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为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制度。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两种制度均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建立的一种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区别：
1、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观要求；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律师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机。司法救济制度的产生是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度而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实施的主体不同。
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而司法救助的实施主体是人民法院。
3、实施的具体内容不同。
司法救助仅是诉讼立案许可的程序性行为。而法律援助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是全过程的帮助、支持。无论是诉前大量调查取证，还是诉讼进行的举证、质证等抗辩行为，都是要让弱势群体实现权益的最终兑现，这些都离不开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对象范围不同。
司法救助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经济确有困难的原告当事人。而法律援助对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当事人，而且包括经济确已困难的民事被告当事人，同时，还包括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确因困难无钱请律师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应为其指定辩护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类非诉讼领域、公证事项中的经济困难者因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均可申请法律援助。
5、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收费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属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法律援助执行依据是《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级政府规章，以及司法部行业主管部门规章。因此，法律援助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规定，而且有实体法的依据，不但有国家立法规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规范保障，不但有行业部门规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规章，其依据更全面更详细。
6、援助队伍数量和机构网络不同。
司法救助因为是立案收费减、免、缓审查许可，无须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没有亦不需要有专职机构和专职队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执行司法援助的规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国家至省、市、县、及一些乡镇的专职援助队伍和机构，而且有广大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区，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残联等社团组织法律援助分支机构的人员参与，同时还有高等院校社团法律援助组织自愿参与。法律援助覆盖面广，机构网络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
二、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未能达到互免审查。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审批权在受诉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做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准许受援的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的，应当先行对当事人作出缓交诉讼费用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这个规定建立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互免审查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地方财政体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为援助对象缓交诉讼费用，大部分当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却因交不起诉讼费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尴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范围不能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从受案范围来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比司法救助的范围广得多。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还包括非诉讼案件，例如因劳动
报酬、工伤赔偿引起的仲裁纠纷，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规定》，法院实施司法救助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诉讼费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费外，还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申请执行费用等。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只对受理费缓交、减交、免交申请进行审批，而对其它诉讼费用申请，因这些费用并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无法实施司法救助。通过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对象是因为突发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难而需援助，如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赔偿等，当事人在承担了高昂的医疗费用情况下，往往已无力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及伤残鉴定费用，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决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1、建议将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救助制度合二为一（包括劳动仲裁），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确政府是实施司法救助的责任主体。
3、建议将司法救助的范围重新做出科学的规定。
4、建立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制，保障司法救助事业不断发展。
Ⅱ 社区法律援助是指什么
社区法律援助一般指的是，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社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法律对社会的管理功能，扩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覆盖面，缓和社会矛盾。
担负社区内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解答法律问题，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负责调处、处理各类民间纠纷；审查或代理受援的民事、经济纠纷、自诉案件；受理社区群众来信、来访接待服务。
(2)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扩展阅读：
社区法律援助具体实践：
向社区居民宣传法治理念、讲解法律知识，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
解答了居民关心的电信诈骗、抚养与赡养、继承等法律问题，为广大居民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提供公益法律咨询服务。
通过一一解答，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制观念。社区工作人员也会为居民送去了法律宣传知识手册，进一步提升居民的法治意识。
法律援助历程：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法律援助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从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律援助规范体系包括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援助条例，其制定实施让整个法律援助工作得以规范化。但是，这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效力位阶较低，还不能充分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
从援助力度看，地域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经济较发达地区法律援助力量较强，而经济较落后地区法律援助力量相对薄弱。从援助人员角度看，律师等相关人员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目前，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增长较慢，多数地区按照统一标准补贴，没有充分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有时甚至会出现法律援助人员自己贴钱的现象，影响了法律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解决这些问题，让法律援助更加有力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律援助进社区 便民服务暖人心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治理之道：让法律援助更有力
Ⅲ 什么是法律援助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是什么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下列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普通
一、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七、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八、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九、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十、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十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刑事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我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法律援助工作十分重视，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法律援助体系”确定为“十五”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和“为实现公平和正义 法律援助在中国”大型公益活动的开展，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
在当前的中国，仍然还有一批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这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经济、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观念增强的结果。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诉讼难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法律援助的重要战略意义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的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体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特别是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他们解决好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开展法律援助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排忧解难，合乎民意，顺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认可和宪法的确认。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才能得以确认，依法执政才能得以实行。法律援助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举措进行监督，对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是对我党执政规律的本质认识。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弱势群体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而且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主要是由孤、寡、残疾、下岗、失业、农村失地、失保等人员构成。他们在维权、经济收入、个人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共同特点就是贫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关注弱势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化解弱势群体的困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保证有牢固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从执政的角度化解弱势群体的困难。
法律援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它是使党能够听到弱势群体的呼声、保持上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不公平感、利益丧失感等心理反应，所以应该本着缓解社会心理冲突、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的原则，建立健全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广开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利益分配等事项的建议、要求、批评等，能直接与政府有关部门对话和沟通，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使他们的声音能够出现在政策制定者的耳畔，从而在政策制定上能够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要求。通过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可以把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调控在适当的水平，逐步减少和消除人们的不安全心理，使弱势群体的困难和压力得到缓解和疏导，促进社会发展和公众心态不断成熟，社会稳定系数得到有效提高。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从全体人民利益一致，转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不法行为，倡导社会正义，营造社会公平。
二、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权利，实施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尽管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症结所在，探讨问题解决办法。
第一，经费严重短缺。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据统计，2003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仅为1.52亿元，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不过一角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福建省至今仍有20个县市区的法律援助机构未收到过一分钱的专项资金。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因经费紧缺，只能抬高援助对象的“门槛”，使得不少符合援助条件的群众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连必要的交通、住宿补贴也给不了，还要支付各类调查费用，直接加重了律师办案的负担，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有些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辞职去了律师事务所，更别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了。
第二，人员远远不足。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有大量的律师参与，但现在律师人数远远不够。目前，我国仅有律师12万多人，而美国加州的执业律师就有13万多人，且美国律师职业人数的增长率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5倍多；我国律师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是万分之零点九五，低于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加上律师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执业，与援助需求呈反向分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例如，浙江省丽水市共有113名律师，即使全部履职，按最高规定每人每年办理3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全市一年也只能办理339件，但该市通过对残疾人、低保户等最需要援助的人数进行估算，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达1万多件，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案件得不到援助。
第三，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还不够大。
法律援助工作应当明确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获得法律援助。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较大。《条例》对涉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事项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另外，《条例》还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也就是说，各省级地方执行的法律援助范围不得小于《条例》规定的范围，一些经济条件好，援助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在《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科学地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尽可能降低门槛，使更多的公民成为法律援助对象，并做到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但目前，这种标准仍然较高，令诸多公民难以获得“通行证”。
第四，县级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前景甚忧。
现已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地方设立机构虽然基本完成，但由于经费不足或者根本没有经费，使得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十分有限。这个问题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些省份，而我国贫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在县级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展县级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县级地方贫困者及其他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成为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的难点。
第五，现在的法律援助主要还局限在诉讼领域，即帮人打官司。
一般仅仅将维护经济贫困者的权益作为工作的重点，但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环境保护等公益诉讼关注不够，甚至完全不将其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切实采取措施，将法律援助工作推向深入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必须以法治、平等、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不断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采取措施，狠抓落实，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发展深入。
一是要建章立制，规范程序，夯实法律援助基石。要在总结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上，将那些好的办法、好的工作程序，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规范和指导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
二是要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在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合理组织本机构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合法的志愿者参与办案。同时在满足社会法律援助需求的同时，不断积累经验，促进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要根据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特点，规定他们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内容和方式，组织、引导他们在民事法律事项中，开展与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三是要构筑网络，理顺关系，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以自身资源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壮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要积极探索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和方式，引导他们规范开展工作。
四是在争取各级政府保障经费的同时，要加强宣传，争取社会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是我们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依据，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执行，把法律援助当作政府的责任真正地承担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开展好法律援助工作，对于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司法公正和正义，维护社会的平衡与稳定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法律援助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Ⅳ 隆重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召开这个会议，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种认可，对于四十年的奋斗，我们确实是变得更加强大了。
召开这个会议，可以对这四十年的经历进行总结，吸取教训，为继续前行，取得更大的成绩树立信心，积累力量。
Ⅳ 改革开放的成就
1、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爆发的最根本源泉是来自于被承认并唤醒了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食物生产供应到就业住房，人从计划经济制度下被动的“口”，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能动的“手”。
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票据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废除了，而粮食蔬菜供应增加了、就业问题解决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
2、改革开放40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每一个问题的展开和推进，都始终贯穿着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
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中，在将实践成果系统化、理论化的进程中，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齐头并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5)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必经之路：
1、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等。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2、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
3、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
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政治领域人物事迹
孔繁森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读了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人员名单，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列。
孔繁森，男，汉族，中共党员，1944年7月出生，1994年11月去世，山东聊城人。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委原书记、政协原主席。1979年开始，他两次进藏工作，勤政为民，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结束后，被任命为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情况，探索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被称为“新时期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他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和影响着广大中华儿女投身改革开放事业，自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事创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
Ⅶ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告诉我们什么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告诉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能靠统筹安排的优势较快的实现经济增长，基本目标是让人民生活能普遍富裕。但是，政治制度发展与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社会矛盾不能妥善解决，尚未在经济，政治，公民素养等方面齐头并进地发展现代国家。
(7)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法律援助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60年，是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的60年。中国不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既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又注重加强宏观调控，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经过60年奋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30万亿元，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当国际金融危机迎面袭来，中国的果断决策和政策效应，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认为，“包括‘制度优势’在内的‘中国特色’已成为中国信心的有力支撑。”
Ⅷ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