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工作调研文章

⑴ 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的思考

案件管理工作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查办案件工作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管理。是查办案件工作的参谋和助手，是搞好反腐败工作的一项基础性、机制性和运筹性工作。切实做好案管工作，充分发挥数据统计、分析调研、组织协调、督查督办职能，对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基层纪委案件管理工作的现状 1、对案件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大部分基层纪委对案件管理工作的认识不到位，认为案件管理工作就是“对案件处分文件的收集、归档、统计、上报、查阅”等简单性工作，因此，对案件管理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严格，资金保障不足，工作人员配备不到位，素质不高，上级要求的工作，下级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不高，工作作用发挥不大。 2、案件管理工作体系不健全。据调查，当前基层纪委还没有建立一套很好的案件管理工作制度，没有配设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无专门从事案件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兼任案件管理工作的人员工作杂、事务多，对工作不够深入。案件备案制度、填报制度、考核制度、保密制度、培训制度、奖惩制度等，没有严格按制度落实。案件管理工作督查、调研，在工作中方法单一，没有步入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来。 3、对案管人员培训力度不够，业务不熟悉。基层纪委负责案件管理工作的人员更换频繁，多数从事案件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时间不长，对案件管理工作不熟悉，在报送案管材料时常出现错填、漏报、错报等问题。 4、案件管理工作创新意识较差。从事案件管理工作的人员对案件管理工作积极性不高，不善于去观察、思考、调研，没有真正从案件管理工作的渠道来发现苗头、隐患性、倾向性腐败问题，提出创新的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理。 5、案件管理治本作用发挥不够。多数基层纪委对案件管理工作方法单一，只是按照上级纪委的要求报送每月的报表，没有对典型性案件进行分析解剖和提出解决措施。二、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案件管工作能够为各级领导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随着反腐败斗争工作的不断深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各级各部门对案件管理工作要高度重视。一是要配设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明确分管领导及办公人员，把政治素质高、文化功底厚、写作水平好、分析能力强的纪检监察干部充实到案件管理机构中来，以保证案件管理工作高效运转；二是要保障案管工作经费办及办公设施，为案管室配备微机、激光打印机、传真机、文件专柜等设施使案件管理工作运转正常。三是要加强对案件管理工作督查、调研，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使其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2、健全工作体系，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案件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化工作，必须建立和健全行之有效的案件管理工作体系。如案件备案制度、填报制度、考核制度、保密制度、培训制度、奖惩制度等，并严格按制度落实。明确工作职责，明确案件管理工作室在履行各项职能方面的任务。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使各项工作步入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来。3、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对基层纪检监察系统案件管理人员的培训。包括全县、乡镇负责案件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使从事案件管理人员提高认识和业务水平。4、增强创新意识，注重作用发挥。拒腐防变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责。通过案件管理渠道来发现苗头和隐患，并提出相关治理措施的建议或意见，是案件管理人员的基本职责，为此，对案件管理人员要求具有创新意识，既要擅于观察和分析外界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苗头性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及时遏制，从源头上刹住腐败之风，又要善于查找现行制度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与进俱进，加以修正和完善，善于针对一些久治难愈和新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腐败问题，通过创新加以预防和治理，才能使案件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纪检监察工作，并发挥其积极作用。5、抓治本发挥，提高工作实效。一是要加强个案分析，督促发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形成建议报告；二是对一些典型性问题进行专题分析，挖掘深层次的共性问题，为领导提出从源头治理和防范腐败行为的措施和建议；三是强化警示教育，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扩大办案作用。

⑵ 有没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调研文章

去你们所属区的法律援助处,找资料就可以拉

⑶ 近两年法律援助的背景是什么

近日，司法部发布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行业标准——《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规范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律师在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应注意哪些要求？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释。

记者：规范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立足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服务的满意度，对法律援助案件各环节严格规范，努力为受援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但从整体上看，法律援助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尚在起步阶段，仅浙江、上海、山东编制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地方标准，缺乏适用全国的行业性服务标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机制亟待完善。为此，司法部开展广泛调研，出台了这个行业标准。

记者：规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规范适用于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以及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对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进行的监督管理工作。

记者：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应注意哪些要求？

答：一是充分会见。承办律师应及时会见受援人，且确保每个诉讼阶段至少会见受援人一次。二是有效辩护。承办律师应当参加庭审，发表辩护意见并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三是及时报告。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遇有可能导致终止法律援助的情形时，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承办律师遇到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时，应向律师事务所报告，提请集体讨论研究辩护意见，并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承办情况。四是遵规守纪。承办律师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钱物或者利用承办案件的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应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监督。

记者：规范对律师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提出服务标准，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关注哪些规定？

答：一是全面了解情况。应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耐心听取其陈述或者辩解，通过调查，全面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为辩护提供依据。二是落实普法责任。对于检察机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或酌定不起诉的案件，承办律师应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家属解释清楚该项决定的法律意义，并告知其应遵守的法律义务及其责任。三是保障基本人权。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语言表达方式明显不适合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智力发育程度或心理状态，或者存在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等情形的，承办律师应及时提请审判长予以制止。四是保护个人隐私。承办律师发现相关办案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违法披露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公开或者传播案卷材料，应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并要求纠正。

⑷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⑸ 西城区司法局的机构设置

办公室
负责本机关政务工作；负责公文处理、政务信息网络化建设、议案、建议、提案和信访、档案、保密工作以及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组织起草有关重要文稿；负责重要文件和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察工作；负责管理本系统的计划财务、物资装备；负责本单位卫生、安全保卫工作。
主任：刘铁仁
政工科（监察科与其合署办公）
负责本系统党务工作和党群工作；负责人事管理、干部录用、调入、调出；负责本系统表彰奖励、晋升、培训、队伍建设、政治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本系统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组织工作、聘任工作；负责本系统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工作。
负责监督检查本系统工作人员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受理检举、控告、申诉事项。
科长：刘丽彬
基层工作科
组织、指导本区人民调解工作；管理街道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负责组织、指导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负责组织、指导社区矫正工作；核准设立法律事务所及核发从业人员证照。
科长：王友良
法制宣传科
负责本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依法治区的有关工作；承担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规划和年度计划的起草工作，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检查指导的具体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区的调查研究和典型经验的交流推广工作。
科长：白巧君
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法制科与其合署办公）
负责本区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指导、管理工作。
负责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划、起草、备案、汇编、归档及提出废止、修改建议，协调各科、室、处、所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受理承办当事人的申诉事项，依法做出行政决定并承担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负责制定调研计划和调研课题并组织指导调研课题的落实和调研文章的撰写工作。
科长：宋红
法律援助工作指导科
负责组织、管理本区法律援助工作，负责对本区公职律师从事法律援助业务的管理工作。
科长：彭兴刚
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西城区“148”法律服务专线办公室）
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工作；负责指派、协调或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工作；负责督促、检查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负责接待法律援助咨询；负责“148”法律服务专线工作。
主任：彭兴刚

⑹ 求文章~~~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

活活搞肥鸡

⑺ 如何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措施

党的十七大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对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县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向前推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民弱势群体比较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为深入扎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对有需求的困难群众实现应援尽援。不断探索，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使处于法律援助案件边缘上的困难群众及时获得了法律援助。现就我县当前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摸清我县农村法律援助对象情况。

县地处市西北部，总面积3781平方公里，总人口13.6万人，共有13个乡镇，行政村220个，其中农村人口10.78万人，约占总人口79%。全县贫困人口14898人左右，其中城镇低保对象2572人，农村低保对象9680人，“五保”对象251人，困难学生1560人，全县残疾人5180人，因病致贫家庭1280户，因灾致贫家庭1320户，进城务工农民3400多人。

2、农村法律援助矛盾纠纷的特点。

通过调查农村法律援助的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中经常发生的土地承包纠纷、宅基地纠纷、城镇化建设中的拆迁问题、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工伤、保险纠纷等等。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遇到的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3、农村法律援助存在问题。

农村困难群众多，加上城乡差距的存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存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还比较薄弱，对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等基本知识比较缺乏，部分居住地偏僻，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及不方便，更有部分残疾人不能亲自申请法律援助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因此大力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基层延伸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1、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

针对我县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为方便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就近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在县司法局的领导下，
初在街道办、社区，乡镇司法所、乡镇、企业、工青联合会、学校设立了24个法律援助点、发展了联络员。随着基层法律援助站的建立和工作的不断深入，法律援助申请的渠道更加畅通、便捷、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更加及时高效。既提高了广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又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也有力的调动了各方资源，形成了社会共?斡氲墓ぷ餍赂窬帧?

2、建立法律援助协调机制。

为方便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儿童、下岗职工、贫困村户等农村弱势群众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法援中心积极探讨与老龄委、残联、团委、妇联、工会、民政等主管部门进行协商，分别在这些部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站，落实联络员。今后还应经常性与公、检、法等单位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

3、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的需求日趋增多，因此，法援中心以司法行政为主导，全面动员全县律师、法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法律服务人员、基层（村委会）法援社会志愿者纳入到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积极作用，缓解农村法律援助人员缺乏问题。

三、探索创新法律援助工作方式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面宽、量大、情况复杂，我县法律援助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如何做好此项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想法。

1、积极协调，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

法律援助应争取领导广泛的重视和支持。不能只表现在形式上。做好弱势群体维权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关键是落实问题。今后还应积极探索争取乡政府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基本的财政经费支持和必要的机构人员保障。因此，各级政府领导和推动对做好此项工作至关重要。

2、加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

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召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会议，通过会议进行宣传。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开辟专栏反复宣传农村法律援助方面的知识，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到繁华街道、广场、农村集市等地摆摊设点解答法律咨询，发送宣传资料或发放打印法援知识扑克牌等形式宣传农村法律援助常识，还可以利用接待农村法律援助对象进行宣传。近年来，我县在司法局统一领导下，法援中心开通“148”法律援助热线接待来访人，在互联网开辟“法援网”在线法律咨询，进乡村播放法制电影、文艺演出等活动宣传效果良好。通过这些宣传渠道和措施不断扩大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有利增强农村法律援助对象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自觉性。

3、开展农村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联接。

利用各乡镇基层司法所，把他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沿阵地。采取以调为主的工作方针，使基层群众纠纷尽量以调解的方式解决，避免矛盾激化，避免上访事件的发生，形成解决民间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4、广泛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上门服务活动。

法律援助工作者通过经常深入农民工密集地区、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常识的宣传，提高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近几年，我县在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律六进”和“送百部法、进百家村”活动进社区调查问卷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律援助上门服务宣传活动230余次，进村入户率达68%。底设计印制了16000余份法律援助年画，免费发送到农村和社区，深受城乡居民的欢迎。通过直接与农村法律援助对象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解答法律咨询，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需求，逐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影响力。

5、畅通农村法律援助对象服务渠道。

摸清我县城镇、农村“低保”、“五保”对象、残疾人、农民工家庭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开展送温暖活动，为他们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使他们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应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六行”活动社区行、乡村行、工地行、社保行、狱所行、信访行。目前，我县法律援助中心面向社区及农村贫困户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多张，有力的扩大了农村法律援助对象的覆盖面，使法律援助的阳光洒遍社会每个角落。

6、加强法律援助业务培训和交流。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支新兴的队伍，目前人数不多，我县法律援助队伍中，有律师资格的占少数，是目前影响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鼓励有资格的参加司法考试争取取得资格证。提高工作能力，使其尽快适应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7、优化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今后应从申请、受理、指派、办案、归档等各个环节，制定明确规范的工作标准和操作规程。更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业务学习及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策业务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优化农村法律援助案件工作质量。

以上是对农村法律援助的一些思考，希望我们共同探讨，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创新，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