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律师

『壹』 诸暨枪击案中案，20年残害8人，凶手连婴儿都没放过，结果如何

2011年8月23日晚上9时许，大雨，诸暨大唐镇某银行自动柜员机附近，一位34岁的女会计被枪杀，击中腰部死亡。

8月29日下午3时许，小雨，诸暨陶朱街道三都信用社门口，一辆奥迪轿车像是失去控制一般，先是和一辆停着的面包车发生了刮擦，紧接着又撞倒了一辆摩托车，直到撞到一个电话亭才停下。奥迪轿车车主袁某受重伤。

9月2日下午，袁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起初，警方以为造成袁某死亡的原因是来自其头上的一个发夹，可是发生事故时奥迪车的车速并不快，一个小小的发夹怎么会致人丧命？

在为袁某做CT检查后，警方发现她的颈后部有一个高密度金属异物。经过解剖，民警从受害者体内提取到子弹头一枚，由此证明，高密度金属异物正是子弹头。警方最终认定，这是一起持枪杀人案。一个星期，两起枪案。坊间传言纷纷，人人自危。

警方通过对两起案件的子弹弹头进行鉴定，认定为同一把枪发射，警方遂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组成专案组，全力投入侦查。

结合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等多线索的分析判断，警方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锁定重大犯罪嫌疑对象许德永。

9月5日下午，警方掌握了许德永的确切行踪。根据专案指挥部指令，20余名警察兵分四路，开始抓捕行动。为确保周围民众安全，防止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警方守候至凌晨才开始实施抓捕。9月6日零时50分许，犯罪嫌疑人许德永在睡梦中落网。

2012年7月18日 法院判决被告人许德勇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许攻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马振宏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诸暨陶朱街道血案被害人家属因本案遭受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三十二万四千元，由被告人许德勇、许攻卫各承担十六万二千元，并由二被告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限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

2015年5月25日，血债累累的许德勇被验明正身，执行死刑。

『贰』 “杀人狂魔”许德勇团伙落网记，连续作案胆大包天，后来怎样

2015年6月，犯有持枪抢劫及杀人罪的六十多岁的许德勇以及犯罪团伙中的另一人被温州市初级人民检察院执行了注射死刑，告一段落其无恶不作的一生，凶犯的绳之以法总算是归还了受害者亲属一个晚来的最后回应。

2012年7月18日，浙江诸暨人许德勇就在承受残害8条性命持枪抢劫5次罪行的状况下接纳了温州市初级人民检察院的最终审判，开庭审理全过程中他的同犯各个神色焦虑不安看起来他小表情则是风轻云淡。

以前他一直不愿接纳刑事辩护律师的协助，之后法院也驳回申诉了刑事辩护律师说他有投案自首剧情的叫法，尽管他接纳了答辩可是他明白自身所做出的罪刑比较严重，宣判当日他穿着一身名牌服装，说自身便是要去拿身亡审理书，更为一个亡命之徒，他早已表明自身全都想好啦。

迈向罪孽的路面

许德勇出生于1951年浙江诸暨马剑村的一个普通人家，父母全是安分守己的农户，过着并不富有但也稳定的生活，但是许德勇却不与自身的父母一样，他从没有想过安稳工作中赚钱养家，他为了更好地不会受到羁绊并没有像同年龄人一样到年纪就结婚生子，只想一个人无拘无束。

自食其果

此案的最关键的罪犯便是许德勇，可是与他一同参加在被告席的嫌疑人也有许攻卫和马振宏。

许德勇和许攻卫被死刑立即执行立即执行，那一个被她们俩残害的一对夫妻的妈妈也是那一个10月大女宝宝的姥姥当日赶到法院看见这两个坏人被审理，总算在哪黑喑的一天后的第十年但是了自身的愿望。

共同犯罪马振宏一样被死刑立即执行，夺走民事权利终生并收走所有资产，可是别人罪时心态优良且想要用劳动赔偿受害人财产损失，人民法院决策对其的死罪推迟2年实行。

总结

有些人用“无恶不作”这个词形容一个人穷到顶点便会越来越十分残酷凶狠，这实际上全是一些要想作恶的人为自己找的托词。从本意上讲，“穷”是极端的意思，能够了解为终点、可循，并非财富的“穷”。

这些人对社会发展充斥着憎恨，她们不愿根据自身的勤奋过上幸福快乐生活，只为靠盗窃打劫他人的金钱来提升自己的化学物质生活，因此甘愿踏入违法违纪的路面。

。

『叁』 林家栋演过哪些电视剧

《金装四大才子》，《碧血剑》，《神探李奇》，《乐队插班生》，《异度凶情》，《布袋和尚》，《铁胆梁宽》，《阿sir早晨》，《廉政行动1994》，《大闹广昌隆》，《隐形怪杰》，《美味大王》，《酒是故乡醇》，《天涯追缉令》，《天涯追杀令》，《难兄难弟之神探李奇》

『肆』 杜淳资料

杜淳，1981年5月22日生于河北保定，中国内地男演员，200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
2005年，参演胡玫执导电视剧《汉武大帝》，饰演青年汉武帝。2007年，主演古龙剧《大旗英雄传》；凭《51号兵站》荣获南方影视盛典“年度最佳男主角奖”。 2009年，在电视剧《走西口》饰演男一号田青，以平均收视率9.60%创下2002年以来央视一套开年戏的收视纪录。
2010年，夺得第三届华鼎奖“中国年度最佳表现新锐男演员”奖。2011年，凭借电视剧《古今大战秦俑情》荣获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最受推崇男演员”奖； 凭借《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荣获2011年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年度“最受大学生喜爱男演员”奖。 2012年，主演赵宝刚执导的《北京青年》。
2013年，亮相央视春晚献唱《我的歌声里》。2014年，主演古装剧《大汉情缘之云中歌》，饰演男主角孟珏 。

『伍』 对宋庆龄有什么评价

1.“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传》

2.李岚清表示，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也是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崇高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他说，在宋庆龄逝世后成立宋庆龄基金会，既体现了对宋庆龄的纪念，也体现了对继承和发扬宋庆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倡导和支持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姐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也许就没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成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19年前，庆龄还在襁褓中时“见过”孙中山，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孙是革命家，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即使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你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决定将庆龄软禁在家。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1915年6月，孙中山将元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 49岁，宋22岁。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孙的革命伙伴胡汉民劝他悬崖勒马，孙拒绝和他们谈“私事”。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宋庆龄晚年时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
政治情势、政治利益和既成事实，都迫使持异议的人不得不接受这场划时代的婚姻。曾为宋家姐妹作传的美国作家露比亦认为：“宋嘉树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而感到难堪，但他还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继续和他共事。”

『陆』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历程

(一)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在中国法学教育中，历史最悠久。1898年在戊戌新潮中诞生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后易名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开始就在她的专门学第三门“高等政治学”内设有法律学课程。1902年根据清政府《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政治科内设法律学目。1904年1月修订大学堂章程，改大学专门分科为分科大学堂，在政法科大学堂内设法律学门。1917年，国民政府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
(二)法律学门学制四年，所设课程分为两类。一类为主课，设：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律考、中国古公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罗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另一类为补助课，设：各国行政机关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学生读完主课和补助课，尚可随意选修其他课程。修业期满，写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为毕业。王家驹、程树德、芬来森(英国)、李方、王基磐、陈籙、沈觐扆、冈田朝太郎(日本)、白业棣(法国)、博德斯(法国)、震均鋆、科拔(英国)、王宝田、嵇镜、徐思允、巴和，为政法科最初的教员。
(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将学款移作他用，京师大学堂处境艰难。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复又开学。教育总长蔡元培着手改革旧教育制度。5月改京师大学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改大学堂总监督为大学校长，以严复任之。1913年2月，改政法科为法科，以孙祥龄为学长。是年法科法律学门招新生一班。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面改革北京大学旧制的同时，对法科也进行一系列改革。11月聘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为法律学门讲授社会立法；聘周家彦、左德敏、徐崇钦、黄振声、徐墀、黄右昌、陶履gōng、胡钧、马寅初、张祖训为法科本科教授；王彦祖、郭汝熙、朱锡龄、韩述组、林损、李景早、黄国聪、伦哲如、黄振华为预科教授；废政府官吏为专任教员。同时还改定了课程。年底，法律学门有本科生206人，预科生222人，成为全校大的学门。在改革法科教学制度的同时，在法律学门还设立法律学门研究所，以黄右昌为主任，聘王宠惠研究比较法律、张嘉森研究国际法、周家彦研究行政法、罗文斡研究刑法、左德敏研究保险法、康宝忠研究中国法制史、陈长乐研究美国宪法、王景歧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及各种条约、徐崇钦研究商业及工厂管理法。1918年在体制上又出新举措，由黄拔声、黄右昌、梁宓、王景歧、孙孝移、雷孝敏、周家彦、康心孚、左德敏、陈介、鹏屠振、余启昌、何基鸿、组成法律学门教授会，实行教授治门。1919年旋又将法科法律学门改为法律学系，设系主任一人，由该系教授会选举产生。还将旧学制中均为必修课的各门课程，改为半为必修、半为选修课程。学生选修课程，可选该系课程，亦可选他系课程。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教师教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师生思想活跃起来，经常参加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举办的学术讲座，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思想，投身新文化运动，参加五四爱国斗争，并组织法律研究会研讨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法学问题。自此，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渐成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阵地。
(四)20年代，法律学系的课程设置日趋完善，师资力量有所增强发展，但后期由于北京大学屡有变故而法律系亦因之多有变动。1924—1925年，法律学系课程已达30余门，教员人数亦有所增加。所设必修课有：民法总则、民法债权总论、民法债权各论、民法物权、民法亲属、民法继承、民事诉讼法、商法商人通例公司条例、商法商事通例票据船舶、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刑事诉讼法、宪法学、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外国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学原理、专门研究(以论文和译书为研究方法)。选修课有：法律哲学、社会立法论、中国法制史、罗马法、刑事政策、法院编制法、破产法、法医学、社会学、财政学总论、第二外国语。主要教员有：余qǐ昌、张孝移、王世杰、张志让、梁仁杰、左德敏、林志钧、黄右昌、陈瑾昆、石志泉、白鹏飞、李浦、燕树棠、夏勤、杜国庠、程树德、林彬、冯承均等。然而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府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并北京大学法科到北京法政大学，称法科第二院，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复将京师大学校改为中华大学，8月16日又改为北平大学。迫于北京大学师生要求复校的强烈抗争，1929年8月南京政府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名称，法律学系也随之恢复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五)1930年12月，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仿照美国改革教育制度。对法学教育的改革在于：设法学院，以周炳琳为院长。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三系。法律系主任为戴修瓒。系设系务会议，由系主任及该系教授副教授组成，系主任为主席。法律学系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师资颇可观。必修课：党义(王先强)、政治学概论(浦薜凤)、经济学概论(卢郁文)、心理学(樊际昌)、国文、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民法总则(燕树棠)、民法物编(余启昌)、民法债编总论(刘志敭)、民法债编各论(戴修瓒)、民法亲属编、民法继承编(林彬)、特种民事法(公司法、何基鸿，保险法、李浦，票据法、海船法，(戴修瓒)民事诉论法(李怀亮、石志泉)、刑事诉讼法(陈瑾昆)、刑法分则(林彬)、罗马法(赵之远)、强制执行法(于光熙)、行政法各编(白鹏飞)、国际公法(王化成)、国际私法(燕树棠)、英文法律选读(燕树棠)。选修课：中国法制史(程树德)、中国法制史专题研究(程树德)、法理学(赵之远)、社会学(许德珩)、德国法(何基鸿)、破产法(王家驹)、劳工法(何基鸿)、法医学(刘北霖)。学生学习实行学分制，每年上课至少在28周以上，四年修满132学分即为毕业。第一、二学年每学期选习至多不得超过22学分，第三、四学年每学期至多不得超过18学分。学生毕业，得学士学位。1934年成立法科研究所，由院长兼主任，负责培养法学研究生。
(六)1937年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于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38年春旋又迁往昆明，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间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部分师生奔赴抗日前线，部分师生编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历时8年。法商学院由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组成。由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中，只有北京大学有法律学系，因而联大法商学院的法律学系即为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西南联大8年期间，法律学系主任为燕树棠。其间先后在法律学系任教的教授除燕树棠外，有戴修瓒、蔡枢衡、芮沐、费青、陈瑾昆、罗文干、张企泰、李士彤、李祖荫、章剑、马质夫、赵凤喈；副教授有林良桐。联大法律学系注重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两方面人才的培养，课程设置亦注重这两者的兼顾。所设课程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自然科学、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绪论、民法概论、宪法、国际公法、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事诉讼法、商法、公司法、破产法、行政法、中国司法组织、中国法制史、国际私法、劳工法、社会立法、法理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海商法、保险法、民事执行法、程序法、土地法、票据法、刑事政策、法医学、毕业论文。学生实行学分制，读完140学分左右方可毕业。每年招生20名左右，8年间在联大法律学系就读学生约200名，研究生3名。法律学系许多师生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七)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北京大学重迁北平，于是年秋开学。法律学系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合为法学院。至共和国成立，其间法律学系主任先后由法学院长周炳琳和教授冀贡泉、费青担任。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师资力量亦有加强。课程方面，增加了比较宪法、司法制度研究等。此间在法律学系先后担任教授的有：燕树棠、费青、蔡枢衡、戴修瓒、芮沐、戴剑、李士彤、黄觉非、刘志yáng、冀贡泉、李祖荫、王克勤、张忠德、赵凤喈、龚祥瑞、严景耀(兼)；副教授有汪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亦大大超过西南联大期间累计达600多人。处于中国革命趋于胜利前夕的法律学系师生，积极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
(八)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带来变革的曙光。法律学系对课程设置作了较大调整。设有马列主义法律理论、国家法、新刑法原理、新民法原理、宪法原理、婚姻法、国际公法、审判工作、商事法原理、犯罪学、法医学、政策与法令、苏联法律研究、名著选读、国际公法研究、国际私法、毕业论文等课程。学生除学习这些专业课程外，还要学习其他系开设的一些课程。课程仍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共和国诞生前在法律系任教的教员此时多还在系任教。张志让、何思敬等教授曾来系兼课。1952年，新中国实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由著名法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出任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九)1954年，在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的直接指导下，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得以重建。司法部教育司司长陈守一受命出任重建的法律学系第一届主任。“依靠老干部，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吸收有真才实学的老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是重建法律学系的指导思想。1954年8月，法律学系新一届教职工41人在北京大学集结。他们分别来源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政法机关和北京大学。其中包括一批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学者。1954年9月12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郑重宣布法律学系重新成立。重建后的法律学系设有系办公室、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资料室。1956年8月，在原有四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审判法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当时法律学系办系指导思想和制定教学计划的基点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8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195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都来系作过报告。法律学系教学计划从1954年至1966年前，先后共有六次较大的变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改，几次教学计划的修改特点大致如下：
(一)学制：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
(二)培养目标：开始为政法工作者、法律高级专门人才；五年制时期为法学家、政法研究人才与师资、理论研究人才。
(三)法律专业课程(包括选修课)，建系初期介绍苏联法学的课程略多些。
1954年法律专业课26门课程中苏联课程比重较大，约有七门，中苏内容结合的课程约有六门，共十三门课，占法律专业课一半。
1955年法律专业课31门，主要以讲中国内容课程为主，取消了苏联民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行政法及法院组织法。合并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法，将法医学改为必修，增开了国家与法的理论专题、检察监督、司法统计。
1956年法律专业课27门必修课中取消了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财政法，增加了政治学说史，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法。
1959年法律专业课26门课中必修课中增开了人民公社规章制度，公检法组织与任务、资产阶级国家法、国际关系史、资产阶级民商法、罗马法。
1960年法律专业课19门，其中将刑法学、诉讼法、婚姻法等六门课合并为政法业务课，增开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介绍。
1961年至1966年教学计划基本无多大变动，法律专业课程为21门课，增开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现代资产阶级法与批判，将刑、民法改为刑事政策与法律和民事政策与法律。重建后的法律学系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是在1955年五月四日举行。法律学系自重建系以来，每年校庆，均举办科学讨论会。许多优秀论文参加学校评选，有的参加高校评选。
由于法律学科的实践性强，师生注重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广泛参与国家有关法律的起草，经常出席国家机关的有关会议，并在法院审判活动中担任陪审员和律师。系主任陈守一教授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委会主任；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专业课程的教师十多人，担任兼职律师，多次担任重大民事、刑事案件的代理人和辩护人。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有重大影响的李万铭诈骗案等，该系兼职律师都曾出庭辩护。此间对外交流活动主要是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陈守一教授等曾四次出访前东欧国家，后者也有学者多次造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从1954年到1956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每年招生120名左右，其中约半数来自在职干部。
(十)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政治运动和劳动的增多，法律学系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历史性地与法律学系师生的生活纠葛在一起，留下诸多沉重的回忆。在这一时期，教学计划中增大了劳动锻炼、实习和社会调查等方面内容的比重。学制改为五年。培养目标为“政法研究人才和师资”、“政法工作者”、“理论研究人才和师资”等。
1960年将民法和刑法教研室合并为业务教研室。这十年中招生虽不曾中断但招生人数每有降低。1962年仅招生19人。本科生从1957—1966年共计招收约360人。1959年开始招收三年制研究生，至1966年共招收24人。
(十一)文化革命十年中，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宣布了取消法律学系的决定。由于法律学系教职员团结一致，据理力争最终使法律学系得以保存，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免遭解散厄运的政法院系之一。教职员基本没有分散，图书资料基本没有流失，为以后恢复教学和研究工作保存了力量。1966—1971年6年间法律学系没有招生，也没有其它形式的教学活动。1972年，一批教师在刚刚得到平反之后，即致力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首先开办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干部短训班，随后举办了华北五省市政法干部培训班。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系三十六名教职员合并到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1974—1976年，法律学系连续招收三届共计150余名工农兵学员，并同时举办多期干部培训班，为恢复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期间开设的课程逐渐增多，为几届工农兵学员及干部培训班学员开设的课程已有20余门：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法制史、中国宪法、外国宪法、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劳改法、刑事侦查、国际法、法律文书等。
(十二)1977年，随着正常的招生制度在全国得以恢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迎来新的转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律学系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法律学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逐步得以明确；把法学教育、研究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设置先进和完备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加强学术研究、多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流的、多层次的法学人才，促进和发展国际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的交流，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法学教学与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对国家、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2009年，法律学系已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之一。自1977年以来，先后担任法律学系主任的有陈守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
(十三)新时期伊始，法律学系即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中心工作之一，招回和调进一批教学骨干。从1979年起，每年开展评定职称工作。同时注意挑选毕业的博士、硕士留系任教，注意吸引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博士、硕士回系、来系任教。到1998年2月，全系在编教职员112人。其中教授31人，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职称的41人。在编和返聘教授中有博士生导师21人，享受国家级突出贡献津贴的28人。教师中获博士学位的有24人。另外，有一批知名人士受聘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兼任教授。
(十四)法律学系经常注意教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到1998年2月已设9个教研室；法学理论教研室、法律史教研室、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刑法与犯罪学教研室、民商法教研室、经济法教研室、国际经济法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诉讼法与司法鉴定学教研室。其中法学理论和国际法为国家教委批准的重点学科；另有资料室和办公室等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机构，先后成立了由法律学系代管或隶属于法律学系的12个研究机构；国际法研究所、经济法研究所、犯罪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法研究中心、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立法学研究中心、金融法研究中心、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法制信息中心、劳动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税法研究中心。另设有同和律师事务所，燕园法律事务所，司法鉴定室。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中，有的是国内所仅有的，有的是国内最先设立的。
(十五)专业体系和课程设置体系，是法律学系在新时期中发展尤快的环节。首先，就本科生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来说：1979年，根据当时的急需在全国率先增设了国际法学专业，1980年又率先增设了经济法学专业，1993年再增设国际经济法学专业。这就形成一个包括法律学专业、经济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经济法学专业在内的在国内属于尤为完整的法学专业体系。在发展专业体系的同时，法律学系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发展。经多次调整，1993年开始，本科生进校后任选专业，学满两个专业学分的可取得双专业毕业文凭。与此同时，再次修订教学计划，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精神，加强了基础课比重。全系所开本科生专业课程已逾70门。其中全系各专业必修课17门：法理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概论、合同法、刑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律文书、律师实务与律师道德；法律学业必修课6门：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企业法/公司法、司法鉴定学、犯罪学、劳改法；经济法学专业必修课9门：经济法总论、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划法与投资法、财政法与税法、金融法/银行法、会计法与审计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国际法学专业必修课8门：中国外交史、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海洋法、航空航天法、国际司法判例、专业外语；国际经济法专业必修课8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经济组织、专业外语；全系各专业限制性选修课23门：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立法学、当代西方法律思潮、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法律文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外国宪法、公务员法、罗马法、外国民商法、实用刑法学、青少年法学、外国刑法、刑事侦察学、刑事技术概论、法医学、保险法、中国经济立法史、司法精神病学、外国婚姻法、票据法、国际税法、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专题。除专业课程外，还有若干门全校性公共课程。其次，就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来说：经过这些年发展，到1998年，已有12个专业36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这12个专业分别是：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环境法；法律学系有八个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它们是：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宪法学、刑法学、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环境法、经济法。
(十六)法律学系注意将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鼓励教员开好课、多开课、开新课，鼓励教员钻研学术、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到1997年，全系在新时期共编撰各类高等法学教材近百部，出版学术专著一百六十余部，发表论文一千四百余篇。各类工具书60余部。教材中有30余部系由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员主持或参与国家教委、司法部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获奖教材为：《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宪法学概论》、《民法教程》、《民事诉讼法教程》、《国际法》、《经济法原理》等等。
专著中有许多是属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许多教材由于编写与出版早、质量好，在法学教育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法律学系还于1978年创办了《国外法学》杂志，1988年又改刊为《中外法学》。法律学系法律图书馆是保存、管理图书资料工作进行得较好的图书馆。法律学系研制的《CHINALAW电脑辅助法律研究系统工程》，建立了中国法律数据库，填补了国内法学领域的一项空白。由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捐款和国家教委拨款投资兴建的“法学楼”于1993年3月交付使用，为法律学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十七)培养人才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形成高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模式。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各具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要求学生或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掌握该专业所需具备的理论、知识和能力。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既重视基本理论又重视从实践出发，培养实用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随着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生中比例的增加，更重视社会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从1977年到1997年，共招收本科生2906人，其中除1989级至1992级本科学生因军训实行五年制外，余皆实行四年学制。从1978年到1997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1402人，硕士研究生班约50人，博士生178人，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二百余人。自1977年以来，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418人，硕士学位887人，博士学位71人。1993年，面向全国招收已获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35人，攻读法律课程，成为该系首批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从1993年开始，为提高在职人员的法学理论水平，推动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为国家培养较多的法律专业人才，法律学系在北京、深圳、汕头、昆明、广州、烟台等地举办硕士学位课程研修班。从1985—1988年，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检察干部法律专修科，共培养大专层次学员600余人。1983—1989年承办经济法干部专修科，培养学员110人；1986—1990年为全国武警干部举办法律专科函授班，四年中，培养大专层次的毕业生5000人左右，并先后承担北京地区的函授教学任务及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编写和教学辅导任务。1985—1990年，支持烟台大学、宁波大学等创办法律学系。1980—1993年，与北京市司法局、九三学社联合创办北京市法律业余大学。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教职员也参与了北京大学分校法律学系的创办和管理。1988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教委决定成立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该中心的基地之一，每届招收学员60至70人，十年中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各类干部600余名。经国家教委批准，从1987年起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到2009年已招收11届，共1800余人，其中已有400多人获学士学位；从1991年始，又在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的基础上，在香港招收民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到2009年已招7届，两专业共招硕士研究生70余人，1994年首届硕士学位学生毕业，有13人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以及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为香港回归培养了一批法律专门人才，该项教育荣获1997年北京市普遍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十数年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招收学生、学员的人数、授予学位的人数培养人才的人数，大大超过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总人数。
(十八)法律学系还是全校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最为活跃的系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法律学系被列为绝密专业，对外交流活动很少。解密后，对外交往迅速发展。

『柒』 鲁迅是如何回应流氓治国的

鲁迅：以笔回敬手枪
作者：傅国涌
不带钥匙出门
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一阵枪声夺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的生命。面对同伴的惨死，鲁迅悲愤交加，当天他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第二天，他对来访的冯雪峰说起杨杏佛遭暗杀时的情境：“可见他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冯雪峰认为他对杨杏佛临难时所表现的镇静态度和所流露的人性，表露了自己无比的敬佩与赞美，正是在这种敬佩与赞美中蕴涵着他至为深沉的痛惜。6月的上海杀机四伏，风声鹤唳，“勾命单”上赫然就有鲁迅的名字。杨杏佛入殓那天，到处传闻国民党特务还将继续暗杀同盟的人，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有些知识分子被吓得“鸡飞狗走”，亲友们都为他的生命而担忧，劝阻他出门，或暂时避一避，但他都拒绝了。
6月20日，鲁迅毅然告别家人，和许寿裳一同前去参加战友的入殓式。那一天他确实不存幸免之心，出门时不带房门钥匙。据邹韬奋回忆：“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洪深等人参加了入殓式，邹韬奋、胡愈之赶到时遗体正在入棺，同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林语堂没有来。晚上，鲁迅对来访的冯雪峰谈了一些看法，“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老朋友许寿裳，说：“季茀也是去的。”他同时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他对许寿裳也说过：“语堂太小心了。”（1933年7月2日，杨杏佛出殡时林语堂是去了的。）
同一天，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记下了杨杏佛被暗杀的详细时间——“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并以惯有的冷嘲热讽的笔调驳斥了《社会新闻》有关他逃离上海到青岛去了的谣言，他说：“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6月25日夜，鲁迅给两位日本朋友写信。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一说被暗杀），杨铨氏（民权保障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而我总算还在写信。”
那段时期，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几乎都和杨杏佛的死有关。面对死神的威胁，他坦然自若，不存侥幸，他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20世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在杀戮、监禁、失踪接连发生，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刻发出的声音。我始终相信有了这样的声音，衰亡民族就还有希望。以笔回敬手枪，也许有人笑话他以卵击石，飞蛾投火，无济于事，白白送死。但以鲁迅阅世之深，他决不是盲目蛮干的人，他一贯主张“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然而他决不贪生怕死，在野蛮的杀戮面前保持沉默，在他一生中，面对这样的罪恶，在很多时候他都公开、直接地抗议了、谴责了。他的作为常使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不朽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在犯同谋罪。”
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
身后被誉为“民族魂”、“硬骨头”的鲁迅，一生以孤军奋战的生活居多。虽然他年轻时在日本也加入过光复会，“五四”时期是《新青年》群体的一员，自称奉“将令”创作，晚年参与发起过“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孤军奋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和本民族的精英共同推进人权事业的一次努力，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尽管现在有人以种种理由证明这后面有红色背景，是被某种特殊势力操纵的，但不能否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权组织，是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为代表的民族精华一次争取人权、保障人权的集体壮举。翻开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史沫特莱、伊罗生、王云五、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王造时、鲁迅、周建人、黎照寰、胡适、李济、成舍我、蒋梦麟、马幼渔、许德珩、陶孟和、张奚若、任鸿隽、沈钧儒、陈衡哲……
这里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作家、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律师，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还有左翼的外国记者。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倾向未必一致，套用旧的俗语可以说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但他们在1932年秋冬到1933年夏天那一短暂的瞬间，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人权的旗帜下。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人权奔走呼号，不仅在20世纪历史上是流星般划过的壮丽一幕，也注定了要引起后来人们长久的关注。鲁迅虽然不是中国民权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但就他的一生来说，这也是他介入最深的一个团体之一，在长达半年多时间中他亲身参与了同盟的大量活动。
同盟的酝酿、筹备时期开始于1932年夏秋之际，1932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五人联名在《申报》发表宣言，10天后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正式成立。同盟的宗旨是超越党派的关系，保障普遍人权，如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特别注重于保障政治犯的权利。
鲁迅加入同盟是蔡元培邀请的，蔡与鲁迅是浙江绍兴同乡，民国元年鲁迅即在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任职，蔡任北大校长时期，他也曾在北大讲课。1927年12月，蔡元培推荐鲁迅担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可以领取300元津贴，一直持续到1931年底，可见两人渊源之深。据鲁迅日记记载，同盟成立不久，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来信。两天后（1月6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1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会”，17日的会上鲁迅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之一。鲁迅的三弟也就是周建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据胡愈之回忆，鲁迅除了介绍周建人入会，还托周建人邀请胡愈之，再通过胡邀请邹韬奋入会，他俩都参加了，并成为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
吸纸烟不用火柴
宋庆龄写于1977年8月2日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起码有三处值得商榷。一、她说1932年夏天杨杏佛请鲁迅加入同盟，显然不确切。二、她说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她都被选为执行委员，时间记错了。三、她说鲁迅与杨杏佛1927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相识，与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回忆不符。杨小佛说，鲁迅与他父亲虽然民国元年即在南京临时政府同时任职，但一在教育部，一在总统府，并不认识。两人和济难会发生关系时也不像有过接触。当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蔡元培、许寿裳、林语堂等，史沫特莱跟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但介绍鲁迅入会的是蔡元培，不是杨杏佛，时间在1933年1月初。当然，在以后的近半年中鲁迅和杨杏佛的关系非常紧密。杨小佛回忆，因为鲁迅住得远又没有电话，为了鲁迅的安全，他父亲开会前总是写一张便条请孔敏中（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工作）开汽车将鲁迅接来，会开好了杨杏佛自己送回去，杨小佛还陪同送过一次，路上小佛向鲁迅要他的小说，他说过去出版的早已送完了，新的小说则没有，并答应送照片给小佛。几天后杨杏佛将一张有鲁迅亲笔签名的半身像交给儿子，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
在长夜如磐的中国，鲁迅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933年元月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时他就没有参与“做梦”。他说，如果不梦见“大同世界”实现之前的“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梦想中的好社会是不会来的。1933年2月12日，他给好友台静农的信中就说过：“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杨杏佛之死以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但鲁迅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对民权保障同盟他是热情的，不仅介绍其他人参加，自己也抽时间参加了大多数会议和活动。对于当时会议的情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有第一手的生动记述：
“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
穿过时光的隧道，遥望当年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楼那间长条形的会客室里，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主持会议，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用流利的英语即席发言，鲁迅与胡愈之吞云吐雾，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纸烟……
开会前后，他们常常在房子前面的大阳台和草地上散步、谈天，杨杏佛常在这里为人们拍照，鲁迅有几张照片也是在这里拍摄的。1933年6月12日，也就是杨杏佛遇难前6天的鲁迅日记中还记着：“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片一枚，夜复。”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

一是1933年2月17日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文学家肖伯纳访问上海，由宋庆龄出面接待，鲁迅参加了与肖伯纳的会面、记者招待会等活动。
二是对胡适的批评。1933年2月，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在《晨报》、北平《民国日报》、《字林西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权保障、政治犯问题的谈话，与宋、蔡、杨等所代表的同盟总会观点不一。3月1日，鲁迅曾致信台静农——“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据说也是他率先提出了开除胡适出盟的建议。3月4日，《申报》登出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消息。此后，鲁迅写下《“光明所到……”》等文批评胡适，尖锐地指出他所讲的“人权”实际上是“政府权”。
三是1933年5月13日，鲁迅曾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等一起，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严正
抗议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蹂躏人权、压迫无辜学者作家、摧残文化的罪恶行径，谴责希特勒迫害、屠杀犹太人。抗议书曾在《申报》等报刊公开发表。人权无国界，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尽管不是发生在本民族，不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要站出来谴责。这是鲁迅等先辈们早已认识到的简单不过的道理。那一天的鲁迅日记中只是简单记着：“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
四是1933年6月初，鲁迅、蔡元培等20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在《申报》、《大美晚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非法杀害抗日爱国人士林惠元，为他呼冤昭雪。林是福建龙溪民众教育馆长、抗日会常委，因主张抗日得罪了当地有势力的商人，被诬为“通匪”遭到逮捕，未经审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军队枪决。
五是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失踪、潘梓年被捕，鲁迅也遭到恫吓。报纸上曾报道丁玲被害的消息，鲁迅为此还写过一首七绝《悼丁君》。6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此事还愤愤然，他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其实，抗议还是起了作用的，丁玲终于活了下来，并在几年后去了延安。这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我相信民权保障同盟及文化界的抗议还是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鲁迅在冷若冰霜的文字背后，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他对丁玲的命运，对无数无名的受迫害者的命运一样都是关心的。他之所以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与他始终没有泯灭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分不开的。在鲁迅身上，我们总是可以体会到更多富有人性色彩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晚年向往苏联、支持左翼文艺运动，主要出于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种反抗，他所追求的还是“五四”时代的理想，人道主义是他思想的内核，没有人道主义、人权关怀，鲁迅的精神世界将是苍白的。他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推翻吃人的宴席，他呼唤“救救孩子”，与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一样都是人道主义追求的体现，和他当年“三·一八”事件后的抗议一脉相承。
1933年6月20日下午，大雨滂沱，鲁迅在参加杨杏佛入殓仪式之后，冒雨踏上归途。雨水中仿佛也充满了血腥味，巨大的悲痛与愤怒甚至模糊了他的双眼，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他一气呵成，写下了被许寿裳称为“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的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首小诗和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一样，注定了要和《阿Q正传》一起长久地传诵下去。

『捌』 要案回放：灭绝人性“杀人魔王”许德勇案纪实。过程是怎样的

案发后，诸暨市公安局出动一百多名警力全力投入案件的侦破。大唐镇的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转角，只要是持枪人可能出现的地方，都被警方密切关注，案发3天内，警方调看的监控就有117个之多。

没想到枪案还在侦破中，相邻的陶朱街道枪声又起。8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天下着小雨，诸暨陶朱街道三都诸暨农村合作银行陶朱支行门口，场景有些雷同。开着一辆奥迪车的老板娘袁静被枪击中后脑，9月2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时轿车处于发动状态，中枪后，袁静的轿车失控冲向前方。或许是没找到下手机会，持枪者只得离开。从现场的最初状况看，这极像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情景。

短短6天时间，发生两起命案，一时间坊间传言四起，整个诸暨乃至浙江全市为之震惊，绍兴、诸暨警方备感压力沉重。案件重大，绍兴市、诸暨市两级党政领导立即指示：必须高度重视，迅速破案，还老百姓一个安宁环境。案件发生后，省公安厅、绍兴市公安局派出多位专家赶到诸暨协同破案，浙江省、绍兴市和诸暨市三级公安投入大量警力到案件中去。

经过省公安厅权威部门鉴定，两起案件中的两颗子弹，来源于同一支枪。两个雨天发生两起命案，射向两条人命的两颗子弹，竟然是从同一把枪中射出的！警方断定可能是同一作案人，遂决定并案侦查。

因这支枪并非制式手枪，是一支自制手枪。警方兵分多组，对浙江全省有关冲床、磨床等五百多家机械工厂进行盘查，寻找相关线索。

“除了同一支枪以外，凶手选择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法等颇为相似，且十分专业，这也是并案侦查的一个原因。”参加侦查的诸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省刑侦行家吕国坚说。他透露，光是大唐这个案子就有数十名刑警在侦办，陶朱街道这个案子，投入的警力更多，现在两个案子并在一起，力量将更强，对于线索的跟进将更快。

“8·23”“8·29”两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压得诸暨警方难以喘息，尽管有省、绍兴市公安机关指挥并协同破案，但作为发案地警方，压力沉重可想而知。诸暨警方全体干警同仇敌忾，从领导到一般民警纷纷立下“军令状”，在短时间内一定要将“两枪案”破获！8月23日起，诸暨公安局夜以继日，组织出动多个警种数百名警力，走访上千人，通过各种方式深入调查，综合两起案件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等多个线索的分析判断，9月4日傍晚曙光迅速出现。通过警方大量的侦查与排摸，锁定了重大犯罪嫌疑对象许德勇(男，61岁，诸暨市马剑镇人)。

9月5日下午，诸暨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许德勇的确切行踪。根据专案组指挥部指令，五十余名警察兵分四路，开始实施抓捕行动。当时，许德勇就在大唐镇上，但考虑到对方可能随身携带枪支，且藏身处在闹市，为确保周围民众安全，防止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民警一直蹲守了11个小时才决定行动。9月6日零时50分许，犯罪嫌疑人许德勇在睡梦中落网。

“当民警冲进房间时，许德永正在他女友打工的卤味店睡得正香。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他先是一阵惊恐，然后很快镇静，他一句话也没说。当时并未从房间缴获作案用的枪支。经过突击审讯，许德勇交代，他在大唐镇上还有一处出租房。随后，民警在出租房的一个纸箱内找到了一支贴着创可贴的黑色仿六四制式手枪以及15发子弹。”诸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吕国坚简单描述了抓捕许德勇的经过。

诸暨警方还透露，据初步调查得知，两次作案均是许德勇单独一人，作案纯粹为了抢劫，对象系临时随机选择。警方连夜审讯，许德勇对“8·23”“8·29”两起案件供认不讳。据他自己说，他身体不好，时日无多，也没有钱，所以才想到要用几年前购买的那支枪抢一笔。

两次开枪都没有收获，让许德勇气急败坏。9月1日晚，就在警方密集的追捕中，他居然再次来到城区伺机作案。晚上9点多，他在城区暨阳桥附近的一家银行旁守了一个多小时，见没有下手机会才作罢。幸亏许德勇被及时抓获，否则他还将继续作案祸害社会。

背负8条人命灭绝人性

出生于1951年的许德勇是诸暨马剑镇人，小学文化。许德勇无儿无女。1979年时，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90年刑满释放。然而就在当年，他又再一次被捕，直到2000年才重获自由。出狱后，许德勇居然恋上了赌博，而且一发不可收。“哪里有赌桌，哪里就有许德勇，赌瘾特别大。”许德勇的一个亲戚许时标回忆说，许德勇先前赚的钱很快就赌光了，后来就开始借债，欠了村里十来户人家的钱，有十多万。到2006、2007年那会儿，许德勇因为村民频繁讨债，已经在村里呆不下去了，有一天他销声匿迹。

“两枪案”牵出了许德勇以前曾犯下的罪行。根据检方起诉书指控，除了去年8月诸暨的两起枪案之外，许德勇还涉及其他三起抢劫杀人案，手段残忍无比！

1991年上半年，许德勇因经济拮据与被告人马振宏(上海人、1966年出生)商量谋财。同年4月26日，二人各携带尖刀、手套等作案工具，乘火车从上海抵达义乌市，先到马振宏曾贩过香烟的义乌市烈士陵园内踩点。

当晚11时许，二人翻墙窜入烈士陵园，用尖刀撬开管理人员居住的平房木门，惊醒了被害人陈某、杨某夫妇。“你……你们想干什么……抓贼啊……”惊恐中的陈某夫妇大声叫喊。许德勇、马振宏二人见状即持刀猛刺陈、杨二人胸、背等部位数刀，夫妻二人当场死亡。在室内翻找财物时，他们发现一个8岁男童，遂将其捆绑后丢于床上，劫得人民币八千余元后逃离现场。

1991年9月25日，许德勇和卜金才(已死亡)经预谋，分别携带许德勇准备的非制式手枪、尖刀和手套乘火车从上海抵达浙江嘉兴，至原城区南湖乡七号桥村合作商店踩点。

当晚10时许，许德勇用尖刀挖该店的围墙欲打洞盗窃，听到动静的孙某开门查看，被许德勇捅伤。孙某退回室内，许、卜二人立刻冲入将其按倒，一番猛烈的搏斗后，许德勇再一次持刀狠刺孙某胸、腹等部位，卜金才用手枪枪柄猛击孙头部，最终致孙当场死亡。后二人在店内翻找到若干钱物后，迅速逃窜。

2001年11月28日晚11时许，许德勇伙同许攻卫(1974年出生、浙江丽水人)随带尖刀、手套驾驶电动三轮车，从诸暨市马剑镇窜至该市陶朱街道办事处下新村方某家别墅。

待方家人熄灯入睡后，两人翻墙入室，在卧室翻找财物时被方某夫妇发觉，许德勇即持刀捅刺方某数刀，遭到方某妻子的激烈反抗，大声惊呼：抓贼啊！救命啊……许攻卫见状亦持刀捅刺方某之妻数刀，致方某夫妇倒在血泊之中即刻身亡。事后，两名歹徒发现屋内还有一名不满周岁的婴儿，红着双眼持刀残忍朝其捅刺数刀致其死亡。后劫得金戒指1枚、金项链1条、DVD播放机等物逃离现场。

综上，许德勇伙同许攻卫、马振宏参与5次抢劫，致8人死亡，其中许德勇一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诸暨“两枪案”，令人发指！“两枪案”牵出了许德勇的血色人生，暴露了这个杀人魔王的凶残嘴脸。

恐怖小丑，女人

许德勇作案使用枪支来自何方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同案被起诉的还有吴康金和欧利华。1962年出生的吴康金是浙江省玉环县人；欧利华出生于1974年，来自四川省内江市。检察机关同时指控许德勇、吴康金、欧利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买卖枪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查明：2005年4月的一天，吴康金经被告人欧利华介绍以1.5万元的价格从上家购得非制式仿“六四”手枪两支及子弹若干。2005年上半年，吴康金结识许德勇，并开始交往。后许德勇谎称将吴康金借给其使用的一支手枪和12发子弹丢失并藏于诸暨市马剑镇家中。吴康金知晓后未予声张。同年6月的一天，许德勇打电话给吴康金欲再买手枪，吴康金便将一支非制式仿“六四”手枪和数发子弹以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卖给许德勇。

铿锵判决告慰死者亡灵

2012年6月13日上午9时，许德勇从诸暨看守所被带到了绍兴市中院。开庭前，他狠狠抽了几根烟，强打起精神。然后，许德勇会见了律师赵波。此前，他一直拒绝律师为他辩护。在最后一刻，他答应了法院的劝说，同意律师辩护。

“哐当当……”脚镣拖地的沉闷声在肃静的法庭响起。

一带进门，这个身穿606号黄色囚衣的老头，就集聚了所有人的目光。审判厅里，忽然有人轻声喊：“许德勇，许德勇。”

这个名字，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成为骇人听闻的新闻人物。20年来，他背负5起血案，参与杀害8条人命，最震惊的是去年他在6天内制造的诸暨两起连环枪案。这个残忍的老头终于站在了审判台上，他穿着黑色的条纹短袖，一条运动短裤显得与众不同，露出健壮的小腿。头发花白，已经61岁的许德勇脸型很有棱角，只是没有什么表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一天的庭审会有什么更多更新的细节？许德勇是怎样的心理？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的人生是怎么扭曲的？他也有过内心忏悔吗？旁听人员都充满着好奇。在和许德勇一门之隔的审判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12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他们中有的是大学生，有新闻媒体人，更多的是5起血案中受害人的家属，他们的表情沉重而复杂。

一个妇人拿着几张女婴的照片，哭着呼喊，她是诸暨白门血案中遇害女婴的奶奶。20年前，义乌血案中一对夫妇遇害，他们的儿子也来了。

上午9点半，庭审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许德勇长时间坐着不动，挺着头，腰板笔直。整个过程，他都没什么表情，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没意见”。即便到了事关生死的时候，他的平静也有些出人意料：“讲‘对不起’没用，希望法庭从重从快处罚，只求速死。”和他一起的还有4个同伙被告，他们和许德勇不同，不时低头浑身发抖。

2012年7月18上午，犯下5次抢劫、背负着8条人命的许德勇被再次押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号刑事审判厅，和其他4名同伙一起接受法院的审判。宣判前，记者问许德勇还有什么要说的，他显得非常淡定：“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来拿死亡判决书的。”

庭审宣判还没开始，很多旁听者就已经陆续赶来。这些旁听者几乎都是来自诸暨、嘉兴等地的受害者家属。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许德勇单独或伙同被告人许攻卫、马振宏等人，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部分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许德勇系入户、多次、持枪抢劫，致8人死亡；被告人许攻卫系入户抢劫，致3人死亡；被告人马振宏系入户抢劫，致两人死亡。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

被告人许德勇归案后如实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罪行，但其所供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系同种罪行，依法不构成自首。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德勇构成自首的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马振宏提出其在抢劫过程中曾阻止被告人许德勇杀害小孩，但其辩解已被目击证人骆某的证言所否定，不能成立。

宣判进行了四十多分钟，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庭上5名被告人神情紧张，当宣读到“判许德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许德勇始终昂着的头微微动了一下，脸露死灰色，随后他强作镇静，站正。

宣判结束，许德勇涉案的8条人命中的最小死者——十多年前的一名年仅10个月大的女婴，她的奶奶、61岁的方志华也来到了现场。她的手紧紧捏着孙女的照片，边哭边说：“为了我那死去的孙女，我哭了整整10年。苍天有眼，我算是看到了许德勇和许攻卫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