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益律师事务所

㈠ 北京律师事务所哪里多咨询

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
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是经司法局批准成立的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所涵盖了民事诉讼、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顾问三大核心业务领域，精细划分了8个业务部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其中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顾问为律所主要特色服务，目前已代理多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刑事案件，服务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上百家，承办的部分案例曾被多家媒体追踪报道，录入司法部优秀案例库。
以下是律所及部分律师获得的荣誉：
1、律所被评为2016-2018年度法律援助先进集体。
2、2019年张凯娟律师评为2016-2018年度昌平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3、2016年张凯娟律师荣获中国第六届“百姓圆梦”大型春节联欢晚会‘公益律师称号
4、2015年12月授权“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为“百姓圆梦”大型春节联欢晚会法律顾问单位
5、2015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聘请张凯娟律师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律师
6、2015年5月北京市市法宣传教育部门聘请张凯娟律师为北京市‘’巾帼维权-送法到家‘’宣讲团成员
7、2014年9月昌平区妇女联合会聘请张凯娟律师为巾帼亲情服务队法律指导员
8、2015年至2019年金标律师事务所被誉为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年度法律定点服务单位 。
律师费是指律师为委托人服务而得到的相应报酬，政府只有一个最高限价标准。复杂案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根据我们律师法的规定。按标的额比例收，区律师协会、侦察阶段收费标准，由于律师代你去法院立案。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的服务收费标准。疑难，3000。收费标准分为一般性案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重大。

㈡ 求北京知名的律师事务所

看到过这样一个北京律师事务所的排名，我觉得律师事务所知名度是很重要，但是找到合适的律师更重要，擅长自己的案件，把自己的案子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10、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网友投票：4893票专业领域：银行与融资、信托与保险、证券团队、公司与并购、知识产权与互联网业务等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商事法律服务，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拥有卓越的律师队伍，多名律师拥有多国执业经验，两百余名律师可用不同语言提供法律服务，还有许多取得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专利师、经济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资格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此外，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积极推动律师合作机制，主导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跨地域法律服务协作平台“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目前拥有46家联盟所，联盟律师5000余名。

㈢ 律师服务，哪家律所做得比较好

盈科律师事务所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都是比较的高，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总部是在北京的，目前在我们国内拥有39家办公室。除了在国内拥有很多的法律办公室以外，在伦敦米兰这些海外城市同样是拥有他们的办公室。总的来说这家律师事务所还是挺不错的，他们多年以来一直专注于知识产权法律事务，金融法律事务以及房地产法律事务等业务。

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领域同样也是很广泛，比如说公司证券，劳动保障，还有税务服务等等。这其实也是我们国内非常老牌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了，在北京设有该律师事务所的总部，光是总部的工作人员就达到了500多人。另外该团队里面还有很多的硕士、博士，实力是非常强的。

㈣ 公益律师的相关文章

“我不是刁民”
——对话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丘建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在我国公益诉讼进程中，有一个名字常常被人提起，他就是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邱建东。1996年1月，邱建东以公用电话亭未执行原邮电部夜间长话收费半价规定而起诉福建龙岩市街头公用电话亭及邮电局，要求加倍索赔，索赔金额为 1.2元。这场“一块二” 官司，打开了中国公益诉讼的序幕，同时邱建东也被人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
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邱建东，每一到两年就会打一起社会影响较大的公益诉讼，甚至“从状告邮电局到状告最高人民法院”。
不过，他说，他是一位没有取得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
6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对丘建东进行了专访。
“打官司是为打出一种理想”
《中国经济周刊》：1996年，你提起的“一块二” 官司揭开了公益诉讼的序幕，当初你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据说你当时在福建省龙岩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任副局长，是这样吗？
丘建东：是的，当时我在政府任职，此前我还做过法官和党校教师。1996年，是文革结束20周年，我想通过此案检验一下当时的法制环境，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思考。实际上，此案是我“十年磨一剑”式的作品。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的，人人都可以做康梁。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1981年我从福建龙岩师专毕业。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活动之际，我在福州发表《马克思主义关于防止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永放光芒》一文，1988年我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习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并在媒体发表了《改反革命罪为国事罪》一文。
《中国经济周刊》：“一块二” 官司对于你个人和中国的公益诉讼来说有什么影响和意义？
丘建东：1996年1月4日上午，我把龙岩市邮电局(当时邮政电信尚未分家)及其附设代办公话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因未执行夜间长途电话半价优惠规定，多收0.60元长途电话费，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欺诈条款，加倍索赔人民币计1.2元，同时要求被告取下未载入半价规定的老标价牌子并换上新牌子，还要求被告就欺诈一事作赔礼道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撤诉了。
但是7天之后，我再次叩响法院大门递诉状，诉求依旧，第二次起诉的理由是电话亭“涛声依旧”未整改。在当年春节放假前几天，法院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济日报》、福建电视台，还有《闽西日报》等都来现场采访。但是，我在庭上又撤诉了。
实际上，那个案子不是我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的成果。在我背后有一个团队在支持我，福建消协、福建法学会和新闻媒体都给予我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案子是我们集体策划出来的，为此我们准备了两年之久。
《中国经济周刊》：打“一块二” 官司时你知道自己打的是公益诉讼官司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公益诉讼这个概念并开始有意识的去打类似的诉讼案件？
丘建东：当时，我还没有公益诉讼的概念，1998年1月21日的《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誉我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当时，我接触到公益诉讼这个词，后来查阅资料和向一些专家教授请教学习，我才逐步了解公益诉讼的概念。从我1999年辞职下海，成立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开始，我才开始有意识的去打公益诉讼官司。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什么是公益诉讼？打公益诉讼官司的目的是什么？
丘建东：所谓公益诉讼，并无法律定义，学界定义也不一致。以我作为公益诉讼参与者的理解，公益诉讼是指私人以私人利益受侵害为名，向国家司法机关对侵权者提出告诉，意在以小博大，替不特定的多数人挽回权利和利益的一种公益活动。
至于打公益诉讼官司，我认为人各有专长，社会分工各不相同，让一般的老百姓去对垄断经营者提意见或者打官司，或是无济于事，或是力不从心，或是无此觉悟，这种事情应该由有法律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以此来完成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可以以案例的形式完成义务。为民众创造一个引人深醒的案例，打官司是为打出一面旗帜、一种理想的实现而已。这样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又可促进社会法律思想体系和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应是人生快事。这种愿望在本人身上体现出来并不为过。
“公益诉讼不以胜败论英雄”
《中国经济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打了多少场公益诉讼官司？胜诉的有多少起？
丘建东： 到目前为止，我打了23场公益诉讼，绝大多数都败诉了。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公益诉讼本来就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它的本质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参与。发现了问题并不等于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打了这么多起公益诉讼案件，你觉得哪几件案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丘建东：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案例最具有代表性。第一个就是“一块二”官司，因为它起到了跨时代的意义，它使得公益诉讼在中国开花结果繁衍至今。
第二案例是关于机场建设费之争。2001年3月15日前夕，我向国家民航总局等三家单位寄出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其自行撤销关于对每张机票征收机场建设费50元的违法行为。尽管民航总局对本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引来各界纷纷议论。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三个就是全中国第一例的政府奖励公益诉讼800元案。该案发生于2006年。该案表明，政府开始承认和支持民间的公益诉讼活动了，也不再认为这种活动就一定是给政府的难堪和添乱。
十年前，我创造了“一块二”官司，十年后又创造了“中国第一的政府奖励公益诉讼案”，这说明我还是一个领跑者。
“我的每个案子都是精心策划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打了这么多公益诉讼官司，但诉讼对象却是很少有重复的，这是为什么？
丘建东：我的每个案子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每次我都会确定新的目标，选择新的角度，创造新的案例。我想做公益诉讼的领跑者，所以力求每次都不会重复。
如果说“一块二”官司初起之时，人们还把批评的眼光聚焦于夜间长途电话半价等问题上。从此之后，公众的目光从电信领域转到邮政、航空、铁路、金融、保险、医疗、物业管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也就是说，维护个人权益正在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中国经济周刊》：你被称为“公益诉讼第一人”，你现在是律师吗？
丘建东：由于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我不是律师，但我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现在年龄大了我也不想再考律师资格考试了(司法考试)。以前，因为没有律师资格，有人指责过我，我也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现在年龄大了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开了，我觉得只要自己做的事情是在为公益诉讼事业作贡献，有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并不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不是只打公益诉讼类的官司？做公益诉讼对你代理其他收费的案件有什么影响？
丘建东：不是，我每年至少要打一两个公益诉讼官司，其他的都是有商业性的。因为，我需要生存，需要养家糊口。我认为，这两者(打公益诉讼和商业性案件)并不矛盾，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很难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指责你喜欢做秀出风头，打公益诉讼案件是为了炒作，是为了出名，以便接到更多的案件，赚更多的钱？
丘建东：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人家只说你的好话不说你的坏话。但是，我认为自己做公益诉讼和接受媒体采访，是思想上的张扬而不是做秀。通过媒体把我打公益官司的事情广而告之，这样会使得我做的事情具有轰动效应，这样才能引起上层、制度层面对它的关注，对它进行研究和思考，从而推动制度的进步。
《中国经济周刊》：媒体称你为“公益诉讼第一人”，你是怎样评价自己的？
丘建东：这些年以来，我获得了官方众多的褒奖，民间的赞美就更多了，这其中得益于政府方面的开明，得益于消协的大力扶植和栽培，又得益于新闻界的不断厚爱。但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非议也多，这些不同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在于，我发现了问题去“以身试法”，我设计制造官司，不是意在提倡号召打官司。我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先行者，加速促进人们的观念的变革而已，广大消费者不一定会去学习我的行动模式，但是如果广大公民都从我的行动中得到某种启发，观念更新，这就是我最大的贡献。
“打公益诉讼案件最大的困难是难立案”
《中国经济周刊》：你在打公益诉讼案件中，遭遇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丘建东：困难有许多，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立案难。从司法实践来看，公益诉讼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法律对原告资格的限制。大量公益诉讼案件因为法院认定原告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对此，我有三点希望。
首先，我希望能为公益诉讼立法，从1996年的“一块二”官司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关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希望从立法上保障公益诉讼，对涉及到公益诉讼的案件作出专门的规定，解决目前在公益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立案难等问题。
其次，希望公益诉讼被告人，特别是行政机关转变对我们的态度，正确对待公益诉讼当事人，我不是刁民，更不是要和政府作对，我们是在帮助政府，帮助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希望他们能过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并认真的去解决问题。
第三，希望法院特别是法官能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力支持公益诉讼。法律人提出公益诉讼在法院，其意义在于促使也迫使法院在审理中正确运用法律并创造性应用法律，引进司法治理的方式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让法院以独特的主体的工作方式对社会进步产生司法影响，拓展司法界在社会变革的影响，这就要求法院顶住压力公正办案，法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去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以后你还会打公益诉讼官司吗？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丘建东：会，我会一直打下去。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案子—“厦门市物价局行政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案”，涉及到行政乱收费问题。
公益律师的光环与现实
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金荣
近些年来，随着公益诉讼的不断涌现，公益律师这一群体也逐渐落入了公众的视野。在公众眼里，这个群体通过发起具有超越个案意义的公益诉讼和公益上书等法律行动，挑战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揭露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行为、乱收费行为、逃避税收行为、政府失职行为，并且试图通过对相关法律程序的运用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法制的完善。由于这些法律行动带有鲜明的公益性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的声音，因此公益诉讼以及作为发起者主体的公益律师日益受到公众的瞩目乃至媒体的追捧。
在目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却不断分化的时代，各种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强势的垄断组织、公司、企业漠视公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某些政府部门失职、失责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各种传统的法律和政治途径却又经常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迫切需要寻找表达自己声音的新的渠道，也迫切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采取切实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应运而生。公益诉讼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直面社会问题、表达被忽视的公众声音，并通过坚持不懈地利用法律本身达到既张扬法治的价值又实现理性社会变革的目的。
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法律行动，因此参与者主要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研究人员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益律师”。公益诉讼的兴起和公益律师的涌现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法治，并试图通过利用法律的行动来维护法律的价值，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法律程序仅仅当作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而试图把它改造成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
尽管目前的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取得的效果还相当有限，但这并没有妨碍公众对它的支持，因为在公众的眼里，公益诉讼这种挑战行动本身就具有远远超越个案价值的社会意义，公益律师们所展现的坚持为法律和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更是成为展现社会理性力量的有力象征。
然而，无论公众赋予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怎样的道德光环，都无法改变某些冷冰冰的社会现实。目前的大部分公益诉讼都很难在法律上获得胜诉，即便部分获得良好结果的公益诉讼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舆论宣传的功劳；还有大量的公益案件从一开始就被法院拒之门外，最终无声无息、无疾而终。
可以说，对于很大一部分公益诉讼案件而言，其发起本身或诉讼的过程都只能证明目前法制的苍白、政府的失灵和法院的脆弱。从目前公益诉讼的类型上看，目前的公益诉讼最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公民权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主要还局限于环境权、平等权和教育权这几类政治敏感度相对不太高的领域。
对于公益律师而言，其发起公益诉讼的行为本身也经常会充满悖论或令人困惑。作为法治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主张要坚持理性的精神，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却对现实法制系统的有效性充满怀疑，以至于经常不得不通过诉诸媒体这种法律之外的手段寻求合理的结果；更为不幸的是，经验几乎总是证明，对于公益诉讼而言，可以指望的总是媒体的力量而不是法院的审判。
作为法律职业者，公益律师们一方面坚持要在尊重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寻求通过法律的理性纠纷机制，但另一面却又不得不经常面临被过分政治化的危险，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公益律师总是无事生非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公益律师们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发起各种类型的实验性公益诉讼，但其结果却不得不承受法院的如下指责：提起明知不能通过法院或现有法律解决问题的诉讼，既浪费了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削弱了法院的法律权威。
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目前法治环境的某些不完善，既给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带来了困难或困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的迅速发展；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的局限性也与其独特价值同时存在。
在我们这个充满生机却又问题丛生的时代，人们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充满了不确定性感，然而公益律师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始终坚持一种理性的精神，无论对于现实多么不满，都始终坚持在尊重现有政治和法律秩序下逐步解决问题；始终坚持一种革新的精神，坚持通过运用现有的法律寻求法制的完善、权利的扩展和社会的变革。公益律师们这种坚持通过法治实现社会正义，通过个案逐步推进社会变革的精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可贵的东西。
公益律师法律援助的一般范围
刑事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除责任事故外，因工受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法律援助的对象
1．一般条件：有充分理由证明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2．特殊条件：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和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为经济困难或其他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
3．公益福利组织或政府公益项目需要法律援助的，可申请减费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申请：
1．当事人向有受理义务的法律援助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申请）；
2．法律援助中心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
3．决定受理后，由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指定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决定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
4．法律援助承办人员依照有关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困难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法律服务专线：“12348”法律服务专线前身是“148”法律服务专线。“12348”法律服务专线是司法行政机关利用现代通讯技术，面向社会提供快捷高效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一种形式。2002年7月1日起启用“12348”全国统一的法律服务专用号码，所有电话均免收信息费，具有人工应答、自动应答、咨询留言、语音信箱、法律法规传真等五项功能。

㈤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的圣运公益

圣运律师心存大爱，重视公益，2010年设立圣运公益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每年投入20万的“圣运公益基金”，专门用于开展各项公益法律援助和维权行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以律所之力，为有维权困难的人群带去福音。
圣运律师与中国最有影响的公益法平台之一“大案法援”全面合作，为“大案”提供办公场地，举行第一期公益法律人高级研修班，举办“年度大案评选”、“年度十大拆迁案件评选”的活动，承办“大案法援”博物馆的建设。2014年，在由南方都市报社、深圳卫视、新浪微博共同主办的“责任中国2014”公益评比活动中，“大案法援”获得公益行动奖。
2015年7月14日，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向女童保护基金捐助人民币10万元 ，用于基金更好地开展活动，旨在为将女童保护基金“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宗旨从理念宣传走向真实生活贡献力量。除善款捐赠外，圣运律师团队的全体律师还为女童保护基金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
圣运积极开展与基层法律部门的合作和法律援助服务，与北下关街道多个社区签订了“律师行业法律服务村居行活动协议书”，派驻律师值班，为基层群众普法、咨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圣运律所还不断加强与在京高校法学院的深度合作，除律所主任王有银担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以外，还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签订“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合作协议”；长期赞助中国政法大学举办历届“圣运杯”准律师大赛、“蓟门纵横杯”研究生模拟法庭大赛、“最后一堂课”社会讲座活动等大量学生活动，并派律师作为嘉宾前往交流；捐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新生指南-实习天地》宣传手册等。在律所内部，还制定“实习生培养计划”并设立相关补助基金，鼓励优秀在校生前来实习。
此外，在其他社会公益领域，圣运也积极践行。2015年10月3日国庆节期间，王有银主任代表圣运律所走进山东某村，为全村七十岁以上老人每人送上一份爱心鸡蛋，并送上诚挚的问候，与他们欢度佳节。

㈥ 请问去哪里可以找公益律师

当今社会很多贫困的人，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他们没钱打官司，也没有钱请律师来帮助他们解决相关事宜。于是，国家设立了公益律师这个职业，可以帮助有需求的人免费进行法律援助。如果，你想找公益律师，小编接下来为您具体介绍。

总之，公益律师的出现，为很多贫困百姓提供了很多帮助，归根结底，公益律师还是国家为老百姓设立的，因为公益律师主要由司法部门补贴，司法部门也是国家的重要机关单位。因此，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便利，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老了也不用担心没有子女赡养，国家为您提供相应的保证。当今社会，我们很少能看到街头乞讨的老人或者残疾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国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才让他们能够活下去，因此，我们一定要感谢国家的优惠政策。

㈦ 郝劲松公益律师事务所

我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校全国前三，其实法律硕士跟法学硕士没有多少差别，比如说我，本科是学金融的，加上研究生的法律背景，其实我的竞争优势比法学硕士要大得多。本身两个学位的定位就不同，天壤之别？我觉得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也总比一些档次稍低的学校的法学硕士要好得多。况且从事律师职业并不需要科班出身，请你看看美国的法学教育，他们本科都不是法律出身，复合型的知识背景才有更精深不同的观点看法，我并不是贬低法学硕士，毕竟两者定位不同，有许多有名的律所在我们学校招生时，更倾向于法律硕士。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的祭奠词中曾说过，马克思的伟大在于其站在整个资本社会的对立面上来反抗压迫。我认为人类最大的优点来自于勇气，无论郝劲松先生的教育背景还是是否具有律师资格，作为一个公民，难道就没有权利与义务去反抗吗。请想想，有多少人面对铁老大的霸权敢于反抗？正是由于有向郝劲松先生这类人的存在，才推动我们整个社会法制建设的进步，就如当年帕克斯一样。况且人本就是善恶之果，我们评价一个人应该从两面看，郝劲松先生带来的正面价值远远高于其负面信息，如此评价，未免偏颇。
其实郝劲松先生在起诉时面对多方的压力，试想，如果没有媒体的帮助，单打独斗如何赢得了铁老大？况且媒体本就是人民意见的风向标，广大媒体的支持就是一种民意的体现。如果媒体都不支持，那我们要媒体干什么？
我们这节课的老师是在全国法律界说句话都振一下天的老学者，他在这节课上也中肯的肯定了他的行为。

㈧ 北京五大律师事务所最新是什么

最近研究比较多，之前看过一个排名，原文是“北京律师事务所排名”，内其实就是从几个方面数容了前五的律师事务所。供你参考。数据来自第三方机构尚普合CIRST，调查时间为2020年年初，调查样本为北京市的两千多家律师事务所和三万名在册的执业律师。

第一、规模北京五大律师事务所排名。

01、京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990人

02、盈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694人

03、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645人

04、德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488人

05、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421人

㈨ 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怎么样

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现有执业律师和专业人士近百人。所有执业内律师均有5年以上从业经容历，并且都是所在领域的专家。他们不仅有良好的执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还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社会经历，是一支值得公众信赖的专业律师队伍。他们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一直坚持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首都法宣网经改版后增设律师在线栏目，旨在不断扩大首都法治宣传的影响力和服务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免费的法律服务，解决百姓身边的法律问题，经多方协调，现由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律师团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给予法律人才支持，由所内知名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首席咨询律师。

㈩ 律师属于什么行业

律师是指依照有关法规对取得律师资格证书, 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获得律师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开展业务的工作机构。

按照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律师事务所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类）、72商务服务业（中类）、722 法律服务（小类）.

行业分类标准: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2 商务服务业;

722 法律服务：指律师、公证、仲裁、调解等活动;

我国的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有：合伙所、个人所和国资所三种组织形式。

律师事务所无论是国有、合伙、合作或者其他形式，都应当属于事业单位，从目前市场上律师事务所的经营情况来看，大部分是自收自支。 此外，劳动法已将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是社会事业性质的组织，无论是姓“公”，还是姓“私”，已统称为“事业组织”。

(10)北京公益律师事务所扩展阅读：

2008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

(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律师执业资格上的分类：

1、执业律师：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律师，按照《律师法》的定义就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执业律师可以对外承接案件并且收费。

2、公司律师：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02]80号）文件设立的一种律师类别。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内部的而非外聘的律师。

公司律师属于企业内部人员，可以律师身份代理本企业法律事务，但不得以律师身份对外执业。当前公司律师主要是集中在国企和金融机构，不过已经有了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律师队伍。

3、公职律师：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02]79号）文件设立的一种律师类别。和公司律师的差别在于，公职律师必须是公务员（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都不行），其他基本一致。

目前设置公职律师比较多的机构包括公安局、工商局、政府法制办等，另外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里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也属于公职律师。

以上三种律师的基本任职条件相同，都要通过司法考试，都有基本的实习和培训要求，都在司法局注册，都接受司法局和律协监督。

只要你符合任职条件，三种资格之间可以自由转化（身边不乏公司律师跳槽去律所执业的朋友，也认识从律所跳槽银行的公司律师）。

从经济待遇上来说，执业律师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人脉广业务精的律师收入极高，但新入行的小律师也不过是挣扎在温饱线上；

公司律师属于企业内部人员，收入要看所在的企业，一般高不成低不就，但比较稳定；公职律师首先是公务员，收入基本与其他公务员持平。从社会认可度来说，执业律师最高，毕竟社会已经普遍认可了律师的作用，拿着执业证基本可以通行无碍；

最后，执业律师的证件叫做《律师执业证》，是个褐皮本；

而公司律师、公职律师的证件叫做《律师工作证》，是个蓝皮本，扉页上还印着”试用“字样。

目前有个公益律师的提法，专门从事公益案件，典型的就是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不过并没有文件把这个分类独立出来，公益律师的执业类别仍然是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