可以裁定非法用工单位承担责任，但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要求诉讼主体必须适格，从法律上看，该用人单位是虚拟登记的，并不存在，法院不能认定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一旦法院要求其变更诉讼主体，由用工单位的负责人出任，势必改变案件的性质。
因此，黎建飞建议，要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首先在理论上要正确理解和界定劳动关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修改相关法律，包括劳动法第2条，扩大认定劳动关系的范围。最后，细化劳动法，在劳动法内部对劳动争议进行规范，制定家庭劳动法等下位法，完善劳动法的体系。
只有劳动的内涵清楚了，劳动关系的内涵才能清楚，劳动关系的主体才能扩大，劳动法调整的范围才能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自然就会扩大。
孙德强也认为，只要我们承认，劳动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劳动争议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劳动争议的处理不同于民事争议的处理，出台规范劳动争议处理的专门法律也就成为必然。目前，一方面，我们可以建议立法机关尽快修订劳动法，扩大劳动法对劳动争议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建议立法机关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进行审查，并予以废除，在此基础上出台劳动争议法，对劳动争议的范围作出明确的概括式规定，将近年来出现的新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争议的范围，并留够足够的解释空间。

『陆』 吴栓牢的相关信息

西安两开发商，借一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取工程保证金。据交纳保证金的当事人称，自2010年以来，已有百余家单位共交付上亿元款项。收取保证金的开发商头顶市政协委员的光环，却不履行合同协议;拿着城中村开发协议的开发商未收取保证金，却声称和对方是合作关系;两开发商之间上演的“二人转”让众多交钱的施工企业扑朔迷离。这到底是商业陷阱还是恶意诈骗?
吴栓牢，渭南市政协委员、陕西益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益丰公司)法人。但最近，这个名字却被很多在陕施工企业愤慨的传播着;这些企业的项目负责人纷纷来到吴栓牢的办公场所围追堵截，但他们却始终见不到吴栓牢本人。
“我们上亿元保证金被收取后，吴栓牢就人间蒸发”,很多企业抱怨。
调查发现，这些施工企业还在替吴栓牢本人进行着慈善事业。双方之间合作伊始，很多要从吴栓牢手里承包工程的人，都要“被自愿”给吴栓牢捐赠1到2万元的捐款。这种捐款用来维护这位政协委员在渭南市当地的“声望”和“名誉”。 1月10日，130余名农民工在富平县人民广场集体下跪讨薪。
事件发生后，引起各界关注。目前，富平县相关部门扣押开发商价值近700万元的13辆轿车准备拍卖后抵工资，并督促开发商近期筹资1000万元，解决部分拖欠。
工人：干了快一年，一分没拿到
1月12日，在陕西益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的富平县龙城国际工地上，12栋楼中的10栋已停工，多数农民工已不知去向，仅有部分工人在整理材料。
“我干了快一年了，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农民工陈师傅说，他生活花销已倒贴2万多元，还在承包商处借了1万元。陈师傅称，他是重庆人，和爱人及10余名工友自2012年3月在该工地打工，承包4号楼钢筋方面的活，2012年的工程已完工，工人们却未领到分文工资。
“我们都是要过债的人，从未遇到过这么难要到钱的开发商。”陈师傅无奈地说，快过年了，外地工人要回老家，为讨工钱，才去下跪。在该工地承包8号楼-12号楼钢筋材料施工的姜（音）师傅说，该工地2000余名农民工在去年11月中旬多次讨薪未果。
郑师傅是4号楼包工头，他手下大约有70余人，共欠工资80余万元，郑师傅回忆，1月10日，上百名农民工自发讨薪，穿着棉袄戴着安全帽，手拎着馒头、矿泉水，举着“给我工资”、“我要回家”等牌跪在该县人民广场上。“集体下跪也是无奈之举，希望政府能出面处理龙城国际项目部拖欠工资问题。”
质疑：开盘130万请明星 咋没钱发工资
1月12日下午3时许，该售楼部一工作人员介绍，龙城国际开发商是富平薛镇人，名叫吴栓牢，该项目地皮以5.3亿竞拍下来。2011年开建，共12栋楼34个单元，由12个建筑商承包，分别来自贵州、安徽等地，目前已投资11亿元。
而据媒体报道，吴栓牢于2005年成立了陕西益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且是渭南市政协委员，其企业主要从事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2011年10月18日上午，龙城国际项目开盘仪式上，明星张柏芝现身8分钟，快闪捞金130万元。
有农民工质疑：“有那么多钱请明星，咋能支付不起农民工每人几万元的工资呢？”
处理：开发商被令筹款千万解决部分拖欠
据了解，上访农民工2011年10月进入陕西益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的龙城国际项目打工，目前项目已基本完工。经富平县劳动监察大队核算，龙城国际项目共欠薪4900多万元，涉及2600多名农民工。
昨日上午，在该项目工地上，富平县城建、劳动监察部门已安排12个工作小组48名工作人员，分别在12栋楼项目部对农民工工资信息进行登记。
2012年10月，当地政府曾组织工作组，赴深圳、西安等地与益丰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深圳美林投资公司洽谈，明确其法律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共追回560万元。
目前，该县相关部门已扣押益丰公司13辆轿车（评估价698万），待拍卖后折抵部分拖欠工资。富平县委县政府要求益丰公司近期筹措1000万元资金，解决部分拖欠工资。
富平县常务副县长白泉朝表示，政府将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聘请律师通过法律手段追要工资，并进一步加快司法程序实施进程，依法帮助追讨农民工工资。
1月11日，人社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等十二部门联合召开“做好2013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对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要当天立案并加快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 2013年1月17日上午，在西安市高新路上，来自浙江、四川等地的17家建筑公司代表手拿17面中间被做成空心形的锦旗，集体前往陕西一家公司，要把这些特殊的“礼物”送给公司老板，想用此方式要回收取的公益慈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