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福茂律师

⑴ 维护个人权益的故事

春节将至，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去年10月8日到今年1月8日,我们在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援助了45件农民工工伤案件，远远高于去年同期的案件总数，涉及的索赔金额也远远高于拖欠工资的案件。”1月18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公布了这一调查数据。

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律师告诉记者，在这40多起工伤案件中，九成以上农民工没上工伤保险，遭遇工伤后，农民工工伤索赔走完全部程序最短也要3年9个月。“目前我国繁琐复杂的工伤认定程序、高昂的维权成本等原因，已经使工伤维权成为农民工除欠薪外面对的新难题”。

没签劳动合同使工伤认定难上加难

“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伤维权时间长，最主要就是在确认劳动关系上。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根本没有劳动合同，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等证据的人也很少。”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曾经代理过很多起农民工工伤案件的时福茂律师说。

时福茂告诉记者，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45个工伤案件中，只有5个人有劳动合同，还有两个人的劳动合同是由用人单位保管，自己手中并没有。农民工发生工伤后，许多用人单位为规避责任而否认其是自己的员工。

据介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时农民工应当提交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明，如果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农民工必须先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一方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提起一审、二审；认定工伤并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后，对工伤赔偿待遇有争议的，还需要先申请劳动仲裁，对裁决不服的，还要提起诉讼，所有程序走完一遍就要花费3年9个月。由于仲裁裁决没有终局性，而处于争议对立面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很难都对裁决满意，起诉就在所难免。而经过仲裁、一审甚至二审，可能半年甚或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还没有确认劳动关系。

记者在工作站见到了来求助的农民工尹海红的弟弟尹海龙。他告诉记者，哥哥2005年6月3日在工作时被高压电击伤，花了11个月才拿到工伤认定结论，目前仍然没有申请到工伤保险待遇，不得不推迟第二次手术时间。而另一位农民工温某的工伤案中，仅仅确认劳动关系就经过了仲裁、一审、二审，耗时整整7个月。

“由于工伤索赔程序本身环节较多，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索赔，再加上不得不进行的劳动关系的确认，可能发生的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其他特殊情况，普遍而言，工伤程序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农民工的其他案件。”

缺少证据使案件久拖不决

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时，哪些证据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据工作站的律师们介绍，在他们办理的案件中，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不同的标准。有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后很快便给农民工认定了工伤，有些却要求农民工提供各种详细的证明材料，其掌握标准之严，妨碍了农民工的维权。

时福茂给记者讲述了工作站援助的一起案件。陕西省籍农民工李景兴在北京某工地打工，2005年8月26日在工地收拾劳动工具的时候，从3楼摔下。由于当时现场工人很少，而能够证明当时发生工伤事故的也只是一名叫张彬的证人书写的一份《证明》。但是，张彬后来去其他地方打工了，因而没有出庭作证。开庭时，被申诉人北京天利建筑公司不承认张彬在其工地干活，而李景兴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如今，劳动仲裁委员会开庭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这份证言的效力一直无法得到认可。

据了解，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时福茂表示，尽管在证据上，该《通知》已经为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缺乏证据仍然是农民工工伤维权案件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农民工普遍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些甚至连工资表、工作证、服务证、登记表、报名表等都没有，发生纠纷后常常只能拿到其他工友的证明。而打工的流动性又使得工友们也不能常在一个地方，一旦工友已经到其他地方打工，开庭时无法出庭作证，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证据更是几乎等于没有。

律师建议：减少法律环节加重处罚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劳动争议案件实行的是“一裁两审”，比一般案件的“两审终审”还多一个仲裁程序。佟丽华分析说，设置仲裁程序的本意是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专业性，及早解决劳动争议，但从实践上来看，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制度的设立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倒成为农民工维权过程中的一大障碍，这一点在工伤认定和待遇索赔程序中尤其明显。

此外，在工伤案件中，用人单位违法的成本非常低，这也是造成劳动者屡陷维权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如果欠薪，不仅要全额支付劳动者报酬，还要加发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而工伤保险索赔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打三五年的官司，耗去农民工大量的精力，用人单位最多不过支付本应给付农民工的工伤赔偿。不少农民工因为跟用人单位耗不起，最终无奈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因此，佟丽华建议，取消劳动仲裁程序，使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申请工伤和得到赔偿金的时间。另外，还应从立法上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对于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的情况，在立法中做出明确、有可操作性的惩罚措施。

时福茂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工伤维权难题，应该加强劳动部门的执法力度，并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检查做到经常性，对未发工伤防患于未然，对已发工伤及时救助。

在工作站援助的工伤案件中，劳动合同签订率不超过10％，因而当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时，很多人被直接告知先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待劳动关系确认后再来申请。即使劳动者已经提交了工作证、工作服、工友证言等证据，也同样被如此要求。而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需要可以对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医疗机构、有关部门及工会组织应当予以协助，据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核实。

但目前的普遍情况是，工伤认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农民工提供的证据并不核实，而是一味要求提供劳动合同，否则便推到劳动仲裁，这样大大增加了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的成本。

就在记者发稿时，从安监总局政府网站上看到一则消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1月1日起全面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发生工伤由发包方承担责任。《意见》对事实劳动关系认定更加简便，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社会保险费证明，工作证、服务证等证件，招工登记表、报名表、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认定。为减少普通劳动者维权成本，《意见》还规定，不服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决定的，可以不经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工伤认定行政部门不作为的行为，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⑵ 我在医院原有资产食堂外包情况下工作了3年算公司员工吗

食堂外包情况下工作了3年应该算是外包公司的员工，不是医院的员工。跟谁签的合同就是谁的员工。

⑶ 职工患职业病 企业或老板承担多大责任

时福茂回答说，职业病是工伤的一种，患了职业病要先行诊断，首先确诊是不是职业病。如果确诊职业病以后，再申请，工伤鉴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享受工伤保险包括医疗、伤残津贴包括一次性赔偿还包括护理费等等，实际上也是工伤保险的一种，只不过是比较特殊的一类。
关于领导有没有连带责任的问题，汤淳认为，从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上的规定，企业有义务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作业环境。换句话讲，是在作业的时候，能够使劳动者避免，或者减轻有毒有害因素的伤害。如果一旦发生职业病，就要看企业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汤淳进一步说，从我国的管理体制和相关的法律以及各方面的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和当地的政府，对于职业病的防治是有责任的。如果在你所管辖的权限范围内，工作有疏漏，造成了职业危害，产生了职业病，那么就要根据造成的后果轻重，来判定它相应承担的责任。比如像河北的白沟事件、福建的仙游事件，不光是企业受到了查处，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领导都受到了相应的责任追究，就是由国家规定的成立了调查组，进行了调查，进行了责任追究。
时福茂律师认为，实际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还是比较严谨的。如果一个单位导致职工患得职业病，实际上应该处罚单位，应该处罚这个老板。比如有民事责任，可能有民事赔偿，如果他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这个职工所有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单位承担。比如在工伤之外，还造成其他民事权益的侵害，可以要求民事诉讼，就是承担民事责任。当然还有一些行政责任，比如没有及时救治，以及没有按照法定条件提供确定的劳动条件等等可能有行政处罚，最高有可能罚50万，这是比较高的巨额罚款。当然还有刑事责任，比如使用有毒物品，导致最后很多职工中毒，并且诊断为职业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可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刑法》第135条有一个劳动事故责任罪，136条还有其他的罪名，都有可能追究这个老板的刑事责任。

⑷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时福茂律师的电话

(010)63890148
打电话，问他电话，就说你有案子专门找他接。

⑸ 农民工工伤获赔180万律师拿走90万，这样的收费究竟合理吗

合理，这种代理模式叫做风险代理，它就是指，根据律师代理的结果，来决定支付律师多少代理费。委托人先给比较少的代理费，甚至前期先不给律师钱。等案件执行之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的债权金额，按一定比例付给律师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律师将得不到任何回报。

杨某与律师签订的代理合同专家：农民工工伤案件代理程序复杂建议考虑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实际操作当中，工伤赔偿案件的办理程序十分繁琐，不少农民工希望尽快解决眼前困难。再者，按照他们朴素的想法，按结果给钱，实在。毕竟能给自己要来更多的钱，律师也能得到更多的代理费，这样律师办起案子来才会更尽心尽力。作为公益律师，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代理过很多农民工维权案件，他坦言，农民工工伤案件代理确实程序复杂，耗时长，认定工伤案件最关键的是首先要认定劳动关系。

⑹ 求一份社会实践报告：世界金融危机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急！！！！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
11月25日《农民日报》报道，全球金融风暴的袭击让珠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进入“寒冬”，用工市场萎缩，造成大规模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今年贵州返乡外出务工人员将超过120万人。据贵州省扶贫办一项调查显示:贵州常年外出务工人数约650万人。

针对目前多个省份都存在的农民工返乡现象，11月28日，新浪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人大代表、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翟峰和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以下是采访对话！

新浪记者:近日农民工返乡数量增多，金融危机是主要原因吗?

翟峰:是的。沿海城市部分以出口为主业的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降薪、裁员或倒闭，这给农民工就业带来冲击。据媒体报道，西部一位劳务输出大市的市委书记曾这样说道:“我们有200多万人在外打工，最怕这些人都倒流回来，成为社会问题。”我理解，这位市委书记所说的“社会问题”，就是“在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激增怎么办”的问题。

赵长保:农民工是流动的，每年都会有返乡现象，比如农忙、过年的时候等。据我们10月份对11个省120个村的调查统计，今年返乡的人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占外出劳动力的6.2%，其中约一半是因为企业停工而返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部分沿海地区一些企业裁员甚至倒闭。当无工可打或者收入严重降低的时候，农民工返乡也是理性的选择。

不过，金融危机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农民工打工的影响，会经历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从目前看，如果不加以控制，预计明年农民工的就业形势会更为严峻。

记者: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促使农民工返乡?翟峰:其他因素很多，比如有的是因为无法适应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在持证上岗等竞争中被淘汰回乡的;也有的是由于季节性影响，如北方气温下降以后，一些建筑行业停工而回乡;还有因灾失业人员增多的影响。

赵长保: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潮”已兴起十余年。很多早期出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返乡后不再出来，这部分农民工的数量会逐年增加。

另一方面，国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农民工返乡。

记者: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会对当地经济造成哪些影响?很多人当初为了养家糊口而外出打工，现在返乡没有了固定收入，他们的生活出现困难怎么办?

赵长保:我们发现，当前农村还存在着大约七八千万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虽然比前些年明显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非常规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会进一步加剧已有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翟峰:对我们这些劳务输出大省而言，可能影响较大。在四川广元，50%以上的农民都外出务工了，广元市每年财政收入有10%是外出务工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锐减，地方经济总量便会大大缩水。目前，在四川，有土地的农民养家糊口、满足温饱一般不成问题。我建议各级政府对

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进行统计，对明显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农民工，给予补助。

记者:以往政府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此举能否奏效?各级政府应该怎样因势利导、有所作为?

翟峰:一方面，返乡农民工可以搞农产品深加工，建龙头企业联盟，或另创其他务工新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重视对返乡民工的技能培训;地方人大应逐步完善地方行业素质准入法规，促使返乡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赵长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契机，积极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返乡农民工的投资能力更强，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信息、经验，他们的返乡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人力资源短缺的现状。建议各级政府为他们提供资金、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减缓其就业压力，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企业如违法裁员农民工可维权

11月26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他提醒返乡的农民工朋友，在和老板“告别”之前要注意一些法律问题。

记者:法律对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力下的企业裁员行为是否有免责规定?

时福茂:合法的裁员是可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时，如果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需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用人单位可以裁减人员。

记者:企业遭遇金融危机时给农民工减薪是否涉嫌违法?农民工有什么救济途径吗?

时福茂:如果企业实行的是“多种工资组成机制”，即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当经济危机导致企业实际经济效益下滑时，企业可以降低工资，但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企业不能证明其采用的是“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薪酬标准且“效益下滑”，却单方面降低农民工的工资，是违法的，受害农民工可以通过与企业协商、找工会调解、申请仲裁、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请求法律援助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企业裁员时，所有的农民工都是一样对待吗?

时福茂:不一样，企业应该优先留用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家中没有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农民工。

需要强调的是，用人单位不得以“企业破产”或者“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为由和以下5类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提醒一下农民工朋友，如果用人单位依法裁员后在6个月内重新招工，应当通知被裁的农民工，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记者:如果农民工与企业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怎么办?可否获得赔偿?

时福茂:用人单位不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违法在先，劳动者可以收集在该单位打工的证据———出工证明、工资条、工作服、工友证言等，可以就劳动关系对该单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如果该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寻求工会帮助，用人单位违法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劳动者还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诉，当然，也可以寻求当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

确认用人单位违法后，农民工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作出赔偿，或者要求与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无论是否补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均应当按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来赔偿劳动者。

记者:如果企业依法裁员，农民工能获得补偿吗?

时福茂:用人单位以“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为由裁员的，被裁的农民工可以获得补偿。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依法裁员即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依据劳动法律法规，农民工的经济补偿金额，可以按其工作年限计算。每满一年，用人单位应该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月工资”，是指农民工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另外，需提醒的是，如果企业倒闭了，资产清算时，也应优先给付农民工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经过这次采访！认识到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的深度！和部门更加关注农民工生计问题的力度！

⑺ 时福茂的工作履历

1996年时福茂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河北省邢台市面粉厂，在厂保卫科工作。由于各种原因，他自愿申请到车间工作，成为面粉厂有史以来第一个从科室下车间的人。
1997年，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的他终于考取律师资格。1998年起他辞去面粉厂的工作，在甲信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2002年时福茂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河北君合欣律师事务所，并为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律师。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在北京邂逅了佟丽华律师
。在君合欣律师事务所时，时福茂共办理了30多件援助案件，涉及农民工拖欠工资、童工工伤等。这些工作受到了政府等有关机构的肯定，2003年他被邢台市司法局评为“优秀律师”，同年经河北省律师协会推荐被评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4年6月，时福茂在北京出差的时候，再次遇到佟丽华律师。佟律师诚挚邀请他到北京工作，真正成为一名专职的公益律师。经过反复的思考，2004年7月，时福茂正式来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工作，成为了一名专职公益律师。
2005年9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依托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了专门为外地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经在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成为主力干将的时福茂担任工作站的执行主任。

⑻ 未签合同

42名保安集体起诉中石化石科院
■ 本报记者 于佳莉
4月10日，发工资的第三天，张光明就琢磨着往家里寄钱的事儿。
但是，令他心里不好受的是，自从改签合同后，工资突然从每月1800元降到1640多元，尽管降薪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他来说，一年累计下来就少赚了“小两千”。
33岁的张光明父亲早世，家庭条件贫困，还有个2岁多的小孩。因此，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干燥的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
“家里人都靠着我打工收入维持生活，每月除去200元的日常开销，剩下的都寄回家里。”说到此时，张光明声音有些哽咽。
张光明是山东省临邑县人。21岁时，在德州劳动局的介绍下，他进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简称“石科院”），当一名保安人员。通过12年的努力，他当上了保安队的队长。
“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反正是没到合同期，单位就让我们解除合同，然后跟另外的公司签。”赵光明清楚记得几月前发生的事。
张光明告诉本报记者，他的合同到期时间是2008年5月31日，然而石科院要求他在2007年11月30至12月1日解除合同，并令其于今年1月1日与北京佳强保安服务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新合同。
与张光明一样被降薪、改签劳动合同的，总共涉及石科院42名保安人员。他们工作时间长的达十年之久，短的也有六个月。
这次劳动合同的非正常变动，使得张光明等42人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曾三次改签派遣单位
其实，在张光明眼中，这次劳动合同改签并不是第一次。
2003年6月1日以前，保安员直接与石科院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在石科院安排下，保安员与北欣思达劳动事务代理中心签订劳动合同；2004年6月1日后，石科院又要求保安员们和北振远护卫中心签订劳动合同。
换了几位“娘家”之后，今年1月28日，石科院要求张光明等42名保安员在未满期的劳动合同上签字，表示“自愿”与北振远护卫中心解除劳动合同。
“当时我们并不是自愿的，就在劳动变更书上把‘自愿’两字删掉了，后来领导找到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不签合同，那只能找别的工作，这样养老保险什么的也就中断了。”赵光明说，因为这个事情，当时有五六个同事离职。
1月30日，石科院再次要求他们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新“娘家”为北佳强保安服务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期限自今年1月1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
“我们的工资标准都是石科院定的，工资也是石科院财务处制表发放。”张光明告诉记者，“现在我们一再改签合同，以前的工作年限就没法承认了，我们向上面反映也没得到解决。”
“以前有保安合同期满离开石科院时，都得到过按工作年限发放的生活补助费。”他补充说，他们就想得到一个说法，工资也能无缘无故就降低了。
拿着手里的工资条，赵光明仔细地看了又看，叹声说，“养老保险中断了一个月。”
集体起诉
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安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最后一次改签合同，大家都不是自愿的，是被强迫的。当时因为快过年了，大家一门心思都想过个好年，所以稀里糊涂的签合同了。
自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后，这42名保安人员的工资就开始下降，张光明这位保安队长也不例外。
虽然现在42名保安还是像往常一样正常上下班，有的24小时值班，有的三班倒，但心情却都不怎么好。“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这点钱，大家都不容易，其中有人都10多年没回过家。”
劳动合同的非正常变更，也令保安们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于是，就寻找法律援助。
在咨询过很多律师后，这42名保安的心情更是无法平静。
为张光明等42名保安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徐玉领告诉记者，石科院在2008年1月底所做的劳动合同非正常变动，并没有得到这42名保安员的同意，他们只是怕失去工作而非自愿地签订了新合同，石科院的做法违反相关规定。
“像张光明这样连续工作了10年以上的劳动者，石科院本应依法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徐玉领表示。
3月21日，42名保安集体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3月26日，他们等到的却是不予受理通知书。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42名保安准备集体起诉石科院。目前，他们已经得到了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
徐玉领告诉记者，他已将42份起诉书递交到朝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仅收下一份，并表示商量后再通知结果。
假派遣？
4月11日，石科院条法处吴处长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保安到我这里反映情况，这个情况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当问起最后一次变签合同的事时，他告诉记者说，“最后一次变签合同，是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变化，北京振远护卫公司失去资质，所以我们换了一个有资质的派遣单位，但待遇和岗位都与以前一样。”
吴处长说，目前石科院的员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科研人员，这些人员与石科院直接签合同；另一部分是按照劳动法，对于临时性、可替代性的工作，我们跟派遣单位签协议。”
他强调说，“不管是派遣员工还是正式员工，待遇等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是中国石化直属的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综合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创建于1956年，下设17个研究部门，目前职工总数为967人，各类技术人员812人。保安人员主要分布在基地、总部、油库三个地方工作。
“当时提出‘劳务派遣’是从鼓励短时零工、增加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并未规定派遣的具体期限。”处理劳务派遣案件方面的专家马国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许多大型企业钻对“劳务派遣”的规定比较模糊的空子。
马国华说，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者被派遣到接受单位工作满1年，接受单位继续使用该劳动者的，劳动力派遣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终止，由接受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接受单位不再使用该劳动者的，该劳动者所在岗位不得以劳动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劳动者。
“这些保安有的都在石科院工作10以上了，难道还叫临时工？”马国华表示，以变换用工主体的方式，规避长期合同工的经济补偿金，实质是假派遣。
徐玉领亦向记者表示，中石化石科院这样任意的派遣和逆向派遣一样，实质都是假派遣，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工龄大幅缩水。
记者了解到，能够从事劳务派遣的公司，不仅要从工商部门获得正常的营业执照，还需要获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劳动力派遣资质。
但从目前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公开的信息看，北振远护卫中心和北佳强保安服务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均不是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合格的劳务派遣单位。
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接受采访时说，中石化作为全国知名的大型国企，应该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能如此明显地频繁转换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违背劳动合同法“鼓励长期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精神。
时福茂告诉记者，援助中心曾代表42名保安人员与中石化石科院相关负责人协商过，但石科院表示目前正在裁员，拒绝与保安人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
在多名保安人员的起诉状中，记者还看到有的保安人员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表明“请求被告依法补交社会保险费”。据记者了解，其中一名老员工于1996年12月16日到2003年5月在石科院工作期间，从未缴纳过社会保险。
马国华表示，即使是派遣员工，也应该享有与其他员工同等的权利，“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属于合法的劳务派遣。”
马国华分析说，很多企业选择劳务派遣的方式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工的法律风险是最低的；二是不合适的员工随时可以退还给派遣单位；三是派遣合同到期不需要支付任何补偿；四是不需要直接替员工交纳社会保险；五是将法律责任推给了派遣单位。
“用人制度比较完善的单位，基本上都不采用派遣形式。老职工、新合同工一视同仁签订劳动合同。这样有益于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关系。进一步推动同工同酬变为现实，而减少人为的用工差距。”马国华向记者介绍。

⑼ 农民工全身瘫痪后获赔180万元，律师为何会拿走一半

有媒体以“工伤获赔180万律师费90万”为题，报道广州市一律师涉嫌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有关情况。针对该事件，广州市司法局发布通报称，依照律师管理的相关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已经依法依规启动调查程序。如查实存在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广州市司法局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相关法规规章、律师行业规范的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调查处理情况广州司法局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一个工伤认定案件要打两年的时间，算正常。时福茂介绍：“我曾经办过一些案件，在劳动关系阶段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到工伤认定之后，可能又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当然还有些案子，可能单位已经破产了，导致最后打赢官司拿不到钱，不过现在有一个先行支付，会好一点。程序过于复杂，导致很多案件不能及时结案。”

时福茂举例说：“我正在办理的另外一个案件，从2013年开始为赵怀德提供法律援助，已经打了7年的官司，9个裁定和判决，但是现在仅拿到198000元的赔偿，伤残津贴到现在还没有领到，程序复杂，导致维权非常艰难。”

事实上，我们国家对于像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维权，有非常好的法律援助制度。2003年9月生效的《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其中就包括工伤保险。

2006年，国务院出台意见，专门规定要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2008年8月开始，农民工因请求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专家建议，农民工万一发生工伤还是要申请法律援助。专家呼吁，此类案件可以考虑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减轻农民工打官司的成本，减少企业恶意诉讼的发生率，敦促企业依法用工，鼓励更多律师代理法律援助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