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聚焦六整顿法律援助

1.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内陆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生态绿色发展格局有待巩固，公共服务保障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有待提升。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势，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二）主要目标。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普遍建立。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共享发展达到新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统筹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到2035年，中部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基地）发展，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基地。打造集研究开发、检验检测、成果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基地）服务平台。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重点促进河南食品轻纺、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加快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四）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推进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重点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园区建设运营方式，支持与其他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合作园区。依托园区搭建产业转移服务平台，加强信息沟通及区域产业合作，推动产业转移精准对接。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在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前提下，适当增加中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创新跨区域制造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建立跨区域经济统计分成制度。
（五）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将长板进一步拉长，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尖端技术差距，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探索国家实验室建设运行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关。选择武汉等有条件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洛阳农机装备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新培育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双创示范基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联合区域创新资源，实施一批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布局建设一批综合性中试基地，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专业中试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多鼓励原创技术创新，依托现有国家和省级技术转移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建设中部地区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推动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支持有条件地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六）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创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第五代移动通信应用。积极发展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推动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加快郑州、长沙、太原、宜昌、赣州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建设一批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增加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产品，支持山西与现有期货交易所合作开展能源商品期现结合交易。推进江西省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三、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
（七）主动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互促共进，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支持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支持河南、山西深度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支持湖北、湖南、江西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城市间合作。支持武汉、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培育发展南昌都市圈。加快武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强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促进洛阳、襄阳、阜阳、赣州、衡阳、大同等区域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县域为单元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一批特色小镇，补齐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有条件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和水利设施改造升级，加快推进引江济淮、长江和淮河干流治理、鄂北水资源配置、江西花桥水库、湖南椒花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九）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优化城市布局，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化网络化建设，推进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系统化全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功能。推动地级及以上城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加强建筑设计管理，优化城市空间和建筑布局，塑造城市时代特色风貌。
（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支持河南等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巩固提升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地位。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化技术和装备，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支持发展高效旱作农业。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大力发展油料、生猪、水产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十一）推动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围绕对话交流、重大事项协商、规划衔接，建立健全中部地区省际合作机制。加快落实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部六省省际交界地区以及与东部、西部其他省份交界地区合作，务实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深化大别山、武陵山等区域旅游与经济协作。加强流域上下游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充分发挥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作用，建立淮河、汉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促进产业协同创新、有序转移、优化升级。加快重要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地区融合发展，推动长株潭跨湘江、南昌跨赣江、太原跨汾河、荆州和芜湖等跨长江发展。
四、坚持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
（十二）共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建立全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严格取用水管理。继续深化做实河长制湖长制。强化长江岸线分区管理与用途管制，保护自然岸线和水域生态环境，加强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保护和治理，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保护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加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加快解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重要蓄滞洪区和山洪灾害等防汛薄弱环节，增强城乡防洪能力。以河道生态整治和河道外两岸造林绿化为重点，建设淮河、汉江、湘江、赣江、汾河等河流生态廊道。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推进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国土绿化行动，积极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推行林长制，大力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强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力度。
（十三）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全民共治、源头防治，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共同解决区域环境突出问题。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协同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全面治理面源扬尘污染。以长江、黄河等流域为重点，推动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等标准体系，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体系，推动恢复水域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广污水资源化利用。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实施粮食主产区永久基本农田面源污染专项治理工程，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实施矿山修复重点工程、尾矿库污染治理工程，推动矿业绿色发展。严格防控港口船舶污染。加强白色污染治理。强化噪声源头防控和监督管理，提高声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十四）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大园区循环化改造力度，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支持新建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示范园区。支持开展低碳城市试点，积极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开展节约型机关和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鼓励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小水电、分布式光伏发电，支持山西煤层气、鄂西页岩气开发转化，加快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依托规范的公共资源和产权交易平台开展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完善促进节能环保的电价机制。支持许昌、铜陵、瑞金等地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五、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
（十五）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全面开工呼南纵向高速铁路通道中部段，加快沿江、厦渝横向高速铁路通道中部段建设。实施汉江、湘江、赣江、淮河航道整治工程，研究推进水系沟通工程，形成水运大通道。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建设，继续实施省际高速公路连通工程。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展沿江港口铁水联运功能，优化中转设施和集疏运网络。加快推进郑州国际物流中心、湖北鄂州货运枢纽机场和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建设，提升郑州、武汉区域航空枢纽功能，积极推动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枢纽，提高支线机场服务能力。完善国际航线网络，发展全货机航班，增强中部地区机场连接国际枢纽机场能力。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京九、浩吉、沪昆、陇海－兰新交通干线作用，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等沿海地区及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边境口岸合作，对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十六）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支持湖南湘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建成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武汉、南昌、合肥、太原等地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支持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构建区域性电子商务枢纽。支持有条件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创建国家级开放口岸，深化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通关合作，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口岸互联互通水平。支持有条件地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十七）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实现更多事项异地办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建设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生态，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六、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十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认真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模式，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稳定投入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着力补齐公共卫生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短板，重点支持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医疗物资储备设施及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治项目建设，加快实施传染病医院、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提高城乡社区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医疗保险信息互联共享，完善住院费用异地直接结算。建立统一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引导重点就业群体跨地区就业，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就业创业。合理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推动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转型发展。完善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体系，健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推动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的随迁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政策。
（十九）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国外著名高校在中部地区开展合作办学。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打造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支持中部省份共建共享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建设若干区域医疗中心，鼓励国内外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依法依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县级医院与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联合体，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条件成熟时在中部地区设立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分中心，加快创新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进程。深入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响中原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品牌。传承和弘扬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井冈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产业，推进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加大对足球场地等体育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二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平台和决策指挥系统，建设区域应急救援平台和区域保障中心，提高应急物资生产、储备和调配能力。依托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推动政府部门业务数据互联共享，打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实现社区服务规范化、全覆盖。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全面推进“一区一警、一村一辅警”建设，打造平安社区、平安乡村。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和法律援助，依法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二十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聚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罗霄山区、武陵山区等地区，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实施帮扶对象动态管理，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七、完善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二十二）建立健全支持政策体系。确保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尽快落实到位，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运转，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中部地区欠发达县（市、区）继续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老工业基地城市继续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并结合实际调整优化实施范围和有关政策内容。对重要改革开放平台建设用地实行计划指标倾斜，按照国家统筹、地方分担原则，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跨区域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实行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柔性流动政策，推进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和服务政策有机衔接，吸引各类专业人才到中部地区就业创业。允许中央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按有关规定在中部地区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实行专业技术人才落户“零门槛”。
（二十三）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支持中部地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当增加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债券分配额度。全面实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政策，对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按现行规定免征关税。积极培育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支持鼓励类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增强金融普惠性。
八、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二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全过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主体责任，完善推进机制，加强工作协同，深化相互合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二十五）强化协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与中部六省沟通衔接，在规划编制和重大政策制定、项目安排、改革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协调解决本意见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强化督促和实施效果评估。本意见实施涉及的重要规划、重点政策、重大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2. 法律援助可以援助几次，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有哪些

法律援助条例
没有规定法律援助的次数
只要符合援助条件就可以获得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
第十条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四条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3. 拖欠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权益保护立法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一直不健全，相关的保障和管理措施跟不上，以及社会道德、文明等原因，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权利上不平等，在生产劳动中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工资报酬受到严重侵害等，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法律。
河南省政府出台了《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并于2005年9月1日施行，该办法把农民工工资保障列为重点，该办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设立，按期支付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报酬，并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期支付 ，不得拖欠。河南省出台的这部地方规章法律地位低，但是它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专门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立法，这也说明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立法方面的欠缺。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加紧制定一部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高度规定农民工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建筑立法方面，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需要涉及修改《建筑法》
（1）规定建筑单位开工前向建设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规定参与建筑工程项目招标的施工单位和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要按中标价缴纳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设立专户、专款专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使用。这样安排是因为建设建设行政部门依法管理建筑企业有其直接、便利的一面。如果建筑施工单位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经核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接扣除工资保障金来偿还所需工资。对于拒绝缴纳保障金建设施工单位，主管部门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已开工的项目，有权责令其暂停施工。制定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施行工资支付保障金条款，是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
（2）规定开发商和建设单位共同承担工资支付连带责任。在建筑领域，建筑施工单位垫资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工程进入主体第二层后，建设单位才开始注入资金拔付工程款，使得施工企业不仅因垫资造成成本增加，利润减少，而且承担着因工程款欠拖不结，产生亏损的巨大风险。为减少损失，施工单位往往克扣、拖欠民工工资转嫁风险。因此制订的发包人工程担保制度为重点的担保条款，要求开发商与建设单位，双方在拖欠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3）制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和审批联动”条款。凡存在拖欠行为的单位在申请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时，欠款单位必须先结清欠款后，审批部门才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对于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准其新的开发建设项目。在资质年检中予以降级，情节严重的注销资质证书，清理出建筑市场。
（4）规定劳务分包制度条款。规范建筑市场，建立劳务分包制度，取消包工头，成立有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报用人员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报道劳动监察部门备案，建立工资支付和用工台帐，将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情况作为评价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状况的重要内容，并汇入企业劳动用工信用档案，发包建筑企业与劳务分包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三）刑法处罚力度方面
《刑法》应把欠薪定为犯罪。《劳动法》对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规定的唯一责任就是补发工资和支付一定补偿，而无须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有的包工头欠薪后，往往将财产席卷一空，一走了之，欠薪不仅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打击恶意欠薪，可采取刑法手段，明确规定欠薪逃匿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适用法律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企业（承包人）和民工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我国的《刑法》对企业（承包人）合法财产的保护设置了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等刑法规范，以从刑法的角度保护企业（承包人）的合法财产；《刑法》第270条规定了侵占罪，保护公民合法的特定财产不被他人非法占有。现实中，如果民工私自变卖了工地的材料，可能要以职务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受到刑律处罚。如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广东一个16岁的打工妹因为“激情”讨薪，被法院以毁坏财物罪判刑③。而对民工的工资碰到类似侵害问题时却缺少这方面的刑法规定加以保护。当民工的工资遭到承包人的侵害，而民事法律又无能为力时，这对民工来说是很不平等的。因此，用人单位违法劳动管理法规，故意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情节严重的就构成犯罪。《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对采取逃匿方式拖欠工资，致使劳动者难以追偿其工资而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案件的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恶意欠薪罪的犯罪构成，犯罪的客体是欠薪者侵犯了社会主义的私人财产关系；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欠薪者实施欠薪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犯罪的主体是单位和自然人；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欠薪者明知欠薪结果的发生会给他人利益、社会秩序造成危害而故意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此，立法机关把恶意欠薪列为犯罪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大性问题。
（四）制定地方性法规，加大立法力度
我国《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省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极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制定《劳动合同条例》，规定劳动合同的内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等条款、企业欠薪预警制度的具体办法，将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作为评价企业诚信等级的重要依据。建设部门对少数严重或恶意欠薪建筑施工企业可以采取清理出当地建筑市场的规定，工商行政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人民银行根据地方法规的授权对建筑企业进行监督，对欠薪企业进行处罚。
（五）加强执法，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保护力度
制定法律，关键还在于如何贯彻落实，执法上同样也应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切实得以落实。聘请工会、妇联、纪检、人大作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监督员，劳动监察部门应积极开展劳动用工和农民工工资执法大检查，特别是在麦收、春节等特殊敏感时期及窑场、建筑工地等用工较多较混乱的地方。在执法中还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保障制度，纠正和查处拖欠农民工违法问题，确保有关工资支付法律法规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对欠薪单位的处罚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应包括企业信誉、行业准入等一系列的降级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强执法，是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六）通过法律援助途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农民工可以依照为当地各级工会，依照《工会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的可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在判决时，应当为农民工诉讼的误工费、差旅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对故意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支付迟延履行金。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大普法宣传，不断提高农民工自身维权法律意识，广大律师应积极为符合同法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实施无偿援助，法律援助中心还应对外来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公证机关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书(欠条)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农民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拔。
总之，依法彻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就需要把进行相应的立法、强化执法、加强监督、建立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农民工最基本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对促进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是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法律资料1、①摘录江西法制报�6�1新闻聚焦2005年12月报道
2、②宁夏新闻网2005年12月5报道
3、③楚天都市报2005年12月17号报道
4、《劳动法》（1994年7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八次会议通过）
5、《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6、《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998年3月1日实行）
7、《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2年11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大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04年3月1日实施）
8、《工资支付暂行条例》（劳动部1994年12月6日制定，1995年1月1日实行）
9、《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2005年1月19日广东省人大通过，2005年5月1日实行）
10、《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2005年9月1日施行）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4. 罗秋林的工作业绩

1、 1999年7月代理了全国第一例患有白血病的儿媳刘某状告公公遗弃案，经过近一年的诉讼，为刘某索回了5万多元的赔偿费用（见衡阳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14日头版）。
2、 2000年7月代理了汽车司机阳某诉衡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因一元钱车票不服除名劳动争议案，经过法院两审终审，以撤销公交公司的除名决定而告终。维护了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案被全国数十家媒体报道（见中央电视台2001年2月23日《今日说法》栏目报道）。
3、 2001年3月代理了湖南省第一例高中生诉学校违法开除案，在代理高中生谭某诉衡山县第四中学违法开除一案中，向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衡山四中主动地赔偿了谭某18000元的经济损失并撤销了开除决定，该案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报道。
4、 2003年10月代理了湖南省第一例未成年人“性骚扰”案，在该案中作为衡南县某学校的代理人，在诉讼的程中，敏锐地发现了学生家长有意栽赃行为的证据，证实该学生的性病的感染是其母亲所传染，最后衡南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被《衡阳晚报》报道。
5、2006年12月15日，与牟桂华律师代理董某与王某、某学校人身损害赔偿案，一起典型的“长寿”案，此案是1995年立的案，距今已有11年。“11年！几乎跨越了一个时代。”有人告知，当年的承办法官有些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辞世。此案最后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双方握手言和。此案被中国青年报报道。
6、大量色情影片出现在中国电信一服务平台“互联星空”，而该网站亦是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某选秀节目的主要投票网站之一。2007年6月11日，湖南衡阳的乔先生在重装电脑系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网页上显示：只需采用付费方式，便可以观看。为此，代理乔先生于6月19日下午向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确认电信公司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对乔先生的公益心予以确认。该案被多家媒体报道，电信公司立即对“涉黄”内容进行了整改，相关的利益主体受到了处罚。
7、2007年10月，罗秋林、莫彬彬、凌受波、谭方耀四人为七十多岁的向某因某县法律援助中心某律师代理失职案提供3年的无偿援助，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某县法律援助中心赔偿向某3万元，开启了衡阳市律师作为专家赔偿案第一案！
8、2007年11月30日，代理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诉黎某与山东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50万元天价劳工跳槽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向山东某公司和黎某提出的50万余元的赔偿请求。 1、2001年7月19日代理了湖南省第一例村官不服乡政府撤职案，在该案中作为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村主任蒋石林的委托代理人，在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后，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起诉到常宁市人民法院，该院于2001年10月29日作出撤销常宁市荫田镇人民政府违法撤职行为。该案例被2002年1月10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报道，并被全国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作为专题讨论，促进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
2、2002年代理湖南省首例内河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担任船主梁某某委托代理人起诉衡阳港航监督处违法作出责任认定，2003年5月1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其责任认定。该案被《潇湘晨报》报道。
3、2002年代理常宁市亲仁水电站职工廖某某等诉常宁市公安局对举报人、控告人的打击报复行政不作为案，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常宁市公安局不作为违法，从而，使原告免受被检举人的打击报复，为检举人如何维权提供了很好途经，该案被《湖南经视》之《聚焦》栏目报道。
4、2005年4月1日因衡阳市公安局不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侵犯本人的律师会见权，依法向衡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衡阳市人民政府认定：衡阳市公安局侵犯律师的会见权，该案成为全国第一例通过准司法程序维护律师会见权的成功案例。该案被《法制早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还被一部分媒体列为“律师风云榜”，被湖南法治网列入2005年十大法治候选新闻事件。
5、2006年4月3日代理蒋石林诉常宁市财政局滥用纳税人的钱非法购车案，此案被中央电视台报道。
6、2006年5月12日，罗秋林申请衡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国有资产中公民个人的股份，遭到拒绝后，于6月2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2006年6月13日上午，作为衡阳某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接到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衡阳某公司诉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区分局的不服行政扣押暨国家赔偿一案的终审。判决书全部采纳了该案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不是刑事司法行为的代理意见。判决该分局滥用刑事强制措施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从2004年11月开始代理的，终于可以欣喜地看到胜诉的结果，紧接着，申请执行，让该分局领略到为他人收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8、2006年6月21日下午,和衡阳市法律师援助中心邹安国律师为66岁的李德一老人提供援助，至衡阳铁路公安处要求确认拘留非法，并给予国家赔偿。原因是：李德一于2006年5月12日在火车上捡了矿泉水瓶共计19个，被衡阳铁路公安处的干警发现，当即进行询问，并于当天即作出处罚决定，以其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拘留五日。该处当天即把李德一送往拘留所。6月20日，李德一到天戈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聘请了罗秋林担任其代理律师。之后经罗律师的代理，该案被潇湘晨报报道后，衡阳铁路公安处当面向李老赔礼道歉，并赔偿3600多元。
9、2007年4月9日，罗秋林、罗万里、罗淳“三罗律师”就衡阳市建工局行政信息不公开向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该案引起轩然大波，起诉后，有若干个市级领导对此案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之后，衡阳市建工局把我们索要的行政信息主动送给我们，行政机关的行政信息不公开可以起诉，给行政机关打一剂“清醒针”，随后，撤回了起诉。
10、2008年3月5日上午10时，代理刘女士向衡阳市华新地区人民检察院通过邮政特专递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启动了国家赔偿法律程序。2008年3月11日华新地区人民检察院在接到律师递交的申请书后，该院领导和办案人员均认为申请书所提事实是正确的、请求是合理的，检察院在拘留刘女士一案存在错误。在三天内为刘女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积极赔偿刘女士的损失，纠正违法扣押的款项。
2008年3月14日上午10点10分，衡阳市华新地区人民检察院一行人前往刘女士所在单位，为她消除因刑事拘留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纠正华检侦撤（2007）第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做出扣押刘女士取保时交纳的50000元现金做为违法所提上缴财政的错误决定，并予以退还。同时赔偿拘留七天所遭受的损失。
13、2008年4月29日作为湖南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方耀的代理人，对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侵犯律师会见权一案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后，该局当庭同意立即按排谭律师会见，战而屈人之兵，诉讼的目的达到，而后谭律师撤回了对该局的诉讼。
14、2008年11月3日，罗秋林律师针对衡南县二十七个乡人民政府在水利建设不作为方面申请行政信息公开，遭拒之后，遂向衡南县人民法院状告二十七个乡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
15、2009年4月7日代理匡增武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2009年9月4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匡增武支付赔偿款18万多元。 1、2000年7月担任耒阳市某局李副局长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受贿一案的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供不构罪的法律意见书后，2000年的中秋节的前一天李副局长被无罪释放。
2、2001年7月衡山县某局的领导班子成员全被衡山县检察院指控为滥用职权窝案，担任该局工会主席王某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及时地向衡山县检察院提供了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书后，该院撤销了案件。
3、2001年12月5日在公安部挂牌三湘第一黑“张飞、幺七”案中，担任第8名被告人的辩护人。
4、2003年1月17日参与湖南省“屈氏七兄弟”盗窃金融机构案的辩护。
5、2003年6月19日，担任未成年学生谢某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抢劫罪一案的指定辩护律师，向衡南县人民法院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同年，该被告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于7月17日获释。
6、2003年8月担任衡南县某局廖某被指控涉嫌贪污罪一案的律师，向衡南县人民检察院提出不构罪的法律意见书后，该院作出了不诉决定。
7、2003年10月27日担任湖南省首例律师被指控犯受贿罪一案中刘某的辩护律师，在该案中作无罪辩护。
8、2003年12月13日，担任未成人罗某被衡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犯盗窃罪一案的指定辩护律师，接受案件后，向法院提供了该被告人行为时还未满16周岁的公证证据，于同月24日，衡南县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2004年元月7日，罗某被无罪释放。
9、2004年5月24日担任备受媒体关注的，由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2、5”抢劫金行案中担任邓某的辩护人，为其作减轻处罚的辩护，得到法院的支持。
10、2004年9月7日，接受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被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犯故意杀人罪的陈某的指定辩护律师，2004年9月27日在法庭上为其作无罪辩护，于2005年3月25日衡阳市中级民法院宣告陈某无罪释放。
11、2005年3月，接受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被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犯故意杀人罪杀死十二人，被新闻界称为“杀人狂魔”的李春生的一、二审辩护律师，该案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23日裁定，只认定李春生杀死五人，其七起杀人案不能成立。
12、2006年11月27日担任刘某委托，在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刘某等犯单位受贿罪，湘财证券犯对单位行贿罪一案中，担任刘某的一二审辩护人。我在此案中的辩护观点为无罪辩护，但法院还是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
13、 2007年6月14日接受某县人民检察院某副检察长的委托，担任其被公诉机关指控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的辩护人，于29日-----开庭前三天向法庭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理由是检察机关无法证明起诉书中所述内容是国家秘密，检察院撤回起诉，某检察长于7月21日被释放。2008年10月13日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湘衡蒸检刑不诉字（2008）16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该副检察长不起诉。
14、2008年11月28日和谢昉律师为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的祁东青年匡增武提供无偿援助，进行无罪辩护，祁东县人民法院宣布抢劫罪名不成立。2009年4月7日代理匡增武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2009年9月4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匡增武支付赔偿款18万多元。

5. 法律援助有哪些范围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明确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瞻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6. 如今法律援助存在哪些问题

法律援助的形来式有好多种自类，从你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来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的。因而这是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具体而言应该是婚姻法的范畴。解决你的问题，应该有民事法律诉讼形式的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应该是属于确认之诉。而你的情况，根据上诉条款，不属于以上情况。不能够找法律援助。

7. 怎样向法律援助中心

你好，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申请法律援助的方法是到所在区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进行申请。

法律依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 第八条

公民因经济困难就《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由义务机关所在地、义务人住所地或者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公民因经济困难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就是说：对无力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人实行法律援助，是《律师法》对每一位执业律师的要求，是应尽的义务。”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要求法律援助：

1、刑事案件；

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

3、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4、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5、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6、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7、其他确实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其中，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要求获得法律援助：

第一，公诉案件中，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律师；

第二，被告人为盲、聋、哑和未成年人的，如果没有指定辩护人，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其他残疾人和老年人为被告而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律师；

第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

另外，寻求法律援助，应向司法行政主管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申请的相应理由和证明，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指定援助律师。

8. 法律援助中心对哪些案件和事项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哪些事情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9. 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和服务质量

（一）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以基层司法所为补充的法律援助队伍。基层司法所直接面向城市街道、农村，法律援助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有保障，不像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人员靠服务的案件来生存。因此，应把基层司法所的人员全部纳入法律援助队伍中，鼓励司法所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指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执业的律师，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与社会律师的区别是有工资收入，不靠办案收费生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受援人服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避免社会律师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对法律援助案件敷衍、不负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

（二）加强法律援助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指导机关，法律援助中心应定期开展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者参加的以法律援助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内容的教育和培训，严肃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和纪律。

（三）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控机制

1、建立质量评估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集中评估，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对不合格的案件，对评估一件不合格的案件，由法律援助承办人作出书面意见，二件不合格的，给予法律援助承办人告诫，三件不合格的，取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资格。

2、加强案件过程的监督

首先一次性告知。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监督电话等；其次跟踪办案进程。法律援助中心由专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受援人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三是建立承办人员报告制度。承办人员在开庭前或定期就证据收集情况、代理（或辩护）的主要观点、案情分析意见等内容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四是出席旁听审理。每月有计划地随机抽查部分案件参与旁听，通过个案的有效监督起诉普遍的警示作用；五是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在受理群体性法律援助案件、有较大影响的疑难、复杂法律援助案件，实行案件集体讨论，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准确确定案件当事人主体、法律关系、法律的适用，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3、注重办结案件管理

一是审查案卷。查看卷中材料是否齐全、谈话笔录、调取证据是否符合要求，起（上）诉述、答辩状、代理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使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二是回访当事人。采用案件质量跟踪卡、法律案件回访单等形式，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服务质量、事实认定、应用法律等问题向受援人征求意见和进行跟踪监督；三是走访案件的承办机关。定期走访听取他们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案质量。

（四）建立法律援助质量奖惩机制

为充分调动法律援助人员注重法律服务质量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机构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定标准，法律援助机构建立案件补贴与案件服务质量挂钩的办法。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对承办人员的办案质量进行评估，确定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质量等级。对质量不合格的法律援助案件下调案件补贴40％，对质量优秀的法律援助案件上调案件补贴30％，用质量评比和奖励处罚制度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五）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通报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要定期对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通报，结合法律援助案件检查评比的结果，服务质量好的案件，予以表扬；对服务质量不好的案件，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法律援助人员提出书面的整改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六）加大法律援助业务知识的培训

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案件的受理、办理的程序、与当事人的交谈技巧和语言、怎样进行风险告知、证据的收集审查及法律知识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培训的方式要多样化，注重实际效果。

（七）建立法律援助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违纪违规情况而被投诉的，法律援助机构逐一查清事实，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信息。凡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违纪违规、严重不负责任，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加大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

目前，市、区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乡、镇（街道）未将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政府工程，各级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民生来重视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市、区（县）、乡、镇（街道）都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的投入，法律援助机构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

10. 法律援助法的意义和亮点是什么

【法律分析】
意义：将法律援助制度上升到法律层次，向全社会公布，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有利于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影响力，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法律援助意识，推动法律援助在全社会的深入广泛讨论，进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
亮点：与《法律援助条例》相比，《法律援助法》明显拓展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法律援助法》第四条、第五条基本沿用了《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确立了包括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费保障等政府责任；第六条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法律援助职责；第七条确立了律师协会的法律援助义务；第八条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第十七条规定了个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将符合条件的个人纳入到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范畴，积极拓宽渠道，鼓励、支持更多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援助，提升服务质量。为形成政府主导、公检法协助、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不同渠道的法律援助工作都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协力推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第五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监督，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进行质量考核。
第五十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理、质量考核结果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综合运用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回访受援人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