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扶持法律服务业
【颁布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文字号】粤府令第67号 【颁布时间】2001年11月14日 【生效时间】2001年11月14日 【全 文】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细则
经2001年10月2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九届7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一条 根据《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增加，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体方案由各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必需的费用实行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四条 每名律师每年应当办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2件以上。
第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组织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群体的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帮助。
第六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抚恤金、救济金及养老金的；
（三）因公受伤或者工伤请求赔偿的；
（四）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确定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不具有免费获得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按照法律援助减收费的标准缴付服务费。
法律援助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由省司法厅提出方案，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
（一）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抚恤、补助、优待金领取登记证和革命伤残军人证；
（二）申请人是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的。
第九条 持有本省有效暂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条例》第十条规定申请法律援助。上述人员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办理或者审理的，享有与本省居民同等的权利。
第十条 《条例》第十一条所称“社会福利组织”是指：
（一）民政部门直属管理的非营利性质的福利组织；
（二）依法成立，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
第十一条 申请人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如果超出本机构受理能力，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办理。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不属于本机构管辖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到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有事实证明当事人在当地申请法律援助确有困难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受理，并自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三条 有下列紧急或特殊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一）可能酿成社会混乱，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当事人面临重大生命财产危险的。
第十四条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及家庭经济状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理由及诉求；
（三）证明及证据材料清单；
（四）其他受理法律援助事项需要掌握的情况。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由申请人所在地民政部门或者居民（村民）委员会出具。有关民政部门和居民（村民）委员会应当如实提供证明。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签订的法律援助协议应当载明受援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投诉途径，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职责。
第十七条 对受援人符合缓、减、免交诉讼费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案件时，应当告知受援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❷ 广东出台23条“减免补”扶持政策惠及716万个体工商户
在25日举行的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麦教猛介绍，针对疫情发生以来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广东制定了《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的若干政策措施》，为全省716.2万个体工商户复产复工保驾护航。
在降低经营成本方面，措施提出，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免收第一个月租金，减半收取第二、三个月租金；在减轻税收负担方面，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下调至1%。
在加大资金纾困力度方面，措施提出允许延期还本付息、增加融资安排、强化国有企业帮扶带动作用等措施。对于经营出现困难的个体工商户，对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贷款本金和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可向银行申请延期还本付息。针对个体工商户贷款难问题，地方法人银行也将增加专项信贷额度，向个体工商户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营业执照等各类行政许可变更、延期、年审的，可在疫情解除后30日内补办相关手续，在此期间相关证照继续有效，不影响生产经营。
在缓解用工难题方面，鼓励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交通运输企业等组织“点对点”专车、专列帮助异地务工人员返粤返岗，各地可给予组织者一定补助。
针对受疫情影响法律纠纷风险上升的情况，对个体工商户在支付房租、履行合同、劳动用工等方面的纠纷，组建律师、公证、仲裁等专项服务队伍提供法律服务，对部分业务缓收、减收甚至免收相关费用。
据麦教猛介绍，截至目前广东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274.7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达716.2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总数的约56%。
❸ 广东省司法厅的工作动态
司法部调研组在我省召开律师工作座谈会
10月11日至12日，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杜春、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李海伟一行9人组成专题调研组在我厅召开律师队伍建设专项工作和CEPA补充协议十实施细则工作座谈会。厅党委书记、厅长严植婵出席会议，副厅长梁震在会上作了专题汇报。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厅政策法规处、省律师协会和广州、深圳市司法局的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11日下午，调研组围绕我省律师队伍建设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管理的成效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等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梁震副厅长专门作了《关于我省律师队伍有关情况的汇报》。广州、深圳市司法局的有关同志结合本地律师工作情况分别作了介绍和汇报。杜春司长在会上对广东律师工作取得的成绩、形成的经验和管理对策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各级律师管理部门要认真研究当前律师队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认真落实中办发30号文件的有关精神，确保律师队伍政治坚定、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良好，不出现大的问题。
12日上午，调研组围绕《香港和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送审稿）》和CEPA补充协议十实施细则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杜春司长首先介绍了合伙联营试行办法的送审情况，就部领导的修改意见，仔细征求了与会同志的看法和建议。随后，梁震副厅长作了《关于推进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合作和落实CEPA补充协议十有关情况的汇报》。与会同志围绕落实CEPA补充协议十提出的内地法律顾问的业务范围、聘任条件、审查形式、法律责任和监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初步落实意见。
❹ 哪些地区先行先试16项法律服务改革创新
国内两家公司签订大宗商品买卖协议,香港一家公司为卖方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在买方支付约6000万元人民币货款后,卖方却未按照约定交付货物。
位于南沙自贸区内的国信麦加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接受买方公司委托后,利用中港联营所优势,由中方律师全面搜集相关证据材料,然后与港方律师共同分析案件。
根据《意见》,广州市司法局配合广东省司法厅出台了《香港和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在自贸区先行先试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实行合伙联营试点。2015年7月,广州首家粤港合伙联营律所—国信麦家荣联营所挂牌成立,10名派驻执业律师中7名内地律师,3名香港律师。
谭祥平告诉记者,自贸区成立以来,南沙新增律师事务所7家,新增执业律师近60人,目前全区有律师事务所18家,执业律师130多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特长与南沙产业发展高度吻合,涉及航运海事海商、基础建设、劳动保障、投融资、中小企法律顾问、跨境法律服务等业务方向。此外,律师担任了自贸区30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
❺ 广州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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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条例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
（1999年8月15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依法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及其他人员。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并根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法律援助的资源和需求，以及公民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能力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优于省标准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做好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工作。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日常工作，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
第七条 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八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以及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依法参与法律援助，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作用。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服务。
第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确保法律援助质量。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估体系。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加强法律援助宣传，使公众普遍知晓法律援助。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法律援助的公益宣传。 第十一条 经济困难公民、特殊案件当事人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二条 福利院、孤儿院、养老机构、光荣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福利机构，因维护其合法民事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盲、聋、哑人和智力残疾人；
（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三）未成年人；
（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省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十四条 对于应当通知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查明拒绝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的情况书面告知法律援助机构，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十五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一）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
（五）被告人为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六）恐怖犯罪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申请事项，采取下列不同方式提供法律援助：
（一）刑事辩护或者刑事代理；
（二）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三）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四）代拟法律文书；
（五）提供法律咨询；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案情简单、诉讼标的小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导当事人自行诉讼。 第十九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法律援助申请表由法律援助机构免费提供。
第二十条 公民申请代理、辩护或者代拟法律文书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法律援助申请表；
（二）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三）经济困难申报材料；
（四）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公民应当如实提交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法律咨询的，可以只提交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申请材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但是应当提供相关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享受特困供养待遇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其家庭被认定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的；
（四）因意外事件、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其生活出现暂时困难，正在接受政府临时救济的；
（五）由政府出资供养或者由慈善机构出资供养的；
（六）困难残疾人家庭、重度残疾且无固定生活来源或者一户多残的；
（七）因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且获得批准的；
（八）因经济困难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之日起，一年内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九）刑满释放、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未就业、生活无着的；
（十）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的；
（十一）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十二）其他根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应当视为经济困难的。
第二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
（一）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二）申诉案件经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重新审判的。
第二十三条 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但是应当提交被县级人民政府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认定为见义勇为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但是应当提交相关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义务兵、供给制学员及军属；
（二）执行作战、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军人及军属；
（三）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因公致残的警察，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警察的家属，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依法代为申请。没有法定代理人的，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单位或者人员代为申请。
第二十六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被行政拘留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所在监狱、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拘留所提出。
相关单位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二十四小时内，将申请转交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并于三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委托代理人协助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材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被行政拘留人员没有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无法通知的，相关单位应当在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材料时一并告知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人民法院通知代理的强制医疗案件，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第二十八条 非通知辩护、非通知代理的刑事诉讼案件，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非刑事的诉讼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劳动争议仲裁、仲裁案件，由办理案件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法律咨询的，由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其他法律事务的，由义务机关所在地、义务人住所地、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法律事务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不属于本机构受理范围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到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属于本省审理或者处理的法律援助事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可以向距离最近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对不属于本机构受理范围的，可以在受理后转交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三十条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受理争议时，由其共同的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决定。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对超出本机构办理能力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处理。
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必要的，可以受理本应由下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将其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交由下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处理。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应当进行登记，接收申请材料，出具接收凭证，注明日期。 第三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申请事项在本省审理或者处理，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或者提供虚假证据、证件、经济困难申报材料的，作出不予法律援助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应当载明不予法律援助的理由及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对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疑难复杂的案件，经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个工作日。
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时，确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
公民申请法律咨询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即时办理，无须审查和作出法律援助决定。
第三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需要查证的，应当向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
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和法律援助机构调查核实的时间不计入审查决定期限。
第三十六条 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相对人或者申请人、相对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并将确定的法律援助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告知受援人。受援人无法联系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距法定时效届满不足七日，需要及时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
（二）需要立即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
（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
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导致不良影响或者当事人可能面临生命安全危险的紧急情形，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受援人应当在法律援助机构确定的期限内补交规定的申请材料。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补交申请材料，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审查认为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第三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并另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
（一）与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有利害关系；
（二）依法丧失辩护人或者代理人资格；
（三）在承办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被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四）因疾病、出国留学、长期外出等特殊原因，无法继续承办法律援助事项；
（五）有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之一；
（六）依受援人申请，决定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七）其他有必要撤销并另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的情形。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决定终止法律援助：
（一）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
（二）案件依法终止审理或者被撤销；
（三）受援人自行委托其他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除外；
（五）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
（六）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证件、不真实经济困难申报材料;
（七）受援人拒不签署应当由其本人签字的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导致法律援助事项无法办理；
（八）受援人失去联系无法继续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终止法律援助的，应当将终止法律援助决定书送达受援人，同时函告法律援助人员所属单位和有关机关、单位。
第四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结法律援助事项后，应当自结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归档文件材料。
第四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归档文件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标准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经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批准，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根据办案需要于结案前先予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
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本省经济发展水平，参考办理各类法律援助事项的成本、基本劳务费用等因素制定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标准，并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制定的补贴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第四十四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了解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第四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申请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更换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受援人。
第四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受援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仲裁费。
第四十七条 受援人凭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有效证明申请办理公证、司法鉴定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受理后应当减收或者免收公证费用、司法鉴定费用。
受援人凭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有效证明申请勘验、评估、审计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相关机构应当依照规定缓收、减收或者免收勘验费、评估费、审计费。
第四十八条 受援人应当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证据材料；
（二）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
（三）无正当理由要求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要求法律援助人员提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
（五）干扰、妨碍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或者威胁法律援助人员；
（六）其他不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受援人将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列入诉讼、仲裁请求，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由非受援方承担的，受援人应当将收到的上述费用交法律援助机构纳入法律援助经费。
第五十条 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本地律师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法律援助需求的，由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协调。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承担与其工作范围相适应的法律援助义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办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五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可以请求法律援助机构出具必要的证明材料或者与有关机关、单位进行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予以协助。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需要翻译、专家服务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协助提供。
第五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机构要求报告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法律援助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拒绝其辩护或者代理；
（二）有依法应当终止法律援助的情形；
（三）涉及群体性事件；
（四）有重大社会影响；
（五）其他复杂、疑难情形。
第五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二）擅自终止或者转交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三）泄露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
（四）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指使、煽动、教唆、诱导受援人采取非法手段解决争议和纠纷；
（六）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开展公共法律教育，为公众提供法律信息，引导其依法表达诉求。
第五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安排法律专业人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军队及法律援助需求集中的地区或者单位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在偏远地区和困难群众集中的地区设立流动工作站巡回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推行电话申请、网上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加强法律服务热线建设，运用网络平台和新兴传播工具，提供法律服务。
第五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综合运用质量评估、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办案机关和回访受援人等方式，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构、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如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看守所应当为法律援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条件。有条件的看守所，可以设立法律援助机构驻看守所工作站，向在押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或者接收法律援助申请。
第五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单位派驻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相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十九条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工商、税务、档案等部门应当加强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配合和相关信息数据共享。
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对法律援助事项办理中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应当予以支持，查阅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费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第六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法律援助过程中违反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拖延或者擅自终止、转交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三）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四）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的。
向受援人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的其他不正当利益，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
第六十二条 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当偿付法律服务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未按照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标准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补贴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四条 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外的专门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检察院审理或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适用本条例。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
❼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❽ 广州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是哪家啊～～
有很多律师都可以代抄理相关诉讼袭，不存在最著名一说。根据《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❾ 深圳市迅速发展的优势
深圳市（英语：Shenzhen City 汉语拼音：Shēnzhèn Shì）。中文别称“鹏城”，英文简称Shenzhen。
经纬度
深圳市位于东经113度46分至114度37分，北纬22度27分至22度52分。
辖区
深圳下辖6个市辖区：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和龙岗区（光明新区是功能区，非市辖区)。
政府
市委书记刘玉浦，市长许宗衡。
城市面积
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深圳经济特区面积为395.81平方公里。
海拔
全市平均海拔70至120米。梧桐山为深圳市最高点，海拔943.7米。
人口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常住人口总和已超过1200万人（2006年）。另外还有200万左右居住时间少于半年以下的移动人口。
民族
深圳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聚齐全国56个民族的大城市。深圳市有少数民族人口36万多人。
时间
北京时间（中国标准时间）。UTC+8。
邮政编码
518000
电话区号
0755（+86）
汽车号牌
粤B
国内生产总值
7806.54亿元人民币（2008年，比上一年增长12.1％，中国(港、澳、台除外)城市第4名，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人均GDP 65054元人民币（9530美元。以1200万常住人口计算）。
深圳（Shēnzhèn）与香港山水相连。在短短的27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奇迹。
深圳是中国口岸最多和惟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门户之一，有着强劲的经济支撑与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深圳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列内地城市第一。到2010年，深圳将建设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运输中心及旅游胜地，将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
深圳即将举办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2008年12月7日，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为“设计之都”,成为我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一、历史沿革
考古成就表明，早在6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深圳的城市史已有1673年。
深圳建市（公元1979年）
2004年，深圳成为无农村的城市。
二、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深圳市位于祖国的南疆，广东省南部，毗邻香港。陆域位置是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东临大亚湾与惠州市相连，西至珠江口伶仃洋与中山市、珠海市相望，南至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与东莞市、惠州市接壤。全市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深圳经济特区是深圳市的一部分，位于东经113°52'～114°21'，北纬22°27'～22°39'。深圳经济特区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至珠江口的安乐村，南临深圳河，北靠梧桐山、羊台山山脉，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平均7公里，呈狭长形。
深圳市所辖范围呈狭长形：东西长，南北窄。其东西向直线距离，自东宝河口至蛇口半岛南端为 155.2 km，至大鹏半岛最南端为157.2km；其南北向最窄处自北部边界至沙鱼涌海岸的直线距离仅6km。深圳市行政辖区内的土地总面积 1952.84平方千米；2004年全市建成区面积达550多平方公里，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深圳经济特区(以下或简称特区)土地面积327.5平方千米,是除海南省外最大的经济特区。
深圳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多为低丘陵地，间以平缓的台地，西部沿海一带是滨海平原。主要河流深圳河全长35公里。
深圳以平原和台地地形为主，约占总面积的78％。北面和东北面多为山地和丘陵，重峦迭翠，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带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另有少量台地分布于各区。
深圳市全境属珠江三角洲，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有三个地貌特征：南部半岛海湾地貌带位于“大亚湾——大鹏半岛——大鹏湾”以及伶汀洋的东部，半岛和海湾的海拔绝对高度相差很大，大鹏半岛七娘山主峰海拔高达867.4米，大鹏湾水深18—24米，构成槽形海湾、陡峭海岸的地貌特征；中部为海岸山脉地貌带，莲花山系延伸到境内笔架山、梧桐山，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向西南一直到香港的大雾山（海拔959米），逼近海岸，主峰梧桐山（海拔943.7米）是深圳市最高点；北部为丘陵谷地地带貌，由茅洲河、大破河、观澜河、龙舟河等10条河流切割，形成低丘降谷地、阶地及台地。
深圳市共设6个市辖行政区。其中，深圳经济特区内4个区，即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特区外2个区，即宝安区、龙岗区。6个区共辖51个街道、622个社区。
2007年5月31日，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光明新区，管辖公明、光明两个街道。
福田区
福田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中部，是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10月7日成立。区政府驻沙头街道。全区总面积78.8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起红岭路与罗湖区相连，西至侨城东路与南山区相接，南临深圳河、深圳湾与香港新界相望，北与宝安区接壤。下辖园岭、南园、华富、莲花、福田、沙头、香蜜湖和梅林8个街道、92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116.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6万人。
罗湖区
罗湖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中部，是深圳市开发较早的商业中心区。著名商业街东门便位于此区.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21日成立。区政府驻黄贝街道。全区总面积78.36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接盐田区，西至红岭路与福田区相连，南临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与龙岗区、宝安区接壤。下辖黄贝、东门、南湖、桂园、笋岗、清水河、翠竹、东湖、东晓和莲塘10个街道、115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86.0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3.27万人。
南山区
南山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西部。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24日成立。区政府驻南头街道。全区总面积182平方公里（包括内伶仃岛和大铲岛），行政区域东至侨城东路与福田区相连，西扼珠江口与珠海市相邻，南至深圳湾和内伶仃岛与香港隔海相望，北背羊台山与宝安区接壤。下辖南头、南山、招商、蛇口、粤海、沙河、西丽和桃源8个街道、98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90.0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0.28万人。
盐田区
盐田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东部。该区于1997年10月建制，区人民政府于1993年3月成立。区政府驻海山街道。全区总面积72.36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起大鹏湾背仔角与龙岗区相连，西接罗湖区，南连香港新界，北靠龙岗区。下辖沙头角、梅沙、盐田和海山4个街道、18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21.5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19万人。
宝安区
宝安区位于深圳市西北部。该区于1992年11月11日建制，区人民政府驻新安街道（宝安县城）。全区总面积733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接龙岗区，西临伶仃洋与中山市相望，南连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北靠东莞市。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在该区辖区内。下辖新安、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光明、石岩、观澜和龙华10个街道、173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330.0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5.49万人。
龙岗区
龙岗区位于深圳市东部。该区于1992年11月11日建制，区人民政府驻龙岗街道。全区总面积844.07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南临大亚湾与惠州市相邻，西接宝安区，南连罗湖区、盐田区，隔大鹏湾与香港相望，东北靠惠州市、东莞市。大亚湾核电站在该区辖区内。下辖布吉、坂田、沙湾、平湖、横岗、龙岗、龙城、坪地、坑梓、坪山、葵涌、大鹏和南澳13个街道、127个社区。2005年年末常住人口1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2万人。
五、综合实力
深圳是中国口岸最多和惟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门户之一，有着强劲的经济支撑与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主编、著名城市竞争力专家倪鹏飞博士组织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表明，深圳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列内地城市第一。
2008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与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表明：中国大陆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是深圳。
历史的跨越
新时期，深圳从“速度深圳”迈向“和谐深圳”“效益深圳”。
“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效益深圳”
深圳的决策者明确提出，今后将不再以GDP论英雄，不简单地拼规模、拼速度、拼GDP增长，而要更多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及人的发展等问题，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审视深圳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定位，确立了国际化城市的战略目标，以此为目标，25岁的深圳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的发展时期。
“和谐深圳”
“四个下降，三个提高”的指标体系：即单位产出占用土地显著下降，资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显著下降，初级劳务工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25年峥嵘岁月稠，25岁的深圳风华正茂。如锦的蓝图已打好底色，灿烂的前程就在眼前。深圳，这座孕育了亿万中国人艰难与奋进、光荣与梦想的城市，如今正在向“和谐”“效益”大道迈进，人们有理由深信，深圳一定能够创造可持续发展新辉煌，成为一个时代的新高度。
经济增长
2006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达5684亿元，增长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23亿元，增长17.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72亿元，增长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亿元，增长16.2％；进出口总额2374亿美元，增长29.9％，其中出口总额1361亿美元，增长34.1％，连续14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经济规模
深圳经济总量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中等省份，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四位，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
财政收入
2006年，深圳财政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除上划中央收入1130.16亿元外，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历史性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00.88亿元，比上年增加88.5亿元，增长21.46％。
经济地位
经济特区建立27年来，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外贸出口、海洋运输等多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
物价水平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市场物价趋稳。200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67.08元，比上年增长5.0%，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2%。
人才资源
从1985年至2006年，深圳市累计引进海外专家超过27万人次，留学回国人员近万人；全市技能人才队伍已发展到167万人。深圳已成为人才聚集的重要基地。
商贸流通
2006年消费品市场稳中见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29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商业批零网点9万多个，从业人员30多万人，零售总面积超500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以上大商场50多家，居广东省之首，形成了东门、华强北两大近100万平方米的商业旺区。宜家、吉之岛、百安居、塔吉特等世界知名零售集团设立零售分店的同时，把地区性总部、采购中心、配送中心设在深圳。
房地产业
深圳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土地与房地产市场调控体系。广东省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珠三角地区房地产开发竞争力实证分析》显示，深圳市在珠三角地区房地产业竞争力排名第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约700余家。
担保业
信用担保机构从业人员500余人，33％具研究生以上学历，高级职称占6.34%，金融专业占24.3%。
会展业
深圳是中国内地著名会展城市。钟表展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钟表专业展，家具、珠宝首饰等传统产业产品展会日趋规模化、国际化。总投资25亿元、占地22万平方米、总计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的深圳会议展览中心于2004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在170余家展览企业中，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有25家。
中介服务业
CEPA实施以来，以会计服务业 、法律服务业 、咨询服务业为主的中介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亮点。2006年，深圳有231家律师事务所、4105名执业律师和253家会计师事务所、3000余名注册会计师。
■环境优美的生态园林城市
深圳拥有清新优美的城市自然环境。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森林覆盖率达47.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6.01平方米、442个公园总面积达13，240.40公顷，深圳先后被国内外权威机构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佳”、“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国家生态园林示范城市”、“保护臭氧层示范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深圳是“公园之城”。目前，全市有400多个公园、风景区、森林公园。到2010年，全市森林公园总数将达到17个，占全市陆地面积的22.03％。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最高的城市
2005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对中国100个重点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进行评价，生活质量排在第一位的城市是深圳。
■毗邻香港的亚太区域性国际化城市
深圳市区距香港港岛仅45分钟车程。深圳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
目前，在深圳长期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达1.3万人以上，深圳国际味日浓。这些外国人来自111个国家，主要是外企驻华机构代表、三资企业人员、文教类人员、留学生。2005年经深圳市口岸入境的外国人共340多万人次。深圳住房面积中约有5%为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士所拥有。
深港合作
深港两地山水相连，经济相互依存，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和天然联系。长期以来，香港市场上的禽、蛋、鱼、肉、菜以及鲜奶等主要来自深圳。每年经深圳水库供港的东江水达11亿多立方米；大亚湾核电站输电到香港；港资一直是深圳最主要投资来源，占外商在深实际投资金额的70%以上；深圳多家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提出了“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合作理念，深港政府间建立了重大事项协商沟通机制，口岸和跨界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加强，经贸、科技、教育、金融、旅游等合作不断深化。2007年4月，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治理三期工程，深圳河流域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的水平。2007年7月正式建成通车的深港西部通道，将把深港两地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
■受人尊重的文明城市
深圳正在全面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第一追求，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尊重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利益。深圳市民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深圳通过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全面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其中例如“深圳读书月”活动，已经融入每一位深圳市民生活，成为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和实现文化权利的有效载体。这座城市因为读书而备受世人尊重。深圳还每年举办“关爱行动”，发动全社会来扶助弱势、困难人群。深圳的城市文明指数和市民关爱行动指数逐年上升。深圳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文明城市”之一。
志愿工作者
深圳包括义工组织在内的慈善组织约200个，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约53万人。成立于1990年的深圳义工联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义工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78岁，平均每天从事16类30多个服务项目。“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已成为深圳人的时尚。
产业配套
深圳是中国高新技术成果转让、交易的“窗口”，同时也是全国性的电子、钟表、家具、农产品等多项专利产品的货物集散中心。
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水平高，交通便捷，物流服务完善。以深圳为中心，3个小时内能采购到品种繁多的电子零配件、五金、化工原料、纺织品、农副产品。在产品制造出厂后，2小时内能通过深港两地机场口岸发往世界各地。
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
深圳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研究开发体系，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自1992年以来，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46.5%，专利申请量保持30%以上的快速增长。全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达58.9%。
“十一五”期间，深圳市财政研发投入预计100亿，带动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将达1000亿。
中国名牌产品
深圳实施名牌战略，形成了一批拥有名牌产品的大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
截至2006年，深圳市共有金威啤酒、康佳彩电、长城计算机（服务器）、创维彩电、BELLE皮鞋、富安娜床上用品、泰丰电话、飞亚达手表、依波表等12种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殊荣，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
六、财政金融
1979年的深圳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06元。经过27年建设和发展，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罕见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速度。
深圳地均产值、人均收入水平和外贸出口总额稳居中国内地大中城市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居大中城市第四位;财政收入居大中城市第三位;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七分之一，连续12年居大中城市第一，集装箱港口吞吐量位居世界第四，深圳国际机场为大陆四大机场之一。
深圳基本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适应现代化中心城市功能”的新型产业体系，高新技术产值居国内城市首位。
在区域结构上，深圳业已形成的“南软北硬”、“南高北重”、“东西两翼旅游港口”的产业分工布局和特色。南面特区内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四区集中发展金融、物流、高新技术研发、软件、商贸等“软产业”，规划建设新型的都市产业园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会展经济，体现出高新技术、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的“三高”特点。北面宝安、龙岗两区以“硬产业”为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引进关乎全市经济发展前途的大项目、基础工业项目。东西两翼利用山海等资源优势集中发展港口经济和旅游经济。
2004年深圳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增强。全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完成年度预期目标情况良好。
深圳经济发展不断攀上新台阶。生产总值5年实现了2000亿元、3000亿元两个台阶的大跨越，年均增长15.8％，2004年达到4282.14亿元。其中第一次产业增加值12.33亿元；第二次产业增加值2211.23亿元；第三次产业增加值2058.58亿元。
深圳正在努力建设一个能有力支持经济发展、能有机配套产业结构、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金融体系，到2010年建成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
深圳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2006年，深圳金融业总资产达到了1.6万亿元，全市金融业年收入增长率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取得了近10年来最好的成绩。
深圳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力争为金融机构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化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计划到2010年，深圳市金融产业增加值达到1350亿元，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以上。
证券业
深圳是全国证券资本市场中心之一。全国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交所进入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新阶段。
创业投资
深圳创业投资发展迅速，机构和资本均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内创业投资集聚力最强的地区。2006年共有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公司500余家，约占全国1/2。
保险业
深圳是中国第三大保险城市。保险公司总部增至7家，分支机构29家，保险从业人员达约3.5万人。2006年深圳保险业总资产272亿元，占全国保险公司总资产的13％。外资保险机构代表处8家，在深各外资保险分公司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6.16亿元。
外资金融机构
1982年1月，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是建国以后中国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2006年再次迎来外资银行入深潮。先后有永隆、大新、上海商业三家港资银行开设分行。中信嘉华银行、工银亚洲在深开业。东亚银行、恒生银行开设了支行网点。目前深圳拥有外资金融机构38家，其中，营业性机构31家，代表处7家。
2006年末人民币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后，深圳29家外资银行加大了业务拓展力度。
七、对外开放
深圳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场”，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辉煌成就的精彩缩影。
进出口贸易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374.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9%。其中，出口总额1361亿美元，增长34.1%；进口总额1013.03亿美元，增长24.6%。深圳外贸出口总额连续14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
利用外资
在深圳，外商投资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电子通信、电气机械、纺织服装、食品、医药、金属制品、房地产、交通运输及商业饮食等。2006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32.69亿美元，增长10.1％。
深圳一直重视利用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目前招商引资的重点是汽车、石化等带动性强的实业、产业项目。
外商投资企业
累计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深圳投资。 到2006年底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总数累计达141家。
对外投资
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深圳企业也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至2006年底，深圳已设立境外企业和机构367家，累计投资近15亿美元，遍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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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盈科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全球性法律服务机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球商业法律服务。 盈科广州分所成立于2010年，现已聚集各专业领域优秀律师200余人，员工总数350余人。 先后设立刑事、婚姻家庭、知识产权、房地产、重大民商事、企业风险与信用管理、财税、国际法、金融与投资、新三板、医药卫生、工程与 建设等专业法律事务部门，为广东国际贸易、金融、文化产业、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