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律师团
1. 于欢刺杀辱母者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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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观点看，于欢刺杀催债人的确触犯了法律。毕竟在现代社会，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然而，于欢这种“政治不正确”，却被社会大众高度认同。因为在大众潜意识里，除了“政治正确”，还有一种“自然正确”。
从本质上而言，于欢的行为属于血亲复仇。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对于所有氏族成员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是共同生活、战斗的伙伴，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员受外敌侵害时，其他氏族成员都有义务为他复仇。所以从原始时期起，为血亲复仇便成了一种天然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国家机器初具雏形，法律刚刚被建立，然而血亲复仇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国家和社会所默许。在极为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血亲复仇更是被高度认同。
子夏曾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须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这种复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国血亲复仇的案例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复仇者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
西方法律体系逐渐取代中华传统法律。失去了宗法体制、儒家思想保护的血亲复仇，从此时起才真正变得“政治上不正确”。但即便如此，作为“自然正确”的血亲复仇却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于欢案发布新的审判结果。如果你是于欢，案件发生时你会怎么做呢
3月25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个舆论场。
截至目前，微博话题#刺死辱母者#阅读量已超过6亿。
除了官方的及时回应之外，两天之内，各大媒体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以澎湃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首的媒体，反应迅速、追踪及时，短时间内拿出角度各异的采访、报道、评论，集体发声。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实信息较为模糊，各家新闻媒体纷纷展开实地采访，补充了最初报道中未呈现的大量信息。
与自媒体的评论文章相比，各大媒体的评论更显理性，无论是对“于欢是否无罪”的探讨，还是“情理与法律孰轻孰重”的深思，都带着这个时代坚韧的印记。
一桩旧事，一篇长文，轰动了整个中国。
辱母，杀人，正义……这些标签成为了社会化情绪的聚焦点，放大了舆论的影响烈度。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公众对潜在风险的恐慌担忧，对公权力和程序正义现状的极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这起案件中，我们既要看到一些记者深刻的调查能力，也要看到社会化情绪在舆论的裹挟之下如何变异。
在我们把“舆论”当做一种伸张正义的力量时，也要保证其理性和规范，别让你的发声裹挟着过多的社会化情绪。一件议程的处理，还是需要社会理性共识的凝聚。
3. “聊城于欢案”案件经过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在苏银霞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目睹其母受辱，从工厂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2018年1月6日，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2018年1月18日，于欢案二审主审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在北京表示，通过二审开庭审理，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并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最终依法作出裁判。 2月1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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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
11月18日上午11时多，26岁的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欢家人打电话告诉我，他昨天通过减刑出狱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也很突然。”于欢案的代理律师殷清利称。
但他有过预感。前几天，监狱部门给于欢母亲打电话，说让给于欢准备几件衣服。“一般来说，监狱是不允许（服刑人员）穿自己的衣服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可能减刑要下来。”殷清利告诉记者。
“回来的第一件事，我拥抱了我的母亲”。于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妈妈之前也会见过我，但这次终于摸到了妈妈，那种真实感特别强烈。”
4. 于欢案会不会被写入中国历史
山东于欢案二审今日（2017年5月27日）开庭审理。
于欢案在舆论传播有一个更为大众熟知的名字——山东“辱母案”。2016年4月14日，山东源大工贸负责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被11名催债人限制，并受到侮辱，于欢刺死1人，一审被判无期。今年3月末，这个本来归于沉寂的案子被南周报道《刺死辱母者》重新剥茧抽丝：“母亲”苏银霞被催债人侮辱的细节曝光、儿子于欢激愤护母的隐藏性情节呈现、报警这一正常救济手段失效的事实浮出水面，“刺死辱母者”的悲情瞬间引发了千万网民的共情。
和之前备受瞩目的呼格案与聂树斌案相比，山东于欢案性质不同，且属于正在正常走司法程序的案件，但其在社会功能上却有诸多相似。此次二审之前，此案已经引发了包括法学学者、律师、媒体人在内的多个层级的社会讨论，延伸出包括正当防卫认定、法律与伦理关系、民营企业生存等多个子命题，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公众自发形成的“陪审团”。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此案该如何判决的部分共识已经在法庭之外形成，而此次二审亦是在司法层面完成对舆论议题的讨论。
在面向历史的向度上，于欢案二审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落差。于欢一审被判无期而引起滔滔民意，源于刺死辱母者在伦理情境中的合理性与所谓法律专业主义的思路的冲突，源于朴素伦理与判决对“何为正义的”产生了不同叙述。这样大规模的舆论反弹是一种提醒：法律的诞生，就是对自然正义和人类价值的系统化和制度化；法治的推进，不是纸上规则的落地，而是自然正义和价值诉求落地。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矫正，使司法正义符合人类自然法的初衷，这种法治动态应由于欢案这类案例呈现。
于欢案二审另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吸纳民意以保持司法的公正向度。如前所述，在由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等组成的网络舆论空间里，公众正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陪审团。在现实司法不提供此类渠道的情况下，几乎每一个带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案件，都要在这个虚拟的舆论场里进行讨论、研判甚至复议。除于欢案之外，唐慧劳教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都曾经过了漫长的、持续的舆论陪审，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司法系统自我纠错所需要的外力支撑。这个力量，不能被诸如“舆论不能干预司法”等抽象的说辞否定和遮蔽，而应被纳入中国司法实践的独特背景下充分考量。
法律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宏大设计，但其社会功用及效应最终因个案而形成，因对个体人尊严、权利、情感的确认而呈现。也可以说，每一个个案的公正就是法律的权威本身，而于欢案二审的结果、刺死辱母者的人的最终命运，将在时间带走绝大部分宣传性文字之后，成为观察我们这个年代法治历史的入口。法治史由案例写成，试看于欢案以何种方式被写入历史。
5. 于欢虽然出狱，于欢家乡的法制进步了吗
于欢能够出狱，已经是法制的进步了，说明更多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事情发生在四年前，母亲是当地一位企业家因为向他人借款，导致被暴力催债，催债过程中，因为不堪母亲遭受殴打，当时22岁的儿子于欢拿刀刺向了殴打母亲的催债人，第二年被法院宣判为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但随即引发舆论热烈关注，次年山东最高法院做出改判，认为于欢持刀事件，为防卫过当，最终判刑了五年。有网友评价道，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制的进步，也赢得了一片的赞许。
这些年以来，由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向社会的民间贷款公司借贷，导致各种暴力催债事件频发，对借债人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不少人深陷高利贷之中，既不能还钱，又不能避免被其骚扰，最后就一直痛苦的忍受着。而于欢的案件，也让人看到这种暴力催收，是不会得到法律保护的。
6. 于欢出狱祭拜爷爷奶奶，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具体有何细节
曾经轰动一时的山东“于欢案”主角于欢经过减刑提前出狱，出狱之后他祭拜了他逝去的爷爷奶奶。这起案件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已经进入了当年最高法最高检的十大案件当中。
的确，在那么一个状态下，被11个人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遭受到了侮辱和殴打，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都遭受到了打击。这种打击激起了于欢的愤怒，他才失手将人杀死。但是他并没有主观伤人的恶意，所以对于欢判处防卫过当罪应该是恰当的。现在于欢已经经过减刑提前出狱，那么我们也希望于欢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的工作。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同时也给其他的一些黑恶势力打敲响了警钟。不要随便欺负别人。
7. 你对山东聊城于欢事件怎么看，有没有不服的，来说说
于欢应该无罪释放，法院称于欢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一理由难以说服人。
所谓防卫的紧迫性，法律用语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因为这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而本案中，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难道对这种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采取防卫措施与其斗争，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种认为只有生命健康权受到紧迫威胁才能进行防卫的说法，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不当缩小了一般正当防卫的范围。
特殊防卫，是指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该条规定在理论上又称无过当防卫，意思是防卫措施再重，哪怕导致防卫对象死亡也不为过。本案中被告人于欢当时确实未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而他不能采取“无过当防卫”的措施，否则要承担防卫过当的责任。因此，于欢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欢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理由是成立的；而法院不支持的理由难以服人，不法侵害人是否使用工具侵害，法律更没有作为限制防卫的条件。
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期待山东高级法院二审作出更好、更符合国情和实际的判决。
8. “辱母杀人”案件的细节是什么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山东辱母案事发细节
“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
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亲讨债的人。这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其母亲和于欢本人的行为。
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姑妈回忆
目睹侮辱妈妈 于欢“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
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了什么啊？
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呢，还不来钱去卖去，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象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他们不让进去，一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
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妈妈都坐着，那边的人是站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
他两个是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案、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着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里的人听说打110了，他就问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着吗，他就问是你打的110吗？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看了看手机不是我打的，因为我打没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机摔了，把我踹了一脚。
于秀荣：警察来了他们就直接进接待室了。进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来了，我以为和往前一样说说，他们就不再闹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
于秀荣：就是这个时间我没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后，110进屋了我们就回来了，我没想到出事，我见110要回去了，我就拦了110的车，我就在110的前头截住他的车，我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压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她两个，她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
就这个时候我抓一个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你，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他们110一块儿进大厅。走到大厅台阶，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出来了，往外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于秀荣：对、对。110进了接待室时候。110进去以后，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来，他两个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110要走，他两个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110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然后就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
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于欢，今年22岁，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着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判决书没提及的细节
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 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 确实并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