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法律援助

⑴ 古典政治学什么意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现代社会理想的组织结构是：层级化、非人格化，依法办事，档案程序化管理，人员有固定任期并且按程序选拔和提升……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正是秦汉大黄金时代文吏组织的典型特征。

用现代政治学的标准，我们发现：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国建立起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充分发展了部门监督之外的人与人监督形式——全民监督！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了超越种族边界的庞大文明有机体——血与土地的统一！

看看美国《联邦法典》对中国社会功勋制的蹩脚抄袭吧！（Merit system principle）看看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如何被大企业、银行、政府官员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译作“公司王国”）绑架的吧！看看美国无法跨过边境的民主人权标准吧（驻伊拉克的美军只能在森严的军营中小心翼翼地实践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还远远谈不上民主自由）！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对绵延数千载，长期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华夏文明视而不见吗？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总结为六个字：道生法、法生德；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建立一个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兹分述如下：

1. 道生法、法生德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以下面三本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作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自然主义的。我们的先人认为，是自然秩序衍生了社会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基础。主张顺应天道、自然，以法立德，以德固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平衡发展。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法生德”可以解释为所有法律都是为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清除坏的习俗，使他们能够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原文：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於为善[也]）《商君书·说民第五》所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黄帝四经》的作者认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黄帝四经·君正》：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

在政策层面，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是用法律来支撑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

至秦，有关“法生德”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简。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互相帮助。上面说，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两件。

从唐至清，由于中国法典和中华政治文明的儒家化，“法生德”逐步蜕变为对道德行为的褒奖，法律对道德的支撑力越来越弱——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清谈思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法生德”治国原则的基本记忆。

‘法生德 ’客观上要求采取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商鞅学派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方奉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弱点，指出那样的刑事政策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削弱。《商君书·说民第五》：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也会被削弱。

2. 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发端于春秋，成熟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贵族与庶民的界线，降爵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它使获社会功勋者的后人如果不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很快会失去爵位成了平民。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丰碑，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建立了起来！

不是按照资本和意识形态，而是按照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社会资源成为秦汉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对这种新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功勋制对中国早期行政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国以功授官予爵”； 第二，“庶人之有爵禄”； 第三，“不官无爵”。

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常常是阴差阳错。最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后花瓶样脆弱的中国，自十九世纪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后，西方竟也声称自己实行的是功勋制（Merit system，也译作考绩制），如果我们将文末附录中的西方版功勋制与中国大黄金时代的功勋制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政治文明的弱点。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举制为蓝本，所以它也继承了科举制的缺点，即以知识记诵作为政治录用中业务能力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功勋制的政治录用标准是军功和事功，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实现了业务能力与政治忠诚的统一。西方政治中不是这样，他们将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标准分开，建立了两套系统，一个是政务官系统，仍按照海盗式分赃的原则（Spoils system）组织，成员与政党的进退同步。另一个是事务官系统，它的录用原则是功勋制（Merit system）。这种二元配置违背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因为政治录用寻求的是德（政治忠诚）与才（业务能力）在个体上的统一，而不是整个社会分为一个政治忠诚合格系统和业务能力合格系统。

其次，中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身份界线，将每一个人（除世袭的最高领袖之外）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现代政治学不是这样，在政务官的选择上是以资本作为基础，谁钱多谁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赃。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除了占选民总数的3%和10%会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受到资本作支撑的宣传舆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其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竟有8次最终当选。剩下的两次，一次是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已任8年副总统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取胜。另一次是1976年大选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总统的宝座最后让给了民主党。

最后，尽管西方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绩制的运行建立了许多机构，除了联邦人事管理局，还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和联邦僵局处理小组等等；根据美国《联邦法典》标题5第2301部B节功绩制原则（9），公务员有权力举报违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这些都没有逃出部门监督的范畴，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体制保障政治的廉洁和高效率。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担心，膨胀的文官力量会不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泛滥——那是中国科举制的恶梦。

早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这个异教徒社会也能过上快乐生活大惑不解，没有上帝作为法律契约来源和监督者，有秩序的生活怎能在世上实现？答案是，中国人发展了比西方部门监督更完美的政治工具——全民监督，即人与人之间的监督。

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法律归责中的连带责任，自清末沈家本修法第一次确立责任自负原则后，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创造被当作中华法系落后的象征，数千年来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治亲亲原则通过西化知识分子的手完成了——尽管西化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然而事与愿违，法律引入了，法治却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发现使《秦律》和《汉律》在消失一千多年后重现国人面前，这时我们才知道，秦汉律哪里是什么暴法，连带责任哪里是什么滥杀无辜，秦汉律中充凝聚着高度发达的理性法治精神！

中国的监督体系发端很早。西周全民监督体系至少在庶民中已经建立起来，当是主要是为互助并承担连带责任（相保）。《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说，（大司徒）令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有事]可以互相托付。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有丧葬事互相帮助。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有灾荒]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对乡中的贤者]以宾客之礼相待。

作为研究社会制度史的专家，南宋马端临清楚地意识到秦继承西周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就如同今天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正确”将西方的垃圾都称为现代一样，马端临出于儒家的“政治正确”对西周大加赞赏，却对秦的同一制度大加鞭笞。《文献通考·职役考》认为秦朝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使百姓成为暴戾小人，他说：“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秦人何辜！商鞅变法只是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细化并应用到了行政官员，通过“周官相监”实现了“刑无等级”。

政治社会生活中，秦人应用档案程序化管理，实现了公私个人、行政官员和法官之间的制衡，核心是通过全民监督达到人民自治，君主虚位无为而治。《商君书》的作者详述了档案程序化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律师制度，但“主法令之吏”使打官司的成本几乎降至零，效率显然更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商鞅学派已经完成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化。《商君书》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社会那种部门监督体系并不能保障监督的顺利实施，因为这一制度无法保证实行监督的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以私枉法，那只不过是最低级的监督形态。上面说：“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

儒家亲亲原则、西方责任自负原则将中华法系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屏蔽掉，其灾难性结果不仅是政治社会上的，还有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放款方式，但随着西方银行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农村金融体系近乎崩溃，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将所属县市分支机构撤并调整后剩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很难有效完成农村融资功能，因为农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贷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业的信用瓶颈也很难突破，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近年来，连带责任原则才重新回到农村小额贷款和城镇中小企业融资之中，但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突破西方文明限定的“紧箍咒”，大体还在试点——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除了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连带责任为基础，当百姓需要资金支持时，借贷者的基层官员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基层官员和借贷者要一起去当时的金融机构泉府办理相关手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条：凡赊取钱物的，为祭祀而赊取不超过十天归还，为丧事而赊取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另据《逸周书》，周文王时代中国特色的信贷制度就建立了起来。《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贷官以属”，即借贷官府连属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松银根，也是以基层官员作为担保——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

笔者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但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都放弃。事实上西方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后，除了北京的钱庄被八国联军强盗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长期进行信用贷款的钱庄并没有衰落，相反繁荣了起来，解放后钱庄的关闭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二十一世纪，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极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说是中国人天生缺乏信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论调了。三千年了，我们主要实行信用贷款，明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民族！其背后的制度支撑就是连带责任原则！

3. 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先是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于是他们断定，原因是中国人将自己的宗法体系延伸到了国际事务方面，所以中国人会以兄弟的逻辑对等自己边缘的小国。这一中国式处交逻辑的基础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装暴力。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东西方其他不同还包括，中国以小农为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扩张，难以裂解，而罗马以城市为中心庞大经济体一旦破裂，容易各自为政，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的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黄帝四经·君正》将治理统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论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监督体系的建立：“执政的第一年应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当看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用从土著人那里偷走孩子的办法进行民族同化时，你会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高度文明所惊叹。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一个高度进化了的多细胞生物，那么西方文明仍处于单细胞生命阶段，它依靠不断地分裂来持续生命，这些单细胞本身永远无法融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民族国家似乎是它发展的极限。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阐述，作为一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威廉·弗格森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经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墙，但却无法穿越民族之墙。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并进行资源的掠夺，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成为一种常态。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加固它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围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平等劳动在他们的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西方国家天天将平等博爱叫得响彻云霄，似乎连上帝都会听见！

许多人都知道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残酷而野蛮的种族屠杀，100天之内有50万图西族人被杀，占图西族总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创造”出来的。比利时人到这里殖民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平等劳动、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时人通过测量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来给每个人确定了种族，并发给一张身份标识卡。比利时人还支持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这成为后来种族屠杀的祸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文明”。在中国人自己按苏联教科书的标准在国内划分了不同种族特征的56个民族后，西方人开始宣称中国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违反了“人权”——这里，文明与野蛮的概念已经严重地错位了！

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⑵ 关于法治的名句

1、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
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
3、法不阿贵，绳不绕曲。——韩非子
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
5、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6、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列宁
7、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林肯
8、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西塞罗
9、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
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
11、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12、人无信不立， 国无法不安。
13、普法是国家安康的基石 守法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14、诚信塑造美丽人生 法治铸就平安中国。
15、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
16、好的习惯比好的法律更有价值。
17、任何权力都不得位于法律之上。
18、保护恶就是侵害善。
19、法律不会强迫一个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20、 好人因为爱好美德而憎恨犯罪，坏人因为恐惧刑罚而憎恨犯罪。
21、以身试法者愚 ,以法维权者智。
22、绊人的桩不在高，违法的事不在小。
2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
25、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卢梭
26、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27、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英国作家丁尼生
28、不知事实可以作为借口，但不知法却不能开脱（罪责）。
29、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
时运而变化。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7页
30、有损害即有赔偿。
31、天平的一边放上自由，另一边放上守法，它才能平衡。
32、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英]波洛克
33、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伟的大夏，庇护着我们大家；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
砖石上。高尔斯华绥
34、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35、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36、法，治国安邦之利器。

⑶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法律援助。“（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五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各级逐步建立。http://wenku..com/view/45024fedb8f67c1cfad6b8ea.html

⑷ 古代的酷刑都有哪些这些酷刑都是谁给加上去的求大神帮助

凌迟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车裂 明清小说写到某人惨死时，爱用这样的一句套语：管教他“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李存孝是唐末晋王李克用的义子，原名安敬思，因受李存信谗害被迫反叛，李克用把他擒获，带到太原，“车裂于市”。彭越是汉初开国功臣，刘邦采纳吕后意见，以谋反罪把他车裂处死，并灭其宗族1。一提及车裂之刑，令人谈虎色变，足见这是古代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 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 斩首 斩首是古代执行死刑的手段之一。先秦时的死刑有车裂、斩、杀等名目，但那时的斩不是斩首，而是斩腰。执行时，囚犯的身体伏在“椹质”上，刽子手用巨斧砍断其腰（参见本书《腰斩》）。所以，“斩”字用“车”作部首，是取和车裂同样将人处死的意思，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不用刀。秦以前也有人把割头处死的做法，那叫“杀”。秦以后，逐渐把“斩”引申为广义的杀，杀头的刑罚便叫做斩首。 斩首的地点和执行其他死刑一样，一般都在市朝。从春秋时起大多如此。凡将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斩首，就在朝门外，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将普通死囚斩首，就在街市进行，这即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刑人于市，兴众弃之”的意思。对某一城市来说，行刑的地点有时是固定的，有时是不固定的。清代北京斩人，常在菜市口。有据传说，清代苏州斩人常在五故天亮时，在平时较繁华的街道上执行。市民得知要在这街上杀人，都事先出钱贿赂刽子手，如果谁家不出钱或出钱教少，刽 腰斩 小说、戏曲描写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罪人处死用的是虎头铜铡，施行时罪人被平放于张开的铡口下面，从腰间铡为两段。如包公下陈州铡了四国舅，在开封府铡了驸马陈世美、后来又铡了亲侄儿包勉等等。这些故事当然只是根据传说编撰的，事实无考，但这种铡人的做法却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腰斩。 剥皮 剥皮，这两个字一听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 炮烙 商代末年，纣王的宠妃妲己心性狠毒，脾气乖戾，平时很少发笑。纣王为了讨她的欢心，想了许多办法，但妲己脸上难得有一丝笑容。有一天，纣王看见一只蚂蚁爬到了烧热的铜斗上，细小的蚁足被烙伤，不能继续爬行，只是在那里翻滚、挣扎，觉得很有趣，心想，如果人被火烙，那种痛苦挣扎的狼狈相一定更好看。于是，纣王就让人用铜制成方格，下面煨上炭火，把铜格子烧得通红，让有罪的囚犯赤着双脚在上面行走，囚犯痛得惨叫不已，有的人就从格子上掉下来，落入火中被烧死。妲己看到这种情景，果然高兴得咧嘴大笑。纣王大喜，以后经常用铜格子烙人逗妲己发笑，许多人被烙伤或致死。 剖腹 商代末年的纣王确实称得上暴君之最了，他不仅首创炮烙、烹人等非人的刑罚，而且首开对大臣剖腹取心的先例。当时著名朝臣王子比干见纣王无道，觉得作为臣子应该尽到辅佐君主的责任，就直言进谏，这下子可触怒了纣王，他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就命令武士们擒住比干，剖开肚子，取出心脏察看是否有窍。1《尚书·泰誓》篇说“剖贤人之心”，《庄子·盗跖》篇说“比干剖心”，《庄子·胠箧》篇说“龙逢斩，比干剖”，《荀子·正论》篇说“刳比干”，都是指的这件事。纣王还将孕妇活活剖开肚子，取出胎儿，观看是男是女。这些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抽肠 据说，鹰、雕、鹫等猛禽在啄食兽类时，最先下口的地方是眼睛。它们用尖利的喙把兽的眼睛啄瞎，兽失去视力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反抗。之后，猛禽们就在兽的肛门处下口，三两下就、啄出大肠头，把肠子唏里咕噜拖出来。兽类被抽了肠子，更无力反抗，猛禽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饱食其肉。 射杀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战争时用箭射的方法把人处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的酷刑。 沉河 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6～公元前396）时，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的三老、廷掾勾结女巫，聚敛百姓钱财，假言说是为河伯娶亲，每年挑选民家女沉入漳河。西门豹任邺令以后，识破了女巫们的阴谋，将计就计，把女巫和三老投入河中。这个脍炙人口的“西门豹乔送河伯妇”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战国时已经有把人沉入河中的做法。三老、廷掾和女巫耍弄欺骗手段，借机渔利，竟使无辜少女惨遭毒手。西门豹运用智慧和权力，以毒攻毒，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 缢 今天，人们对绞刑是比较熟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不少革命者被推上了绞架，英勇就义。这种绞刑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它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 《左传·哀公二年》有“若其有罪，绞缢以戮”的话，杜预注解说：“绞，所以缢人物。”即是说，绞的本意指一件东西，当是绳或带等索类物品，可以把人缢死。在这之前，人们早已把自缢作为一种自杀的方式，如晋献公时，太子申生受骊姬迫害，于公元前656年十二月自缢于新城（今曲沃）1。把缢死作为惩治人的刑罚，今世学者一般认为它始于《左传·哀公二年》的那条记载。 鸩毒 古代，用毒药致死人命是谋害人或惩罚人的重要手段，而常用的毒杀手段是鸩毒。 黥面 黥面就是墨刑，周代五刑的第一种。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同劓、宫、刖、杀相比，黥面显然是最轻微的。但是，这种刑罚也要伤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于身体的明显部位，无法掩饰，不仅给人造成肉体的痛苦，同时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因此，本书也把它列为酷刑之一。 截舌 相传在西晋永嘉年间，有一位天竺（今印度）的和尚来到中国，他会表演断舌的把戏。表演之前先张开嘴伸出舌头让客人们看，然后用一把刀割断舌头，鲜血流淌，淋到地上，他把半截舌头放在盘子里，传示众人，大家惊叹不止。过了一会，他把舌头含在口中，梢停片刻又伸舌让人们看，那舌头长得好好的，和原来完全一样。又据说唐文宗开成年间，赵地（今河北）有个和尚颇有名气，朝廷三次下诏召见他，他都不肯赴京，文宗一怒之下命令把这和尚割下舌头，扔到火里烧成灰烬。和尚就制作一个金舌头放在口里，每天像往常一样念经不止。于是，人们都称他为金舌和尚。

⑸ 戴鸿慈的人物贡献

宪政
戴鸿慈对宪政的考察，包括了对各国议院的参观和考察、对地方自治的考察及与各国一些专家交谈。日记中提到各国议院有十一处之多，基本上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对该国议院的考察，当然也正突出戴鸿慈此行的目的和使命，是为“考政大臣”之一。
考察团主要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议院，戴鸿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载：一、议院的结构组成。他了解了各国议院大多分上下议院，美国“上议院议绅由各省选举……每省两人……任期六年……下院议绅由地方选举。” ，上议院以副总统为议长，主要“关于议法者为多”，而下议院则自选议长，主要“关于筹款者为多”。二、议员资格、人数、任职年限、选举办法。各国对译员的选举资格和选举办法都有规定，鸿慈对此也进行了考察。三、议院办事规程等。经过考察，戴鸿慈发现各国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则，但基本原则是维持权力的制衡，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三权分立”，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所谓“欧洲各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 。但戴鸿慈在此只是大致记述了自己考察到的各国议院之制，并说“他书具详，姑述其略以备检”，“他书”即指考察团回国后所上的奏折和由戴鸿慈和端方等主持编写的关于各国议院制度的书，下文将有提及。
经济
经济考察方面内容就更广泛了，在日记中主要有对银行和财政的考察、对各国工业和工厂的考察等。戴鸿慈出洋时正任户部右侍郎，在考察途中才擢为礼部尚书，户部乃朝廷的“钱袋子”以及掌户籍的管理等工作，戴鸿慈非常注意此方面也理所当然，所以当时有些记载说“戴大臣则往会见银行家，专考察财政” 。
鸿慈大致从银行主要设施、办事原理、保密措施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在日本时对横滨的正金银行每一层的结构、设施在日记中都有记载，甚至对员工办事效率的监督办法都有提到。在银行内的第二层，可以凭阑临观员工工作情况，“孰勤孰惰，举无所逃”，他很受启发，认为“凡衙署办事之法，悉当用此为课吏之良法，不特银行而已” ，即是说其他衙署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监督员工，以保证工作效率。戴鸿慈还考察了许多银行，都非常仔细，并时不时的加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以备回国能有所采择。
在美国时戴鸿慈约请某大学经济方面的教授精琦来谈财政大要，并将所得大致归为六个方面，即“一曰先定平色之轻重；二曰各省宜分设各局，以便转换而平价直，且勿用各省名目；三曰按人民消费之程度，而定铸用之多寡；四曰宜先定镑价，以免亏损；五曰宜仿各国定金为本位；六曰宜借款铸金元，以纸币辅之” ，戴鸿慈把这些信息都记下来，都是为回国后的实际发展来作准备的。
工业
至于对工业的考察，无论在哪个国家，戴鸿慈等都参观和考察了很多工厂和公司。在各国工厂中，戴鸿慈主要从一个工厂的以下方面来考察：一、规模及设施；二、工作的流程；三、工人情况以及福利和后勤服务工作等。为了能更好的说明和比较，戴鸿慈还列了详细的表格，如将美国东部的纺织厂、织布公司等进行列表比较；对一些比较大、世界文明的公司更是记述详细，希望能了解国外大公司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以便回国后为本国大工厂的建立提供宝贵的经验。
教育
在普通教育方面，他们在各国参观了一些中小学堂。戴鸿慈认为“德国教育行政，灿乎大备，专门之程度既高，普及之教思尤广，故在欧洲即有学界管领之称。” 所以他对德国的教育比较注意，率团参观了德国许多学校。通过考察，他认识到：“考之东西洋各国之学制……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 可见，普通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素养，戴鸿慈把对普通教育的考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
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考察主要是对美国、德国、英国等的大学的考察，像对普通教育那样，从学生和老师的人数、学校设施及是否有女学等方面来考察。在日记中，戴鸿慈对这些方面的记载都比较详细，可见他的确悉心考察。在专门教育方面，主要是对各国的工艺学堂、手艺学堂、农学院、电学院、化学院、水师学堂以及军校等地方进行参观考察，并以美国和德国为重点，力图能从国外先进之国学习到现代专门教育的发展和管理经验。
从以上看来，戴鸿慈领衔的考察团主要考察内容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刚刚起步，虽然知道“强富始基归诸学术”，而且“比年以来，明诏兴学，天下向风”，但是“办法既多参差，宗旨未能一贯，宏规未定，流弊日滋”， 所以必须对各国的教育普及情况、学校开设情况以及要兴办学校所需的经费、教员数、所教的科目都要有所了解。
司法
戴鸿慈对司法的考察，主要是对国外的裁判所和警察局及监狱等方面的考察。裁判所即现在的法庭。在德国，戴鸿慈参观考察了普鲁士的裁判所，主要从内部设置、操作原理、对罪犯的前科记录的方法等方面来考察。特别是第三个方面，戴鸿慈感到外国的编制和记录“井井有条不紊，洵可法也”，虽然案犯所犯前科已事隔多年，但只要一查这些案卷，“有无积案，一查立辨”，所以鸿慈认为这样做可以效仿，回国后也要学习。但作为当时户部副长官的他马上又意识到，中国的户籍很乱，要建立这种累犯的档案“非先编户口，岁列统计”不能编写，所以他认为“户口不清，万事无从下手，宁独检案一事而已耶？” 因此，整理户籍、建立合理的户籍制度成为首当其冲的事情。
在警察局参观时，他看到国外用指纹法来定案，之后他还参观了注册所，看到这里的户籍非常详细，而且户籍管理政策也比较严密，鸿慈在此又看到了整理户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回国不久，清政府即着手开始对户口的清查。
戴鸿慈等还对美、德、法等国的监狱进行了考察，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监狱所耗费用。每参观一处监狱，鸿慈都会细心的记下所需费用，以备回国参考。二、监狱的设备和环境。戴鸿慈看到，每个监狱都有高墙将狱囚隔离，各个监狱根据规模分成不同数量的监室，且分别男女，并在监狱中央设高台以瞭望，防止狱囚逃跑，而在室中则床、桌及日用所需之物一应俱全，而且“食所亦洁净，有牛羊肉、面包、清水给之”，还有医室，给狱囚以身体检查和疾病的医治；对比当时中国监狱里的狱囚们的生活，他们发出了“监狱非以苦痛犯人也” 的感叹。三、监狱管理方法。对狱囚管理：基本上每个监狱都让狱囚习艺劳动，使其掌握一些技术，以备将来出狱后能用以谋生。探监制度：使狱囚能有机会与亲人见面和短暂的交流。奖惩制度：对于表现比较好的，可以据情况减刑，提早释放，而重犯的则又将其关入监狱，束缚其自由。四、对罪犯教育方法的考察。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戴鸿慈对此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监狱中设有教室，“所授学科为德文、宗教、唱歌、实业及格致等，每日三小时或四小时不等”。五、对女监的考察。“戴端团”在参观美国的监狱时，也往观女监，戴鸿慈觉得“尤精洁，几与客店无异矣。女犯习艺，皆课以针黹缝缀之事云” 。也许他的记叙有点夸张，但当时中国妇女毫无社会地位，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监，与之比起来，西方的监狱里的女监自然要先进得多了。
“戴端团”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还对各国军事的考察，以及关于剧院、博物馆、消防、交通、报馆等的考察、关于对旅游资源的考察和对华侨的考察等各方面。戴鸿慈把考察情况都记到日记中，而且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回来后对这些方面的建设和开发非常有参考价值。 回京后，戴端二大臣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连连受到召见，戴鸿慈联合端方上呈奏折，前后共九封，内容广泛，主要有请求速定国是以安大计、请求设立编制局以改定官制来作为立宪的预备、倡言教育改革、请求重视军政、照各国设立引导人民的善法、均满汉，破除界限，以维护治安、请求编订宪法和皇室典范等，在折中他们异口同声“力言立宪之善” ，尤其是戴鸿慈，当时的报刊登载有“立宪事宜最初提倡者，京官则法部尚书戴鸿慈，外官则桂府林绍年，下诏立宪先从改订官制入手，大抵从二人之言为多” ，可见当时戴鸿慈在京官中为众所周知的倡言立宪者，考察回国后一直为此而努力。
除上折外，他还领衔编纂《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并出版了自己此行的行程日记，即《出使九国日记》。《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共十八章，将他们考察所见当时欧美各国的宪政情况按照清政府的需要基本都列出来了，涵盖面很广。《列国政要》一书分三册，共一百三十三卷，按国家分门别类把各国大致政治情况列出，主要侧重于政治方面。《出使九国日记》系光绪丙午年（1906年）十二月由农工商部工艺局印刷科印出，第一书局发。日记名为“九国”，实际上他们共到了十五个国家，日记文笔生动，除了每天的叙事，还有作者的所感和途中的风土人情的记载，是一部史学、文学、旅游等价值都很高的作品。
戴鸿慈多次受到召见，并与其他大臣讨论立宪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协议，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发布立宪谕，宣布此时“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时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并决定“从官制入手”。戴鸿慈作为“五大臣”之一，以礼部尚书而为厘定官制大臣，亲自参与清末改革之中，新的官制厘定后，他成为首任法部尚书。 清末改革最后从厘定官制入手，决定要采取国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官制改革总司核定的庆王等认为除议院掌立法、内阁各部大臣掌行政外，“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 。议定后，清政府于九月二十日颁布官制改革上谕，其中有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行政；而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司法审判。戴鸿慈由礼部尚书转法部尚书，沈家本任大理院正卿。
清政府既要仿西方实行“司法独立”，法部成为至重之部门，鸿慈任首任长官，一方面可见其受到重用，地位逐渐重要；另一方面则折射出他的魄力和“求新”的改革意识，因为“中国积习，大都不愿为刑官” ，而鸿慈知道自己法律方面知识有所欠缺，但他敢于担此重任，力图领导一个全新的部门给大家新政的形象。而且经过出洋考察的历练，他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和知识水平，只希望竭诚为清政府的新政出力，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首先，戴鸿慈即带领法部清理积案，制定新法规，维护司法独立。法部由刑部改设，一切旧的东西也都继承下来，特别是因为清代实行秋审制度，将一些死刑案件为慎重起见而积压，待秋后再重审，日子久了就积累了大批未清理的案件，现在法部要新政，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清理宿狱。清理这些案件，其一是要先规范审判办法，使不再积压更多的新案。戴鸿慈总领法部上折变通秋审缓决人犯的办法，认为“应缓决一项与其汇核于秋谳之际，徒事纷繁”，不如“详慎于定案之先较省周折” ，为了不再形成新的积压，在改革开始时即要规范制度，改革以前的办事方法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其二是对已经积压的案件进行清理。戴鸿慈等曾上奏“查办缓决二十次以上人犯减免由” ，将这些案犯的具体事由弄清楚，按照新法该减免的予以减免，该处置的提出合理的处理方法，并要求各省也按实情努力清理积案，使改革的法部呈现新气象。
在制订新法规方面，内容涉及比较广泛，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统一章程。司法权不仅要独立，还要统一，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各地方督抚权力逐渐增大，各省很多方面都自定章程，全国不统一；现在戴鸿慈执掌法部，自然希望能统一各省法律之事，所谓“臣部为执法衙门，刑章必归画一”，所以以他为尚书的法部重申已颁布的新章，如停止刑讯、采西方罚金定章等，试图加强由身体肉刑向自由刑转变的意识，以“统一法权，慎重人命起见”。第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赔偿方面。这是比较有现代意义的方面了，清政府以前刑民不分，行政权、司法权相混，现在以戴鸿慈为尚书的法部提出这样的章程，当然是一个进步。戴鸿慈等认为戏杀、误杀、擅杀三项人犯，虽经现在新章改后可以从轻处理，但应该要给予受害者家属适当的赔偿，不然于“情法似未持平”，所以要求赔偿、抚恤死者家属，令各省衙门一体遵照办理。第三，秋审办法。秋审制度使有些案件不能及时处理以致积压，而现在既然预备立宪，“刑法俱历次减轻，若仍于浮文缛节不加裁胜，殊非执简驭繁之道。” 戴鸿慈等为首的法部对此非常重视，特令承政厅及下面的审录、制勘两司专掌，要求现在各案要分清实缓，尽量一次审理清楚；只有确实不能暂时处理的才入秋审，并简化秋审的手续和步骤，所谓“其繁文似不妨从略”，这样“外可以省解勘之劳，内可以节虚糜之费” 。第四，法院编制法、法官的选拔和任用章程等方面。以前所有官员的任职和调度都归吏部管理，现在法部既独立掌司法行政之权，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与普通行政官吏不同” ，属于司法系统，而且需要一定的专门的专业知识，官制改革后，其选拔、任免、调度等权渐从吏部转入法部。法部逐次制定了法官晋级章程、法官惩戒章程、法官补缺轮次表等，以规范其任用和奖惩。
其次，戴鸿慈为首的法部奉旨议覆臣工有关奏折。法部初设，内外臣工言及的自然比较多，法部要逐次进行议覆，对置疑给予解释；对建议或采纳或不接受，并陈述理由。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法部对各臣工的奏折都非常认真的对待：一方面，对于臣工的建议采纳与否给以议覆上奏。另一方面，对于臣工奏折中的置疑极力以新的办法章程来进行解释，以求大家能对法部所办之事明白和理解。
再次，戴鸿慈带领法部改良狱政，建立模范监狱。前在各国考察时戴鸿慈等就对各国的监狱非常留心，他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狱政腐败的现状，在国外即悉心考察，对东西各国监狱的建筑样式、经费、管理等考察颇详，回国后他作为法部尚书，在新政中即请改良狱政，“今日万国监狱之协议，我国长此不变，势必贻人口实。”而且现在进行宪政改革，必须要实行新刑律，而“监狱一端，实与新律有隐相维系之故，狱制一日不改，则新律万不适用，而修订法律为无效” ，所以狱政改革首当其冲，已迫在眉睫。
戴鸿慈注入了大量心血建立模范监狱。其一是对京师模范监狱地址的选择。其二是为京师模范监狱筹款。要建立与东西各国类似的监狱须大量投资，而法部资费不能满足，遂请求清政府下令度支部予以援助。其三是对监狱规模和结构的规划。中国当时的监狱条件很差，“监羁逼窄湫隘，夏则人多秽积，疫疠频仍，冬则严寒裂肤，冻馁交迫，瘐毙相继，冤苦莫伸。” 戴鸿慈等既然要改良狱政，当然要重新规划监狱的内部构造，他上奏对模范监狱的构想，为其勾画蓝图：监狱外有围墙和护河，内大致分为后、中、前三区，并仿外国模式设有瞭望台、教诲室、书信室、看守室、工场、浴场、炊事室、消毒室、书籍室，阅览室，囚人接见所、看守教诲所、病监、病室、幼年监等。其四是督促各省建立模范监狱。狱政的改革不惟京师要改，各省也要跟上改革的步伐，戴鸿慈等考虑到各省财力、狱政原来情况等的不一致，所以将尺度适度放宽，要求各省模范监狱到“宣统三年以前一律告竣”。其五是对监狱官吏的管理。以前监狱官吏腐败，现在戴鸿慈等对此非常慎重，严格选拔官吏，而且在任命时，不分满汉，一体对待，力图去除官僚习气，一展新风和新规。其六，颁布新章处置犯人，重申不准随意刑讯，让其在监狱习艺和折赎做工，力图将对狱囚的身体肉刑逐步转换为与东西方先进国类似的束缚人身自由的自由刑和给其感化教育和习艺的教育刑。
可见，从监狱的选址、规划、筹款到监狱的兴建，戴鸿慈都注入不少心血，而《清史稿》中说:“终日言变法,逮至国本已伤，而收效卒鲜，岂法制之咎欤？然其中有变之稍善而未竟其功者，曰监狱” 。狱政的改革成为当时改革中最有成效的方面，应该说这与戴鸿慈领导的法部分不开。

⑹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法律援助机构

从有关事实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出现于清末。清政府在进行法制改革，引进西方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法律援助制度。《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沈家本主持拟订的中国第一部近代性质的诉讼法草案，沈家本在说明草案内容时写道：
“其中有为各国通例而我国亟应取法者，厥有两端。一，宜设陪审员也……。一，宜用律师也。按律师一名代言人，日本谓之辩护士。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覆问各事宜。各国俱以法律学堂毕业者给予文凭充补是职。若遇重大案件，则由国家拨予律师，贫民或由救助会派律师代伸权利，不取报酬，补助於公私之交，实非浅鲜。” 中国近代第一个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全国性法规，则是光绪33年11月（1907.12）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章程》第86条关于诉讼费有如下规定：“凡诉讼费用除随时征收者外，其余於本案完结宣示判词后，综核其数，限期征收之。但实系无力呈缴者，准其呈请审判厅酌量减免。”
明白无误地规定在司法中对贫穷当事人实行减免诉讼费，这是各国法律援普遍包含的一项内容。在《章程》的制定者看来，减免讼费的规定是在实行诉讼收费的情况下对贫穷当事人实行救济的一种制度。《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是一部在当时就付诸实施的法规，它的出现说明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已开始形成。 在清末法制改革时期，除上述《章程》外，还有3部法律草案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内容。 1.《民事诉讼律草案》。其第2编第7章以“诉讼救助”为名，对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作了系统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①当事人若因支出诉讼费用致自己或其家族窘于生活者可向审判衙门声请诉讼救助，审判衙门可不经言词辩论做出诉讼救助的决定；②诉讼救助的效力包括暂免审判费、承发吏办公费、鉴定人和证人的旅费、居住费、鉴定费，及审判衙门为受救助人指派律师并暂免酬金等；③诉讼救助於上诉亦有效力；④诉讼救助之要件欠缺或已消灭，审判衙门可依利害关系人声请或依职权撤消救助；⑤受救助人有能力缴纳诉讼费用时，审判衙门可因利害关系人的声请命其补缴；⑥因诉讼救助暂免之审判费用可向担负诉讼费用的相对人征收，其余费用可由有关人向担负诉讼费用的相对人请求偿还；⑦外国人以其本国法或有关条约允许中国人在该国享有诉讼救助权利为限，可在中国声请诉讼救助，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权利。
2.《刑事诉讼律草案》其关于法律援助的内容规定在第2编第2章中，共有3条，规定被告案件应科二等有期徒刑以上刑者，无辩护人不得开公判，其未选任辩护人或所选辩护人不出庭者，应由审判长依职权指定辩护人；遇有被告人未满20岁，或被告人系妇女，或被告人系聋哑，或被告人有精神障碍，或其他审判衙门认为应置辩护人而并未选任辩护人或所选辩护人不出庭者，审判衙门可依职权或检察官之请求指定辩护人；辩护人由审判长就审判衙门所在地的律师或学习检察官、学习推事中选任。
3.《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草案》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上述两草案基本相同，只是内容较为简略一些。该草案于宣统2年9月（1911.10）拟成后，送宪政编查馆和法部复核，因清亡，迄未颁行。 可见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之后，清朝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仍在继续，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已陆续进入中国。

⑺ 破产免责制度的中国能否采用

中国是古代文明社会中没有过破产立法的国家之一。1906年在卓越的法律家沈家本的努力下，仿照西方诸国制定了第一部破产法即“商部奏定破产法”。该法采用商人破产主义，并且引进了当时英国的破产免责主义，该法第66条规定：如破产人确有破产理由，则在偿还债务的十分之一时就可给予免责。这与当时日本旧商法第1049条采用的非免责主义相比，可以说在立法上是一个进步。但这个法律受到了当时商部财政处的反对，翌年10月就被废止了。由于该法具有立法科学性，因此在其被废止后，仍然有人在司法实务中援用其规定。中华民国初期，民国政府聘请了日本法学博士松冈义正起草破产法。松冈博士参照当时日本破产法的规定，采用了一般破产主义和非免责主义，1915年完成了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该法在1926年付诸试行，由于在许多点上与中国商人的和解习惯相违背，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没有严格被采纳。 1935年中华民国通过了新的破产法，重新采用了免责主义。根据该法第149条规定，破产人除犯诈欺破产罪而受刑之宣告者，一般在依调协或破产程序还债之后，其不能偿还部分视为消减。该法的免责条件非常宽容，并且在强制和解的情况下也承认免责，被日本法学家认为是世界上少有的立法之例。根据该法草案初稿的说明和有关学者的研究，该法采用免责主义的理由可归纳为：债务人在破产的情况下，已经陷入不幸的地位，因此在终结破产程序之后应将其从债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允许他寻找新的生活机会；不然债权人随时可对其财产实行强制执行，对债务人未免太苛刻，这与我国固有的和平和宽容的习惯也不相符；破产法在破产财产的范围上已采用了膨胀主义，即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已做了相当的考虑，因此对债务人的利益也应加以考虑，不能把债务人逼入绝境。[50]但是，当破产人犯有该法第154条规定的诈欺破产罪而受刑之宣告者，则不能给予免责。但当破产人得到无罪判决或者有罪的判决被上诉法院取消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给予免责。法院作出免责决定后，债权人的请求权即视为消减，但是债权本体仍然存在，破产人在恢复资力后有偿还或不偿还的自由。这个当然的破产免责主义比战后日本采用的免责主义要来得彻底得多。
中国的破产制度只对企业或公司适用，对个人债务者尚无破产之规定。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对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破产法特别是个人破产问题的研究已不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向，必然会从企业的私有化中产生出较高的失败率，实行破产免责主义可以在非常不透明的经济情势下，当开始新的实业、冒必要的经济风险时，鼓励个人或者个人的经济组织坚持理想和信心；实行债务人更生或破产免责制度，也可以给法院提供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援助有生存机会的实业家的柔软性标准；并且，至少在新的市场经济没有完全确立的时期，外国的投资家会来华寻求较大的亲密度，在新的制度下体验商业成功的方法，破产免责乃至更生的规定也许会在兴奋外国投资家的神经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⑻ 为什么都“凌迟处死”了，还要“斩首示众”求大神帮助

凌迟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１９０５年的光绪年间，凌迟刑被废除。 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出血包扎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3357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希望采纳

⑼ 缅怀革命先烈资料

1、刘胡兰烈士

于1932年出生于山西汶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刘胡兰从小就受到革命教育。她最先学会的几个字是“，共产党万岁”。她用心参加抗战工作，还组织了妇女参战队，为党，为人民做了超多工作。

1946年7月盘踞在汶水的阎匪军狗急跳墙，风狂反扑，袭击了云周西乡村。刘胡兰同志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她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她跨过了战友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从容来到轧刀前，振臂高呼，“乡亲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年仅15岁。刘胡兰同志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刘胡兰烈士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同志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她没有死，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黄继光烈士

黄继光烈士1930年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1年20岁的黄继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射口，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道路，黄继光同志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3、刘伯承

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齐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将一齐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

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