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有待完善

①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包括哪些内容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内容如下：

1、将“适应社会发展”作为本区域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2、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逐步拓展至低收入群体，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3、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规定农村“五保”对象、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领取设区的市、县(市)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证的职工、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对事项范围不再作具体限制。

4、方便申请人开具经济状况证明。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村(居)民委员会、工作单位也可以为申请出具经济状况证明。

5、建立律师值班制度。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方面重点提出了要“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设立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工作室”。

6、开展法律援助律师参与申诉案件代理试点。

7、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

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客观要求，是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际步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措施，其意义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利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2、法律援助制度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司法保障，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3、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律师法律制度。

4、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

② 谁给点“创新与完善法律援助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的思考” 关于着方面的论文 感谢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理论建设是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法律援助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与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提供的支持作用是分不开的。

司法部高度重视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2006年12月，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不断探索出适合国情社情民情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模式，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预见性、科学性和前瞻性。2008年12月，司法部在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决策中明确将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作为司法部监督管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责。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系统坚持通过理论创新实现实践创新，立足国情，借鉴国外境外先进经验，紧紧围绕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和价值的科研成果。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先后完成了国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援助立法、法律援助管理、法律援助筹资方式、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农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我国三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和两级经费保障机制问题、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等多个部级和涉外项目课题的研究工作，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法律援助理论研讨会，组织撰写和编译出版了一系列法律援助专著和译著，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我国法律援助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援助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为各地法律援助工作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提供了帮助，对于推动中外法律援助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世界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宝库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个体系完备、内容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法律援助工作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日益完善，机构日益健全，队伍不断壮大，经费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为法律援助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在总体上解决了规模发展的问题之后，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更好地适应服务困难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推动法律援助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和必然要求。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中，既要继续解决发展的问题，也要把解决建设的问题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法律援助工作体系的建设。按照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经费保障体系、机构队伍体系、规章制度体系、组织实施体系、案件质量管理体系和理论体系等方面的工作建设。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建设，努力形成理念先进、制度科学、运行规范、保障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显然，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中，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体系建设地位重要、作用明显。做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理论体系，为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对于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包括法律援助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各个方面的内容。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的成果直接为建立、发展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服务，为法律援助决策、政策制定和立法以及执行提供理论参考，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性，属于应用法学理论研究范畴。它既是司法行政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一定要从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推进法律援助理论工作获得新发展。

做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坚持正确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始终做到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律在心中、正义在心中，确保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真正体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际需要。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经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不断深化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做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法律援助工作担负着服务困难群众、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法律援助工作改革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法律援助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理论研究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把服务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理论研究工作的目标方向，把为实现党和国家重大工作任务提供智力支持作为理论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始终从大局出发，做到高起点、大视野，最终形成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理论、制度框架和主要功能，研究法律援助的历史渊源和本质特征，研究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研究借鉴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中有益的做法，使法律援助制度更加适应我国国情，更加体现时代特征，更加符合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实际，更加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要切实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服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从服务科学发展和推动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围绕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提高服务科学发展水平，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如何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理念，如何不断改进和创新服务方式手段、提升服务效果，深入研究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法律援助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法律援助业务用房和办案设施建设标准、经费保障机制、基层法律援助资源整合、法律援助队伍建设等影响和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形成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供理论支持。要切实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促进民生问题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紧紧围绕法律援助工作服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落实“三个纳入”要求，紧紧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认真总结法律援助工作在促进民生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促进民生问题解决的重点领域、途径方法和工作机制，深入研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案件质量管理和评估措施，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的实践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为解决民生问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要切实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应用对策研究。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善于从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中提炼课题，用理论研究成果推进实际工作，不断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入研究办理刑事、民事与行政诉讼法律援助案件、办理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开展法律援助专线咨询工作的特点与规律，深入总结各地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发挥职能作用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推出有质量、有特色、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法律援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做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机制。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推进。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从繁荣理论研究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改革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精心组织，加强领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开展理论研究，经常过问研究工作，帮助解决理论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在组织动员法律援助系统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做好理论研究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引导和吸收一些法学专家和学者都来参与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不断壮大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力量，活跃法律援助理论研究气氛。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根据自身工作实际，自觉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完善工作机制，促进法律援助理论研究深入发展。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既要紧密结合法律援助业务工作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研究，把理论研究作为业务工作的理论支撑，更要善于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推动实际工作，通过实际工作检验理论研

③ 论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建立已经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施中出现了在宣传、经费、援助案件结构、配合协调机制、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过去的十几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轻”现象严重，影响着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规定明确，指定辩护制度渠道通畅。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会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响应。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且刑事被告有国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程序和纪律要求为保证。而民事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难，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就难以有有效途径主动向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这种严重的“刑重民轻”现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置简单，人才缺乏。因为经费和重视程度等种种原因，县市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很多没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绝大多数是采用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形式配备，这些人员很多不具备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而且类型多样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而且，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集中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分布很少。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难。
（三）经费紧张而且没有保障机制。当前的法律援助经费十分紧张，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更为严重。个别县市甚至将法律援助机构设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完全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条例》虽然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的为数不多，更不用说按实际需求拨付和随经济发展递增了。法律援助机构很多都是年年申请打报告，然后是结果未知的等待。实际工作中要么拖欠法律援助办案补贴，要么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机关和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缺乏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实际中仅限于出庭辩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一重要的阶段被人为省略了。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没有与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的意识和机制，法律也无具体规定。很多关键证据的取得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医疗卫生、鉴定等部门的支持，这些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相关费用高昂，同样缺乏与法律援助相对应的制度。
(五)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传工作和受众脱节，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政府以及财政等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对于其社会作用、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和条件、社会需求规模、经费开支和人员配置以及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基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导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机关一家支撑。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明确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数量，缓解刑事援助案件严重挤占民事援助经费的现象。各地应尽快明确《法律援助条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的标准”等授权规定事项，明示并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条件和程序。应当逐步建立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员的执业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完成援助任务。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机构应会同人民法院、鉴定机构、仲裁机构等部门，制定出全部认可和统一的法律援助审批文书。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也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给予法律援助机构支持和帮助，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协调机制，从而真正畅通整个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顿落实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建立律师业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间和各地域之间的人才共享机制。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经费拨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责任机制应监督落实。在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无法满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协调，利用和律师业之间的人才共享，缓解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人才瓶颈。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任人才充实到法律援助机构中，逐步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状况。再者，法律援助机构应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员共享机制，建立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律师库或法律援助人才库并使之联网，区域内的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在未完成当年援助任务的律师或法律援助人员中选派人员进行援助，以实现区域内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与行业奉献、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应争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对每个案件办案补助标准与实际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证律师等援助人员工作的无偿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号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一定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
（四）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弱势群体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结合当前以人为本和倡导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宣传，让他们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重大支持，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要深入基层。最后，宣传还要有意识地为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助打下基础。
法律援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让法律公正更广泛地得到体现，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④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的问题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别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援助案件范围扩大后，须援助案件数急剧上升。以工伤和劳动合同纠纷为例，2010年罗庄区仲裁委办理293件，今年办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凡是农民工的都属于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列入区财政办案补贴经费较少，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还无力顾及。
（二）是法律援助队伍人员编制不足、专职律师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的，人员由司法所人员兼任。目前我区各基层司法所占编人员仅1个，既要负责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这无疑增加其工作负担，影响工作效率。其次，专职律师缺乏，目前罗庄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岗的只有一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由于经费的制约，该区诉讼案件办案补贴发放办法是2006年制定的，诉讼案件每件补贴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诉调解案件补贴办法，每件补贴50元，有时连律师支出的交通费都难以冲抵，导致律师办案热情低。有些承办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准备不认真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有的法律援助承办单位将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轻律师和实习律师办理，缺乏资深律师必要的指导，办案质量不高。
（四）是经济困难证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虽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公民如何证明自己达到经济困难标准，现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实践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乡镇或者街道政府盖章确认的经济困难证明。申请人到乡镇街道出具证明较为困难，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况，也不愿出具。2、对于申请人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是否属实，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财力几乎无法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五)是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衔接机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不完善。1、在《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做出了救助应援助，援助应救助的规定，但相互之间的衔接缺乏具体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与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做出了规定，但目前与公安、检察尚无明确有效的配合机制。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众宣传，还要向领导干部宣传，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事业，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提高办案质量方面。应建立资深律师优先办案制度，根据律师专业优势，建立资深律师名录，根据案件分类，优先指派相关专业的资深律师承办。因县区律师人数较少，专业面较窄，对有些专业案件指派律师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建立最低经费保障标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时，应当根据当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标准。2、积极开辟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谁接受捐助却没有明确。可参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县（区）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依法募集社会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通过慈善基金会接受社会捐助，并明确政法系统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用于法律援助事业。
（四）建立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只是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应在全省或全市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我们的做法是让村居、乡镇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参与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并由司法所代为向申请人单位或村居核实。这样不但了解情况，也方便申请人。
探索建立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免审查经济困难制度。应与民政部门联系，建立困难群众资料库，将城镇低保、农村低保等群众纳入，凡是困难群众资料库中的，申请法律援助均免审查经济状况。这样方便群众，无需申请人再到村居、乡镇街道开经济困难证明。
（五）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的衔接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联合出台具体规定，就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转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样式和负责部门作出具体规定。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我们的做法是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直接与申请人签订协议，安排律师代理诉讼。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应由政法委牵头尽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们与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辩护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⑤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⑥ 农村法律援助

只要条件符合，农村的也可以到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四、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五、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⑦ 简述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措施

一是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作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综治、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协同作用，通过狠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强化细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及刑满释放重点对象的管理，建立并落实了群防群治责任制。

二是以“法务网格工程”为依托，完善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五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统筹城乡法律服务资源，建立结构合理、服务优质、运转高效的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更好的惠及群众，保证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和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三是按照“人员本土化、队伍专职化、职能多元化、管理规范化”的要求，为及时有效的掌握村民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管理交通和消防安全等工作，积极推进了“一村一警务主力”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⑧ 如何构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

这是一个很复杂得问题，我想你这是论文题目吧。
构建法律援助体系，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制度、人员和资金。

制度就不用说了，目前我国法律中也零散地提到了法律援助的问题，散见于刑法、诉讼法、民法等多个部门法中，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若想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必须形成这样的一部门法律，而且其规格不能太低，至少也是行政法规级别的，例如由司法部颁布。

人员。法律援助体系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人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律师。目前来说，律师主要分布于发达地区或二、三级城市，农村的律师数量极少，而农村的纠纷历来就是最复杂的，这就要求承担农村法律援助的律师其知识结构必须非常完善。此外，在城市中也存在法律援助的必要情况，例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但，限于我国的情况，主动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数量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在人员方面应当加强。

资金。法律援助的对象通常都是贫困人口，缺少法律知识、缺少必要的费用（例如请律师的费用、诉讼费用等），而律师作为一个人，在进行援助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吃、住、行的问题，如果完全由律师自己掏腰包，恐怕没有律师愿意干，如果完全由当事人掏腰包，这就又失去了援助的含义。所以，资金方面应当是国家进行支持。可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资金的运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证？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得。

⑨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⑩ 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问题：
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程度还不是很高，还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因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没有从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务水平不高。由于受司法工作人员少，业务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经费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不足。

几点建议:
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广泛深入宣传法律援助制度，积极拓宽宣传渠道，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实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镇乡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关设备，方便困难群众就地申请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点。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加强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基层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根据特定困难群体的特定需求，组织开展对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专项服务活动，总结经验，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效果。
强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资金保障机制，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