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司法法律服务民营企业恳谈会

Ⅰ 江苏东银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孙宁律师怎么样

摘要 孙宁律师团队由数名具有扎实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高素质法学专业人才队伍组成。目前，团队成员多毕业于国内知名法律院校，专业知识强。同时，孙宁律师团队成员多有在司法部门、国家机关、大型企业、科研机构工作的背景和经验，对中国当前的法治环境有充分的理解，善于将精深的法学专业知识与实用的运作技巧相结合，能够为客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孙宁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江苏省律师协会会员，苏州市律师协会会员，现为江苏卓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办理过多起公司纠纷、经济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刑事辩护及交通事故等各类案件。孙律师有丰富的诉讼技巧和庭审经验，办案严谨，以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为宗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孙律师目前受聘担任多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孙宁律师成功代理过大量复杂、疑难诉讼及非诉案件，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在服务客户方面获得了令客户满意的结果及良好的社会影响。孙律师竭诚为大家提供各类法律咨询，如需委托可与孙律师联系

Ⅱ 全国法院座谈会属于什么性质法律

这个座谈会属于法院系统内部讨论会，可能为某个法律问题做研讨（比如出台司法解释），会议本身及其会议纪要没有法律上的效力

Ⅲ 我要普法宣传的资料

可以参考一下
12月3日，无锡司法局组织文艺团体，在二泉法治广场进行法制文艺表演。歌曲演唱、滑稽戏表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让群众在娱乐中接受法制宣传教育。

图为无锡市滑稽剧团的演员在表演防诈骗题材小品《婚托》邓煊 陈瑜摄

服务三农 关注民生

开展主题鲜明法治实践活动

“服务三农、关注民生”是江苏各地关注的重点。南京、徐州等地广泛开展“关注三农、服务发展”的调查和法律咨询等法治实践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和城区内农民工聚集地，宣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土地承包经营、土地流转、民主管理等涉及“三农”的法律法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掌握和了解涉及“三农”的热点问题和当前农民工最迫切的法律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无锡市全力开展法律服务新农村系列活动，组建服务新农村律师志愿团、开设新农村法律服务网站、选聘百名法律村官、组织百场法治文艺汇演进乡村、开展千村法律服务结对和千名公务员送法进村等活动。全市有700多个村与法律服务机构结对，80%的家庭收到法律服务便民卡。宜兴市编印的30万册法律常识读本免费发放到全市农户家里。连云港市组织相关部门重点针对清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加强劳动法宣传。兴化市政法部门和金融单位针对民间借贷引发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联合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举办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专题讲座，现场发放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姜堰市的262个村民法制学校成为农村法制宣传的有效平台。

内容广泛 形式新颖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精彩纷呈

“12·4”全省法制宣传日期间，江苏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普法对象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省委宣传部、省级机关工委、省法制宣传教育协调指导办公室、省司法厅联手组织开展省级机关“万人学法竞赛”活动。常州、苏州、连云港、淮安、扬州、镇江、宿迁等市也分别组织开展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

省级机关组织实施了“2008年省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泰州市委中心组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知识讲座；盐城市举办“依法行政，优化环境，向社会承诺，请人民监督———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大型电视访谈活动”。镇江市实施“普法驻村、入厂、进校园工程”行动，“农民普法宣讲团”、“职工普法宣讲团”、“青少年普法宣讲团”、“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服务团”深入农村、企业、学校，开展“法制巡回报告”等活动。盐城市组织开展全市10万农户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全面实施全市公务员“法律知多少家家到”活动。淮安市全市政法机关驻村“平安与法治建设指导员”赴全市1607个村开展法制宣讲活动。常州市举办以“法治文化铸和谐”为主题的推进“法律六进”，普及法治文化的宣传活动。南京市相关部门在白下区联合召开了“全市青少年法制教育观摩会”，交流推广青少年法制教育典型经验做法。南通市开展“百千万”广场宣传咨询。市、县、乡三级联动，组织以“共创和谐、服务民生、推进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全市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活动，组织千组咨询人员开展为万人送法。连云港市赣榆县开展了“四个一”活动：开展一次以“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提升效能”为主题的全县公务员学法用法演讲比赛；开展一次以农村法律法规政策为内容的法律知识考试；举办一期法治文化座谈会；开展一次深入企业送法活动。扬州市邗江区开展了涉农法律知识竞赛、青少年法制书画大赛、法制灯谜、法治文艺进乡村授旗仪式等活动。仪征市在盛成法治文化广场举行了为法制志愿者颁发聘书、为“民主法治村(社区)”授牌仪式，现场开展有奖法律知识问答，场面十分火爆。

广泛发动 条块结合

掀起全社会普法教育新高潮

在开展普法教育活动中，江苏各级各地大力协调、积极配合，形成了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局面。省法制新闻协会联合省市各行业协会、新闻媒体、质检机构，举办2008年度江苏“依法质量维权环省行”活动，省、市42家行业协会领导和在宁知名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出征仪式。12月4日，在苏州市开展了“依法质量维权环省行”现场活动，执法部门、行业协会现场接受用户投诉举报，质检机构现场免费检测咨询服务，品牌企业现场免费维修服务，开展诚信宣传。南京市司法局与市广播电视部门协调，组织开展了法治动漫创作作品展播月活动，在地铁、公交的移动媒体上进行集中播放。苏州市和移动公司联合尝试开办了“掌上法律学院”，以动态短信、法制漫画、法律知识讲解、案例释疑等形式，向移动用户宣传法律知识。泰州市在泰州日报社网络平台上开展了法制宣传“网络对话”，与网友面对面交流。并利用移动通信信息平台向广大手机用户群发“12·4”法制宣传标语，与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宣传短片，在楼宇电视上不间断的播放“12·4”法制宣传日宣传标语。当天，还开通了泰州普法网。

灌南：打造“三位一体”新平台

在灌南县，“要学法，找司法；要懂法，进广场；要用法，走长廊！”成为市民休闲时的口头禅。“12·4”法制宣传日前后，县司法局精心打造广场———街道———社(居)“三位一体”法制宣传活动，形式新颖、好戏连台。

坐落在灌南县中心的英雄广场是居民休闲聚集地，县司法局投入10多万元新建了5万平方米的灌南县法治文化广场。广场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广场环形走道的法制宣传长廊，共制作了26个52面的法治宣传牌；第二个层次为相对固定的标志牌、灯箱，主要内容为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法律原则、法律条文、法律名言警句等；第三个层次是开展部门法治文艺会演、法律咨询、法律讲座等公益活动。

县司法局联合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将县城区的广场文化活动排出12场演出序列表，分别由县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等12个部门承办，各部门独立举办不少于100分钟的、适合广场表演的法制宣传内容的节目对群众演出。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司法等部门联合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免费送法送资料活动、组织老年演出队开展小型法制文艺演出、组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开展法律咨询。

灌南悦来集美食一条街号称“苏北的美食城”，是来灌南投资客商餐饮休闲的集散地。灌南司法局瞄准这一特殊区域，创新载体，开展法治一条街建设活动。投入30多万元购置法治宣传电子大屏幕，每天播放法治宣传片、标语和法治小品、漫画等，使人们在餐饮休闲氛围中接受法律法规教育。在街道门面制作法制宣传公益栏、设立法治宣传墙，将居民关注的热点法律问题以问答等形式刊登上墙，一季度更换一次，做到期期有新内容、期期有新看点。县司法局还开通局长热线和QQ视频对话，定期或不定期与群众进行学法用法互动交流活动。同时开展了“文明经营店、守法经营户、无假货摊位、诚实守信点”创建活动。

普法志愿者“送法进社区”、培育法治示范村是灌南县普法又一新平台。县司法局以开展“送法进社区”主题活动为契机，组织300多名法制宣传员和志愿者进村入居把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办进居民家门口，向居民、外来人员发放自编的法律宣传小册子和漫画等资料，现场开展法律知识有奖竟答，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深受居民欢迎。 祝家奎

吴江：法制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今年12月4日是第8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江苏省各地、各部门围绕“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从11月中旬开始，吴江市在全市范围内以镇、区和各职能部门联动的形式，组织开展了系列法制宣传活动。

12月4日上午，鲈乡二村社区人潮涌动，悬挂在社区广场上空的“律师进社区，法律伴我行”广告横幅格外瞩目。来自市司法局、市机关有关部门、松陵镇、市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的法制宣传队伍和南邮吴江学院的20多名法制宣传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活动，面向居民开展法律咨询，发放法制宣传资料。平望镇司法所在新世纪文化广场影剧院举办的“五五”普法法律知识竞赛也热闹非凡，平望镇机关等6个队参加了竞赛。

12月4日下午，“2008年吴江市法制文艺汇演”在繁华的市中心城中广场拉开序幕。10个镇(区)以第五届“十镇联动”文艺巡演为基础，结合“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将工作中遇到的典型事例作为原型集体创作了11个法制文艺作品，由当地群众和外来务工者组成的演员阵容，通过小品、戏曲、歌舞等形式艺术地展现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学法用法的场景。市法制艺术团自编自导的大型法制歌舞《和谐中国》，以其巧妙的唱词、新颖的舞蹈将法制文艺汇演推向了高潮。

吴江市司法局局长卜兆勇介绍，这次市司法局采取4大举措推进“12·4”法制宣传。一是开展“法制月月讲”。借助市图书馆“垂虹讲坛”平台，邀请专家、学者开堂授课，向市民宣讲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二是举行法制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巩固原有法制教育基地的基础上，从普法宣传经费中拨款7万元筹建新的市级法制教育基地，为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法律实践活动开辟新场所；三是举办残疾人法制讲座。联合市残联，在全市开展了残联干部、残疾人代表及有关人士法制轮训活动，全市共举办了23场，市司法局副局长桂其荣9次赴基层解读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近两千余名残联干部和残疾人听取了讲座；四是加强“一报两台”法制宣传。《吴江日报》刊出法制宣传专版、专栏；吴江电视台“法治吴江”栏目制作了“12·4”法制宣传特别节目；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法制新闻30多条。“12·4”当天，市司法局还联手吴江电信部门开展了全市法制宣传短信免费发送活动。全市万名电信手机用户都收到了法制宣传短信。吴木圭 蒋晓梅 沈芸

启东：创新形式突出重点对象

启东市以“法律六进”活动为抓手，突出重点对象的普法宣传，创新形式，建立网络，新招叠出。针对领导干部、全市行政执法人员、机关公务员这3个层面的不同要求，分类实施，“三考并举”，以考促学。对市委管理的干部和人大任免的干部统一进行任职资格法律知识考试，全市159名正科职领导干部均通过考试；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资格法律知识考试，1628名应考对象有1563人通过考试，65人因未通过考试而被暂停行政执法资格；对全市3002名机关公务员每月进行一次法律知识自学考试，成绩记入个人学习档案，学习程度和水平与年终考核直接挂钩。目前，“您不依法、法不依您”成了该市许多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座右铭。

述学评学考学制度推进公职人员学法用法。

一是建立个人述学制。要求所有参学对象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详细汇报个人的学习情况。包括对学习的认识和态度、计划与进度、心得与体会，学习制度执行情况，参加党(干)校培训和业余自学情况，联系实际指导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努力方向；二是建立单位评学制。在个人述学的基础上，由各单位定期对个人学习活动展开评点评比，并设立“优秀”、“良好”、“合格”、“较差”4个档次；三是建立考学制。由市考学组定期和不定期对全市各单位的学习情况、学习成效进行考核评价，考核结果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两先一优”评比和文明单位、党建工作先进、五星机关评选的重要依据。

启东市全面启动普法辅导员培训工程，从上到下构建“三级”普法网络机制。市司法局聘请50名法律工作者，成立了市普法讲师团，深入机关、镇村、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农民法制学校，开展以宪法为主，包括刑法、婚姻法在内的56部法律法规的巡回宣讲活动，先后举行了200多场次，受教育者达两万多人次。各镇乡经过层层推荐，将一批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且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普法骨干推荐为农民法制学校的老师。各村又推选出300多户了解法律、威望较高、群众信任的农户为“法制文化户”。实施农村普法“百、千、万”工程，即：50名普法讲师落实百场法制宣讲任务；百名镇(乡)普法辅导员，每人在农民法制学校上好10节课，落实1000节法制课任务；300多户“法制文化户”，每户培养10家“法律明白户”，以每户3口计算使全市拥有近万名“法律明白人”。

市司法局联合劳动局、总工会、安监局等十多个部门，重点选取了39家企业作为法治企业试点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工学法规范；为企业职工编写维权实用手册；定期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宣讲、法律咨询；结合“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合格)企业”创建，全面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的新型劳资关系；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提高企业法治化管理水平，防范法律风险等5大举措，不断促进企业和谐发展、平安发展。据统计，今年以来，各涉企部门先后印制6万多本的宣传文本和热点解读，组织500多家企业，共2.3万人进行劳动合同法的培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组建了40个职工维权工作站，到企业开办法律咨询60多场次，解答法律咨询1000多件。

面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欠缺的现状，启东市依托现有家长学校阵地与师资力量，动员学校老师、社会热心人士、普法志愿者、巾帼志愿者、“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担当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利用假期，组织返乡家长与留守儿童共同参加社区义务劳动，上街宣传交通法规、担当环保小卫士等法治实践活动，关心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据了解，该市已在全市48所中小学开设“临时家长”培训班76期，聘请代理家长3216名，组织开展各类法治实践活动209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许瑞华 陆允如 芮海敏

泰州：法制宣传采用网络对话

12月3日，泰州市司法局和泰州日报联合推出了“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网络对话。参与对话的有泰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纪明，以及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话围绕“五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促进法治泰州、平安泰州建设话题与网民朋友进行交流。

高纪明在回答法治泰州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和缩小泰州与省内的其他城市相比的法治水平时说，建设法治泰州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做到依法执政；坚持公正高效，做到依法行政；坚持司法为民，做到公正执法；坚持以人为本，做到依法管理；坚持诚实守信，做到依法经营；坚持学法用法，做到依法办事。说到底，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养，形成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泰州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有的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如基层执法评议工作、民主恳谈会、律师参与信访等做法都富有创新，成效明显。泰州市领导班子认识到，今后必须进一步把法治建设摆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泰州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法治化，着力推进依法行政，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促进司法公正，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加强法制宣传，积极营造浓厚的法治建设氛围；更加注重民生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果惠及于民，努力建设一个法制健全、政治稳定、百姓安宁、社会和谐的法治泰州。

Ⅳ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Ⅳ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Ⅵ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否代理辖区外当事人案件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代理当事人一方住所在本辖区内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可以作为本辖区当事人的代理人，也可以作为非本辖区当事人的代理人。
2、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住所都不在本辖区内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代理。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
（一）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
（三）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委托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五）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
（六）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符合本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江苏省司法厅：
你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

Ⅶ 司法部关于法律工作者是否到别的菅辖代理案子的规定

《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

(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令第19号发布)

第二十四内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托代理的容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委托人必须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
（四）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

双方当事人都不在本辖区，不得代理案件。

Ⅷ 江苏省司法厅的直属事业单位

指导、检查全省执行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政策工作；规划全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布局内；承担全省法律容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全省法律援助队伍和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管理、使用；指导全省社会组织和法律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全省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指导全省法律援助业务培训、宣传和对外交流协作；协调全省法律援助机构案件受理争议；组织办理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和全省公益性法律援助事项。
主任：张 玫 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拟定全省“148”法律服务工作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指导全省“148” 法律服务工作的队伍建设、装备建设和业务培训；会办和处理“148”分流的重大、疑难案件和事项。
主任：张 玫

Ⅸ 最高人民法院座谈会纪要的法律效力

这种会议纪要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最高院发布的公文中只有司法解释才具有法律效力。
较早的时候确实有会议纪要作为司法解释来适用的情况，如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便是作为司法解释使用的。但97年后，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司法解释进行了规范，会议纪要便不得再作为司法解释了。
根据这个规定，司法解释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经最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由最高院以公告的形式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
2、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对某一类案件或某一问题的如何适用法律作出的规定，称为“解释”；第二种是对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和意见，称为“规定”；第三种是对各高院及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具体问题请示所作的答复，称为“批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形式。
3、司法解释必须在首部写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的字样。
4、司法解释可以在司法文书中援引的，包括判决书，但在格式上需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