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设立的公司法律

⑴ 有限公司的产生背景

“公司”一词，在中国，最早（清朝）被称为公班衙（英文company及法文compagnle的音译）。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及南洋华侨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吧城(雅加达)办事处的称呼。清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到广州贸易时，船上管货的货长(大班)上岸交易后随原船返航。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设立机构，东印度公司派货长十二人常驻广州办事．由其中高级人员三四人组成管理委员会，处理全部英国对华商务及交涉事宜。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被取消而停业，道光十九年结束。

据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方流芳（著有《公司法理论问题》等法律学专著）考证，公司曾被称为“公班衙”，是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属称呼。在百多年的历史中，中文“公司”词义在不断的误读和重新诠释中逐渐明确为现今含义。
公司现今含义，是指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根据现行中国公司法（2005），其主要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公司均为法人（民法通则36条），投资者可受到有限责任保护。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公司法的定义，公司主要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我国公司法制定、修改过程。我国的《公司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新的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有限公司（CO，LTD），即有限责任公司。现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制定的条例。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根据200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⑵ 请概括清末《公司律》颁布的原因

清末1898—1911年颁布的经济法规达60多个，包括综合性法规《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行业管理法规《试办银行章程》《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奖励实业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等。

17世纪始，“公司”一词流行于我国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大量以公司命名的经济贸易和秘密社团组织在民间出现，如天地会在婆罗洲创建的“兰芳公司，新加坡的“义兴公司”等。这时期公司一词具有称谓上或文本上的意义，在商事习惯的范围内使用。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无疑是清末法律移植的成果。清末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使得公司这一组织形态在中国广泛地开展起来，立法对此也进行了确认和调整。

1903年12月清廷商务部颁布《公司律》，中国公司法历史上首次对公司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公司章程也进入我国公司法律之中，“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此外还纳入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制企业模式由此开始在中国发展。

⑶ 谁可以简单讲一下清朝设立的各个部门及其职责

六部
吏部：主管文官的登记，资格的审查，成绩的考核及任免、升降、转调、俸给、奖恤等事的审查。人员编制：尚书二人，左右侍郎二人，下设司，管理文员的选用；考功司，考功过；稽勋司，掌更名改籍终养服制；验封司，掌封赠袭荫。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部同)。
户部：主管户口、赋税、薪饷、铸币。其编制为尚书二，侍郎二，下设十四清史司。属于户部的有下列二机构：户部三库(银库、段匹库、颜料库)、户部仓场衙门。
礼部：主管国家典礼和教育、贡举。编制：尚书、侍郎，下设仪制司、祠祭司、精膳司、铸印局。
兵部：主管练兵、武器和武官一切政令。编制：尚书、侍郎，下设武选司、车驾司、职方司、武库司。
邢部：主管国家的法律刑罚。编制：尚书、侍郎，下设十八司(按省分)和赃罚库司库(收赃银送户部)、律例馆(修法令条文)。
工部：主管土木兴建和水利等。编制：尚书、侍郎，下设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节慎库、制造库、料作所、琉璃窖监督、皇木厂监督、管理街道厅。
都察院 监督官员行径
理翻院 处理蒙古 新疆 西藏等事物
太医院 给皇家看病
钦天监 历法 星象 祭祀
国子监 相当于现在的党校
宗人府 圈禁犯罪的皇亲国戚和为皇帝的私人办事 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
九寺
寺即官署。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历代略有变动，迄于清皆因之。
光禄寺：掌宫廷宿卫及侍从，北齐以后兼掌膳食帐幕，唐以后始专司膳，历代因之。
太仆寺：掌舆马畜牧之事，北齐始曰太仆寺，清光绪改革官制时并入陆军部。
太常寺：秦署奉常，汉改太常，掌宗庙礼仪，至北齐始有太常寺，清末废。
宗正寺：明清为宗人府，掌天子宗族事。
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改为大理院。
卫尉寺：掌门卫屯兵，北齐改为卫尉寺，隋改为军器仪仗、帐幕之类，明废，清有銮仪卫。
鸿胪寺：秦曰典客，汉改大鸿胪，掌赞导相礼。鸿，声也，胪，传也，传声赞导，故曰鸿胪，至北齐曰鸿胪寺，清末废。
少府寺：掌山泽之事，后又掌宫中服饰衣物、宝货珍贵之物，隋改为监，历代因之，明始废。
太府寺：即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诸货币。
地方官职
总督、巡抚——总督系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的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地位略低于总督
司道——是隶属于巡抚的专设机构
布政使掌一省之民政、财政
按察使掌全省刑法
道受布政使、按察使的领导，有两种：一种是划若干府、县为辖区，可以管辖区内的一般政务；一是管辖及于全省，但是以指定职务为限。前者为分守、分巡地方道。后者为储粮道、监法道、海关道等
知府——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
知州——掌一州之政
知县——掌一县之政

⑷ 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从皇权到人权的演变

在词典中可以找到“法制”的定义：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释疑既局限于政治角度的分析，又局某于限国家或者某群落的范围，难以表示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的本质。如果我们把法制的本质问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放到更加广阔的宇宙范围，向一般层面再递进一步，就可以这样定义，法制是人类社会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解释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法则，更加方便评析法制的得失。
法制的历史地位，就在于法制决定了上层建筑能否适应经济基础，能否维系本群体生存与发展，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的统治地位，法制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实现互动的载体。简单地说，无论打麻将的规则、体育竞赛的规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不近同的，这也是很多游戏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也是如此，当规则不够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的时候就要不断地修缮和革新，以便使大家能够在游戏中各得其所，把游戏进行的更持久。如果该革新的长期得不到革新，那么在游戏中长期吃亏无法再玩下去的人们就要用暴力手段打破旧规则，建立新规则，这就是改朝换代了。前苏联倾覆的众多因素中法制混乱、社会腐败就是重要一条。纵观我国历史，历代王朝的覆灭无不与法制的缺失紧密联系。以夏、商、秦等为代表的法制不断走上严酷的极端，以致指鹿为马、横征暴敛、路人以目，于是一夫夜呼，应者云集，揭竿而起，忽焉亡也；另则，以唐王朝、李自成政权等为代表的法制日益宽纵，以致豪强坐大，撼动国本，军阀混战，天下易主。这方面比较有代表的可以看一下安史之乱的相关史料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便大可明了了。
经济基础在不断的变化，法制就要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去平衡随着经济基础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实际当中正是由于法制的制定和实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使它往往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打破了社会的平衡，尤其是上层建筑与普遍的社会群体间的平衡，加速了上层建筑的崩溃。鲁迅先生总结的好，人们就生活在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这两样时代之中。

⑸ 清朝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现在，发展的怎样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推开中国大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引导百姓造反。清政府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一批封建官僚势力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主张创办新式工业，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这场运动虽然依旧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它的确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创办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来的全都是世界500强。

宝钢集团

宝钢集团实力雄劲，曾经连续13年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是中国第一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钢铁企业。2016年，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了宝武集团。重组后的宝武集团仍然独领风骚，继续入围世界500强企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百年风雨早已褪去。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但是它的成果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发光发热为国奉献，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⑹ 求清朝的法律发展情况和改革~

清末的预备立宪

一、预备立宪的背景和原则

（1）历史背景。内外交困，试图挽救清末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是预备立宪时面对的历史环境。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预备立宪的导火索，从1905年开始，清末政府走向预备立宪之路。

（2）原则。清末立宪的原则基本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清末政府认为，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只有改革官制、兴办教育、发展经济、整顿武备等措施实施后，才能把立宪纳入政治日程。

二、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

（1）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二者都是立宪过程中设立的采集舆论的机构，资政院有一定权力，但人员构成和参与政务方面仍受皇权的干涉。

（2）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确立以君权为核心的钦定制宪纲领，突出皇权，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3）《十九信条》的颁布是在武昌起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虽有一定进步，但已没有实施的条件。

1．《钦定宪法大纲》

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确定宪法原则，作为正式宪法的基础。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包括两部分内容：君上大权，臣民权利义务。“君上大权”确定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主要包括：皇帝行使对帝国的最高统治权；皇帝对行政、立法、司法各项权利分别行使最高行政权、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总揽司法权；皇帝拥有统帅陆海军的权力和外交权。作为君主立宪政治，它也对皇权作了一定限制，如不得以诏令的形式更改法律，审判官以已颁布的法律为审判依据。为防止议会对行政权及皇权的干预，《钦定宪法大纲》对议会的权力作了各种防范，规定议会不得侵犯君上之权。“臣民权利义务”概括性规定了民众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钦定宪法大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立宪纲领，具有其历史价值。

2．资政院

在清政府的“仿行宪政”的政权设计中，资政院是作为从预备立宪到正式实施君主立宪制这一阶段的过渡性机构。资政院成员的产生由两种方式，既钦定议员和互选议员。其职权有三项，即立法权、财政议决权、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通过资政院实施自身的职权，形成资政院与军纪大臣、行政大臣各行其职、相互制约并共同向君主负责，由君主最后裁定的政权体制。其总体性质是一个用以装潢门面的御用机构。

1．怎样理解中国近代开始的法律近代化进程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起因是同样的，都是在外国势力入侵，民族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的前提下发生的。从整个过程来看是被动的，为求生存、求发展，在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备的状况下，被迫应对自外部而来的冲击。中国的统治阶层和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将法律的近代化看作是把中国带出危机的法宝，看作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钥匙。由于起因就是如此，使得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近代法律内无动力，外无合适的环境，因而步履蹒跚，进程缓慢，甚至出现反复。

2．清政府仿行宪政的背景与核心。

进入二十世纪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在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的刺激下，社会各阶层将实施立宪政体作为解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选择，清政府实施“新政”，将“仿行宪政”作为实施宪政的主要内容。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立宪”上谕，提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原因在于实行宪法政治，实现君民一体，民众议政。因此，为走富强之路，中国也应实施宪政。该上谕提出“仿行宪政”基本含义是：（1）宪政的实施，以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实施原则和实施经验为参照标准；（2）对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做出一定程度的变通，因此是“仿行”。其实质在于“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在实施宪政中清政府始终体现了这一原则，即皇帝集权，中央集权是国家政治的重心；部门之间的权利的划分以法律规定为基本根据，改变以前政府部门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状况；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提出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开，以期取得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清末修订法律的活动

一、修律的提出及指导思想

（1）修律的主要原因还是清末政府希望改革政治，包括对法律的改革以图挽救其统治。间接原因是在与英国谈判《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英方许诺只要中国对法律进行改革，就可以放弃“治外法权”。其后又有一些国家做出了同样的许诺，清政府内部决心改革传统法律。

（2）修律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引进西方法律体系和思想原则，但也要考虑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因素，尤其是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国之根本，必须为新法律所继承。这种在立法根本原则上的矛盾，导致在修律过程中几次发生争论。

二、清末修律的组织机构主要为修订法律馆。

三、清末的主要修律活动集中在建立西方式的部门法体系上。在刑事法律方面，《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引发了礼法之争。《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在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上实现了突破。《刑事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在诉讼制度上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诉讼原则和制度。

四、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它首先是为了维护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其次，修律既是当时清政府的需要，也是当时西方列强保护、发展其在华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第三，在内容上，它是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法律新成果的混合；第四，它改变了中国沿用两千多年的“诸法合体”的法典编制原则，形成了近代的部门法体系。

1．《大清现行刑律》

它在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进行的局部修改，虽然被称为“刑律”，但仍是一部“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典。清末修律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废除《大清律例》，制定以近代西方法律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刑律。当时的立法者认为，从《大清律例》到新的刑律，无论是其形式、内容，还是其观念、制度，均体现着在基本原则、基本风格的历史跨越。需要在两种法典中间插入一个过渡性法典，这就是《大清现行刑律》制订的原因。它对《大清律例》的更正主要依四项原则：（1）删除总目，使法典在体例结构上合理化；（2）修改刑种，将已实际实施的新刑种纳入法典中，即废止凌迟、戮尸、枭首、刺字。减少死刑条款，将“虚拟死罪”的监候改为流、徒刑。“缘作”大部被废止，死刑最高刑为斩立决。“笞”、“杖”改为罚金。流刑改为“工艺”，充军改为“安置”。（3）纂修章程，各种章程按统一标准删改，将必要的内容增设入体例。（4）简化例文。

2．《大清新刑律》

它于1911年颁布，是清末修订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1906年，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专家主讲刑法，协助制定刑法典。在完成草案后，清政府将其发往各衙门征求意见，遭到中央、地方许多大臣的反对。1910年，草案教由资政院讨论时，爆发了礼法之争，在加上了《暂行章程》五条后，予以颁布实施。

《大清新刑律》在内容和体力上大量吸收资本阶级刑法原则，主要为：实行罪行法定，废除“比附”；根据近代刑法原则，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主要刑法原则作了新的规定；确认了近代刑罚制度，将刑罚划分为主刑与从刑；对刑事责任年龄做了明确规定；规定了诉讼时效及执行时效；删除“十恶”，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罪名。

同时，这部法律也有一定的妥协性因素，如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镇压革命；维护家族主义的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

如何理解清末修律中爆发的礼法之争？

在清末的法治改革中，围绕者修订新律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具体制度，清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即“礼法之争”。论争活动以《《大清新刑律》有关“子孙违反教令”、“无夫奸”等条文的删除问题上展开。论争的双方，一方是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国粹派”，因其主张在修律中维持中国传统的礼教，又被称为“礼教派”；另一方则是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伴随着《大清刑律草案》的完成，立即遭到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草案》简单仿效西方国家法律，抛弃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符中国国情。法理派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有许多不文明的制度，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刑事制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有许多不合理的制度。这些都对收回领事裁判权产生了不利影响。礼教派则认为，法律的修订事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不能因小失大。一国法律不能照搬另外一国的法律，领事裁判权能否收回，关键在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同时法律制度不能只为了便利外国人而侵害中国的法律秩序。

两派的“礼法之争”，是中国法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发生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确立新的法律体系是如何对待固有法律文化。礼教派拘泥于传统，过多强调民俗、习惯的作用；法理派则代表着法律变革的正确方向，但轻信列强关于变革法律就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承诺，对法律制度的转型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法律的变革落脚点在于社会的变革，超出社会现实而制定的法律不能作为融会于现实社会的规范体系，因而难以发生实际作用。

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

一、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主要标志。伴随着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变化，近代的司法制度也呈现这一特点，其标志是领事裁判权的形成和会审公廨的设立。

二、司法机构的调整与诉讼审判制度的改革。（1）清末的官制改革带来了近代司法机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刑部该为法部，掌管司法行政事务；大理寺该为大理院，为全国的最高审判机构；实行审检合署。（2）审判制度上引进西方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具体制度，体现为：实施四级三审终审制；在诉讼制度上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公诉附带私诉制度、民事案件自诉和代理制、证据制度、律师制度；审判制度上采用辩论制、回避制及一系列西方审判程序原则；实施法官和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建立新的监狱体制。

1．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制度是指一国通过其驻外领事对于在驻在国的本国国民行使司法管辖权，并依据其本国法律加以审判的制度。近代中国，西方国家在中国确立领事裁判权成为中国司法主权遭受侵凌的主要表现之一。具体内容是：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公民，如在中国成为诉讼案件的被告人时，由其本国领事依据其本国法律进行审判，不受中国司法机构管辖。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确定了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的发端。中美《望厦条约》是这一制度明确化、扩大化。相继有19个国家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主要内容有：（1）中国人与有约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依“被告主义原则”实施司法管辖，由被告所属国家驻华领事审理；（2）有约外国人与无约外国人之间的案件，若前者为被告，由其本国领事实施司法管辖；若后者为被告，则由中国的司法机构实施司法管辖；（3）同一有约国国民之间的案件，由该国领事实施司法管辖；（4）不同有约国国民之间的案件，以被告主义为原则，由被告所属国的领事实施管辖。

2．会审公廨

中国的司法主权受到列强侵凌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会审公廨的建立。1868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国领事签订《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设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按照协议，会审公廨是中国司法机构在租界内的分支，遵循以下原则实施司法管辖：（1）会审公廨为清政府上海道派出的司法机构，公廨官员由上海道任免，经费由上海道划拨；（2）会审公廨对各国租界内中国人之间、及以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实施司法管辖，并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审判；（3）为外国人及外国在华机构服务的中国人如果涉讼，仍由会审公廨管辖，但在审判时，由外国领事派员观审；（4）案件涉及外国人，如为有约外国人，则由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会审；如为无约外国人，则由外国领事会审或派出的官员陪审。

⑺ 清 第一部商法

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律》、第一部破产法——《破产律》

⑻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於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其余铁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後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
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推动经济自由发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1904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至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879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中国法律现代化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制进程因中国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全部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秘密警察（特务）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部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
政权机构现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清末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1906年前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到此，清政权虽然仍是半新半旧的，但这毕竟是清朝政权机构迈入近代时期的开始。
中国军队近代化
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日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当中，曾经勇武善战的八旗军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协同战术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参战清兵与英军伤亡比竟然达到600比1，惨痛的现实迫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使是清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步枪的情况下仍然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军是混编各式古老火枪（甚至包括鸟铳、抬枪）与不同口径的近代步枪，没有几个单位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战斗一旦打响则后勤供应漏洞百出，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比比皆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更为直截了当：“除了数千由外国军官亲手训练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国官兵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统治者恐慌之余终于明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来源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先进的军队制度才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在反思日军胜利因素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日军“专以西法制胜”、“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拟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尝试逐渐引入西式军制与训练，开办西式军事学校，同时命令旧有军队改习洋操，聘请西方教官训练甚至管理军队，这些接受西式军事训练，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装备的清军被称为新式陆军。其中，北洋的定武军和南洋的自强军在这方面开创了新河。
清末新军建设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环节，尽管它最后的发展方向并未与这场军事变革的发动者——清政府所预期的一致，但是新军建设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进程的多项先河，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要进步。新军建设与洋务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承认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领先，幻想单纯从西方列强手中购买洋枪洋炮、替换清朝军队手中的大刀长矛和土炮就能成为一流军队，而对于真正决定战斗力的军队制度丝毫不作变革，导致清朝军队在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时还有足够的力量，可是甲午战争当中面对同样经历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变革的日本军队，清朝军队照样不是对手，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本质上改革军队，军队战斗力没有大幅的提升。反观新军建设，是从军队制度乃至武器装备、官兵培训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变革，近代军队司令部、军事学校、军乐队、近代军事编制、后勤制度以及“国防军”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旧势力不敢想象的变革。一系列的变革对于提升新军战斗力的效果非常明显，辛亥革命初期，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旧军面对新军时，大部分一触即溃。最终南方新军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顺利起义，北方新军在袁世凯指挥下进行逼宫，给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新军的西式军制在清朝灭亡后，经过进一步改进和变革，一直作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军事制度，而部分军事制度甚至也被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沿用、发展，其意义和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新学教育兴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方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民族资产阶级崛起
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
促进民主革命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增负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北洋军阀崛起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强的经济侵略
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商品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这些商品包括鸦片、西方列强本国的手工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者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很少），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商品输出较资本输出时间早，在1840年至1895《马关条约》签订年间里，绝大部分都是商品输出。其本质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场。资本输出是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例如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或利用雄厚的资本取得在中国的铁路权（《中法条约》规定）、开矿权等等。或用过剩资本作为贷款（如《辛丑条约》规定赔4.5亿两白银清政府无力支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国家大借外债，以海关等税做担保）。其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危机更加加深和严重）。
在西方列强看来，与其等着一味守旧的清政府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实行改革以消弥革命，这样才能保持甚至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和之后，列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这一点上讲，清政府最后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强的因素。清末新政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张謇是清末提倡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棉铁主义”、发展外资等具体发展实业的措施。棉铁主义指以棉纺织业、钢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民族工业体系。他还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是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经济意义
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人文意义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的极端重要性。

⑼ 清朝法律内容是怎样的

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不仅因袭明制,维护封建法律制度体系,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法律在“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满足自身的特点及现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的法律内容和司法体系?既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从而维护了清朝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10下折责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数?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别附加杖60至100,每等递增10杖?流刑2000里至3000里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即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

《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2000里?2500里?3000里?4000里?4500里等?

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和刺字均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

⑽ 我国公司立法史上最早的一部公司法律史清朝光绪29年颁布的

明定国是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