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法律援助机构改革

1.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新形势下，应着眼于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能，在加强规范化建设上下功夫，按照“硬件要硬、软件不软”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制度措施，强化运行机制，实现规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队伍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效果。主要是要加强自学和实践锻炼。综合素质的形成还要靠本人平时不断地积累和培养，因此，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自学，除了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业务知识外，还要学习了解与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关的各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要结合工作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为一名新时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强调政府的责任非常重要。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质使然，也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参与这项施惠于弱势群体的新兴事业，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筹措资金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将更加有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服务职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对于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是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实保障；它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顺利实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

2.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与有关社会救助，司法救助制度的衔接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为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制度。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两种制度均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建立的一种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区别：

1、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观要求；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律师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机。司法救济制度的产生是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度而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实施的主体不同。

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而司法救助的实施主体是人民法院。

3、实施的具体内容不同。

司法救助仅是诉讼立案许可的程序性行为。而法律援助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是全过程的帮助、支持。无论是诉前大量调查取证，还是诉讼进行的举证、质证等抗辩行为，都是要让弱势群体实现权益的最终兑现，这些都离不开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对象范围不同。

司法救助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经济确有困难的原告当事人。而法律援助对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当事人，而且包括经济确已困难的民事被告当事人，同时，还包括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确因困难无钱请律师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应为其指定辩护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类非诉讼领域、公证事项中的经济困难者因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均可申请法律援助。

5、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收费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属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法律援助执行依据是《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级政府规章，以及司法部行业主管部门规章。因此，法律援助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规定，而且有实体法的依据，不但有国家立法规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规范保障，不但有行业部门规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规章，其依据更全面更详细。

6、援助队伍数量和机构网络不同。

司法救助因为是立案收费减、免、缓审查许可，无须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没有亦不需要有专职机构和专职队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执行司法援助的规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国家至省、市、县、及一些乡镇的专职援助队伍和机构，而且有广大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区，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残联等社团组织法律援助分支机构的人员参与，同时还有高等院校社团法律援助组织自愿参与。法律援助覆盖面广，机构网络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

二、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未能达到互免审查。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审批权在受诉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做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准许受援的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的，应当先行对当事人作出缓交诉讼费用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这个规定建立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互免审查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地方财政体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为援助对象缓交诉讼费用，大部分当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却因交不起诉讼费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尴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范围不能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从受案范围来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比司法救助的范围广得多。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还包括非诉讼案件，例如因劳动

报酬、工伤赔偿引起的仲裁纠纷，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规定》，法院实施司法救助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诉讼费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费外，还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申请执行费用等。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只对受理费缓交、减交、免交申请进行审批，而对其它诉讼费用申请，因这些费用并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无法实施司法救助。通过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对象是因为突发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难而需援助，如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赔偿等，当事人在承担了高昂的医疗费用情况下，往往已无力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及伤残鉴定费用，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决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1、建议将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救助制度合二为一（包括劳动仲裁），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确政府是实施司法救助的责任主体。

3、建议将司法救助的范围重新做出科学的规定。

4、建立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制，保障司法救助事业不断发展。

3. 事业单位改革把法律援助中心由副科级单位变为股级单位合理吗

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的。
法律援助中心事业单位归为中介服务事业单位。国务院共有社科院中科院等直属事业单位14个，有国资委、科技部等相关部委29个，税务总局、工商局等直属机构18个，以及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
事业单位包括十八大类，其中中介服务事业单位包括：技术咨询事业单位，职业介绍（人才交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事业单位。
股级规格的事业单位可以说是区县、乡一级最低级的事业单位，甚至大部分县区的事业单位已经没有股级这个概念。

4. 法律援助电话号码是多少

法律援助电话号码是：12348！12348是国定规定的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或法律援助呼叫中心的电话

5.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

6. 法律援助中心怎样提报改革创新

措施：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法律援助告知承诺制度，编印了《孝昌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便民服务手册》，制定一次性告知书、工作流程图，节约当事人办案时间；健全完善了案件受理、指派、办理流程等制度，缩短办理时限、指派时间，实现即时受理、即时指派。实行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闭环式、倒逼式跟踪评查制度。采取“双随机”方式对申请、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结案、归档各个环节“分解式”评查，落实法律援助案件“回访”制度，严把案件质量关，强化评估结果应用，对发现的个性问题逐一向案卷提供单位反馈，对共性问题进行汇总并向各律所、服务所通报，要求限期整改，全面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7. 县级政法机关怎样落实司法体制改革

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基层政法机关应当按中央的决策贯彻落实。同时基层也可以在具体的工作上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探索：

一、 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工作

建立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积极协助的专群结合的工作队伍，建立接收、监管、教育、解除矫正等制度，形成规范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各种教育矫正、社会帮扶等方法，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和水平，促使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重新违法犯罪率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

二、 深化法律援助制度改革

构建纵横相交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在纵向上，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乡镇法律援助工作部为支点、村(居委会)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辅助的三级工作体系。在横向上，与县残联、妇联、总工会、关工委、老龄委协作组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和下岗职工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设立军人军属、未成年人、在押在教人员及农民工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横向援助体系基本覆盖弱势人员集中的主要群体。纵向到达村(居委会)，横向涉及各主要弱势群体，从而形成了在纵向上规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制度建设，基础建设和人员建设、提升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确保法律援助深入基层，扶助百姓；在横向上加大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整合力度，提升各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保证法律援助对弱势群体的覆盖范围。在整体上强化法律援助网络的管理机制，形成综合优势。强化各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的管理，以目标管理、监督检查、考核奖惩等措施，提高各机构的协作协调能力。

三、 贯彻《人民调解法》，推进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

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在民商事审判中，坚持“以调为主、调解优先、案结事了”的审判方针，强化调解意识。在办案方式上大力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加大巡回审判力度，让法官到案发地就地开庭、听证和调解，减轻当事人诉累，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为案件调解奠定基础，使案件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 加强安置帮教工作。

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断探索新时期做好两劳释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新路子。建立健全各级安置帮教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档案，实现网络化、规范化管理。

五、加强司法行政经费保障体制机制改革。

1、推行部门预算。对政法部门实行“人员经费按实际、公用经费按标准、专项经费按需要”的办法进行预算安排，确保正常办公和办案工作需要。2、严格实行收支脱钩。对政法部门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对政法部门的收费和罚没收入，全额用于政法部门办案、办公、建设和装备更新。3、努力化解政法债务。4、尽力保障办案及装备经费。

8. 法律援助

没事，但你应作到以下几点：

1：向交警申述理由，索取肇事及一切有关手专续；

2：民事经济赔偿案件[医疗属]其诉讼时效期为 一 年；

3：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由予以起诉；在追究肇事者刑事

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民事经济赔偿责任。[因对方经交警认

定是负全责]对方的行为已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4：因伤员医疗费用紧张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9.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法律援助。“（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五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各级逐步建立。http://wenku..com/view/45024fedb8f67c1cfad6b8ea.html

10. 法律援助电话

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是：12348。
12348"是市、区县司法局及法律援助中心面向广大市民群众的法律咨询专用电话，它接受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配合调处民间纠纷，及时反映群众的法律需求信息，指导和接受法律援助申请，维护贫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
短号中"48"取"司法"之谐音，寓意寻求法律服务，调解民间纠纷请找司法行政机关。
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是司法行政部门运用特定的电话专线和电信网络，统一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和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面向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一种形式。
12348法律咨询热线的服务范围:
1、答法律咨询，宣传法律知识;
2、调法律服务机构，满足群众法律需求;
3、集掌握有关信息，及时反映社情民意。
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名称，由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国家拨款设立的专门为需要律师服务但经济困难无法律援助中心力聘请律师的弱势群体及其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自己又没有聘请律师的特定人员（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员）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而设立的一种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
【资料拓展】
12348责职：
一是全面加强党建。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使每一名公证人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二是改革公证体制。优化事业体制公证机构体制机制，推进北京市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
三是拓展公证服务。开展代书、代办、邮寄送达等延伸便民服务，完善综合公证养老、公证家事服务等创新型公证业务，提供多元纠纷解决服务。
四是规范办证流程。把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情”作为标准，梳理公证申请、受理、核实、审批全流程，规范证词模板，以标准化提升服务质量。
五是强化质量检查。增加公益类公证事项考核权重，凸显公证的公益属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织严织密质量监控网络，实现办证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六是改善公证设施。为远郊区公证处统一配备部分先进公证器材。建立绿色服务通道，为年老、体弱、怀孕或患有严重疾病等特殊情况的当事人提供便利。
七是优化窗口服务。严格执行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深化“放管服”工作“十条禁令”和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窗口人员服务管理“十条规范”。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对公证员情况、收费标准、办证流程等服务事项一律公开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