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案律师

『壹』 昆山砍人案电动车主属正当防卫吗

属正当防卫。

江苏昆山警方针对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昆山交通纠纷引发砍人致死案对外通报：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

警方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断“行凶”的核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司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本案中，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二是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纵观本案，在同车人员与于海明争执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刘海龙醉酒滋事，先是下车对于海明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取出砍刀，对于海明连续数次击打，不法侵害不断升级。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

三是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本案中，于海明夺刀后，7秒内捅刺、砍中刘海龙的5刀，与追赶时甩击、砍击的两刀（未击中），尽管时间上有间隔、空间上有距离，但这是一个连续行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击，返回宝马轿车搜寻刘海龙手机的目的是防止对方纠集人员报复、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1)陈满案律师扩展阅读：

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主要理由如下：

(一)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断“行凶”的核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司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本案中，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二)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纵观本案，在同车人员与于海明争执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刘海龙醉酒滋事，先是下车对于海明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取出砍刀，对于海明连续数次击打，不法侵害不断升级。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

(三)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本案中，于海明夺刀后，7秒内捅刺、砍中刘海龙的5刀，与追赶时甩击、砍击的两刀(未击中)，尽管时间上有间隔、空间上有距离，但这是一个连续行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击，返回宝马轿车搜寻刘海龙手机的目的是防止对方纠集人员报复、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参考资料：人民网-“昆山砍人案”，为何属于正当防卫

『贰』 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 国家赔偿“四问”待解是怎么回事

念斌、许金龙、聂树斌等一系列国家赔偿案件近日又被披露新进展。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这些案件让国家赔偿制度一直存在的争议重回公众视野：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财产的间接损失该不该赔？申诉费用是否该赔、怎么赔？法定赔偿之外的“暗补”是否合理？记者采访了有关律师、学者。

江先路家属提出了2.3亿元国家赔偿申请，其中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达2.25亿元。江先路的妻子告诉记者，如果不羁押，他们可以用名下其他财产处理租赁纠纷，而一旦江先路被羁押，原先合作伙伴找上门来，加之没有江先路出面处理，企业无疑陷入危险。

事实上，江先路的家属正试图挑战国家赔偿中“间接损失”的魔咒。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表示，一般认为，直接损失是已取得财物的损失，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也就是应当得到的利益因受侵权行为的侵害而没有得到。在该案中，严格意义上说，江先路的不少财产损失可能会被认定为“间接损失”，而一些被拍卖或变卖的财产损失系原有债权债务关系导致，可能不会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法院认为，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害，本案的羁押行为系针对人身权，故家属主张的企业损失并非由羁押造成，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丁兆增告诉记者，因国家机关职权行为导致江先路人身自由遭受损害且造成经济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行法律却无法对其经济损失给予合理弥补，这有悖国家赔偿的立法精神，“立法者应对国家赔偿法作出相关修改，实行‘惩罚性赔偿’，对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应给予经济赔偿”。

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国家赔偿的要点之一是“直接损失赔偿”，也就是说，“对财产权造成损害按照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是不进行赔偿的，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损失”。“间接损失就比如，你扣了我一辆车，我这辆车有可能出去拉货，拉3年没准能挣几万元。这种损失属于不确定的，因为商业投资都有风险，不可能稳赚不赔，如此一来就不容易计算损失金额。”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兼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告诉记者，国家赔偿法应进一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将目前的“抚慰性标准”调整为“补偿性标准”，不以法定赔偿为限，应以实际损害为准，尽可能地弥补受害人在国家机关侵权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

申诉费用是否赔、如何赔？

记者注意到，不少平反者在申请国家赔偿的时候均提出了申诉费用，如住宿费、交通费、打印费、律师费等。但从一些舆论关注的大案来看，这些请求几乎均未获支持。

申诉费用是否可支持？各省级法院对此做法不一。马怀德教授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国家赔偿法采取的是法定赔偿原则，即法律规定的损害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方式和金额来支付赔偿金。“有些损害虽然是实际发生的，比如申诉费、诉讼费，但是没有纳入法定赔偿的标准，有些法院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就不可能给他支付这笔赔偿金。”

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另一原则“直接损失”并没有清晰界定，“这就留出了一定的余地让法官去解释，有的法官将申诉费、上访费纳入直接损失，有的不纳入，就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差异。”

这些损失能不能赔、该不该赔？马怀德表示应该赔偿，但确实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下次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可以把赔偿范围由法定赔偿和直接损害赔偿改为合理性赔偿。只要是合理的损失都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说限于直接损失。”

曾有地方试图改变。2015年，浙江高院在《关于当前国家赔偿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12条中明确，“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何谓直接损失，最高法院没有作出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实践中，赔偿请求人往往要求赔偿律师费、多年申诉上访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浙江高院认为，在不超过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经协商确定适当赔偿金额，将其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以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

马怀德建议应统一标准和尺度，“通过法律的方式，至少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把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进一步明晰，点明具体有哪些费用。”

模糊的“法外赔偿”

事实上，除了存在国家赔偿之外，一些地方会“暗中”给一些平反者支付“法外赔偿”。

多个平反者及其国家赔偿代理律师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确认存在这一现象。最多的“法外赔偿”数额可占“法定赔偿”的一半，此外住房、社保、安置费等方面优待也出现在了“法外赔偿”的协商当中。也有人称，拿到“法外赔偿”的前提是答应对方不再追责、对该赔偿数额保密等。

在法学学者看来，国家赔偿法的抚慰性原则、直接损失赔偿等原则，导致其实践上无论财产权损害还是人身权损害，客观上都不算高，因而，“法外赔偿”的好处是可提高申请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使权利得到更完整、充分的救济，促进争议得到解决。但弊端同样是明显的。

“公权力的行使一定要依据法律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红认为，如果默许提供法外赔偿，就有可能造成同类案件中赔偿申请人的要求不同，最后得到的赔偿数额不同，“从结果上来看，这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法外赔偿金”也是公共经费的组成部分，如果允许其存在，就可能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公共经费的支出和管理存在漏洞。

马怀德也认为，“法外赔偿”应当能避免就避免。“如果目的是为了息事宁人，不该赔的也赔了，我觉得不合适。”他建议，可以通过加大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原则上仍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法定标准和范围内进行赔偿，“毕竟是国库资金，赔偿要合理合法”。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或许可以允许各地政府在财力可承担的前提下，对所谓“法外赔偿”做变通处理，例如设最低值，但不封顶，政府财力雄厚就可以多赔，弱则可按照最低额补偿。还可允许法院提供正当的司法救助，帮助申请人获取补偿，避免走法外途径。不过，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对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完善。

『叁』 陈满出狱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23年的冤狱，并没有磨灭陈满的经商梦。他先用了半年时间平复心情、重新开始生活，继而投身于滚滚商海，渴望着能对逝去的时间与人生做出补偿。

他曾发誓不做第二个被卷入传销的赵作海，然而，不幸仍然可能发生。

『肆』 陈满案，蒙冤23年，什么概念

您好！陈满蒙冤23年，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说明求得司法公正是何其难啊！
下面是陈满案全记录
1992年12月25日
海口市上坡下村 109 号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陈满被当地警方锁定为凶手，随后被羁押。
1994年11月22日
历经一、二审，陈满被判死缓，服刑至今。
23年间
陈满父母陈元成、王众一夫妇和家人，开始了“陈满无罪”的申诉路。
2015年2月22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和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琼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陈满冤案申诉状。
2015年2月16日
易延友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最高检决定就陈满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一案进行再审。
今日
陈满案再审在海口开庭。
12月28日，海口美兰监狱，大哥陈忆夫妇和陈满交流将近半个小时。走出监狱，陈忆说，和10年前来看陈满时相比，弟弟老了黑了瘦了，但这次精神状态要好很多。
陈满案再审时间临近，长年关注并为陈满奔波的多位律师，相继赶到海口。律师群中，有一审和二审辩护律师曹铮，还有曾在监狱与陈满面对面一整天的律师陈建刚，以及再审出庭律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和川籍律师王万琼。“我们希望亲眼见证陈满回家，因为这是我国法治进程，最值得记录的时刻。”曹铮说。
12月28日晚，华西都市报记者还辗转与办理陈满案的警方——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区分局（原振东区分局）政治部负责人取得联系。在电话里，这位负责人表示，因年代久远，当年承办该案主要民警，已陆续退休。而他本人，于2003年进入分局工作，对陈满案完全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情，故不便作任何评说。
陈满一审律师
写了77次申诉材料，几乎全部石沉大海。“我开始灰心了。毕竟，时间越久，翻案的机会就越渺茫
A 再审前一天大哥：“为弟弟腾出了向阳的屋子”
12月28日，陈满案再审的前一天，海口下着小雨，有点凉。
美兰监狱，陈满的大哥陈忆搀扶着爱人李宇琪来到这里。
他们带着从老家四川绵竹给陈满买的一身新衣服，专程给弟弟送来。
夹克、粉色衬衣、西裤还有皮鞋，大嫂李宇琪说，这样的着装显得正式。“衬衣选择粉红色，是想象征有好兆头。”
“衣服没有让送，但破例让我们跟陈满见了面。”陈忆说，陈满显得很平静，可能是在监狱里呆久了，整个人都麻木了，“弟弟老了黑了瘦了，但能感到他精神还不错。”
会面中，陈满问大嫂侄儿的情况，当得知侄儿已经结婚后，他点了点头。
陈忆说，家里三兄弟只有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弟弟都没有结婚生子，“二弟（陈满）跟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时，我们儿子还抱在手里，如今都27岁了，都结婚了。”说到这里，陈忆很是感慨。
虽然衣服没有送到陈满的手里，但是陈忆夫妇依然感到很高兴，“提前和陈满见了面，说上了话。”
由于亲属会面不能谈案情，三人就聊了一会儿家常。陈满问陈忆住哪里，安全不，也问了老家爸爸妈妈的情况，“虽然前不久才打了电话给父母，但他还是很惦记。”陈忆说。
此前，母亲王众一说，她们老两口身体不行了，不能去看儿子出庭了，“我们去了怕回不来了。”
王众一说，家里就全权让老大陈忆和大儿媳去，“我倒是想他们两个人去能三个人回来。”
“从10点半开始会见，只聊了半个小时。”陈忆说，他和弟弟差不多有10年没有见面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感觉还有好多的话没有说，“期待他明天就能出来和我们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慢慢聊。”
陈忆说，爸爸妈妈为了迎接弟弟回家，还专门腌制了两块腊肉，弹了两床新棉絮，和一套新的床上用品，还把他以前住的那间向阳的屋子腾出来，准备给弟弟住。“希望他回家后忘掉监狱，忘掉那些阴暗的东西，忘掉过去的痛苦生活，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阳光。”
律师：“如出狱会寻求合理的赔偿”
28日下午3点，陈满案再审辩护律师易延友和王万琼来到美兰监狱会见陈满，做开庭前的最后沟通，告诉他庭审的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
会面从下午三点持续到五点，王万琼律师向华西都市报记者介绍了会面的一些情况，她说，“除了告诉他流程，更重要的是给他梳理一下当年的证人证言，还有就是帮他回忆当年的一些庭审情况，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
由于时间有限，王万琼只给陈满梳理了十多个证人证言，“太多他也记不住。”
陈满案再审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教授对于本案则表示，“我认为陈满是无罪的，最高检也做了史无前例的无罪抗诉，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而就陈满案后续的赔偿问题，易延友说，等陈满出狱后再说，“坐了20多年的牢，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对陈满的身体、精神和心理都造成了损害，会为他寻求一个合理的赔偿。”
同学同事来了，希望能接陈满回家
陈满当年在绵竹县（今绵竹市）工商局的同事姚军也一直关注着陈满案的再审，当得知29日再审的消息后，也从老家赶了过来。
据陈满大哥陈忆介绍，陈满和姚军两人曾一起下海，后来姚军又回到绵竹。
陈满的高中同学王代斌也来了，“他们是来接陈满回家的。”陈忆说。
据陈忆介绍，他们三兄弟当年读书都非常刻苦的，成绩也都很好，可惜的是陈满因为感冒发烧，高考考砸了。
后来，陈满通过招干考进了绵竹县工商局。“那个年代，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大学生还有干部，是相当可以的了。”陈忆说，没想到弟弟辞职闯海南才4年时间，就出了事情。
28日晚上7点，陈忆接到了母亲王众一从绵竹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陈忆给母亲描述了当天和弟弟会见的情况，“母亲很高兴，说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陈忆安慰母亲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待庭审的到来，“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告结果，报告好消息。”
B 为他辩护的律师们发黄卷宗曝光公安副局长手写“认定理由”
曹铮，今年75岁。1994年5月16日，当陈满父亲陈元成在海口找到他时，他在海南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任刑辩主任。
12月28日下午，坐在海口某宾馆茶室里，曹铮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大叠材料。“这些都是我为陈满作一、二审无罪辩护的卷宗材料，我全部保存着。尽管我没成功，不过，这些都是见证。”
“陈满父亲对他儿子的爱，我永生难忘。”曹铮说。当然，对在监狱见到陈满的那一幕，曹铮更是记忆犹新。曹铮说，当时陈满已被羁押一年多时间了。“整个人精神状态极差。一个劲地说：他是被冤枉的，他没干过……”
据曹铮介绍，他在一审和二审庭上，均替陈满作的是无罪辩护。并当庭质证“物证去了哪儿”、“警方调查人证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等多项理由。不过，他等来的还是死缓判决。
收到海南省终审裁定后，曹铮显得格外沮丧。他不死心，便继续替陈满父母改写申诉材料，多达77次。不过，几乎全部石沉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灰心了。毕竟，时间越久，翻案的机会就越渺茫。”
时隔20多年，曹铮留存的卷宗已全部泛黄。不过，纸上字迹依旧清晰。其中，包含一份落款为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某副局长的手写材料，题为《关于侦破“12.25”案件的有关情况》。
这份手写材料共计6页，全系手写。材料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这次审讯进行了五个晚上，在整个审讯中，我们始终坚持专人审讯，不诱供，不逼供。采取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都让陈满自圆其说的方法进行审讯。正是通过反反复复的审讯，陈满在几次交代中把整个案发现场的细节全部自己讲出来。如果不是他作的案，是不可能对现场情况及案情如此了解，所以我们认定陈满作的案。”
前几天，正在新疆办案的曹铮，从同行获知最高院对陈满案启动再审程序。“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终于看到了陈满无罪回家的希望。”于是，他立即订了一张从乌鲁木齐直飞海口的机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他抵达海口，希望能坐在旁听席上，见证陈满回家。
律师监狱笔录 “他比我大10岁，看上去老20岁”
陈满被判入狱后，一直在海口美兰监狱服刑。尽管其间有多位律师和家人前往探视，不过，探视时间都较为仓促。时至2013年，北京律师陈建刚开始介入陈满案。
当年10月9日，陈建刚来到美兰监狱，获准会见已51岁的陈满。“那次的会见时间，长达一整天。”
陈建刚进入监狱，陈满正在一个工作间劳作。当狱警轻声叫喊陈满时，陈满驼着背，用鼻子“嗯”了一声。而与陈建刚交流时，陈满眼睛一直朝下，无论陈建刚怎么说，陈满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似乎说的事与自己无关一样。时至下午，两人的会见被安排至一间办公室里。可能是之前麻木有所缓解，继续交流半个小时后，陈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劲地哭喊说：“我没干过，我说什么啊……”
离开监狱，陈建刚将这一幕作为会见笔记，记录下来。“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历经这样的遭遇，完全变成了麻木的老头。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陈建刚说，于是，他与同事亲手起草了再审申诉书。
和陈建刚记录陈满“完全苍老”的，还有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
易延友在监狱会见陈满，是在2013年12月底。易延友在笔记里这样写道：“我详细地把自己心中疑问，向面前比我只大10岁，但看上去却比我老20岁的陈满一一道出。坦率地说，陈满对有些问题的回答让我很失望。比如说对于他口供中的那些细节问题，陈满的回答是：这些事情我都说不清楚，他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不去查清楚事实，我又怎么能说清楚呢？曾经一度，陈满还显得很激动，认为我不理解他，认为整个社会都辜负了他。在他这样激动的时候，我也没有试图去阻止他或者打断他，因为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问题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陈满。经过反复的发问，我大体上明白：陈满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对于为何没有上诉这个问题，陈满倒是说得很清楚：一审判决之后他没有拿到判决书；他一直等着二审律师去见他并帮助他上诉，但是律师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耽误了。
寻找23年前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已难觅痕迹
12月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陈满案案发地——海口市美兰区上坡下村。不过，当年警方记录的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早已难觅痕迹。
一位在这里居住长达30年的老人回忆说，当年，上坡下村一带的确发生了一起杀人放火案。不过，时间已过去很久很久了，具体什么事，谁干的，他早就遗忘了。而且，早在多年前，具体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已被拆除了。
“109号消失，或许让我们遗忘得更快吧！”这位老人说，不过，当时抓捕凶手的宁屯大厦还在，距离案发地，步行要花好几分钟呢。随后，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宁屯大厦，这栋当年陈满带着工人装修的大厦，如今和周围高楼相比，已变成一栋十分破旧的楼了。
当年办案民警已陆续退休
作为当年主办陈满案的警方，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对最高检抗诉和最高院启动再审陈满案又有何态度？
据华西都市报了解，随着地名变更，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已更名美兰分局。12月28日，华西都市报辗转与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政治部胡主任取得联系。胡主任表示，该局尚不知道陈满案已进入再审程序。当华西都市报记者提出希望与当时办案民警取得联系时，胡主任回应说，由于时间久远，当年的办案民警已陆续退休。他于2003年才调入分局工作，对陈满案不甚知情，所以不便作任何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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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冤案史中有哪些天价赔偿有人索赔3300万！

昨日下午，聂树斌家人委托律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其中提出7项赔偿申请，金额共计13919156.80元，标志着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的国家赔偿程序正式启动。

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河北省高院应对聂树斌案尽赔偿义务。

聂树斌家人表示，自己遭遇的痛苦和折磨难以想象，因为聂树斌案，聂家一直在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家人多次申诉未果，不断燃起希望，又不断遭受残酷打击，聂母常在儿子的坟前大哭，聂父还因此大病一场，而聂家只有一个儿子，无法再续香火。

事实上，赔偿超千万的国家赔偿并不是第一次，钱仁凤案、陈满案、念斌案申请赔偿均在1000万左右，只不过精神损害赔偿的申请与判决金额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具体计算方法还需要和河北高院详细沟通。

目前，河北高院已正式受理聂树斌案国家赔偿申请，按正常的程序，接下来承办法官会跟聂树斌家属和律师联系，组织国家赔偿的听证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要求，应该在60日内出具国家赔偿决定书。如果当事人不满意，可在决定书做出后一个月内向最高法院申请重新做出国家赔偿决定。

盘点各大冤案国家赔偿情况

1、赵作海案 索赔100万

1998年2月，河南商丘一村民失踪数月，一年后该村挖出一具无头尸体，警方认定为失踪者的尸体，迅速锁定与受害人有矛盾冲突的赵作海，在刑讯逼供下赵作海认罪，赵作海被判死刑缓刑。

2010年4月，已经被“杀害”的村民突然回家，当初他在砍了赵作海的脑袋一刀之后，害怕报复逃走了，并非被赵作海杀害。2010年5月，赵作海被河南省高院宣告无罪释放。坐了12年冤狱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100万，最终获赔65万。

2、呼格案 索赔372万

1996年，呼和浩特一女子在厕所被奸杀，蒙古族男子呼格吉勒图发现后报警，但被警方主观认定为疑凶，在刑讯逼供下，呼格吉勒图认罪，被内蒙古高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005年，作案21起，奸杀9名女子的赵志红落网，主动交代了厕所奸杀案系他所犯，却受到先前办理呼格案专案组人员的干扰。

直至2014年12月，内蒙古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并彻查严处了参与呼格案的专案组成员。2015年，呼格吉勒图父母申请赔偿372玩，最终获得国家赔偿205万。

3、张高平叔侄案 索赔702万

2003年，张高平叔侄开货车从前往上海，中途捎带一位女孩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裸死在钱江三桥附近，张高平叔侄被逮捕。经刑讯逼供两人认罪，被浙江省高院分别判死缓和有期徒刑15年。当时办案人聂海芬号称“浙江女神探”，在面对央视采访时说，此案无懈可击。

2005年，浙江女大学生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害，通过DNA比对勾海峰的DNA与2003年被害女孩指甲上提取的完全匹配。勾海峰于2005年被草草处以枪决，办案人正是女神探聂海芬。

2013年3月，浙江省高院宣告张高平叔侄二人无罪。叔侄二人蒙冤十年，索赔702万，最终裁定国家赔偿221万。

4、钱仁凤案 索赔955万

2002年春节前夕，云南一家幼儿园发生投毒案，三名孩子中毒，其中一名抢救无效死亡，负责照看孩子的17岁女孩钱仁凤列为疑凶，在警方刑讯逼供、伪造证据下，钱仁凤因未成年被判无期徒刑。

历经长达14年的申诉之后，云南省高院最终宣告无罪释放。钱仁凤含冤入狱14年，曾索赔955万元，2016年11月，钱仁凤获得国家赔偿172万元。

5、陈满案 索赔966万

1992年12月，海口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与死者有矛盾纠纷的陈满被警方列为疑犯，在刑讯逼供下陈满认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因物证丢失，陈满屡次上诉被驳回。2016年2月1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异地再审陈满案，陈满被宣告无罪。

陈满蒙冤23年，出狱后向海南高院提出966万赔偿。2016年5月，海南高院向陈满支付275万赔偿。

6、念斌案 索赔1500万

2006年7月，念斌邻居家两名小孩食物中毒死亡，警方怀疑投毒者是念斌，案件历经8年审查，念斌曾4次被判处死刑。

2014年8月，因警方存在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念斌被宣告无罪。2014年12月，念斌向福州中原提请国家赔偿15000万，最终获赔113万。

7、许金龙案 索赔3300万

1994年1月，莆田县村民在家中被捆绑致死，侦查人员根据足迹锁定嫌犯蔡金森，蔡金森在刑讯逼供下，供述与许金龙等三人共谋抢劫杀人，为了尽快结案当地警方不惜编造大量伪证，对其家人下手逼迫认罪。1999年，四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前后共在监狱渡过了22年。

2016年2月，福建省高院许金龙案，因缺乏实物证据支持，判定四人无罪释放。2016年6月，许金龙四人向福建省高院申请3300万国家赔偿。

聂树斌案以及上述几起冤案，均与警方的刑讯逼供、伪造证据，以及司法机关的审判制度有关，我们应该深入分析侦查制度、刑事辩护制度以及审判制度，警方为求破案急功近利，长时间的疲劳讯问、夜间讯问，甚至刑讯逼供，一旦案件被宣告“破获”，尚未等到法院裁判，侦查人员已经立功授奖，而法院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吞下侦查机关做出的“夹生饭”。

而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所做的工作有限，无法接触到关键性的证据，上下级法院的审判和撤销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当事人的申诉愿望被无限搁置，造成上访事件时常发生。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人死了给再高的赔偿又有何用？虽说每个时代都有冤假错案，但中国当前正处在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刑侦、审判、司法体制，尽量避免冤案的发生！对于判死刑的犯人，应该慎之又慎，不可酿成千古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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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陈满之母去世，曾为儿申诉23年，陈满以及其母亲有多不幸

一件冤案，正值壮年的陈满整整在监狱中浪费了23年光阴。

没有人知道，在一次次失望下，这23年陈满是怎么过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王众一，23年来不停上诉，最终给自己儿子讨回了公道，在这23年，不需旁人多说，其中的心酸苦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而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感叹一声，幸好公道还在人间。

1、陈满案是怎么回事？

1992年海南省发生了一起火灾，在火灾中有一名受害者被警方认定为他杀，在一系列调查下，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满，并且快速将其送进监狱，在此后，陈满母亲以及家人一直坚信自己儿子、弟弟无罪，也是这位母亲二十年如一日，不断给儿子写信，安慰激励陈满不要放弃希望，也是这位父亲在20多年里，不断写上诉信，为儿子平反，所幸公道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不到，在陈满妈妈有生之年，她看到儿子得到平反，出狱。

『柒』 陈满的人物事件

1992年12月25日，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接报，当日晚8时许在海口市振东区上坡下村109号房发生火灾，群众及消防队员在救火时，发现屋内有一具尸体，尸体大面积烧伤，颈部和身上有刀杀痕迹，屋内有大量血迹。经公安机关侦查，死者为被害人钟作宽，认定本案是四川省富县籍陈满所为。
1994年2月，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以陈满犯故意杀人罪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判对陈满量刑过轻，应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等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2001年11月8日，海南高院经复查驳回陈家的申诉。2013年4月9日，海南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满案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
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以海南高院对陈满案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使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7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异地再审。
2016年2月1日，浙江高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裁判生效后，原审被告人陈满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再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合议庭按程序调阅案卷、提审陈满，踏勘作案现场，认真调查核实有关证据。为进一步查清案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还找到了多名关键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同时，还就陈满有罪供述与本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物证检验等证据之间所存在的一些疑点问题，委托相关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分析。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浙江高院认为，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满杀死被害人钟作宽并放火焚尸灭迹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由于陈满的父母均已年逾8旬，因此未能来海南见证儿子平反。当天只有陈满的哥嫂陈忆夫妇到庭旁听。 2016年3月9日，澎湃新闻从律师王万琼处获悉，她和委托人陈满及其家人，就申请国家赔偿一事进行了商议，决定申请国家赔偿金966万余元。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申请人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23年的申冤费用支出100万元。
2016年3月14日下午,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已受理陈满国家赔偿申请。陈满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列出了包括侵害人身自由、误工费、精神损失赔偿等在内,共计966万多元。对于是否启动问责机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表示需要按照程序来。
2016年3月30日，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听证会。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陈满含侵害人身自由、误工费、精神损失赔偿等约966万元。
据介绍，听证结束后，海南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2016年4月18日下午2点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陈满案赔偿问题与陈满及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进行了协商沟通。对于协商的结果，王万琼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让人失望”，她称，海南高院与其协商的赔偿金额大概300万左右，与申请的966万余元相差太多，“对于误工费不认可”。王万琼还表示，如果协商不一致，按法律规定海南高院应在5月13日前作出赔偿决定。如果陈满对此赔偿决定不服，他还有权向最高法申请复议。

『捌』 海南杀人焚尸案蒙冤者陈满之母去世，这背后有着怎样凄惨的故事

这位母亲经历了儿子被冤枉入狱23年的痛苦生活。

1992年海南一件杀人焚尸案，让陈满入狱23年，在这23年里，陈满父母不停上诉，替儿子讨回公道，直到2016年，终于因为找到新的证据，陈满无罪释放，因为这一场牢狱之灾，陈满出错了父亲的最后一面，因为这一场牢狱之灾，陈满母亲的晚年不停的担忧，不停的上诉，陈满的哥嫂也一直在帮忙找新证据，这场迟到多年的公道，几乎毁了这个家庭的一切，但庆幸的是，好人终会得到好报。

1、为什么当年警方会认定陈满是凶手？

这是因为警方当年在受害者的口袋中，找到了陈满的工作证，同时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发现陈满在之前与受害者有过争执，而且受害者是在陈满搬离受害者家没多久，就被杀害，因此警方认定陈满有杀人动机，并且凭借这一点判处了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判决书下来以后，陈满与其家人以及律师都对判决不满，一再上诉要求重新审理该案。

『玖』 刑事申诉案件关于法院的不作为，如何投诉

1、对于基层法院不作为，可以向当地政法委举报。
也可以带着证据也可向人民检察院投诉。
2、对于已经判决的刑事案件不服，要提出申诉，可以去检察院申诉。
例如：海南岛的陈满案，就是聘请律师，
还有近亲属去最高检察院申诉成功的。

『拾』 鄂尔多斯刑事案件是不是法律援助全覆盖

很棒的一个问题，涉及改革前沿，不敢妄下结论，但通观本题（及以下诸多答案），关于刑事全覆盖至少仍有较多误区需要澄清。

故此，浅析一二，抛砖引玉。

为了方便问题展开，答案中会适当罗列思考刑事法援是否应当全覆盖所需要的基础信息，因此行文也会略显冗长，但这些基础信息大多是必要的。否则，思而不学，讨论难免歧路亡羊，流于表面（惯例反对 @王瑞恩 ，哈哈，没错，又是我）。

正式展开：

1、什么是「刑事全覆盖」？

「刑事全覆盖」，又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顾名思义，是指一种覆盖所有类型刑事案件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回顾历史，在我国，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这是一种「任意辩护」（即并不强制，由人民法院裁量），也是最早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聋、哑及未成年人纳入指定律师辩护制度中，明确：

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第二十七条）

这是我国立法文本中首次出现「应当」（也就是明确要求）指定辩护人的规定。

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旧法基础上，增加了「盲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两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四条）

2012年再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又在九六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第三十四条）。

自此，除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外：

盲、聋、哑；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四种情况均「应当指定辩护人」。

2017年10月9日由最高院、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办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一次扩展了指定律师辩护的范围，将之扩展到「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省（直辖市）试行，在原有《刑诉法》基础上，新增的「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才是「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试点内容，也是本题的争议焦点。

小结如图：

二、哪一类人真正受「刑事全覆盖」试点影响？

首先指出，并不是 @王瑞恩 举例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聂树斌案、陈满案、刘忠林案，以上三案中，聂树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满、刘忠林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均属于应当指定辩护人（如无辩护人）的情形。

无论是否推行「刑事全覆盖」制度，以上三例（在现有法规下）都应当有律师辩护。

事实上，聂树斌、刘忠林审判定罪均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参见上图，1996修订首次加入可能判处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陈满在修订后，因此即使只看举例王兄也搞错了，陈满案是有辩护律师的。

以上三例和本题并没有直接联系。

事实上，几乎所有重大恶性案件，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都与本题我们讨论的「刑事全覆盖」试点无关。

按照《中国法律年鉴》2009、2010、2011年公布的数据，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15%左右，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比例显然更低，换言之，不适用《刑诉法》指定律师制度的刑事案件占绝对多数，这一部分普通案件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全覆盖」真正影响的「普通一、二审，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与死刑、无期徒刑无关、量刑较轻的罪名）」案件。

（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刑事全覆盖」试图解决的问题

2018年，在《办法》试点一年后，《人民检察》刊载中央财经大学郭华、韩笑《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经济学分析》一文。

文中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不普遍、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不普遍且分布不均衡。据统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足30%，有些省市甚至只有12%。
二是律师辩护率与诉讼程序的复杂程度呈正比。实证研究发现，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机率比普通程序中的被告人低，并呈现出一种诉讼程序越复杂，可能判处的刑法越重，律师辩护率越高的趋势。
从被告人个体的角度说，聘请律师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支出，因此刑罚越重、程序越复杂，聘请律师就越是「物有所值」，简单程序和轻罪就不那么有必要。

但是在制度设计层面，普通案件数量占绝对比例 ，案件审理越便捷，越需要律师确保司法在追求效率过程中未失却司法公正。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可以实现最优司法配置，但只有在认罪认罚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替代性简化程序的增量使用才有助于实现法律上的帕累托最优。若权利保障缺位，则程序简化可能导致实质真实发现原则向形式真实发现原则退却，甚至导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