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全覆盖简报
⑴ 北京上海等八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情形如何
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北京、上海、浙江、河南4地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到,试点单位立足本地实际,在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明显增加,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大幅提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加强监管确保“量质”双升
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只是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
陈伟强告诉记者,浙江司法厅要求把好法律援助指派关。根据案情难易程度、律师的专业特长和执业年限,结合受援人意愿等因素,指派相应专业、相应资质的律师承办。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徐建伟说,温州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律协出台意见,明确入库律师资格,只有符合刑辩业务精湛、热心法律援助工作且未因执业受到纪律处分或违法执业被查处,取得律师执业证书10年以上并从事刑事辩护5年以上,执业期间办理刑事案件40件以上,近3年每年办理10件以上等条件的律师,由市司法局审定后才能列入援助律师人才库。
此外,入库律师必须签订履职保证书,保证依法履行职责办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接受指派后办理的刑事案件,均应接受市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案件质量年度考核。对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指派,没有依法履行会见、阅卷、出庭等情形的律师,经核查属实予以除名。
河南司法厅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案件质量监管,加强旁听、回访、征询意见工作,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采取前置性的风险控制措施,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上海部分法院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如浦东区人民法院建立案件审理结束的“一案一评”监督机制,即对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中援助律师的工作态度、业务水平、履职情况等做综合评价,及时将上述信息反馈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保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防止走过场、流于形式。
“既要看辩护率的高低,也要看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否实现法律援助的初衷。因此,我们提出,及时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也要加强质量监控,确保法律援助取得预期效果。”刘建华说。
⑵ 简述你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相关问题的看法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除私人律师外,辩护意见有“百害无一益”。理由如下:
其一,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基层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审判重大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法官,都是资深法官,这些法官合议判决结果时,对主管院长的意见都很慎重,根本不在乎律师的辩护意见。
其二,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案件,主审法官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裁判权掌握在审判委员会。即使在审判过程中,发现是冤假错案,也会作出违心的判决。普通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根本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些律师都知道“孰重孰轻”。
⑶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有哪些思考
1、《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案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形作了规定。
2、法律依据:《法律援助条例》
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⑷ 鄂尔多斯刑事案件是不是法律援助全覆盖
很棒的一个问题,涉及改革前沿,不敢妄下结论,但通观本题(及以下诸多答案),关于刑事全覆盖至少仍有较多误区需要澄清。
故此,浅析一二,抛砖引玉。
为了方便问题展开,答案中会适当罗列思考刑事法援是否应当全覆盖所需要的基础信息,因此行文也会略显冗长,但这些基础信息大多是必要的。否则,思而不学,讨论难免歧路亡羊,流于表面(惯例反对 @王瑞恩 ,哈哈,没错,又是我)。
正式展开:
1、什么是「刑事全覆盖」?
「刑事全覆盖」,又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顾名思义,是指一种覆盖所有类型刑事案件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回顾历史,在我国,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这是一种「任意辩护」(即并不强制,由人民法院裁量),也是最早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聋、哑及未成年人纳入指定律师辩护制度中,明确:
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第二十七条)
这是我国立法文本中首次出现「应当」(也就是明确要求)指定辩护人的规定。
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旧法基础上,增加了「盲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两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四条)
2012年再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又在九六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第三十四条)。
自此,除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外:
盲、聋、哑;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四种情况均「应当指定辩护人」。
2017年10月9日由最高院、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办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一次扩展了指定律师辩护的范围,将之扩展到「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省(直辖市)试行,在原有《刑诉法》基础上,新增的「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才是「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试点内容,也是本题的争议焦点。
小结如图:
二、哪一类人真正受「刑事全覆盖」试点影响?
首先指出,并不是 @王瑞恩 举例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聂树斌案、陈满案、刘忠林案,以上三案中,聂树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满、刘忠林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均属于应当指定辩护人(如无辩护人)的情形。
无论是否推行「刑事全覆盖」制度,以上三例(在现有法规下)都应当有律师辩护。
事实上,聂树斌、刘忠林审判定罪均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参见上图,1996修订首次加入可能判处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陈满在修订后,因此即使只看举例王兄也搞错了,陈满案是有辩护律师的。
以上三例和本题并没有直接联系。
事实上,几乎所有重大恶性案件,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都与本题我们讨论的「刑事全覆盖」试点无关。
按照《中国法律年鉴》2009、2010、2011年公布的数据,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15%左右,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比例显然更低,换言之,不适用《刑诉法》指定律师制度的刑事案件占绝对多数,这一部分普通案件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全覆盖」真正影响的「普通一、二审,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与死刑、无期徒刑无关、量刑较轻的罪名)」案件。
(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刑事全覆盖」试图解决的问题
2018年,在《办法》试点一年后,《人民检察》刊载中央财经大学郭华、韩笑《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经济学分析》一文。
文中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不普遍、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不普遍且分布不均衡。据统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足30%,有些省市甚至只有12%。
二是律师辩护率与诉讼程序的复杂程度呈正比。实证研究发现,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机率比普通程序中的被告人低,并呈现出一种诉讼程序越复杂,可能判处的刑法越重,律师辩护率越高的趋势。
从被告人个体的角度说,聘请律师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支出,因此刑罚越重、程序越复杂,聘请律师就越是「物有所值」,简单程序和轻罪就不那么有必要。
但是在制度设计层面,普通案件数量占绝对比例 ,案件审理越便捷,越需要律师确保司法在追求效率过程中未失却司法公正。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可以实现最优司法配置,但只有在认罪认罚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替代性简化程序的增量使用才有助于实现法律上的帕累托最优。若权利保障缺位,则程序简化可能导致实质真实发现原则向形式真实发现原则退却,甚至导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双失落。
⑸ 如何开展好审判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工作
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担负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定的司法职能,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在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尖锐,各种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诱发犯罪的各种因素不断生成。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转变司法观念,增强司法能力,确保案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日常工作实践中,,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统一执法思想。刑事审判的本质在于对政治的服务保障,所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我们必须牢牢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宗旨意识,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结合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部署,坚决严惩暴力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等严重刑事犯罪,严惩各种经济犯罪,渎职犯罪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刑事案件的案质量。在这方面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案思路,讲究案方法,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对于自己承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在对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坚持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合议庭功能,认真履行庭审、阅卷、合议等职责,切实执行规范化量刑,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慎重对待和具体把握案件,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努力做到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三、重视诉讼纠纷的化解工作。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努力追求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社会效果。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既要依法打击犯罪,又要保护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托刑事审判,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在这类案件时,一定要查明案件事实,分清双方的过错责任,对被告人要讲清承担民事赔偿是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促使其积极赔偿,争取从宽处理,对被害人也不能一味迁就,对其提出的不合理主张坚决制止。针对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在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后,民事赔偿有可能得不到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促其理性的就民事赔偿与被告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总之,在案过程中要立足案件事实,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要公正对待当事人,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化解矛盾,减少对立,促进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当今新形势下的刑事审判工作,更需要我们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全方位、高水平的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以更好地承担起历史赋予刑事法官的神圣使命。
⑹ 请问刑事案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是什么
1、犯罪嫌疑来人在被侦查源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3、公诉案件的自诉人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注意公民因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
⑺ 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出台办法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是真的吗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一大进步,对于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职能作用,维护司法公正,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这就将通知辩护范围扩大到法院阶段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所有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同时,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可以提出法律帮助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⑻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实施,律师们准备好了吗
关键是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是否准备好了,法律援助原则上是免费的,专但国家需要对律师提供办案补属贴,该费用应当由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协调财政部门进行筹集并按标准支付。
法条链接:最高法 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
1、第八条 建立多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确保经费保障水平适应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需要。
司法行政机关协调财政部门根据律师承办刑事案件成本、基本劳务费用、服务质量、案件难易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适当提高办案补贴标准并及时足额支付。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
2、第九条 探索实行由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担部分法律援助费用。
实行费用分担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分担标准等,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综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办案补贴标准等因素确定。
⑼ 法律服务所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援助简报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区认真贯彻落实该条例,坚持以人为本,为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法律援助事业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但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应当改进提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将法律援助作为改善民生问题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发展法律援助事业,是新时期我们应当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现状
(一)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力资源情况
1、城东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4月,现有专职工作人员2名,援助大厅于2009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办公面积150平米。大厅内设有受理指派室、调解大厅、农民工绿色通道、档案文印室、律师工作站、公证联络站,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援助场所。中心现设法律援助工作站17个,其中,在镇、街道司法所设有工作站9个,在工、青、妇、残联、老龄委设立工作站5个,在法律服务窗口单位设立工作站3个。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由司法局局长兼任, 17个工作站有专、兼职工作人员31人。中心现有办案资格的工作人员19名,协作律师事务所律师11名,辖区服务所的法律服务工作者7名。中心基本设施齐全,拥有办公电脑2台,打印、传真机均以配备。
(二)近两年内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情况
2011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52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1件,受援人员121人次, 法律援助案件的来源主要是申请,指定案件均为刑事案件。办理效果较为理想,受援对象集中在农民、农民工、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上,农民受援比例占援助对象的一半以上。刑事案件类型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民事案件类型依次占前三位的是婚姻家庭案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和交通事故案件,行政案件比例极小;
(三)经费保障情况
从我区法律援助经费收入看,经费全部来源于区司法局财政拨款,可见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开始逐渐重视起来。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不够。
衡量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效果的标准是“社会认知度”。据不完全统计,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社会认知度”较低,弱势群体和社会层面对法律援助的认知度较低,维权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困难群众不知道有法律援助,或者知道法律援助,但不知道法律援助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申请法律援助也是自己的权利,不知道去哪里请求法律援助,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法律援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认可程度也不高,甚至个别人认为“不花钱的律师不办事”。宣传力度较弱,对社会宣传的定位、平台、载体、内容、频率、强度、形式、新颖性研究不够。
(二)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力量不足。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公职律师仅有11人,队伍力量薄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律师人数占全地区律师的85%,却只承担了2.4%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量;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志愿者承办了33.6%的案件,但由于其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援助工作站没有专业人员,工作迟迟没有开展起来。
(三)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较窄。
一是法律援助诉讼案件的范围存在局限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仅包括民事、行政案件的一小部分和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和辩护。因此,民事案件中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处于弱势的当事人,行政案件中因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行政相对人和执行案件中的申请人很难获得有效地法律援助。二是法律援助对象存在局限性。由于经济困难标准一般设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不仅忽略了一些生活在最低保障线边缘的困难群体,同时也把一些收入尚可,但因灾病等原因致贫的“夹心阶层”拒之门外。在经济形势风起云涌的今天,同样需要法律的援助和支持,在可能情况下,我们应将这部分群体纳入法律援助的范畴。
(四)法律援助的协调机制没有建立。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它不仅是司法行政管理一个部门的责任,也是法律援助涉及到的所有部门的共同责任。目前,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一些部门看来,法律援助只是律师的义务,与己无关。同时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欠缺,使很多应该得到法律援助的人群失去了机会。因此,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知晓率。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力争城市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达到90%,农村达到70%。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一项惠民便民的制度。
(二)整合和发掘法律援助资源,缓解需求矛盾。一是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社会团体、组织设立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机构,使其成为专职机构的重要补充。二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争取编制,或者理顺现有编制,通过内部调剂,选调优秀律师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三是切实监督社会律师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四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办案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三)畅通法律援助工作渠道,为法律援助提供便利条件。公、检、法、司、仲裁、劳动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畅通工作渠道,使各个机关形成合力。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热线、司法所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将法律援助触角延伸到基层,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当事人有法律援助需求的经过审查符合条件的,能在最快的时间和最方便的条件下及时提供,以期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援助工作的宗旨,同时将人民调解机制引入法律援助工作,司法援助工作室兼调解工作室,实现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有效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成本,同时又缓解了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四)探索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援助范围的规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我们应当以落实中政委部署的“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能动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拓展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民事、行政案件的援助力度,尝试在执行案件中引进援助制度。同时围绕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做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对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对破坏民主、侵犯农民民主权利的案件,要积极介入,主动服务,依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⑽ 如何做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一、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建议刑事诉讼法对第34条进行修改,在审判阶段,对于内犯罪嫌疑人、容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全部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
二、将值班律师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值班律师在刑事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
三、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要关注律师辩护覆盖的“数量”,而且更要确保律师辩护的“质量”。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存在法律援助律师“走过场”的现象,“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四、逐步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流程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