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困境儿童思考建议

A. 论保护我国弱势群体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

[摘要] 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因而如何对待社会弱势群体也就成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将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纳入法律的视角，是法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首要的任务是将弱势群体的人权实证化为法律权利。本文从弱势群体的界定、弱势群体的困境、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完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制度和对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建议等方面简单论述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
[关键词] 弱势群体 ； 人权 ；法律保护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
所谓“弱势群体”至少有三层含义：1，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从更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2，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地位、个人从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报酬，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样的机制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会对个人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弱势群体则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造成这种劣势地位有社会的原因，如社会的制度安排；也有个人的原因，如身体的原因、受教育程度的原因等。3，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也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强势群体虽然可以动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治家的态度，甚至可以影响选举过程，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弱势群体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前者沦为弱势群体，主要是在正常化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现象，是因为自然和个人因素造成的，其构成主要是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后者则主要是社会制度变迁、社会结构转型导致的，其构成主要是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对于这一类弱势群体，社会支持则主要是增加个人权利、提高个人能力和改变社会环境。[1]
二、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成为相对强势或弱势的群体，他们的产生是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和阶层分化密切联系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是发展的必然性代价。
（一）社会存在隶属关系
并不单单身份关系存在隶属关系，某些契约关系同样可以产生隶属关系。劳动关系即属此例，虽然劳动者有出卖或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摆脱这种“悲苦”的境况，劳动者通常是成为一名被雇佣者，由此雇主获得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同时，也获得了对劳动者的支配权，隶属关系也就形成了。因此，在这隶属关系中，受雇佣者就往往成为了弱势群体，没有太多的权利，生活也没有什么保障。
（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在断裂的社会中，由于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差别，城乡之间难以融合、共存于同一系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个彼此分立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它们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对立就是这种断裂的实在状态。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相联系的。
“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立起来的，包括：粮食供应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等，这十几种制度性差异，使得不同身份的人在社会中享有的待遇截然不同。其中，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相对而言更为关键，它们将中国农民置于二等公民的境地。”[2]对农民利益的制度性安排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村社会弱势群体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
(三）经济力量的差距造成贫富差距的增大
在原始社会以后，贫富差距始终与人类相随，在现代社会，随着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垄断组织的出现，现实社会中与之相对应的其他经营管理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把有些社会阶层迅速拉入世界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把有些社会阶层排斥在发达体系之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网络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正在迅速演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知识经济的出现，则更加拉大了高知识阶层与普通阶层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差距。
（四）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的缺失
在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早期社会问题就已经充分暴露，贫困人口大量涌现，失业问题、养老问题相当严重，并且引发了社会动荡。为此，西方国家不断探索对策，从济贫政策到社会保险机制，从俾斯麦到英国工党、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瑞典的福利社会，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中国则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很不完善，不能完全覆盖到各个角落，使得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势群体大量产生。
三、弱势群体的困境
（一）城市贫困人口就业层次低，最低生活保障难以实际享受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的利益与改革的成本在社会各阶层分摊不均，社会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大，从而使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有些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首先，大多数城市弱势群体成员被排斥在正规就业部门之外，从事非正规就业。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形式尚不稳定和规范，普遍存在就业环境差、市场风险大、就业收益微薄、就业保障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致使城市弱势群体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生活状况都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弱势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其次，虽然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我国城市贫困线定的偏低，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家庭的需求，使得贫困家庭很难提高自助能力，加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实际执行时非常严格，条件很苛刻，因此保障范围难以扩大到所有的救助对象。[3]
（二）农民及农民工的困境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受自然、历史、技术、政策等原因的影响，农业已成为效益最低的弱势产业，从而导致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积弱难返，农民工也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束缚下形成的一种就业弱势群体，属于一种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社会边缘群体。
1.我国每年都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的技能，加上征地补偿中还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现象，他们的生产、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由于他们的经济收入严重偏低，所以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极为低下，因而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但大部分农民难以支付巨额的医药费，这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健康。他们面临的困境还有教育的问题，从现在情况看，在农村由于诸多原因，贫困农民及其子女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2.“农民工虽然脱离了传统的土地保障的范围，但是农村户口的标识阻碍着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对他们是经济吸纳，社会拒入。农民工从事的只能是技术要求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苦、报酬低廉的工作。还享受不到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工人所能够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待遇，而且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体系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巨大的事业风险。”[4]
总之，他们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各方面都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三）保护弱势群体立法层次低
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立法主要由弱势群体保护专门立法、涉及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律条款以及其他相关行政规章等组成。目前，我国弱势群体及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的专门立法尚未出现，例如农民工群体，这使得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因为法律空白而无法得到有效维护，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群体最需要法律的保护，但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保障；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也不高，在我国法律援助最上位的法律规范是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法治的内在品质要求对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予以平等对待，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要求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对于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存在的困境，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起来，建立、健全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体制。
四、完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制度
（一）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得到保障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作为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是在于维护人类的尊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组成人类社会，依照他们的共同本性，人们彼此之间就应当是平等的、自由的，都应当享有生存的权利和过上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利，无论是社会的强者还是社会的弱者都是人权的主体，都应当享有平等的人权。弱势群体是社会上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视、权利最易被践踏的人群，只有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了现实的保护，才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权的普遍化。“作为人权发展形态的自由权、社会权、发展权，后一种人权形式都是在超越前一种形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一种形式都是对前一种形式的扬弃。在从自由权到社会权再到发展权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在其中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也从低级阶段逐步走向高级阶段。”[5]
由此可见，保护弱势群体就是保护他们获得充分、自由、安全、稳定和健康生活所需要的权利。当代人权的主要内容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即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让所有人对未来都抱有真实的期待是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
（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无论通过何种力量，都离不开法制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人权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目前我国各个部门法在其法律规范中都体现着保护弱势群体的内容，例如宪法、婚姻法、教育法、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来说，对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离现实生活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老百姓在许多情况下很难体会到法律对弱势群体实际保护的精神。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各种利害关系的制约，以及腐败的蔓延使法治的平等精神在法律适用中大打折扣，直接的表现就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真正有效的保护。
1.加强立法，完善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更多的只是在政策层面上保护弱势群体。而要真正的保护弱势群体，首要的是“有法可依”，所以，加强立法，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关键所在。
立宪保护弱势群体，加强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宪法第二章具体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平等权、政治权和自由权，物质保障权、教育、科研、文化的权利等，对妇女、儿童和老人保护等基本权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新问题，即便在具体的法律操作中，许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宪法保护弱势群体人权的本质是体现宪法的公平、平等原则。平等权是法制国家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从立法上看，法律给予每位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时，在法律面前，人的实际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劳动能力、健康情况是不被考虑在内的，是抽象的“人”，即宪法学上所称的“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消极地保障人们有一个平等的起点，而忽视了站在起点上的各个人具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差异的存在，弱势群体的“弱势”特质在“形式平等”条件下也被抽象的普遍人格所遮掩，他们在形式上获得了和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社会弱势群体往往因自身的“弱势”特质而缺乏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手段。纯粹形式平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实上的不平等状况，导致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流于形式，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母法，是根本大法，因此有必要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当中。”[6]
完善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专门保护法律。在完善现有的专门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其他特定弱势群体的专门保护的立法。同时，由于弱势群体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对某一弱势群体的保护，不是某一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各部门法的综合协调，甚至应当在条件成熟之际制定统一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法。
2.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护弱者，救济穷人，从而维护弱者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制度。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对弱者保护的人权理念，致使我国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农民工等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这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内容是不相符的。一个健全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是弱势群体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出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已基本确立，但覆盖面窄，层次单一，严重制约了其功能发挥。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四个部分。社会救济主要是面向贫困者；社会保障主要是面向工薪劳动者；社会福利主要是面向全体公民；社会优抚主要是面向军人。新中国自成立至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急需出台。
（1）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应以制度建构为重点，逐步实现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制度，考虑到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可以采取灵活的多元制。尽快确立涵盖所有非农产业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制度，重点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重大疾病保障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
（2）建立社会救济制度。由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灾害或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3）建立社会互助法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具体规定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成员间的相互帮助的制度。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廉价住房、低价医疗等全方位的社会救助。
3.加强司法，完善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
（1）弱势群体的权益容易受到伤害，而“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司法保护是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一道重要防线。现实中，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难以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公平竞争的法规和政策，也会有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受其本身各类条件的限制，经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比如有些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了专门保护这类人的权利的法规，但凭其本身的能力去实现其权利的手段却不具备。因此，除了有法可依以外，对社会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者的权利保护还需要有一套实现其权利的有效机制。”[7]这里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宪法司法机制。由于我国缺乏宪法司法保护机制，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往往极其困难，有时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保护不足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它许多权利的实现。加强对我国的弱势群体宪法司法保护。从我国目前侵害弱势群体的案件来看，大多数涉及对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侵害。因此，宪法保护是对弱势群体保护中最有利的方式之一，可以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确保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
（2）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司法保护方面，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诉讼成本过高的问题。当弱势群体权益被侵犯时因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诉讼成本而无法寻求司法的保护，如此，司法对弱者的保护只是一种可能性却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性。所以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就应该在简化程序、便利诉讼和减少诉讼成本方面探索出路，使弱势群体能够消费得起法律这一生活必需品。为此，我国的民事简易诉讼程序应该完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国外的“小额诉讼”和非讼司法程序的创设等有益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在完善司法救济程序的同时还要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今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一项司法制度。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已初具雏形，但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需要完善的地方。
4.加强行政建设，完善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职能。
要切实转变政府观念，要完善并落实好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及法规，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努力扩大就业，促进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组织相关部门和学者加强对保护弱势群体基本理论与政策化研究，探讨解决方案，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侵害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行为要严肃查处；设立专门的救助机构，建立专门的救助基金，专款专用，严格管理等，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格局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建立起使劳动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补，难有所助，安居乐业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言以蔽之，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弱势群体的现状、特征和法律保护问题，正确看待弱势群体，充分认识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要借鉴国外弱势群体保护的先进经验，又要在我国自己的建设中摸索前进，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各方面的合法权利，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是宪法价值的应有之义。法价值的实现是以人为最终归属，只有在法的价值转化为主体的现实满足之后，法的价值才会能说真正实现。宪法自诞生以来，人们给它下了无数的定义，但其中有一点从来就是完全一致的，即宪法是人们自由的宪章，是人权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宪法的产生过程由一种理念升华为宪法规范的过程，是人权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人权孕育了宪法，宪法内容是以人权理念为核心来展开的，自然也就成为文明进步宪法所要实现的根本价值目标。“人权得到最切实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也是它的基本标志之一”。[8]这是宪法保护弱势群体人权的理论基础，也是宪法保障人权终极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总是弥漫着浓重的“类”的情怀，爱己之心，应当推及同类，这是人类特有的人文情怀，如果你关爱自己，那么你不得不关爱整个人类，不得不关爱整个人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弱势群体。

参考文献：
[1]李彩虹.《法治社会下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分析》[J].理论月刊,2005,(1)
[2]张晓玲.《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障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78.
[3]易永生.《经济论坛》[J].2007,(2):87－93
[4]万鄂湘.《市场经济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235
[5]牛犁耕.《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N].河南大学学报,2005-2-23(1).
[6]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4.
[7]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68.
[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98.

B. 我是否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是成年女子的通称。不单纯指已婚妇女，年满18岁的女青年也可称妇女，18岁以下称少女，14岁以下称幼女，7岁以下称儿童。法律上并没有相关规定，可以说，所有女性在法律上都可以认为是“妇女”。
经济困难这个指标是需要户口所在地或者你居住的社区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深圳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申请人;或劳动者前6个月工资低于2640元，请求追讨欠薪或工伤赔偿的。“农民工”追讨欠薪和工伤赔偿两类案件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专项法律援助的标准是没有这么严格的）

其实法律援助有很多种途径，法律援助处，专项法律援助，各有不同的标准，根据你的题述，你是不是在妇幼儿大厦法律援助室那边咨询了？

《深圳市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无偿法律援助：
（一）符合本市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
（二）申请事项依法在本市审理或者处理；
（三）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第十三条经济困难标准由市政府根据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发布。
经济困难标准不得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依法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审查其经济状况。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侦查机关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自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证明。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前六个月平均月工资在本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标准两倍以下的劳动者，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证明，但应当提供收入水平证明。
第十五条对因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者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受理并先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六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就法律援助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直接决定予以办理。

C. 法律援助,家庭类的.

你爸爸打你妈妈是不对的，离婚可不是儿戏，其伤害远远不值财产那么简单，还有亲情，精神伤害等等，他留给人的决不会是美好的回忆和光明的未来。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慎言离婚二字，人在这个世界相识是缘分，能成一家人更是一种割不断的亲情，要好好呵护，失去很容易，得来却不宜。
你爸爸有你爸爸的难处，多理解他，给他信心，帮他走出困境，多劝劝他。毕竟这个世上你们是他最亲的人，你们是他生命的支柱，不要让他垮掉。

如果你外公外婆是在你爸妈结婚后帮忙出钱买的房子，那些钱只能算赠与，归你爸爸和你妈妈共有，离婚中一般平分；如果是结婚前给的，归你妈妈所有。至于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儿童（14岁以下），判给谁，法官一般会尊重你们个人的意见，同时考虑你妈妈带你们两个有没有条件。
多想办法帮你爸爸走出困境，劝你爸爸不要达你妈妈，不要动不动就想到让他们离婚，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离婚也割断不了你们的亲情，血缘。珍惜这份亲情，时间和你们的努力会改变很多东西的。

D. 法律援助问题。

那就起诉离婚，你弟弟多大了？你妈妈起诉离婚以及要你弟弟的抚养权，分割财产，大体这三项。还有实施暴力的时候记得报警，有伤去医院看伤，虐待儿童，对于你妈妈离婚及要回你弟弟抚养权有好处。

E. 如何构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屏障

现状:未成年人保护还存在薄弱环节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一名公民的自觉行动，但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来保障。”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表示，目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障还不够健全，一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对象;父母严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虐待子女，行政和司法缺乏有效的发现和干预机制;校园内的体罚、虐待、性侵事件时有发生;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屡禁不止;网络不良信息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立法方面的原因，如一些法律没有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主体和法律责任;也有法律实施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一些行政部门不能完全做到依法办事。对此，要努力构建涉及未成年人的法治体系，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共同推进。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表示，从当前情况看，未成年人教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学校法制教育重视不够，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误区，社会教育缺乏系统规划等等。对此，要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推进家庭教育科学化是基础，落实素质教育是关键，补齐社会教育短板是保证。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教授说，过去很多父母认为孩子不回家会变坏，现在却发现孩子在家里更容易变坏。因为虚拟世界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人格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某些家庭教育的影响，有必要将社区和虚拟空间纳入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范畴。
针对一些地方青少年法制教育重形式不重实效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提出，应当通过动漫、微电影、网络视频等传播方式丰富教育手段，切实增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司法:设置重重“防火墙”
在未成年人保护上，各地公、检、法、司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少年司法的先河。近年来，该院建立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机制、未成年人安置培训基地等，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对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创建的“平安校园”服务平台表示赞赏，目前池州市5所大中院校、79所中学、232所小学、171所幼儿园，以及公安、教育、食品药品监督、城管等部门都接入了“平安校园”服务平台，做到了“没有被边缘的学校，没有被忽视的隐患”。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史卫忠表示，为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和“标签效应”，同时给予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平等的司法保护，2004年起，上海市检察机关将办案专业化与帮教社会化相结合，建立起一套多方参与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走在了全国前列。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陈连福表示，目前，刑诉法规定的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社区帮教等制度在执行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相关部门达成共识，协调一致。建议建立多部门横向联系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意见，促进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全程化和有效性。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坦言，近期发生的南京母亲饿死女童案件，广州亲生母亲长达七八年虐待亲生女儿致死等案件，说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特别是监护监督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为加强对处于困境的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民政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拟于今年出台指导性意见，建立未成年人监护行政监督干预与司法裁判衔接工作机制。
制度:亲职教育、干预、监护制度一个都不能少
与会者认为，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我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有些规定零散、缺乏刚性，难以发挥作用，像亲职教育、干预制度、国家监护制度等都需要提上议程，制定出台，发挥效用。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院长鲁为说，“问题少年”大多是“问题父母”的产物，许多犯罪少年家庭“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家庭亲职教育制度，即明确规定青年夫妇在做父母之前和犯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必须接受相关培训，以切实提高其在养育后代、科学教育方面的能力，强化其监护责任。
“还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指出，面临生存困难、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的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将流浪未成年人监护干预问题纳入了政策议程，应该以此为基础，将监护干预的对象从流浪未成年人扩大到整个处于困境的未成年人，为处于监护缺失或监护失当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监护指导、补充性监护干预、替代性照料抚育等社会保护服务，帮助未成年人过上稳定的生活。
全国妇联协调处处长张彦红主张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她说，我国立法比较强调亲属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但是对监护人监护能力的规定却不甚明确，对公权力介入监护的举措规定得不具体，对有过错监护人的惩戒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也表示，我国法律规定，在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又没有其他人员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其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监护人。这一规定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建议取消，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国家监护制度应当规定，民政部门对监护人监护有困难的，应当提供必要帮助，保障监护职责实现;对监护人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又没有其他人员可以委托监护的，由民政部门直接担任监护人，以充分体现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
立法:找出短板，打上“补丁”
尽管我国已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且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继承法、收养法等都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但与会人员认为，现有法律仍存在一些短板，需要打上“补丁”。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社总编辑牛凯表示，未成年人介于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已具备自我控制能力逐渐增强等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利因素。因此，在相关立法中应当明确对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教育的内容，通过预防未成年人被害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止未成年人从受害者向犯罪者“恶逆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提出，依据法律，未成年犯罪人会被取消学籍。这一规定还有待完善，建议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时，在取消学籍之前设置法定的警告、训诫程序，提醒学生如果不悬崖勒马，将面临开除学籍的后果。这种程序的设置，可以促使不良未成年人停止不良行为，为其继续接受学校教育提供缓冲。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综合处处长赵海表示，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建立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制度。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华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明确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改变目前机构分散、职能分割的局面;明确儿童福利案件处理程序，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安置措施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的途径等。
马国华还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提高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意识。对未履行或未恰当履行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依法撤销其监护资格。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在未成年人监护缺位情况下，确定成年人监护职责主体;明确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主体;在离婚案中增设未成年人需求和家庭情况的评估。
黄尔梅提出，被害人是未成年人，侵害行为尚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属于自诉案件，但是如果侵害者是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由谁来提起诉讼?谁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马国华的建议是，赋予未成年人独立的诉权。
马国华还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为依法保护被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新的刑法修正案有望在今年出台。目前较为便捷可行的方法是制定“刑法修正案(九)”时，废除嫖 宿幼女罪;将强 奸罪名中幼女的年龄提高到16岁，同时增加对未满16岁男童侵害的规定;扩大对猥亵的惩戒范围;增加儿童色情制品的内容。

F. 在农村有房有车，现在失业，孩子住院经济困难，打官司能申请法律援助吗

申请法律援助是你的权利，你当然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只要你在农村村委会可以出具经济困难证明，那都是可以的，司法局法律援助科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

G. 司法救助的条件都有哪些如何申请司法救助

一、申请司法救助的条件：

(1)残疾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2)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3)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

(4)因见义勇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5)确实需要免交的其他情形。
二、救助申请由当事人向办案机关提出;刑事被害人死亡的，由符合条件的近亲属提出。申请一般采取书面形式。确有困难，不能提供书面申请的，可以采用口头方式。申请人一般应提交以下材料：
1、救助申请书;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3、实际损害后果证明;

4、生活困难证明;

5、其他与申请救助有关的证明材料。

生活困难证明，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所在单位出具。生活困难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具体情况。

H.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长应该怎么做

将家庭教育入法，将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意义深远。通过制度设计，夯实教育百年大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小家推动大家，以家风养成推动民风、社风建设。家庭教育将不再是学校教育的附庸，家长不是成长教育的旁观者，通过立法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真正实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加强顶层设计，指引家庭教育方向。家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此次，家庭教育促进法采取了狭义的概念，明确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之所以如此，联想近年来“教育内卷”“学区房”“教育公平”“课外培训”等教育热门话题争议不断，便可了解顶层设计的深意。要知道，这些市民、网友热议的话题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家庭教育焦虑。通过立法有利于帮助家长化解教育焦虑提供指导性意见。首先，在家庭教育内容上，强调立德树人、良好品行习惯养成为主，遵循未成年人成长规律；其次，在教育方法上，指引父母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包括加强亲子陪伴，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言传身教，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等；再者，在教育理念上，着重强调家长要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真正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多方综合施策，共育百年树人伟业。解决家庭教育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除了立法之外还涉及到执法、司法以及全民法治理念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应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协同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社区家长学校、文明家庭建设等多种渠道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各地教育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努力解决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薄弱环节，破解家庭教育难题。唯有如此，才能将依法教育贯彻落实执行好，才能真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

相信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即将落地落实，全社会将再次掀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