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无为

Ⅰ 讨论一篇“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论文

简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所谓农民工权益，是指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土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身份或户籍仍是农民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农民工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宪法确认并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作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权利。二是农民工作为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还应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权益。因此，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

一、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

第一方面：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二是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三是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四是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

第二方面：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

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

第三方面：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

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第一，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第二，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第三，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使农民工能够切实、方便、快捷、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

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第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给农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第二，政府要为农民工维权提供财力保障。第三，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间慈善团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捐助，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第四，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农民工的申请，支持农民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

第四方面：组织保护——完善维权组织。

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必须增加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会保护，由于工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合法组织机构，而农民工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也由于他们的权益受损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可以试行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纳入工会组织的保护之下。同时修订现行《工会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协会，从而实现农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农民工协会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资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经费，建立一个类似于消费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专门负责对本地区的农民工被侵权事件的咨询和调解。

Ⅱ 发现前夫离婚时隐瞒收入少承担抚养费

可以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
你可以到当地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也可以到当地律师所委托律师办理
狱警的工资很容易调查，你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Ⅲ 农民权益受到伤害该去哪里维权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Ⅳ 五为指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无为”、还是“五维”呢？无为是无为指中国先秦时期道家思想术语。“无为”的态度用于政治的政策方针，政府无为，百姓自治；最后是事无事，为无为。无为、不争，是老子对君王的告诫，指君主不与民争。
五维是指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

Ⅳ 中国法律工作者饱和了吗

中国十三亿人口十三万律师，正好万分之一，律师在中国还是稀缺资源，律师业有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未来十到二十年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万分之一？可现在却让很多律师感觉市场饱和，这是为什么呢？”“美国有150万律师，只3亿人口。没有人说律师饱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确实是两个很现实又很尖锐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律师业饱和是一个假象；律师没有事情做是特定时期的暂时现象。许多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没有业务做，是有很多不正常的原因的。是中国还是“权力秩序型社会”而不是“法律秩序型社会”这一历史阶段造成的。如果粗略分析一下，我觉得大致有如下一些原因。
一是中国律师的根本性功能，由于政治环境的因素尚没有真正发挥、真正为人们（包括官方）所认识。这从大量优秀律师退出刑辩、退出诉讼可以看出来。凡是成功的大牌中国律师，法庭上，特别是刑事法庭上，都已经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而人类设计律师制度的根本动因，是在公权力面前为弱势被告设置一个懂法律的专业代言人，保护他、帮助他、防止出现公权力的专横和失误。刑辩的艰难、行政诉讼的艰难、律师干预重大社会事件的被非议和被限制，是中国律师基本功能受到矮化的例证。因此中国律师的“社会正义维护者”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了。律师成了“经济动物”，最主要的一大块业务没有能够得到发挥。
二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有效的手段还不是法律。法律起不到真正的最高、最后评判者的作用。“强势政府、弱势法院”还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而法院如果没有权威，律师则基本上就是没有用的。因为律师的功能只能通过公正、超脱、独立、依法的司法审判体现出来。中国现阶段的许多问题，如股市、楼市、汇市、投放、税制，都是行政权在起作用。法制的稳定的标杆作用还没有发挥。“权力人”取代了“法律人”的社会经济调控功能，当下中国“公务员热”远远超过“律师热”。律师对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还只是做个文案、当个秘书的功能，即所谓的能够赚大钱的“非诉律师”、“上市律师”、“项目律师”。司法的重大判决影响国家经济运行的现象基本没有。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律师业功能的发挥。
三是中国社会依法办事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虽然全民普法已经20多年了，中国社会的法律信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百姓相信权力、相信上访、相信哀求、相信清官的传统中华法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权力实际上的无所不在，也在强化这种社会意识。百姓用一二年时间找法院诉讼解决不了的问题，总理一句话别人就会在第二天把钱送上门来。法院判了四五次已经定案的案件，一个领导的批示就能够完全重新来过。这些现象使中国百姓有事不是去找律师解释规则（法律），而是去找权力（一级一级找，直到找到他们认为能够满足自己诉求的“清官”）。在中国，不用说百姓家庭请律师是极难待见的，一些数亿的大民企，合同谈判中如果带律师到场，就会被视为对对方的“不信任”、“找茬”。十三亿中国人，至少有90%的人是希望这一辈子都不要同律师打交道的。这是我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性的最大区别。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产生律师的“假性饱和”。
四是中国法律服务业的畸型消费问题。中国的十三万律师，都集中在都市圈。北京一个市就有一万八，上海、深圳、广州加上其他的省级中心城市，集中了中国70%以上的律师，而且都是最优秀的律师。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八九亿农民不知律师为何物，也请不起律师。“法律工作者”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还有其暂时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他们填补着这一块空白。有的偏远地区县四五年考不出一个国家司法资格者。因此，中国的律师人均占有数，目前而言还是不能把乡村人口算上的。这些乡村农民的吃饭需求、教育需求、医疗需求、住房需求，现在已经列入国家高层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法律需求”则还没有列入视线。法律下乡，本质上还限于作秀的层面。因为国家没有准备这一块钱，要自我谋生的律师都法律援助、长期免费服务也过于天真，百姓也还没有到这种需求层次。由于中国律师的执业许可证是全国通用，律师往大城市集中、争挤有限的发达地区、发达人群市场，就是必然的趋势。这种现象加剧了市场需求不足、律师“饱和”假象。
第五，就是律师的自我“营销”问题。中国的律师业究竟定位在“法律人”、“商人”、“中介服务者”、“政治参与者”、“自由职业者”、“企业经营者”，目前还莫衷一是。但有一点，中国律师的谋生特征，已经是没有一分国家投入，相反要向国家交很重的税的自谋职业者。撇开所有的政治特征、法律特征不说，律师确实就有一个“营销”问题。因为他要赚钱养活自己，在中国的现阶段，光讲政治、法治、道义责任，而一年做不到十万元的律师，不可能被人视为一个成功的律师。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鄙视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不讲道德的律师，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以金钱上的成败论英雄。对于许多律师，特别是刚踏进律师这个行业的青年律师，不知道如何养成自己、宣传自己、推销自己，确实已经是一个大问题。我一直不大赞成用“律师营销”这个词，可能同我的“律师社会责任”情结有关，但我完全赞成对律师如何拓展自己的业务问题进行系列的研究和辅导。因为这确实是一门学问，不可能无师自通。对于青年律师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Ⅵ 刑法有什么原则和什么原则根据什么原则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有什么证明被告人有

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法庭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依法辩护行为不受干扰。当然，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同样适用，这两个机关也都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
二、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在刑事诉讼中，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利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包括定罪权与量刑权。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但它们对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只会带来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效果，而不是终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是国家对被告人有罪结论的权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开庭审理查明事实，以法律为依据作出有罪的判决，并且将其公开宣告。未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刑事诉讼法有利于被告的基本原则使得被告在法院判决之前是无罪的，也就是说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如果案件中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犯罪行为，法院应判决被告无罪。这使得被告的权利得以保障，同时，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权为自己辩护，法院也应保证被告的辩护权。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Ⅶ 世界上还有雷锋那样得人吗

记当代雷锋式的平民律师赵玉中
有这样一位律师，与大部分律师不同的是，他只为弱者打官司。他比别的律师忙得多，但他并未因此而成为富翁，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就是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赵玉中。1999年组建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以来，七年时间里，赵玉中先后接访万余人次，成功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他用真情和爱心践行着一个法援律师的朴实情怀，帮助了无数的困难群众脱离苦海，用最大的热忱温暖着一颗颗几近冰冷的心。专为穷人免费打官司

今年47岁的赵玉中，1989年转业到巢湖市司法局，面对全新的工作，本就爱学习的他通过自学，三年获得法律本科文凭，接着又一口气考取律师资格。赵玉中回忆，最终让他选择走上法援道路，是源于一位老农的跪求。

1996年8月的一天，一位老农突然闯进赵玉中的办公室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求求你，帮帮我吧！”

赵玉中赶忙将老人扶起，一问才知道，老人的儿子在巢湖一个矿山打工，炸山点炮的时候被炸掉手臂，老板不闻不问，不得已告上法院。眼看就要开庭，但因为付不起律师费，没有一位律师愿意接下案子，老人情急之下跑到了司法局，见人就跪。

这时有人提醒他：“你不是刚刚取得律师资格吗？你不就可以帮他代理案子吗？”赵玉中受到启发，毅然接下了案子。

案子胜了，没高兴几天，赵玉中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可不可以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巢湖成立一个专为穷人免费打官司的法律援助机构呢？”赵玉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局领导，“很苦啊！你行吗？”局领导问。“我行！”赵玉中斩钉截铁地说。

就这样，1999年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了。“赵主任呈辞，法官也落泪”

肥东妇女方志香，2005年与丈夫拿出积蓄又借款30万，买了一辆大货车跑长途。但当年7月，雇来的司机驾驶不当，车子行驶在庐江县境内时一头撞上高速路边的护栏，还在睡梦中的丈夫当场死亡，驾驶员幸免于难。事后经交警核查，司机负有责任，但司机声称没钱不肯赔偿。方志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赵玉中。当时由于情绪激动，方志香的嘴巴虽然一张一合，但就是说不出话来，赵玉中立刻倒了一杯热水递到方志香的手中，安慰她慢慢说。方志香再也控制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赵玉中的脚下，将憋在心中几个月的苦水全倒了出来。听完叙述，赵玉中对她说：“你太可怜了，我帮定了，你放心吧”！

庭审时，虽然法官再三规劝，但驾驶员仍然不肯赔偿。这时，赵玉中站了起来，他对驾驶员说：“方志香是个农村妇女，她还有两个孩子，她的岁数也不小了，她死了丈夫，以后只能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了。你是个男人，还很年轻，出去打工还能挣到钱，方志香是个农村妇女，她出去打工都没人要，你知道吗？丈夫死后她差点也跟着去了，做人要讲点良心！”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方志香悲惨的现状和残酷的未来，当庭法官和庭上的许多人都潸然泪下，而令人意外的是一直顶牛的被告驾驶员也抹起了眼泪，接下来的庭审很顺利，驾驶员终于点头答应给予方志香赔偿。“他是唯一让我惭愧的人”

赵玉中援助的人中有很多都是残疾人，对于残疾人，赵玉中更是倾注更多的关爱和精力为他们维权。曾在巢湖市残联工作的赵娅萍告诉记者：“赵主任，他是唯一让我感到惭愧的人！”

2001年，无为县一位名叫秦政友的残疾人给赵玉中打电话请求援助，他在江苏打工，从楼上摔下致残无人管。赵玉中立刻来到秦政友的家。一进门难闻的腥臭气味扑面而来，满地都是带脓血的卫生纸，失去双腿的秦政友躺在床上，浑身溃烂的褥疮，屋内空气让人窒息。但赵玉中仍然耐心地坐在床前详细地向秦政友询问情况，得知秦政友的妻子已离他而去，丢下一个女儿，只能靠年迈的父母种田来养活，那时的秦政友已经有了死的打算，给赵玉中去电话是最后的一丝希望。

目睹这一切，赵玉中无法平静。由于事发于1997年，当时经调解对方已作了五万多元的一次性赔偿，早已过了上诉时效，翻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赵玉中还是自费到了秦政友打工的无锡马山镇，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马山镇的领导听，感动了当地领导，同意赵玉中提出的有关条件，给了3.2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终于将秦政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获得赔偿之后秦政友想做点小生意，就找到残联的赵娅萍咨询，赵娅萍耐心地帮他进行了咨询，并联系了有关单位，随后让他自己进一步去洽谈，但秦政友却要求赵娅萍帮他谈，赵娅萍觉得残疾人不应当有依赖思想，于是就说：“你自己能说话的，何必让我来传话呢？”“残联不是残疾人的娘家吗？我看你还没有法援中心的赵主任亲切。”一句话，让赵娅萍感到深深的惭愧。“我是注定要愧对家人”

赵玉中的义举让无数的受助群众感激不尽，然而在收获无数感激的同时，对家人的愧疚也一次次涌上他的心头。

赵玉中自从干上法援事业，七年来没有陪妻女去过一次公园、逛过一次街。七年来，同楼的很多社会律师都富裕起来，相继搬离了这栋旧楼，看着妻子和女儿在不到70平米的蜗居中坚守，赵玉中心中就感到一阵阵地酸楚，他曾对妻子承诺：“等我干满三十年，培养出了法援后继者，我就提前退休，当一名社会律师，挣一大笔钱买一个大房子给你！”当去年工龄整整达到三十年时，赵玉中仍然奔波在为当事人维权的路上，“我是注定要食言了。”赵玉中说。2004年元旦刚过，赵玉中当时只有16岁的女儿就病倒了，一查才知道是心脏出了毛病，心里内疚不已的赵玉中赶紧和妻子将女儿送到了南京，将手术的日子定了下来。谁知，就在即将手术的前两天，赵玉中代理的一个案子就要开庭，开庭的日子与孩子手术的时间是同一天，对方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赵玉中的身上，万难之下，赵玉中一狠心与妻子商量要将孩子的手术提前。

提前意味着要拿孩子的生命冒风险，因为医院只能安排医生在做完其他手术后加班为孩子动手术，稍有分心就会危及孩子的性命。

赵玉中决定一搏。

所幸手术非常成功，赵玉中马上与妻女告别，坚强的女儿微笑着与他挥手，但赵玉中刚走出病房，就听见女儿小声的哽咽。没容多想，赵玉中就一边流着泪一边出了医院，直奔法院。把党的温暖传给大家

随着帮助的群众越来越多，赵玉中受到的赞誉也与日俱增，小小的办公室，群众送来的锦旗挂满了四周的墙壁，而被赵玉中谢绝的锦旗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但每当有人向他报以感谢时，他总是微笑地摆摆手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了你，要感谢就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吧！”

赵玉中的义举在感动社会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社会律师主动找到赵玉中，希望能免费为求助者提供法律援助，“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法律援助的意义，已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加入我们的法律援助队伍”，为此，赵玉中甚感欣慰。让赵玉中感到欣慰的不止于此，七年来，赵玉中虽然每天都在为当事人奔波、忙碌，但只要接到曾经的当事人的一通电话或者祝福，他就感觉很满足，“这时候我觉得最幸福，当事人没忘了我，再苦再累我也觉得值，即使有一天我倒在了法援岗位上，我也心甘情愿了！”赵玉中真诚地说。

Ⅷ 无为法律授助司法局地址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是司法局下属的一个部门，是政府机构，是国家拨款设立的，专门为需要律师服务但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弱势群体及其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自己又没有聘请律师的特定人员（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2928

Ⅸ 请求法律援助

你可以申请破产，但绝无为你负担债务的可能。

Ⅹ 求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011年检察工作主要任务

2011年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检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以“三个强化”为总体要求，以深化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保证，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断提高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水平，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保障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要紧紧围绕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改善民生等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完善和落实服务大局的措施，充分发挥打击、监督、教育、预防、保护等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要依法严厉打击走私、偷税骗税、操纵股市、非法集资、非法买卖土地等严重经济犯罪，继续推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国土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相关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二要依法打击侵害农民权益、危害农业发展、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活动，继续加大查办涉农职务犯罪力度，突出查办支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的职务犯罪。

三要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以及严重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犯罪，严肃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特别是生态修复工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背后的职务犯罪。

四要切实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积极参与对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地的重点整治，突出打击新闻出版、文化娱乐、高新技术和农业领域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犯罪。
二、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深化三项重点工作

进一步把三项重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克服个别检察机关、检察人员存在的无关论、等同论、替代论、无为论思想，坚持立足检察职能，继续在各项检察工作中深化、细化、实化措施，注意总结推广带方向性的经验，研究解决带普遍性的问题，着力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科学有效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控告申诉渠道，深入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推行12309举报电话、民生服务热线，积极探索建立综合性受理接待中心、查询服务窗口，完善巡回接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检察长接待日和阅批群众来信等制度。完善公开听证、心理咨询等措施，探索建立涉检信访终结机制，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二要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办理的重大复杂案件、热点敏感案件、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群体性事件所涉案件等，在拟作出是否立案、批捕、起诉、抗诉和撤案等决定的每个环节，认真评估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明确提出意见，科学制定预案，有效防止因执法不当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

三要建立健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品行调查、分案起诉、回访帮教等制度，探索对未成年的初犯、偶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制度，建立对罪行轻微的老年人犯罪依法从宽处理机制，完善、规范轻微犯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和刑事和解机制，提高运用法律政策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水平。

四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民事申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依托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建立不批捕、不起诉说理机制，依法释疑解惑，加强心理疏导，防止和减少涉检信访发生;推动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机制，规范救助范围、标准和程序，协调有关部门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提供资金救助、民政救济、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

五要建立健全涉检舆情汇集、分析和应对机制。完善与新闻宣传部门沟通机制、网上舆情监测研判预警机制、舆论引导应对机制和新闻发布等机制，加强舆情收集研判，规范舆情处置程序，高度重视、及时核查涉检舆情反映的问题，对反映属实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对反映不实的客观平和说明情况，对传播谣言、恶意攻击的及时澄清和有力回击。规范和改进检察工作新闻宣传和案件报道工作，提高检察宣传舆论引导水平。

六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充分发挥打击和预防犯罪等职能作用，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强化刑罚执行监督和社区矫正监督，加强对服刑在教人员特别是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工作。要立足检察职能不断拓宽工作领域，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强化管理的检察建议，协同有关方面共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更加注重群众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一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再教育，引导检察人员摆正与群众的关系，真正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深入查找和剖析检察人员群众观念淡薄的各种表现，坚决纠正解决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敷衍塞责，与群众打交道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冷硬横推、吃拿卡要，耍特权、逞威风，甚至以权谋私、违法办案等突出问题。

二要着力保障民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继续突出打击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刑事犯罪，严肃查办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保障、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依法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

三要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有计划地安排年轻干部和业务骨干到基层一线、信访部门和地方党政部门挂职，加强群众工作的实践锻炼，提高掌握群众心理、使用群众语言、疏导群众情绪、处理群众诉求等能力。检察教育培训也要增加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的内容。

四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专群结合的新途径新机制。建立健全民意收集、研究和转化机制，完善落实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等制度，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作为检察工作决策的重要依据，转化为检察工作整改的重要内容。
四、更加注重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

一要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犯罪案件，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职务犯罪案件，重大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涉及的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在基层政权组织和重点岗位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的犯罪案件，地方换届选举中的破坏选举、买官卖官犯罪案件，以案谋私、贪赃枉法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案件，继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要加强和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全面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报告的意见和高检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和其他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推动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要在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办案质量和效果，更加注重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执法办案与服务大局等关系，正确把握政策策略，注重改进执法方式方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四要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继续推进侦查工作与预防工作的紧密衔接。加强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深入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组织开展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巡展工作，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效应。加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现查询系统全国联网，促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