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议
① 为什么要对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社会现象，当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已成为影响治安秩序、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棘手问题。在这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参与者多数是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结合，多数人的过激行为与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的不利影响。由于弱势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生存条件、所处环境与其它群体相比极易使其产生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再加上其人权得不到的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极易出现犯罪现象。由此可见，能否解决好弱势群体中的社会矛盾，关系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大量的矛盾纠纷都直接或间接由弱势群体引发，因此，维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事关国家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现状和问题
（一）立法不够完善
随着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国得到开展并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2003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条例》效力层次不高。从《法律援助条例》的地位看，其毕竟属于行政法规, 效力层次不够, 立法层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条例》对许多重要的内容未做规定, 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问题还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扰法律援助发展的机构、经费、人员和部门配合协作等问题并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极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专门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围过窄。我国法律援助实行援助条件和经济困难的双重标准，也即除工伤和拖欠工资等实行绿色通道的案件外的当事人，必须同时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条件和经济困难标准才可以申请到法律援助。而经济困难标准又是十分严格的，一般是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这就将大部分的人群挡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门之外。我国法律援助的援助条件从立法到实践，呈现出由小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对于离婚诉讼案件，侦查阶段案件等却未能够涵盖，从而将大量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
所谓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1]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和保障。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经费逐年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援助的开展。但现实中，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也制约了法律援助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援助经费是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渠道为辅，并且财政拨款渠道不畅通，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国务院对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拨款每年为50万元，经济发达的上海市每年也仅仅有57.5万元，有些比较贫困的省份尚没有援助经费。这与我国每年至少需要3亿元的法律援助费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2]
（三）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存在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编制不足、办案流于形式等问题。
由于经费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给予充分重视等原因，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人员不足、素质不高、办案流于形式等现象。有的地方虽然挂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实际上却没有人员编制和实际活动，有的虽然采取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人员形式配备，但这些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繁杂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虽然中央多次发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和公众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错，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就鹿城区而言，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宣传还停留在办公室接待和应对检查的层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时候才发放《法律援助条例》和其他小册子，数量有限，并且只局限在城镇地区。而弱势群体集中的广大农村、边远山区、工矿区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却很少涉及。宣传工作与受众脱节，致使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
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纵观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作保障, 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 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3]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援助条例》来调整法律援助关系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弱势群体的需要，亟需尽快制定一部统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该法中应对法律援助的性质和任务，指导原则、机构设置、经费来源、管理主体和管理模式、对象范围、程序、协作配合机制和责任等等，作出明确而且具体的规定，操作性强且便于执行，同时出台相关的配套规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较完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二）完善以政府财政为主导、多方筹措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1、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责任的具体体现。可以将法律援助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按一定标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办案成本等标准进行测算)确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经费数额, 由同级财政按年度拨付, 并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从而使法律援助获得稳定且可靠的经费来源。
2、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鉴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刚刚起步，社会对其认识还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问题又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为解决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参与, 探索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 充分利用社会财力, 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只要没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条件, 不是违法资金, 经批准后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公职律师队伍，以缓解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人才瓶颈。
公职律师是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他们取得律师资格或律师执业证书，任职于政府并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办理本机关法律事务，不得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公职律师队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法律素质低、人员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同时还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职律师队伍的基础上，可以实行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可以建立较大区域的援助律师人才库并联网管理。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跨地区选派援助律师进行援助，以解决地区间法律援助人员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四）加大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宣传力度
首先，要继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普法宣传。要将《法律援助条例》、《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有关的弱势群体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农民工的政策文件列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用图片展览、新闻报道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尤其是要深入农村开展法律宣传，并将其作为构建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要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宣传, 让他们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 认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 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
② 如何做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贫助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法律手段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在保护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为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显得尤为重要，它彰显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对实质正义的不懈追求。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谈几点看法。
一、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难。关于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提前介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实践中，许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审判阶段。部分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一两天才给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导致不少指定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凭起诉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影响了辩护效果。
2.办案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还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还存在人格缺陷，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不轻易敞开心扉等，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还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还缺少统一指导和培训，使得有些律师仅满足于完成辩护任务，在办案过程中缺少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对于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导致表达辩护意见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不能真正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后续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认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现，然而由于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其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原有生活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极易重蹈覆辙，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为年龄较小，未被判处实刑或刑期较短，刑满后，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管教缺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为被援助对象，这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1.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全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失足未成年人理应有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别保护。自侦查阶段起对经济困难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律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让援助律师提前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规定在侦查、起诉阶段，相应的办案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记入笔录，经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确实无法为其聘请律师的，办案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应的援助机构，由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权利保护，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
2.组建专业团队，充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在现有律师中挑选一批业务精通，工作细心，责任心强，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工作的律师，作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骨干，并经常组织学习培训，要求办案律师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做好阅卷和会见等常规工作外，还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深入到学校、社区等场所去调取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全面了解受援人的个人情况和案件情况，审查其作案时的年龄，有无免除处罚或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以及是否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并及时就案件及受援人情况与有关机关沟通，同时，要积极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甚至检举立功。在法庭上，要根据案件的情节和自己所掌握的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人资料，争取让未成年被告人得到最大限度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
3.坚持保护与教育相结合，有效巩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效果。帮教失足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就法律援助而言，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时，除了要求承办律师熟悉掌握相关法律，认真做好案件办理工作外，还需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之心，在为未成年人依法辩护的同时，根据其犯罪的主客观原因，找准感化点，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做好法制教育工作，帮助失足未成年人充分认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同时，要积极鼓励失足未成年人，使其能够知错改错，从犯罪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从长远来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应当作为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在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公安、检察、法院合作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联动，动员社会各部门加入教育、挽救未成年受援人的行列，并与受援人家庭、学校建立长期联系，形成教育、感化失足未成年人的有利环境，实现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全方位动态援助，帮助其认罪伏法，真诚悔改，减少对社会、对法制的逆反心理，达到重塑未成年人健康向上的人格，预防和遏制其重新犯罪的目的，真正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宗旨。
③ 司法救助的对策和建议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要体现司法为民的思想，而且要体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诉讼权受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从上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可见，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因此，要真正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向人民的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很有必要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应当在救助的内涵上进行扩张，确定其准确的概念，在救助的对象、主体和条件上有明确、具体的内容，使其系统化。应当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司法救助的内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来，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在没有制订《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之前，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予以修改，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法律规范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实与发展，笔者试从司法救助的概念、条件、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浅探讨和构想： 按照《规定》第二条的定义：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从此《规定》第二条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条件是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学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当然坚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终要进行判断、作出决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显然过于苛刻。换言之，如严格执行此条件，无疑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应予救助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助，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司法救助保障诉权的功能，显然是不科学的。鉴于此，对该要件进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国法关于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规定颇为适度，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宜将《规定》第二条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修改为“有胜诉的可能……的当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判断上的恣意，又给法官以相对自由的裁量权，从而较好地实现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诉权和防止诉权滥用的双重功能。此外，《规定》第二条界定司法救助只针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救助的对象采取的是例举式，往往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救助的当事人。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对于是否是“经济确有困难”的问题？可否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以当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具体数额的人民币为标准。这样使得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也可以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量化标准。香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所有财政资源不超过14万4千港币的人均可申请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财政资源超过14万4千港币而不超过40万港币者可依法律辅助计划申请因人身伤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国确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为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订立统一标准，而应结合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标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救助方式：
1、减、缓、免交诉讼费。
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诉讼权是公民应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诉讼权中的起诉权又是公民享有诉讼权的基础，因而，保障诉讼权应从保障起诉权开始。但是，公民起诉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诉讼费用的交纳实际上人为地垫高了公民起诉权行使的门槛，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纳不起诉讼费用而实际上不能享有起诉权，对公民诉讼权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使其成为形式上的平等保护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保护。因此，务必规定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只有明确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才能便于法院在实践中操作，避免法院为图方便和稳妥只采用缓交一种方式，违背立法本意，同时也可以防止法院审查不严，随意减、免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使得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从而使诉讼权的平等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诉讼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诉讼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之外，不需要有别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生活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的当事人往往同时是法律知识缺乏，仅仅使他们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可因法律知识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胜诉而打不赢官司，此时诉讼费的缓免工作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仅达到了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亦可引入指定诉讼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下，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的司法救助，使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匮乏。
3、在决定胜诉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证据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也是可以纳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国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这样的趋势，使法律援助进一步社会化，即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化的转变，“法律社会主义”，如果法官有权帮助社会地位较弱的当事人，那么就可能消除诉讼当事人的不平等。法院应从原来的消极作用中摆脱出来，积极进行调查和取证，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释明义务，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释明要规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时释明，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诉状后，进行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诉讼风险的释明。②庭审准备阶段的释明：交换证据的释明，举证后果的释明，诉讼程序、请求、事实的释明。③庭审中的释明：诉讼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法律后果的释明等。但法官的释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审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方式。这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法律上应当赋予人民法院有权建议公安机关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调查取证。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办人和受援人在实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总之，司法救助程序对保护一切被救助对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有关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查明情况，审查条件，及时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决断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关系主体对司法救助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应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司法救助的申请
关于申请，一般情况下都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各地的不同实践亦采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具体到司法救助，作者认为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一种形式，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权力机关，由其实施的救助应当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并应符合节约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的原则。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时，除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写明申请理由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此证明应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
2、司法救助的审查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由受理该案的审判人员负责审查，既要审查申请人申请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属不属于应当给予救助的范围，又要审查申请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经济条件和诉讼能力条件，并且有没有法定证明机关的证明文件。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审判人员提出同意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其中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数额较大的，报院长审批。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书。
3、司法救助的实施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根据其申请救助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体办法是，由受理申请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同意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制作或者减、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通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申请救助的当事人持该通知到相应部门办理救助事项。
4、司法救助被拒绝的申诉
当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后，可以申诉。申诉应当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条件一般比较明确，审判人员经审查后，大多都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少数审判人员可能因其他原因导致误断。在此情形下，给予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也就足够了。这样也有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问题。
（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
（八）建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无限度地扩大诉讼请求。针对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当事人任意扩大诉讼请求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建立一种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制度主要适用于缓交和部分减交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即由该当事人就其所缓交或减交后剩余部分的诉讼费用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如果该当事人败诉（或者是所提出的过高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又无力补足诉讼费用，则转由其担保人承担该责任。
（九）规定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的程序。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很有必要规定如下两种程序：
①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属于被救助范围的，应即予以裁定撤销司法救助，并责令其交纳诉讼费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并命令其补交暂免之费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在判明受诉讼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规定的要件或已经欠缺该要件时，存有诉讼记录的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可随时作出撤销诉讼救助的裁定，并命令其交付缓期交付的费用。因此，我国可参照台湾、日本的有关撤销救助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
②增加对诉讼费用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院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应当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应这样明确规定：在缓交的情况下，法官应要求被救助人在审理期限终结前补交诉讼费用；对有能力补交而拒不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对确无能力补交的，可裁定减免诉讼费用。诉讼终结后，确定由对方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官要及时填报移送执行单给执行局，便于强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
（十）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局予以执行。
（十一）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笔者建议，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审判，或多或少会受到行政干预，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要真正实行司法救助，务必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应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
（十三）设立司法救助监督机关。
针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严厉的弊端，应在实践中确立起监督机关或者机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而公诉权只是其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以法国为例，法国最高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侦查活动、法庭审判活动及判决的执行等有监督权，还有权“①监督司法辅助人员；②监督、检察书记员；③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等”。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就应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同级及下级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既有利于各类案件的及时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为维护实体公正创造了条件。实行司法救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措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应当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现有的司法救助制度，并配合其他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文明水平。
④ 如何让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地服务弱势群体
一、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做到“应援尽援”。
全面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版把符合低收入家庭标准的权群众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将特困企业职工、返乡农民工、生活困难的农民和残疾人等，纳入重点援助范围。对因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等造成人身伤害并请求赔偿的，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二、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做好接待咨询。
设置法律援助接待室和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室。认真执行法律援助接待咨询各项制度，充分发挥“12348”法律援助专线电话作用，确保线路畅通，专人值守，处理及时。
三、拓宽、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充分发挥全县法律援助三级网络及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和联络员作用，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实行上门受理等服务；畅通信息交换渠道，积极引导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处等机构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
四、简化受理审查程序，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对于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以及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对情况紧急或者即将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 （太康县司法局 王文华 王润生）
⑤ 3.您对律师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企业法治体检常态化法律服务有哪些意见或
司法部组织律师常态化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动，努力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倡导每名律师每年参与不少于50个小时的公益法律服务或者至少办理2件法律援助案件，将公益法律服务情况纳入执业律师年度考核等。
为有需要的民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政策宣讲、风险分析、合规管理、纠纷解决等形式多样的免费法律服务。
⑥ 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和服务质量
（一）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以基层司法所为补充的法律援助队伍。基层司法所直接面向城市街道、农村，法律援助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有保障，不像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人员靠服务的案件来生存。因此，应把基层司法所的人员全部纳入法律援助队伍中，鼓励司法所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指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执业的律师，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与社会律师的区别是有工资收入，不靠办案收费生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受援人服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避免社会律师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对法律援助案件敷衍、不负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
（二）加强法律援助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指导机关，法律援助中心应定期开展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者参加的以法律援助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内容的教育和培训，严肃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和纪律。
（三）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控机制
1、建立质量评估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集中评估，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对不合格的案件，对评估一件不合格的案件，由法律援助承办人作出书面意见，二件不合格的，给予法律援助承办人告诫，三件不合格的，取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资格。
2、加强案件过程的监督
首先一次性告知。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监督电话等；其次跟踪办案进程。法律援助中心由专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受援人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三是建立承办人员报告制度。承办人员在开庭前或定期就证据收集情况、代理（或辩护）的主要观点、案情分析意见等内容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四是出席旁听审理。每月有计划地随机抽查部分案件参与旁听，通过个案的有效监督起诉普遍的警示作用；五是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在受理群体性法律援助案件、有较大影响的疑难、复杂法律援助案件，实行案件集体讨论，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准确确定案件当事人主体、法律关系、法律的适用，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3、注重办结案件管理
一是审查案卷。查看卷中材料是否齐全、谈话笔录、调取证据是否符合要求，起（上）诉述、答辩状、代理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使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二是回访当事人。采用案件质量跟踪卡、法律案件回访单等形式，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服务质量、事实认定、应用法律等问题向受援人征求意见和进行跟踪监督；三是走访案件的承办机关。定期走访听取他们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案质量。
（四）建立法律援助质量奖惩机制
为充分调动法律援助人员注重法律服务质量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机构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定标准，法律援助机构建立案件补贴与案件服务质量挂钩的办法。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对承办人员的办案质量进行评估，确定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质量等级。对质量不合格的法律援助案件下调案件补贴40％，对质量优秀的法律援助案件上调案件补贴30％，用质量评比和奖励处罚制度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五）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通报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要定期对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通报，结合法律援助案件检查评比的结果，服务质量好的案件，予以表扬；对服务质量不好的案件，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法律援助人员提出书面的整改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六）加大法律援助业务知识的培训
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案件的受理、办理的程序、与当事人的交谈技巧和语言、怎样进行风险告知、证据的收集审查及法律知识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培训的方式要多样化，注重实际效果。
（七）建立法律援助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违纪违规情况而被投诉的，法律援助机构逐一查清事实，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信息。凡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违纪违规、严重不负责任，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加大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
目前，市、区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乡、镇（街道）未将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政府工程，各级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民生来重视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市、区（县）、乡、镇（街道）都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的投入，法律援助机构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
⑦ 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问题：
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程度还不是很高，还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因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没有从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务水平不高。由于受司法工作人员少，业务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经费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不足。
几点建议:
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广泛深入宣传法律援助制度，积极拓宽宣传渠道，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实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镇乡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关设备，方便困难群众就地申请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点。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加强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基层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根据特定困难群体的特定需求，组织开展对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专项服务活动，总结经验，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效果。
强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资金保障机制，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⑧ 法律援助是基层司法行政服务窗口，司法局在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上有哪些举措
基层司法局应采取多项举措，完善质量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受援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一是注重窗口建设，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常态化。设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公开公示服务承诺，设立“12348法律援助热线”，安排专职律师和有法律资格干警值班，负责接待来访，解答法律咨询，为残疾人、老年人、行动不便者提供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服务。
二是注重法律宣传，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结合“12.4全国宪法日”、“3.8妇女维权周”、“全国助残日等重要节日，开展便民法律援助咨询活动，通过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等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建筑工地分发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知晓法律援助。
三是注重案件质量，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规范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结案、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深入各法援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检查，定期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评比活动，及时回访受援人，听取受援人对案件承办情况的意见反馈，及时跟进整改，努力办好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注重扩大援助范围，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进一步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将经济困难标准调整为低收入标准，降低法律援助准入门槛，减少审批环节，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做好申诉代理工作，将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积极做到应援尽援;认真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在法律援助中心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1+1”公益金项目法律援助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为农民工及其亲属及时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维权服务。
五是注重工作站点建设，大力拓宽服务渠道。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看守所、劳动监察大队、武装部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大力加强规范法援工作站（点）建设，规范工作站（点）的服务标准，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⑨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新形势下，应着眼于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能，在加强规范化建设上下功夫，按照“硬件要硬、软件不软”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制度措施，强化运行机制，实现规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队伍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效果。主要是要加强自学和实践锻炼。综合素质的形成还要靠本人平时不断地积累和培养，因此，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自学，除了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业务知识外，还要学习了解与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关的各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要结合工作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为一名新时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强调政府的责任非常重要。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质使然，也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参与这项施惠于弱势群体的新兴事业，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筹措资金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将更加有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服务职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对于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是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实保障；它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顺利实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