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律师
Ⅰ 这一次我还要尝试....半命题作文
这一次我们都笑了
早上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办公桌上躺着一张镶满爱心的贺卡,上面一颗颗耀眼的爱心正向我调皮地眨动.打开贺卡,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行滚烫的心声：
一次偶然的地震,使四川人民活在惶恐中,更有人散失了生命,房屋,金钱……瞬间成为一片废墟.但不要怕,灾区的人民啊!中国13亿人民的心与你们紧紧相扣.你们伤心,我们也在伤心,我们与你们“形影不离”.
灾区的人民啊!天灾并不可怕,最怕你们被它吓倒,击跨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和国伟大的精神.
站起来,站起来!灾区的人民站起来!在此时,只要我们团结友爱,万众一心,就会变得坚强如钢,就能站胜天灾.我坚信雨后的彩虹是为你们而绽放光芒.而且,四面八方的外国人也向你们伸出援助之手,默默地支持你们,愿你们平安度过灾难.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灾区的人民啊!我们的手永远牵着你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一家人.我愿用我们的行动抚慰你们受伤的心.相信我们吧!
（老师,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向你说,那天不想捐款的不是我,买零食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班级生病的下桌.我怕您生气,所以只能委屈自己.老师我本来不想说,只是觉得憋在心里,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说谎的学生,我要做勇敢的孩子,所以……）
原来这是我所带八（2）班的王霞（化名）的杰作.看到这幅杰作,心里一阵酸,不由得想起前几个星期的事情.
5月12日四川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地震,这场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了每个学生的心.学校号召班级自由募捐,我班也不例外,我把这个任务交给班长.一次,班长告诉我：“老师,咱班有同学不想捐,说是不如买零食吃.”我听了之后,身上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冒,我强压怒火,直往教室奔,很不得马上给他们几个巴掌.在教室的拐弯处碰到迎面而来的王幼稚,看到我,他突然一怔,继而镇定.她怯怯地而有彬彬有礼地想我问好.她算是属于比较乖的女孩,课堂上有她渴求知识的目光,体育场上有她为班级比赛的身影,走廊上有她为同学擦瓷砖的双手.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不该因自己有情绪冲她生气,于是我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事啊?”“我去买零食吃!”“什么?买零食吃?不想捐款的莫不是她?好啊,我当场逮着你了.”“吃什么吃?你没吃过零食啊?马上给我捐款去!”看着她强忍着泪水离去的身影,我终于出了一口气.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风扇以消余气.风吹动报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抱怨为什么连报纸也与我作对?正想伸手把报纸撕掉,突然看到一幅幅地震之后的惨作,我的心像被什么揪住一样带来阵阵剧痛.“我何不利用报纸把这种面对面的教育带给学生呢?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智慧.”于是我搜集每天的温州晚报和温州都市报中相关报纸,及时地传递给学生.这几天,我细心观察同学们的变化,一个个看报纸忙碌的影子,一双双充满同情的眼睛,一颗颗助人为乐的心.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我看时机到了,就向他们宣布：“这次班会课由你们谈谈对地震的看法和感动.”
班会课上,悲痛的朗读声,低沉的祝福声,伤心的哭泣声,声声入耳,声声交汇,变成一股股爱的溪流,流向灾区人民的心间.此时此刻,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轻生说：“大家全体起立,向灾区人民默哀.不用多说,也不用多叫,无需指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此时此地,世界上别的声音仿佛都不存在,听到的只有大家的呼吸声.如果这群猴子平时都这么乖顺多好啊.我语重心长地说：“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地震已成历史,我们不能挽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唯有我们行动起来,用我们的爱心温暖他们,用我们的成绩报答他们,告慰他们的灵魂,他们才会安息.”“四川加油!中国加油!”大家屏住呼吸叫着.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班级风平浪静.
透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班主任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不是空洞的理论教育,而是抓住平时的每个细节,及时把工作落到实处,在事实面前感动学生,让每个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只有这样,才会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是啊,这张贺卡凝聚着她对灾区人民一份深沉的爱,不,凝聚着班级每一位学生的一颗颗博大的爱心.想到这里,我赶紧擦干眼泪,准备向她认错.这时她和一名男生进来.这一次我们都笑了.
汶川地震过去许久了,地震的余痛渐渐被重建家园的力量和行动所趋释.这次地震后的所闻所见给我很多的感动,在沉重的灾难面前,让人欣喜的亮色是,这一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都是真心的,都是真心实意地救助灾民,抗击灾难.
温总理持续在灾区奔波,几天白头；胡主席在不断震动的废墟上鼓舞大家努力救人,临危不惧；解放军千辛万苦不舍不弃空降挖掘,舍生忘死；各地的百姓捐钱捐物捐血,哀痛关切.灾民吃住,医疗防疫、媒体追踪、物资监管、治安擒贼,心理抚慰……方方面面都想到了,还有国际上的救援,俄罗斯的救援队尤使人觉得积极而专业.
我始终觉得中国人民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是在灾难面前,面对受难的同胞,往往表现出来的不是真心的哀痛和救助,而是有所企图,甚至是可算盼来出事了要趁机捞到些什么、表现些什么、害谁一把.曾经华东水灾,有人赶到江边臭骂一顿“豆腐渣”,出了气就跑了,于事无补；曾经全国大批百姓下岗失业,逢年过节送点米面零钱和温暖,上几分钟镜头就再也不见,以后还是没工作,还是看不起病,还是上不起学,工厂里工资还是长期拖欠不发；可算盼来大家能买房子了,开发商恶毒不说,物业连蒙带骗,居委会消失无影,银行猛加利息,保险公司、律师、税收都勾结起来打着各种好听的名义,不把业主置于死地,不趁机捞一把都不罢休；国家经济不景气,百姓没有什么投资渠道,只有存款到银行,于是利息税啊、银行年费啊、小额管理费啊、查询费的乱起八糟统统对储户下手；甚至患者的病痛都成了医院热切盼望的生财之道,医生想到的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可算你是得病了,我得狠狠捞上一笔；……；想起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哪有今天的方方面面,也曾有国外的人士要支援我们,都被拒绝了,生命就被如此地轻易抛弃……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温总理这样说的,总理和主席更是这样做的,上梁端正下梁不歪,看得出来,老百姓都是真心行动.FYG和我说他们公司里凡是不捐款的人都被开除了,捐的少的都被降职了,虽然做法过激了些,但是可见大家同仇敌忾共同作战的决心.
也曾有过那样的人,上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跳火坑要下地狱的,在后来的几年里却真是苦了工人农民老大哥,败坏了社会风气,不过到现在为止,口口声声的人也还哪也没跳呢.我想起前两天JOHNNY和我说的：“我相信温总理.”是的,我信任温总理和胡主席,在余震不断的时候能够赶到地震的中心源头,他们的哀痛和救助真心可鉴,他们以生命为重以人为先的思想光芒可见,谁若是不服气,也可以去那里走一趟试试,恐怕不一定有温总理和胡主席这样的胆量和气魄吧.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灾难困难面前,以生命为重,以人为先,真心救助.灾难困难总会渐渐过去,但留给我们的那瞬间感动、那真真的精神要永远铭刻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
这一次,我们都疯狂
影院里的灯总是急匆匆的亮起,仿佛催着人们快点离开,好空出场地招呼新的客人.看过无数次电影,和大多数观影人一样,这个时候会很识趣的离开.可是这一次,大家都没有走.
我看到有站起身又坐下的,有走到过道站住的,还有在出口转身回来的.那一刻,我笑了一个多钟头的脸上淌下泪水.大家互不相识但是相视一笑,然后影院里传来一声鼓掌声,接着掌声雷动.
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感受到震撼的力量,不是来自电影本身,而是外界自发涌动的默契.
这部电影,就是宁浩的疯狂系列之二.
它让我回家后来不及上厕所就奔到电脑前在豆瓣里看评论.当看到那一篇篇赞赏,看到那满眼的金色小星星时,我再一次微笑.
好多年了,这么多的片子,有感动、有惊喜、有无奈.有遗憾.可是,从来没有那一部,像它这么让我疯狂让我手足无措.
疯狂是人类最匮乏的品德.中国人大多活的沉稳厚重,端正谨慎,疯狂成了最扯的行为举止.可是宁浩用影话告诉我们,疯狂何止是美好而已.赛车里的人都是疯狂的,每个人的身上都隐藏着疯狂的逆性,这也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显得那么的突兀.可是连两个进城的乡下杀手都有着人性本善的操守,这也让这部片子在灰色幽默的底色下渗露出无限的温情.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满足.你可以不用带脑子全听里面最讨喜的逗趣包袱,也可以带上你180智商的大脑,跟着剧情梳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态发展,当然更可以挽着旁边恋人的手笑到支气管哮喘.
我要感谢老王同学,本来我是奔着《澳大利亚》去的,是他愣是拉着我走进了赛车的放映厅.我没有看过完整的疯狂的石头.可能是伪文艺青年心态的作祟,总觉得宁浩在向盖·里奇风格的致敬式模仿,但是东西太像的时候就失去了自我的风格.而带着这样的成见最开始看到赛车的宣传片时我是嗤之以鼻的.相似的叙事手法和色彩风格,我以为只是石头的狗尾.但事实证明了我的肤浅.以至于走出电影院,我像个傻子似的来回只有一句话,宁浩,真的太有才了.旁边的老王,看的一头雾水.
真的是无可置疑的五星好片.
好不好,您看过后发不发疯就知道.
反正我是不正常的.
Ⅱ 聂树斌案的始末
聂树斌案始末：
1995年，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
2015年，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先后延期四次，至2016年6月。复查后因不能认定聂树斌杀人强奸，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告，该院已对聂树斌家属聂学生、张焕枝申请国家赔偿案作出赔偿决定，赔偿金额共计268万余元。
(2)王霞律师扩展阅读：
案件时间轴：
一、案件发生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在该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里被强奸杀害。一个月后，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工人聂树斌被警方以该案嫌犯名义抓捕。
二、一审判决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提出上诉。
三、二审判决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两天后，聂树斌被枪决。
四、“一案两凶”现端倪
2005年，河南省荥阳市警察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供述称多次强奸、杀人，并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也是他所为。
五、王书金案开审
2006年，邯郸市中院开庭审理了王书金一案，但起诉书内只字未提与聂树斌案关联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
六、王书金案一审判决
2007年3月，邯郸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王书金死刑。王书金提出上诉，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是其所为。
七、“一案两凶”王书金案判决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6]
八、法院复查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九、院进行复查。
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立案复查当天，该院复查工作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近亲属和其代理人，依法向聂树斌母亲张焕枝送达了立案复查决定书。
Ⅲ 该怎么评价聂树斌案的真凶王书金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Ⅳ 女生离婚后又开始谈恋爱了还爱前夫吗
女人在走入婚姻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对方，实在没有办法将这段婚姻延续下去，很多女人都会选择结束这段婚姻。
女人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维持她的婚姻还是接受她的婚姻，女人只要在做了周全的考虑之后，当然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
女人离婚之后，仍然对感情有很美好的期望，在这个时候她会接触别的男人；如果她和那个男人很相爱的话，会再次走入婚姻。这个时候，她也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不过有些女人再婚之后，会对前夫念念不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三个女人说了大实话？
当一个女人发现没有办法和她的男人继续在一起生活时，她肯定会选择离婚，即使有孩子，她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女人再婚之后，之所以会对她前夫念念不忘，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原因。在想到孩子时，她自然会想到前夫，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光会出现在她眼前，她会不自然的想到前夫的一些好。在这个时候，在她的心里边会对她的前夫念念不忘。
女人在走入新的婚姻之后，一定要考虑你现任丈夫的感受，在某些情况下，情不自禁的想起前夫，其实可以被原谅。但是你如果刻意的对你的前夫念念不忘的话，你的这段婚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该有的想法绝对不能有。
女人走入婚姻之后，一定要学会珍惜。不该有的心思，赶紧消灭它吧。
Ⅳ 法律文书的书写格式
王强诉王霞离婚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当事人:
法官: XXX ,文号:XXX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原告王强（化名），男，30岁。
被告王霞（化名），女，32岁。
委托代理人朱爱枝，女， 44岁。
委托代理人李朋杰，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强（化名）与被告王霞（化名）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利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0年5月24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强（化名）、被告王霞（化名）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爱枝、李朋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强（化名）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3年9月22日结婚，2004年5月2日生育一男孩丰硕。由于性格不合，婚后经常吵架、打架，导致家庭矛盾，2007年8月份，又一次因家庭琐事发生打架，且被告娘家人也参与其中，大打出手，造成原告鼻骨骨折，身体多处受伤，原告父母也均不同程度受伤。使原告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原告于2007年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至今双方仍未和好，感情彻底破裂，再无和好可能，要求判决原、被告离婚，婚生子丰硕由原告抚养，由被告承担抚养费，双方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
被告王霞（化名）辩称，被告同意离婚。婚生子由原告抚养，抚养费自理。被告2009年7月份因精神病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000余元，由被告姐姐垫付，应由原告支付。原告方存在过错，应赔偿被告3万元。因被告有精神病，无工作，无收入，原告应给予经济帮助8万元。被告的陪嫁物有电视机、电视柜、梳妆台、缝纫机、锁边机、被子5条，另有婚后购买的柜子一个，应归被告所有。作为开发区三里屯居民，村委会与被告签订协议一份，每年有被告占地款1000余元钱，应归被告所有，原告应将协议原件交付被告。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自由恋爱，于2003年9月22日登记结婚，2004年5月2日生育一子丰硕，被告离家后，丰硕一直由原告父母抚养。双方婚后常因生活琐事产生家庭矛盾。原告于2007年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双方分居至今，现原、被告均表示同意离婚。原、被告均无固定工作及收入。原告认可被告主张的陪嫁物品，并同意将婚后购买的柜子归被告所有。原告认可因占地与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情况属实，但协议原件在三里屯村委会，具体补偿金额不知。
另查明，被告王霞（化名）于2005年8月份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2007年8月复查诊断结果为：终生长期服药，定期复诊。2009年7月份，因精神病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609.19元，由被告姐姐朱爱枝垫付。
另，被告提供原告2008年元月、二月的日记一份，日记内原告表达了对另一女人的感情。原告对日记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过错，并且现在双方已经不再交往。
以上事实，有原告王强（化名）提供的结婚证一份、本院（2007）文民三初字第181民事判决书一份，被告王霞（化名）提供的病历一份、住院票据一份、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范本一份、日记一本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表示同意离婚，本院应予以准许。婚生子丰硕一直随原告父母生活，被告亦同意由原告抚养，丰硕应由原告抚养为宜，被告方支付抚养费每月160元，至丰硕独立生活为止。被告方有精神病史，无固定工作，需租房居住，原告应支付被告半年生活补助费3000元。双方对财产的处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的住院费3609.19元由其姐垫付，应为原、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应承担1805元。被告认为原告有婚外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至于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原告称协议原件不在原告处，被告可直接与三里屯村委会交涉解决，本院不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许原告王强（化名）与被告王霞（化名）离婚；
二、婚生子丰硕由原告王强（化名）抚养，被告王霞（化名）每月支付抚养费160元，至丰硕独立生活止；
三、被告王霞（化名）的陪嫁物品电视机、电视柜、梳妆台、缝纫机、锁边机、被子5条及婚后购买的柜子一个归被告王霞（化名）所有；
四、原告王强（化名）支付被告王霞（化名）生活补助费3000元，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霞（化名）的医疗费1805元。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强（化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利 平
二0一0年六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王 静 静
Ⅵ 聂案4延期还差12天到期了有进展吗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
Ⅶ 自从2007年11月后聂树斌案件一直都在“审查之中”带现在为止4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案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
我是非常用心回答的，请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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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有个小说一开始送快递快递里面花瓶坏了,那个女的是律师送完快递救了一个小孩,后来卖菜，那个大神知道
放在收货点，问问那里的人嘛，包裹上有张快递单子，把那张照下来，根本没有签字
Ⅸ 求问婚前财产公证怎么做
一.要带好双方的身份证明和与协议内容有关的财产所有权证明
去公证处之前，首先要带好个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结婚后想补办的还要带上结婚证。然后就是跟婚前协议里有关的财产所有权证明了，比如王霞名下有3套房产，有两套是买了几年的，一套是还在建的，从婚姻法角度，如果她想保证这3套房产是自己的婚前财产，就需要把前两套房产的房屋产权证书和最后那套房产的购房合同和付款发票带上。如果王霞想确保公司的股份不被分走，还要带公司给她开的股权证明书。
二.要带好商量好的婚前协议书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有权约定婚前财产怎么分配，但必须要用书面形式。所以在去公证处公证之前，王霞和老张应该先商量好，草拟一份婚前协议，把双方的个人基本情况，各自的婚前财产有哪些，婚后财产怎么分配都写好，这样去公证处就可以直接申请公证，不需要再临时商量了。
三.到公证处填表并签字
到了公证处以后，接待的公证员会先让夫妻二人填一个公证的申请表，然后公证员会问一些和婚前财产公证有关的问题，比如“这份婚前协议是你们自己写的吗？”，“协议里面的这套房产原来是谁的？”，如实回答公证员的问题以后，公证员会把其他要注意有关的事情都讲清楚，然后要你们在公证接待笔录和公证书上签字，签完之后婚前财产公证就办完了。
Ⅹ 聂树斌案有进展吗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