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公司律师，是在公司律师试点单位工作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并已经公司同意聘专为公司律师的人员，其法律属权利等同于专职律师。是我国律师法规定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兼职律师、专职律师中的一种职业律师。
企业法律顾问原指经统一考试合格，取得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并经注册登记，由企业聘用，专职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专业人员，此证书基本仅在国有企业使用。
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将企业法律顾问这项职业资格考试取消。
现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即可聘为企业法律顾问。
2. 公职律师怎样转为社会律师
公职律师转为社会律师：
（一）条件
1、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或被原所除名，或合伙人退出后不在原所执业的。
2、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1）律师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
（2）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3）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的，在完成清算、办理注销前，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二）公职律师申请转为社会律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转为社会律师申请书；
2、申请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受其在本所执业的证明；
3、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外省市考取资格的，还需提供资格档案）；
4、原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已经辞职的证明；
5、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出具的存档证明；
6、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人未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的证明；
7、原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三）其它
1、律师跨设区的市变更执业机构的，原执业机构所在地和变更后的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市司法局之间应当交接该律师的执业档案。
2、原执业律师事务所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有关交接、清结事项和出具证明，经所属律师协会调解或者司法行政机关责令纠正仍不办理的，可以由所属律师协会代为办理并出具证明。
3、变更执业机构并加入（或退出）合伙人的，在办理变更执业机构审核的同时，接收（或退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应按规定办理合伙人变更备案。
4、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当换发律师执业证。新设立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换发律师执业证，不需报送变更执业机构所需材料。
5、省外律师申请转入我省执业的，应先办理律师档案调入手续。办理律师档案调入需填写《律师档案调入申请表》（样表见附件2）。
6、我省律师申请转到省外执业的，需办理律师档案调出手续。办理律师档案调出需填写《律师档案调出申请表》（样表见附件3），并将律师执业证交回原颁证机关。
7、律师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转所执业时，必须同时办理党、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2)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扩展阅读：
一、律师分类
我国律师分为社会律师、军队律师以及正进行试点的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符合法律及相关规定的可从事法律工作，兼任公职律师，公职律师实际就是公务员，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务。
但是公职律师不能面向社会，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并非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不能兼做执业律师，在司法局工作的可以做公职律师。
公职律师要求必须是公务员，行政编制，公务员登记表。有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分类，要求必须法律援助中心（属司法局下属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在编人员（事业、行政不限）。
社会律师、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证件有所不同，社会律师权利义务是律师法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证件是“工作证”而非“执业证”。
公职律师一般只处理本行政单位法务。
法律援助律师专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
法律援助案件有可能交给社会律师办理（指派），但不会交给公职律师办理。
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与社会上的普通执业律师的区别
一是职业定位不同。
社会律师的执业机构是律师事务所，依法为各类社会主体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公职律师是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公职人员，公司律师是国有企业员工。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只能为本单位服务，代表本单位处理法律事务，不得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二是申请条件不同。
与社会律师相比，申请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不需要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但必须是在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者担任法律顾问的公职人员，或者是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且与国有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三是管理机构不同。
社会律师的日常管理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日常管理机构是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和国有企业内设的法律事务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从原单位离职，可以申请转为执业律师。申请转为执业律师的，必须满足《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律师申请执业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其担任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经历计入律师执业年限。
3. 如何发挥民建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一、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时代背景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和重要举措；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作出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意见》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纳专家、律师和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在推进依法行政、制定重大决策、处置重大资产过程中，保证法律顾问发挥事前咨询论证、事中审查把关和事后监督救济的作用。”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3年4月7日颁布了《关于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黔府办发〔2013〕19号)，该意见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应当设立法律顾问室，与法制机构合署办公。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室为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领导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重大改革、重大行政行为、重大活动提供法律意见；为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资产处置、涉及社会管理与稳定的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重大举措进行法律论证；参与本级政府或本部门重大合同的谈判、签订和审查，准备谈判所需要的有关法律依据和法律文书；受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委托代办有关民事法律事务；为本级政府或本部门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等。”“法律顾问室应当配置专职政府法律顾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一定期限的专职或兼职政府法律顾问。”
二、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意义
法律顾问，就是要利用法律专业知识为委托人把好、把紧法律关。法律顾问这个把关人，要把的“关”不仅包括事前，还包括事中和事后。政府聘请法律顾问，并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很有必要的。
（一）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执政能力的需要
依法行政的基础，就在于政府的一切行为都置于宪法和国家法律之下。据有关部门统计，约有八成的法律法规、九成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规章都是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正因为政府部门接触的法律法规最多，法治政府建设就显得尤为紧迫。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不依法管理，必然导致纠纷频仍，政府就会陷入执政窘境。通过让政府法律顾问全面介入政府决策、立法和行政执法领域，能有效解决依法行政进程中的种种难题，提高政府依法执政能力。
（二）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能大大减少行政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避免因决策失误给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权益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有了政府法律顾问，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就可借助法律顾问充分展开。甚至抽象行政行为及其他涉及不特定多数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均可由政府法律顾问对法律风险进行前期研究评估，对法律风险环境、法律风险的现状进行分析认证，提出防范法律风险的措施，牢牢把握对法律风险的掌控。
（三）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管理法治化，示范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关乎到所在地的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的不仅关系到本届政府任期内的发展，还影响到以后数年乃至长期发展。面对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全面介入政府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各领域、各环节，有利于各级政府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有利于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管理法治化，更是示范带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需要。因此，政府的决策必须科学、高效、守法、诚信，政府的经济活动需要法律上的“职业把关人”。
三、当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现状
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律师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事务所达3.9万多家。2010年到2013年间，全国律师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出具法律意见书8.7万多份，参与重大项目研究1.6万次，参与重点事件研究1.7万次，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处置9.5万次。但是，由于受观念、办公经费等因素影响，相当多的行政部门尚未将配置法律顾问纳入议事日程，对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出台前的法律冲突、合法性审查少有法律顾问的介入，更未形成法律顾问事先审查制度，在少数政府的决策中，确实存在乱拍脑袋的“坑民摊子”、缺乏科学依据的“短命工程”、无法依据的“赔本项目”，也由此导致一些部门行政程序不合法、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团接触的多数是政府外围事务、阶段性的工作，发挥效果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欠缺而不想用法律顾问，认为做决策要咨询法律顾问，太麻烦，会影响工作效率，存在“顾而不问”、流于形式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因政府的重要决策者缺乏责任担当，官僚主义作怪，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决策机构缺失法律机制，在行政职能、决策程序上缺少法律支撑。
四、民建法制委员会应积极参与和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关于“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工作的新要求，积极发挥民建组织、广大民建会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政府中的作用，广泛遴选并推荐民建会员担任各级政府的兼职法律顾问，是有效、切实发挥我省各级民建组织广大法律专家、法律学者及各种法律人才优势的重要途径。
（一）民建法制委员会的基本职能
从民建中央到地方省、市（州）级民建组织，均建立了法制委员会（专委会），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审判、仲裁、法律教学、法律研究、律师等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法律专家、法律学者和法律人才，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荟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建组织内的法制委员会担负着组织、协调和联系专委会成员开展履职活动，确保民建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其它职能作用，为依法治国做贡献的重要职责，是民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建法制委员会致力于提高广大会员法律意识，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会员及会员企业解决法律纠纷、法律维权等提供帮助；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思考，通过社情民意、提案等积极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民建法制委员会应在积极参与和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发挥作用
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民建法制委员会除了履行以上基本职能外，还应当结合民建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把民建法制委建设成为民建一支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推动法治政府、法治贵州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应广泛遴选具有较高法律水平、较强实战能力的专家学者和律师人选，推荐给各级政府担任兼职法律顾问，充分发挥民建会员在政府法律顾问中的参谋、把关作用，具体措施如下：
1.通过民建会员中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和提案，呼吁尽快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政府及部门法律顾问制度。目前，政府法律顾问这一服务体系仅限于省、各市（州）级及部分县（区）政府，广大县（区）基层执法部门由于各种原因还未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政府法制工作力量仍很薄弱，同时，已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法律顾问能力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可通过“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多层协商的方式，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考核工作纳入“法治贵州”建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普法依法治理等各项工作的考核内容；并把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费用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专项预算，落实经费，提供项目。
2.建立各级民建组织内的政府法律顾问专家人才库。在民建组织（重点在法制委员会）内遴选符合条件的民建会员进入政府法律顾问专家人才库，为各级政府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做好人才储备。作为民建会员，要牢固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定信仰，忠实履行职责、坚守诚信底线，积极参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坚定不移地做建设“法治贵州”的推动者；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规章，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法律事务实践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声誉，从事法制工作5年以上，熟悉地方政府组织法和政府工作规则，热爱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3.积极开展与政府法制部门的沟通联系。民建法制专委会要与政府法制局建立双向的沟通联系，了解情况，收集信息，反馈民情。通过互动，让法制专委会能够得到来自第一战线的信息，以便法制专委会进行综合分析或进一步调研，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法治贵州的思路和建议；通过互动，将民建组织所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想法及时的向政府法制局进行反馈，让某些问题在萌芽状态下就得到及时的解决。
4.主动和省、各市（州）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接。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工作联系机制，遴选民建会员充实到政府法律顾问室，担任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和政府各部门的法律顾问，保证所遴选的担任兼职法律顾问的民建会员能够胜任该项工作，对担任兼职法律顾问的民建会员按照法制委会员章程、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切实推动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抓好法律顾问工作的落实，不仅要做到有“顾问”，而且要确保“顾好问”；切实推进各级政府和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5.建立、完善新形势下民建法制委员会的功能作用。通过担任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的民建会员，建立并完善民建法制委员会这一专委会的有关功能作用。首先是建立完善信息通道的作用：民建具有广泛扎根于社会生活的群众性优势，能够正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政府的需求，并依法依规向中共党委和政府反映情况，促进政府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法制委员会通过联系社会各方各面收集信息提出解决方案，为民建和民建界别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工作提供参政材料。其次，建立完善窗口的作用：法制专委会是民建服务社会的重要窗口，通过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来形成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依据。第三，建立完善专委会的人才平台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通过新途径、新形式、新举措，把法制委员会建设成为民建组织内部和各级政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平台，形成具备良好参政素质的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和专家库，更好地履行党派职能。
总之，组织、发动并遴选民建法制委员会内的法律专家、法律学者和法律人才担任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律顾问，是民建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切实落实建设法治政府、法治贵州的重要举措，是规范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效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是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的重要途径，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建法制委员会、民建会员应当紧密联系各地实际，认真履行职责，为政府重大改革、重大决策事项、各级政府领导法律顾问事项、重要工作，一般性法律审查事项、合同文本法律审查事项和其他法律服务事项进行法律咨询论证，参与协调、处理涉法涉讼的法律事项，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实际积极谏言献策，减少和避免政府决策的法律风险，依法维护政府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继续为贵州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服务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4. 企业总法律顾问的任职实行什么制度
可以从来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企业源法律顾问制度仅适用于企业，从而确定了该制度特定的适用范围。这里的企业泛指一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从所有权性质的角度来说，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从企业规模来说，包括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包括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二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规范的对象是企业内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这类人员指企业法律顾问（包括企业总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律顾问助理。
5. 政府法律顾问在制定什么，推进依法行政种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把“五大程序”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第二，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行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明确提出重大决策的终身责任制和倒查机制。
6. 为什么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何好处
第一，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政府法律顾问内不仅可以为政容府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行政诉讼等，而且可以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出台规范文件等进行法律方面的研究论证和风险评估。
第二，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提升行政决策水平。通过吸收专家和律师参与法律顾问工作，政府法律顾问可以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议，有效降低决策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质量，有利于集中民智、凝聚民力、体现民意。
第三，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增强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
第四，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这种以政府法制机构为依托，充分整合社会法律专家人才的队伍建设模式，有利于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7. 教师可以申请公职律师吗
摘要 你好，如果教师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不可以申请公职律师。《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公职律师只能在具有在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中选聘，而事业编制的高中教师，虽然已经经过司法考试，但不具备进入工资律师的条件，所以，事业编制的教师不能申请参加公职律师。供参考。
8. 法治思想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容
规则至上思维
普遍的法治思维，一切从讲规矩、讲规则开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订规则很重要，制订“良法”（合理的规则）更重要。在有规则之后，尊重规则成为第一要务。规则至上思维，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运用法律规则中的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一居民正在家里播放黄色录像，遂派4名民警未带任何文书在该居民房屋外通过门窗向内窥视，之后又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时，一个有法治思维的民警就应该考虑：我已经具备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据了吗？事实上，与此事有关的法律规定简单而又明晰。相关法律只规定不得“组织播放淫秽音像”，而没有规定不得在家里播放淫秽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为由搜查该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惩罚观看淫秽音像的公民。
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来讲，规则至上思维就是在严谨的概念、严格的逻辑、严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义或注释主义的思维和方法。当然，规则与规则之间是有效力高低或优先秩序的。比如，当法律与宪法相矛盾时，以宪法为准；当行政法规与法律相冲突时，以法律为准。当同等级别的老法规则与新法规则相冲突时，应当坚持“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当同一效力级别的特别法规则与一般法规则相冲突时，坚持“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所谓“法无明文不为罪”，其实就是指一切被定为犯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得类推为犯罪。当遇到复杂案件而法律不明确甚至出现漏洞时，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借助一套法律方法来对付这种规则大前提下的缺陷。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熟练掌握的。如果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这套法律方法，可以借助于法律顾问。随着法治的深化，这类问题日益凸显，所以此次四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党委和政府也要守法，并且必须带头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这四个民警不能认为：既然自己是执法者就有理由来治安，就可以无视民权而强行进入民宅。公权力主体应当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这才是法治思维。
改革30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法律规则难免与改革时势不一致，甚至束缚改革。但是，当前的法治形势与过去数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们仍像过去那样认为“改革可以冲破法律禁区”，就不合时宜了，也是对法治的破坏。所以，四中全会还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当法律规则发生错误或者滞后的问题时，我们可以、也必须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及时的立、改、废、释，通过程序来解决。
权利本位思维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师手里，都必须首先考虑权利及其根据。党政官员在处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务时，也要从他们的权利角度考虑。因为，公民权利是权力的边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处黄色录像，窥视和强行搜查民宅。面对类似事件，从法治思维的要求来讲，执法者应当多考虑一个问题：公民有没有在家做某事的权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虑，民警强行进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会牵涉或影响到公民的某种权利？如果有法治思维，就会比较谨慎地处置类似的事件，也就会用法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实际上，该四名民警的搜查行为已经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权。窥视也好、强行进入也好，都构成对该公民住宅权的侵犯。如果执法者多从公民权利角度考虑，就可止步于侵权发生之前。
权利本位思维还表现为人权思维。这主要集中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直接关联或接触的领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征地农民的人权、街头商贩的人权等。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人权意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若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护？1998年5月，四川省阆中市水观镇个体经营户李茂润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严重威胁时，多次向水观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润为了求生，被迫从二楼跳下致重伤，遂起诉派出所。这叫“行政不作为”。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上没有规定，这属于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决呢？经过5年的折腾，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存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政府也应当赔偿。因为按照权利本位思维，哪怕法律上暂时没有结论，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种权利或至少意味着一项自由，公权力就应当予以尊重。
在市场领域，法治也同样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项列出来。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实践中叫“负面清单”。没有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这就是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体现的正是法治思维中的权利本位思维。
权力控制思维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膨胀甚至腐败。因此，法治要求权力受到控制，这也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公权力总是有各种正当的理由和目的，来触碰公民权利。比如民警搜查黄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会因治安的理由而触碰到公民权利，并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权利。治安的理由是正当的，可以说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行使权力的理由都会是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自己的理由是正当的，就可以乱来。从社会整体而言，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
正如全国人民支持反腐败，但也都意识到“制度防腐”胜于“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只“制度笼子”该有哪些柱子呢？至少应有五方面：一是权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对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也可起诉。二是法定权限，即法无规定无权力。有些重要事项由法律保留，只能通过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规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权力列明清单，没有列入“权力清单”的，就不是你的权力，你也不能随便给自己增加任何权力。三是正当程序，通过程序来控制权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会带来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四是监督，通过本系统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与审查。五是裁量基准。这是个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提到了。
现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况，要求行政执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围内，还要做到合理。这个合理的基准相当细致也比较复杂，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在情理和情节上作出规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规定，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可处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在这个范围内的处罚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处罚多少钱呢？这就需要设定行政裁量基准，按这个既定的基准来权衡裁量。比如，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应该考虑的因素，避免以不正当的动机作出行政决定，避免以恶意或不诚实行使裁量权，等等。
程序优先思维
法治思维要求重视程序，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遇到有争议或纠纷的问题，即使是非对错很清晰，也要善于考虑程序上的处理方式，让争议各方平等地发表意见。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决定可能无效甚至违法。比如，行政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告知”就是一个程序。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个“听证”是作出处罚前的必经程序。执法者要有这个程序优先的意识。
一些西方国家的司法用正义女神作为图腾。这是一位被一块布蒙住双眼的女神。根据我的考证，这块蒙眼布就是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有两个功能。一是有意识地阻隔对法外因素的过多考虑。二是有意识地阻隔对结果过早的把握。因此，这也构成了正当程序的优势和特殊功能：把争端各方统一到程序中来。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程序是冲突各方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纠纷各方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优先思维还意味着，我们对司法权的尊重和对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维要求大家不要干预司法活动，应当让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判断权。这也是各级党政干部有无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尺。
程序也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式。无论是解决纠纷，还是作出决策，都离不开程序。要相信，一切难题总可以在正当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会《决定》中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特别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技术理性思维
在法治社会，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生活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技术理性和专业逻辑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经法律专业训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扩大到了代表政府执法的公务员甚至更广泛的范围。
自古以来，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衡量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准。原则上讲，法治思维重视逻辑但并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关注情理。大众思维多属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思维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及其逻辑，而不受大众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体到公权力主体，就是应当在注重缜密的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再考虑“情”的因素。
技术理性思维还表现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是指“以证据为根据”。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证据灭失了，那只能放弃对事实的认定。法律思维把事实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两种。前者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事实，比如科学家就是想探索客观事实。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过证据来证明。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构成一个法律事实。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中，关键证据缺乏，就不能认定他有罪。放弃追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远远小于冤枉一个好人。换句话说，一个错误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法治对于证据、犯罪、侦破率的态度，也构成了法治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治思维需要我们下决心转变过去的思维惯性，敢于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单一化了，运用政策、动员、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权力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对于“法治社会”这一全体人民的新共识和新目标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
9. 如何完善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和推进
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并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六项重大任务之一。这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完善政府顾问制度，充分保障法律顾问的权利和地位，保证法律顾问制度的高效运作和依法实施。
一、政府法律顾问的概念及作用
政府法律顾问是指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自然人或者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如何产生、运行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的总称。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指的是与政府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组织机构，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其次是法律专家所在的工作单位。随着我国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律师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律师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律师不但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作为政府聘请的顾问律师可以社会监督的角色和心态看待政府行为，且顾问律师没有受到行政机关内部人员的限制，可以站在相对客观、公平的角度评判政府行为。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保障行政机关立法、执法、监督三个阶段都产生重要作用。政府在立法阶段或是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过请政府法律顾问出具法律咨询建议书等，让政府法律顾问全面介入政府决策、制定政策，确保政府政策、决策的合法性，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政府执法阶段，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民事主体多层次参与经济活动、民事活动，导致大量法律事务产生。政府依法进行投资、采购活动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参与合同谈判、起草、审查等非诉讼事务；政府与其他法人、组织等发生争议、矛盾纠纷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代表政府出庭参与诉讼。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也是防范法律风险、监督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可以对法律风险进行研究评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同时这些法律文书的备案制度，可以有效监督相关政府官员是否按照法律文书已经提出的建议进行风险防范、制定决策，对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方便以权谋私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
（一）美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初并没有设立司法部，但总统为工作需要专门设立了一个职位：“首席代理人”（Attorney General），其职责是应美国总统要求，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首席代理人”虽然不是总统内阁成员，却可以列席内阁会议，可以说是总统的私人法律顾问。之后的百年里，联邦政府各部门也相继出现General Counsel“首席顾问”，参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
内战后美国建立司法部，总统的“首席代理人”直接出任美国政府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长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其职责是替美国总统和政府处理法律事务，司法部雇佣大量律师处理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各部门也相继设立了自己的部门法律顾问办公室，办公室设法律总顾问，该职由总统任命，其基本职责是向部门首长提供法律意见，对业务官员给予法律指导，工作还包括审查所有的工作计划和行政规则。各部门法律顾问室办公室的雇员均是律师，规模和数量规占政府聘任律师的绝大部分，其中农业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有四个区域性质的和十三个分支性质的办事处，卫生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设有10个区域性办公室，每个办公室规模6至29名律师不等。州政府也采取类似联邦政府的制度，大量聘请律师处理政府法律事务。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由律师参与统治的国家。
（二）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
香港政府在英国统治期间承袭英国制度，在1855年便组建律政司（当时称为律政署，1997年回归后改称律政司，两者职能和政府地位相同，只是名称作了变化），其长官是香港政府首席法律官员，直接向香港总督负责。香港回归后，律政司司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仅有的三名司长级官员之一，他既是行政长官、政府、政府各决策局、部门及机构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行政会议成员。
律政司下设五个重要科室，主要成员都是由政府律师组成，整个律政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律政司除了有检控权，承担检控刑事罪行责任外，还负责草拟香港政府一切法例，向政府各决策局、部门提供法律意见，为土地规划、基建环保提供法律咨询，以律师或大律师身份代表政府参与涉及政府的民事纠纷，以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多边协议会议等等。正是律政司这种全方位渗透的工作模式，香港政府的日常工作基本可以说是在全程的法律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香港社会高度法治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政府法治建设及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国家缺乏法治传统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思维还没有从人们的思想中被根本剔除。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成熟的人治官僚体系保障行政权力无所不在地运行，法律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是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大多数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托人找关系甚至是花钱摆平，权大于法、情大于法、钱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也正因如此，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二）领导干部普遍缺乏法律思维
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当前领导干部应该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能力较强，但普遍缺乏法律思维，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干部遇事不找法，办事不依法，解决问题不用法，日常工作中很少想到法，部分干部甚至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端想法，譬如前几年曝光的一名地方领导的名言“法律是什么？平时我管它，出事了它管我”。 这导致政府违法运行的情形不在少数，譬如很多地方都是用“先上车后买票”的违法方式解决项目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三）法律顾问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保障
当前，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后律师能否参与政府服务、律师参与政府服务的范围大小等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完全取决于政府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志，而我们大部分领导缺乏法律思维，根本不重视法律顾问工作，所以，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政府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但发挥的作用较小
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及部门都聘请了法律顾问，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顾问律师作用发挥普遍较小，一般都是在政府外围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如陪同领导接访，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作为灭火队员参与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处理等，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日常工作鲜能参与。
不少地方的法律顾问制度完全流于形式，政府下个建立法律顾问团的文就了事，长年累月不向律师咨询任何事项，顾问律师只在台账或宣传材料中出现，从来无缘参与政府服务。
（五）政府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不仅缺乏刚性制度保障，而且也缺乏经费保障。政府聘用执业律师做顾问鲜有支付费用的，即使支付，也非常有限，很难形成“对价”，加之律师接触的事务多是外围事务，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
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都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法治社会包括法治政府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区域建成，这是多位知名学者的论断，法律顾问制度也应该全国一盘棋，整体全面推进。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决策权和行政执法权，各级政府都应配备法律顾问。同时，建成法治政府，各级行政首长是第一责任人，一把手如果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就建成一半了。必须要给政府一把手配备专职的法律顾问，这样才能全面、及时地为一把手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及建议，并评估一把手履职行为的合法性。
（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相关配套制度
要建立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出台前法律顾问咨询论证制度，促进政府决策规范化、法律化；要建立政府重大工程、重大经济项目、重大投资等决策前法律风险评估制度，组织政府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和可行性论证，防止和减少决策风险；要建立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法律文书备案制度，防止有关领导干部以“不懂法、不知法”等借口推诿责任；要建立行政机关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三）积极引导法律顾问参与政府工作
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积极参与行政诉讼和政府投资、采购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有效化解争议，解决涉法事务。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及专业律师协助政府依法处理信访问题，促进有关部门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街道（乡镇）、社区进行法律咨询等政府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参与重大、突发、敏感事件处置中的作用，协助政府依法制定实施处置方案，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和善后工作。
（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设
目前有五支队伍和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关，即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政府部门的法规处室工作人员、公职律师、社会执业律师。根据目前实际发展情况，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基本上由社会执业律师承担。
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同时，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政府法律顾问职业保障体系。
（五）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保障机制
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把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费用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专项预算，及时足额支付法律顾问费用。加强对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经费保障，探索形成以案定补、以事定补的经费保障机制，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10. 政治法律顾问在制定什么，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并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六项重大任务之一。这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完善政府顾问制度，充分保障法律顾问的权利和地位，保证法律顾问制度的高效运作和依法实施。一、政府法律顾问的概念及作用政府法律顾问是指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自然人或者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如何产生、运行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的总称。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指的是与政府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组织机构，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其次是法律专家所在的工作单位。随着我国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律师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律师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律师不但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作为政府聘请的顾问律师可以社会监督的角色和心态看待政府行为，且顾问律师没有受到行政机关内部人员的限制，可以站在相对客观、公平的角度评判政府行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保障行政机关立法、执法、监督三个阶段都产生重要作用。政府在立法阶段或是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过请政府法律顾问出具法律咨询建议书等，让政府法律顾问全面介入政府决策、制定政策，确保政府政策、决策的合法性，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政府执法阶段，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民事主体多层次参与经济活动、民事活动，导致大量法律事务产生。政府依法进行投资、采购活动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参与合同谈判、起草、审查等非诉讼事务；政府与其他法人、组织等发生争议、矛盾纠纷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代表政府出庭参与诉讼。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也是防范法律风险、监督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可以对法律风险进行研究评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同时这些法律文书的备案制度，可以有效监督相关政府官员是否按照法律文书已经提出的建议进行风险防范、制定决策，对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方便以权谋私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二、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一）美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初并没有设立司法部，但总统为工作需要专门设立了一个职位：“首席代理人”（AttorneyGeneral），其职责是应美国总统要求，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首席代理人”虽然不是总统内阁成员，却可以列席内阁会议，可以说是总统的私人法律顾问。之后的百年里，联邦政府各部门也相继出现GeneralCounsel“首席顾问”，参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内战后美国建立司法部，总统的“首席代理人”直接出任美国政府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长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其职责是替美国总统和政府处理法律事务，司法部雇佣大量律师处理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各部门也相继设立了自己的部门法律顾问公室，公室设法律总顾问，该职由总统任命，其基本职责是向部门首长提供法律意见，对业务官员给予法律指导，工作还包括审查所有的工作计划和行政规则。各部门法律顾问室公室的雇员均是律师，规模和数量规占政府聘任律师的绝大部分，其中农业部的法律顾问公室有四个区域性质的和十三个分支性质的事处，卫生部的法律顾问公室设有10个区域性公室，每个公室规模6至29名律师不等。州政府也采取类似联邦政府的制度，大量聘请律师处理政府法律事务。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由律师参与统治的国家。（二）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香港政府在英国统治期间承袭英国制度，在1855年便组建律政司（当时称为律政署，1997年回归后改称律政司，两者职能和政府地位相同，只是名称作了变化），其长官是香港政府首席法律官员，直接向香港总督负责。香港回归后，律政司司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仅有的三名司长级官员之一，他既是行政长官、政府、政府各决策局、部门及机构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行政会议成员。律政司下设五个重要科室，主要成员都是由政府律师组成，整个律政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律政司除了有检控权，承担检控刑事罪行责任外，还负责草拟香港政府一切法例，向政府各决策局、部门提供法律意见，为土地规划、基建环保提供法律咨询，以律师或大律师身份代表政府参与涉及政府的民事纠纷，以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多边协议会议等等。正是律政司这种全方位渗透的工作模式，香港政府的日常工作基本可以说是在全程的法律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香港社会高度法治的原因之一。三、我国政府法治建设及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分析（一）国家缺乏法治传统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思维还没有从人们的思想中被根本剔除。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成熟的人治官僚体系保障行政权力无所不在地运行，法律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是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大多数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托人找关系甚至是花钱摆平，权大于法、情大于法、钱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也正因如此，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二）领导干部普遍缺乏法律思维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当前领导干部应该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能力较强，但普遍缺乏法律思维，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干部遇事不找法，事不依法，解决问题不用法，日常工作中很少想到法，部分干部甚至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端想法，譬如前几年曝光的一名地方领导的名言“法律是什么？平时我管它，出事了它管我”。这导致政府违法运行的情形不在少数，譬如很多地方都是用“先上车后买票”的违法方式解决项目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三）法律顾问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当前，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后律师能否参与政府服务、律师参与政府服务的范围大小等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完全取决于政府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志，而我们大部分领导缺乏法律思维，根本不重视法律顾问工作，所以，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政府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但发挥的作用较小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及部门都聘请了法律顾问，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顾问律师作用发挥普遍较小，一般都是在政府外围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如陪同领导接访，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作为灭火队员参与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处理等，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日常工作鲜能参与。不少地方的法律顾问制度完全流于形式，政府下个建立法律顾问团的文就了事，长年累月不向律师咨询任何事项，顾问律师只在台账或宣传材料中出现，从来无缘参与政府服务。（五）政府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不仅缺乏刚性制度保障，而且也缺乏经费保障。政府聘用执业律师做顾问鲜有支付费用的，即使支付，也非常有限，很难形成“对价”，加之律师接触的事务多是外围事务，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对策建议（一）各级政府都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法治社会包括法治政府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区域建成，这是多位知名学者的论断，法律顾问制度也应该全国一盘棋，整体全面推进。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决策权和行政执法权，各级政府都应配备法律顾问。同时，建成法治政府，各级行政首长是第一责任人，一把手如果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就建成一半了。必须要给政府一把手配备专职的法律顾问，这样才能全面、及时地为一把手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及建议，并评估一把手履职行为的合法性。（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相关配套制度要建立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出台前法律顾问咨询论证制度，促进政府决策规范化、法律化；要建立政府重大工程、重大经济项目、重大投资等决策前法律风险评估制度，组织政府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和可行性论证，防止和减少决策风险；要建立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法律文书备案制度，防止有关领导干部以“不懂法、不知法”等借口推诿责任；要建立行政机关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三）积极引导法律顾问参与政府工作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积极参与行政诉讼和政府投资、采购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有效化解争议，解决涉法事务。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及专业律师协助政府依法处理信访问题，促进有关部门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街道（乡镇）、社区进行法律咨询等政府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参与重大、突发、敏感事件处置中的作用，协助政府依法制定实施处置方案，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和善后工作。（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设目前有五支队伍和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关，即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政府法制工作人员、政府部门的法规处室工作人员、公职律师、社会执业律师。根据目前实际发展情况，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基本上由社会执业律师承担。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同时，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政府法律顾问职业保障体系。（五）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把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费用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专项预算，及时足额支付法律顾问费用。加强对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经费保障，探索形成以案定补、以事定补的经费保障机制，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