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律师

㈠ 打架斗殴罪，怎么处理！

人数多，另外涉及赔偿问题复杂，最好委托律师参与处理

㈡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其他

2011年9月23日上午9时，庆祝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建院30周年大会在校音乐厅隆重举行。黑龙江大学校党委书记杨震、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法学研究》杂志社主编张广兴、《中国法学》杂志社副主编李仕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中华、杨春雷、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张文志 、黑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徐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盛美军、哈尔滨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秘书长杨涛、绥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杜吉国、哈尔滨市司法局局长张丽欣、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吴蕴欣、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步延胜、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刚、哈尔滨市司法局副局长邵晓春、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宫立新、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大海、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反贪局局长刘坤、哈尔滨市法学会副会长、副秘书长熊滨、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剑秋、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崔珣、黑龙江省法学研究所所长王元庆、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于世忠、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大利、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建华、苏州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胡亚球、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民、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蔡道通、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马洪、东北林业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耀先、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学平、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秦亚东、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院长王福友、大庆师范学院法律系主任丁启明、孟繁旭律师事务所主任孟繁旭、远东集团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文义、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尚立娜、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系主任沃云、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张恩学，以及法学院的全体师生、校友代表和社会各界嘉宾600余人出席庆祝大会。会议由法学院党委书记贺轶文教授主持。
法学院院长于逸生教授作重要讲话。他回顾了法学院所走过的三十年风雨历程，评价了法学院在黑龙江省以及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了法学院三十年艰苦奋斗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并对建院之初的各位老前辈、法学院全体师生、学生家长、广大校友、全国各地的兄弟法律院系、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尤其是司法实践部门和律师实务领域对法学院的发展壮大所给予的关注、支持、信任和帮助表达了感激之情。他高瞻远瞩，冷静大气，在建院三十年的重要时刻，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对法学院的存在价值和历史定位作出正确评估，对现实作出了严苛审视，对未来进行了深长思索，总结了法学院再创辉煌尚需解决的问题，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法学院的未来进行了规划，展现了一位法学教育家的厚重学养和豪迈气魄，体现了人民教师的道义与坚守，使此次盛典成为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盛会，赋予了此次盛典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退休教师代表吴方正教授对在校生、校友和后辈给予了谆谆教诲。他回顾了建院之初的艰苦岁月和苦中作乐并耐人寻味的生活，他高度评价了法学院这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后学之士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好身体保健，保持良好心态。
教师代表董玉庭教授谈到2000年来法学院工作后的深刻体会，他非常珍惜和热爱法学院这个集体，对学生寄予深切期望，他代表法学院全体教师表达了今后将继续坚持、努力、奋斗、传承的决心。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代表广大校友作了题为“感恩的心”的发言，他用平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和感激之情，通过对点滴生活、学习过往的回忆刻画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活场景。他的发言将在座校友的思绪都带回了大学时代，很多人眼里都闪着泪光。他们留恋那时老师的关爱、同窗的情谊和课上课下的青春时光。他们决心继续努力工作，以更多更好的业绩回馈母校。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建华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大利教授、哈尔滨市检察院宫立新副检察长分别代表兄弟法律院系和司法实务部门致辞，他们借法学院30华诞之际向法学院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表达了真挚的祝贺，并对法学院30年发展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希望进一步加强联系和交流合作，共同为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法治发展做贡献。
最后，黑龙江大学校党委书记杨震教授作重要讲话，他代表黑龙江大学全体党政领导向法学院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表达了衷心的祝贺，并向参加庆祝活动的嘉宾、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回顾了黑龙江大学70年的发展历程，对法学院为学校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认可，对法学院30年发展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希望法学院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过去、继往开来，继续秉承大学法学院的使命与责任，致力于推进法治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力所能及的推动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进程。
还有部分校友即兴自由发言，他们真情实感，感怀大学生活和青春时光，表达了对母校深切而朴素的热爱，对恩师的感念与崇敬，对同学友谊的珍视与回味。 黑龙江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于2009年9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成立。已有12位博士后进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涉及民商法学、宪法行政法学、刑法学、法学理论等专业领域；博士后研究人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北方法学》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法律出版社等国家重要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5部。
黑龙江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在法学院，法学院现有法学、治安学二个本科专业，民商法学、行政法学、法学理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经济法学、获刑法学、法律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年设立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获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法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66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6人；教师中有博士36人，在读博士11人。教师中有中国法学会各专业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8人，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其中杨震、马长山、王妍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孙光妍、王歌雅为省级精品课主讲教师，杨震、于逸生、马长山、董玉庭、董惠江、钱福臣、孙光妍、王歌雅等教授在全国法学界有重要影响。
法学专业教师重视科学研究。2006年以来，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家级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8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期刊转载或论点摘编20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18篇。教师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81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教育部项目10项，司法部项目6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3项，厅级项目21项，教师获校级以上科研奖励45项，其中省社科一等奖4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1项,黑龙江省高校文化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7项,二等奖27项,三等奖9项。
合作导师：杨震、于逸生、董玉庭、王歌雅、马长山、董惠江、钱福臣
在站博士后情况：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毕业后在我校任教的教师，亦有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院校教师。

㈢ 名人成长故事，最好300字左右

林肯的行吗？可能会有点多。
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候，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类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伐木、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
他十几岁时当过村了里杂货店的店员。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这几分钱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
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㈣ 只有一篇名人的成长故事300字以上，急！

1、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志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刘坤说:”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2、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候，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类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伐木、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
他十几岁时当过村了里杂货店的店员。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这几分钱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
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一个中国一个外国，意味深远，发人深思，希望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也希望你天天向上，happy every day！！！采纳我吧！！！day day up 加油！！！⌒ ⌒
≈

㈤ 靖江法院查封职业高利贷刘坤房子车子，而法院拒不执行还设套，到处上诉无果怎么办太黑了，我61岁老妇

既然查封了，那么可以拍卖等。设套有些含糊不清。多催一下。

㈥ 员工借大额款项不还企业可以解除吗

员工因履行工作职责向公司借款是很常见的一种行为，但偶尔会发生员工借款后不履行工作职责且擅自离职不偿还的情形，此时，公司应如何追索借款？是以劳动争议提起仲裁，还是按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基本案情
北京A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拟开设一家分店，选派员工郭某担任该分店的门店经理并筹备分店开业事宜。2016年8月1日，郭某按照A公司的借款流程，向A公司申请借支5万元，在其内部签报单上填写的借支用途为营销费用，并填写了《借款单》，由区域经理、会计主管人员等人审批通过后，A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郭某支付了5万元借款。郭某担任门店经理不到一个月，因其他事情与公司发生纠纷后擅自离职且未归还借款，A公司多次与郭某协商要求返还借款未果，欲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但不知道该案是以劳动争议提起劳动仲裁，还是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
法律解析
弄清楚郭某向A公司借款的法律性质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即郭某向公司借款是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还是上下级这种不平等主体之间内部的劳动关系。我们把前者发生的借款称为民间借贷，后者发生的借贷称为借支。
一、民间借贷与借支的区别
民间借贷是指借款人不通过金融机构，在公民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进行的一种借贷活动，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借支是指公司内部因履职行为发生的借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应由公司内部的财务制度来处理，基于公司与员工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产生。
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1. 民间借贷是借款人为自己个人利益，借的款项用于个人目的的民事行为，而借支是为履行工作职责而为的行为，其用途为工作用途。
2. 民间借贷适用的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借款的规定，借支则适用的劳动法及公司内部财务制度规范。
3. 在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收回的是一定数额的款项，而借支关系中的公司收回的是发票等报销凭证。
4. 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与借款人达成借贷合意，借款人就能获得借款，而借支的借款人一般遵守公司内部的财务签批流程才能拿到款项。
二、本案郭某借款的法律性质
根据上述民间借贷与借支的区别可知，郭某借款属于借支行为，理由为：
1. 郭某借款用途为分店营销费用，并非个人利益用款。
2. 郭某借款时按照公司内部财务制度进行借款申请，并经过借款签报流程获得借款。
3. 郭某借款如果用于营销，则可以提供开展营销活动支出的发票等通过公司报销流程核销借支款项。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该答复指出：
刘坤受单位委派，从单位预支15000元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是职务行为，其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刘坤在受托事项完成后，因未及时报销冲账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
笔者认为，本案纠纷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郭某与A公司的地位属于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属于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特殊要求，A公司应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三、企业实操提示
为降低员工借支后离职不还的风险，我们建议企业在其制定的借款及报销管理制度中对借款使用报销时间设置合理的期限，如果员工超过规定的期限不来报销，则公司可以从其每月应发工资中扣除不超过月工资20%的款项作为借款还款。
作者简介：孟晓娟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民商法专业硕士,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员，一直专注于劳动法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在审查和起草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员工手册、代理劳动争议、裁员等方面拥有经验。

㈦ 怎么评估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评估资料搜集目录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许可证、国有企业产权登记证等；
2．企业简况、企业成立背景、法定代表人简介及经营团队主要成员简介、组织机构图、股权结构图；
3．企业章程、涉及企业产权关系的法律文件；
4．企业资产重组方案、企业购并、合资、合作协议书（意向书）等可能涉及企业产权（股权）关系变动的法律文件；
5．企业提供的经济担保、债务抵押等涉及重大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6．企业年度、半年度工作总结；
7．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政府部门文件；
8．企业近五年（含评估基准日）财务年度报表以及财务年度分析报告，生产经营产品统计资料；
9．企业现有的生产设施及供销网络概况，各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情况简介；
10．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商标证书、专利证书及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等；
11．企业未来五年发展规划；
12．企业未来五年收益预测（C表）以及预测说明；
13．企业历年无形资产投入统计资料（包括广告、参展等费用）；主要客户名单、主要竟争对手名单；
14．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包括经营优势及主要风险）；
15．新闻媒体，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的相关报道和评价等信息资料；
16．企业荣誉证书、法定代表人荣誉证书；
17．企业形象宣传、策划等相关资料；
18．企业现有技术研发情况简介及技术创新计划；
19所有长期投资的章程，被投资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准日及前三年的会计报表；
20．其它企业认为应提供的资料；
21．企业承诺书；.
22、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清查材料；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对目标企业价值的合理评估是在企业并购和外来投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适当的评估方法是企业价值准确评估的前提。本文将聚焦企业价值评估的核心方法，分别从方法的基本原理、适用范围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给予分析和总结。
一、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体系
企业价值评估是一项综合性的资产、权益评估，是对特定目的下企业整体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或部分权益价值进行分析、估算的过程。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评估方法主要分为收益法、成本法和市场法三大类。
收益法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至某特定日期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原理中的贴现理论，即一项资产的价值是利用它所能获取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其折现率反映了投资该项资产并获得收益的风险的回报率。收益法的主要方法包括贴现现金流量法（DCF）、内部收益率法（IRR）、CAPM模型和EVA估价法等。

成本法是在目标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从而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一个理性人对某项资产的支付价格将不会高于重置或者购买相同用途替代品的价格。主要方法为重置成本（成本加和）法。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可参考企业或者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对比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其应用前提是假设在一个完全市场上相似的资产一定会有相似的价格。市场法中常用的方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并购案例比较法和市盈率法。

图1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体系
收益法和成本法着眼于企业自身发展状况。不同的是收益法关注企业的盈利潜力，考虑未来收入的时间价值，是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的方法，因此对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并具有稳定持久收益的企业较适合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则是切实考虑企业现有资产负债，是对企业目前价值的真实评估，所以在涉及一个仅进行投资或仅拥有不动产的控股企业，以及所评估的企业的评估前提为非持续经营时，适宜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区别于收益法和成本法，将评估重点从企业本身转移至行业，完成了评估方法由内及外的转变。市场法较之其他两种方法更为简便和易于理解。其本质在于寻求合适标杆进行横向比较，在目标企业属于发展潜力型同时未来收益又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市场法的应用优势凸显。
二、企业价值评估核心方法
1、注重货币时间价值的贴现现金流量法（DCF）
企业资产创造的现金流量也称自由现金流，它们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以资产为基础的营业活动或投资活动创造的。但是未来时期的现金流是具有时间价值的，在考虑远期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候，需要将其潜在的时间价值剔除，因此要采用适当的贴现率进行折现。

图2 DCF法现金流量示意图如图2所示，如果以t0为项目的起始日期，则该项目的贴现现金流量为 。
因此，DCF方法的关键在于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的确定。所以该方法的应用前提是企业的持续经营和未来现金流的可预测性。DCF法的局限性在于只能估算已经公开的投资机会和现有业务未来的增长所能产生的现金流的价值，没有考虑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各种投资机会，而这种投资机会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企业的价值。
2、假定收益为零的内部收益率法（IRR）
内部收益率就是使企业投资净现值为零的那个贴现率。它具有DCF法的一部分特征，实务中最为经常被用来代替DCF法。它的基本原理是试图找出一个数值概括出企业投资的特性。内部收益率本身不受资本市场利息率的影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现金流量，反映了企业内部所固有的特性。
但是内部收益率法只能告诉投资者被评估企业值不值得投资，却并不知道值得多少钱投资。而且内部收益率法在面对投资型企业和融资型企业时其判定法则正好相反：对于投资型企业，当内部收益率大于贴现率时，企业适合投资；当内部收益率小于贴现率时，企业不值得投资；融资型企业则不然。
一般而言，对于企业的投资或者并购，投资方不仅想知道目标企业值不值得投资，更希望了解目标企业的整体价值。而内部收益率法对于后者却无法满足，因此，该方法更多的应用于单个项目投资。
3、完全市场下风险资产价值评估的CAPM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对风险资产(如股票)进行估价。但股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进股票后获得收益的风险程度。其性质类似于风险投资，二者都是将未来收益按照风险报酬率进行折现。因此CAPM模型在对股票估价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决定风险投资项目的贴现率。
在一般经济均衡的框架下，假定所有投资者都以收益和风险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来决策，可以推导出CAPM模型的具体形式：
，
看似复杂的公式背后其实蕴藏的是很简单的道理。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取决于无风险收益率、市场组合收益率还有相关系数的大小。其中无风险收益率讲的是投资于最安全资产比如存款或者购买国债时的收益率；市场组合收益率是市场上所有证券品种加权后的平均收益率，代表的是市场的平均收益水平；相关系数表示的是投资者所购买的资产跟市场整体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大小。所以，该方法的本质在于研究单项资产跟市场整体之间的相关性。
CAPM模型的推导和应用是有严格的前提的，对市场和投资者等都有苛刻的规定。在中国证券市场有待继续完善的前提下，CAPM模型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其核心思想却值得借鉴和推广。
4、加入资本机会成本的EVA评估法
EVA（Economic Value Added）是近年来在国外比较流行的用于评价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和管理绩效的重要指标，将EVA的核心思想引入价值评估领域，可以用于评估企业价值。
在基于EVA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中，企业价值等于投资资本加上未来年份EVA的现值，即：企业价值 = 投资资本 + 预期EVA的现值。
根据斯腾?斯特的解释，EVA是指企业资本收益与资本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即：
EVA=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总成本=投资资本×（投资资本回报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EVA评估法不仅考虑到企业的资本盈利能力，同时深入洞察企业资本应用的机会成本。通过将机会成本纳入该体系而考察企业管理者从优选择项目的能力。但是，对企业机会成本的把握成为该方法的重点和难点。
5、符合“1+1=2”规律的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将被评估企业视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在对各项资产清查核实的基础上，逐一对各项可确指资产进行评估，并确认企业是否存在商誉或经济性损耗，将各单项可确认资产评估值加总后再加上企业的商誉或减去经济性损耗，就可以得到企业价值的评估值。即：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单项可确指资产评估值+商誉（或-经济性损耗）。
重置成本法最基本的原理类似于等式“1+1=2”，认为企业价值就是各个单项资产的简单加总。因此该方法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往往是“1+1〉2”，企业的整体价值是要大于单项资产评估值的加总的。
6、注重行业标杆的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
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通过对比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和地位的标杆对象，获取其财务和经营数据进行分析，乘以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从而得出评估对象价值。
但是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个跟被评估企业具有相同风险和相同结构的标杆对象，因此，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一般都会按照多重维度对企业价值表现的不同方面进行拆分，并根据每一部分与整体价值的相关性强弱确定权重。即被评估企业价值=（a×被评估企业维度1/标杆企业维度1+b×被评估企业维度2/标杆企业维度2+…）×标杆企业价值。
7、上市公司市值评估的市盈率乘数法
市盈率乘数法是专门针对上市公司价值评估的。被评估企业股票价格=同类型公司平均市盈率×被评估企业股票每股收益。
运用市盈率乘数法评估企业价值，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还要有行业部门齐全且足够数量的上市公司。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距离完全市场还有一定距离，同时国内上市公司在股权设置和结构等方面又有较大差异，现阶段来讲，市盈率乘数法仅作为企业价值评估的辅助体系，暂时不适合作为独立方法对企业进行整体价值评估。但是在国外市场上，该方法的应用较为成熟。

㈧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

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

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

二

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

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

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

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

[参考文献]

[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

[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

[4]劝学篇•变法[M].

[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

[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

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

[7]清实录•光绪朝[M].

[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

[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

[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

[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

[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

[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

[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

[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㈨ 赵万一的学术成就

1.《民法学教程》（教材。参编）1987年9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
2.《企业破产法论》（专著。与顾培东、张卫平合著）1988年10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3.《诉讼法大辞典》（工具书。合著）1989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破产法教程》（法学统编教材。参编）199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5.《中国民法学》（教材。参编）1990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主编）1991年5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适度分离研究》（国家教委课题。专著。合著）1991年6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8.《证券法的理论与实务》（独著。专著）1991年6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为23.2万字。
9.《中国房产法的理论与实务》（主编。专著）1992年5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10.《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专著。合著。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规划课题）1992年11月重庆出版社出版。
11.《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专著。合著）1993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
12.《商法原理》（教材。合著）1993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13. 《香港法要论》（主编。专著）1994年12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14.《证券交易法教程》（法学统编教材。参编）1995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15.《破产法教程》（法学统编教材。参编）1995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16.《中国竞争保护法律制度研究》（独著。专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20.8万字。
17.《证券法学》（副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18．《竞争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系列。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参编并统稿。）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9.《民法原理》（司法部成人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副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20.《中国民法学教程》（教材。参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21.《法学大辞典》（国家“七五”“八五”出版规划项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担任辞书副主编、民商法学分卷主编，撰写约30万字。
22.《商法学》（主编。司法部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23.《证券法学》（主编。司法部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24.《商法学》（副主编。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25．《精编法学辞典》（编委）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26．《证券法学》（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成人教育系列教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27．《商法学》（主编。全国重点政法院校系列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28．《竞争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参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29．《商法学》（主编。教育部全国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审定教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30．《商法基本问题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字数34万字。
31．《商法学》（主编。司法部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32．《商法学学习指导》（合著。教育部全国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审定教材辅导资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33．《中国民法学》（教材、参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34．《商法》（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必修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35．《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国法律制度》（专著。合著）重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36．《民法的伦理分析》（专著、独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29万3千字。该书为西南政法大学建校50周年而推出的“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之一种。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
37．《商法学》（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该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种。
38．《商法案例》（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案例教学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39. 《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专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撰写两章5.2万字。
40．《公司法：国际经验与理论架构》（论文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41．《商法》（合著，教材）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学用书。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2．《淡薄明志——我的成长历程》载于《山之魂海之韵——山东大学校友创业风采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43．《商法课程随堂测试》（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44．《证券法学》（主编）现代法学教材，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45．《独立设置的政法院校综合改革问题研究与实践》（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46.《商法学》（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核心课程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 1.《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与金平等合写）《法学研究》1985年第1期。
2.《论所有权的权能》《法学季刊》1985年第2期。
3．《英国普通法上的留置权》《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期。
4.《重庆市股份公司的现状与趋势》《经济体制改革探索》1986年第1期。
5.《试论社会集资的法律调整》《中国法制报》1986年2月3日。
6.《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家庭职能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6年第6期。
7.《建立适合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观》《法学季刊》1986年第4期。
8.《民法与社会进步》《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9.《区分收益权与受益权没有必要》《政治与法律》1986年第5期。
10. 《论委托经营权》（全文约20000字。载于佟柔教授主编的《论国家所有权》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
11.《我国民法中应确立物权制度》《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2.《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探索》1987年第2期。
13.《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3期。
14.《试论技术引进的法律调整》《当代经济》1989年第2期。
15.《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初探》《河北法学》1987年第5期。
16.《法律手段在经济运行综合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与法律》1987年第6期。
17.《浅析破产法实施的文化—心理环境》《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
18.《对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全文约2万字）《四川法学》1989年第3期。
19.《无价证券透视》《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9年第6期。
20．《<证券法>：让股市有法可依》《西南经济日报》1998年12月29日第1版。
21．《聚焦市场经济中热点法律问题》《重庆商报》1999年6月13日第2版。
22．《“法”缘解人生--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家赵万一教授访谈》《中外交流》1999年第6期。
23．《法制之路任重道远》《广西日报。法制周刊》2000年9月20第5版。
24．《设立中公司的法律责任应如何承担》《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6日。
25．《经济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约18500字。(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12期作为首篇文章全文转载。)
26．《中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基本问题研究》（合著）《中国商法年刊》（第二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27．《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合著）《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约18770字。(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9期全文转载。)
28.《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约17000字。
29．《论民法的伦理性价值》《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约14000字。
30．《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约20000字。
31．《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32．《公司治理与投资者利益保护》载王保树主编《21世纪商法论坛—投资者利益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约29000字。
33．《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完善问题研究》（合著）《现代法学》2003年民商法学专刊。
34．《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日本广岛修道大学《修道法学》第26卷第2号。2004年2月27日发行。约27600字。
35．《对独立董事制度功能的重新思考》（合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59-166页）。17000字。
36．《论公司经营权及其行使》《西南法律评论》2004年卷第一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1-18页）。约2万字。
37．《公司资本制度研究——从商法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解读、评判和重构》（合著）《中国商法年刊》（第3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38．《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分析》《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39．《财产权制度存在的基础》（刘坤 赵万一）《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第133-141页。约22500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5 年第2期（第58—67页）全文转载。
40．《商主体法律制度研究》（赵万一 叶艳）《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5年第3期（第74-80页）全文转载。
41．《论有限公司出资转让的条件》《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
42．《关于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3．《论公司收购中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4．《中国大陆公司法完善问题的理论思考》（台湾）《全国律师》2004年11月号（第32-47页）。约12000字。
45. 《股东表决权的限制与排除》《法制日报》2005年3月3日第9版<理论专刊.法学前沿>。1600字。
46．《公司取得自由股份制度法律问题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113-118）。约1100字。
47．《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28-33页） 约11100字。
48．《医疗伦理范式的现实选择》）《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19-22页）约6000字。
49．《美国法的排挤式公司合并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44-50页）约1300字。
50．《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其法律规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7-23页）。约1100字。
51．《借款担保中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应如何承担》《法制日报》理论版《法律人专刊》2005年10月19日第9版。
52．《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的有效保护》《法制日报》“法学前沿．实务”2005年12月8日第10版。约3000字。
5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辩证思考》《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5年第7期，第21卷。第502—503页。
54．《“转制”的关键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当代党员》2005年第11期。第48页。
55．《论公司的司法解散》《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23—28页。
56．《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合著）《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8—112页。
57.《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角度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17—127页。约2万字。
58．《有限公司股权继承法律问题研究》（合著）《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51-58页。约11500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2006年第六期第37—43页全文转载。）
59．《论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年第3期第41—45页。约6800字。
60．《民法与现代文明》《法制日报》2006。4。13（11）之文化随笔。约2000字。
61．《反垄断法中的合并控制法律问题研究》（合著）《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84—189页。
62．《冷静而理性地看待物权法中的争议》《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三期第21-26页。
63．《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构建的反思》（合著）《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83—90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6年第8期第32—39页全文转载。）
64．《证券市场的“新老划断”—专家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法制日报》2006年5月22日第3版。
65．《我国民事主体结构的重构》（合著）《法学家》2006年第2期第86-92页。
66．《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游劝荣主编《反垄断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71-79页。
67《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合著）。载于高晋康 谈李荣主编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法制建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8——134页。
68.《对完善我国短线交易归入制度的法律思考》（合著）《法学论坛》2006年第5期，第67—72页。
69．《公司经理权的界定及其在我国的法律完善》（合著）《商业经济与管理》（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科核心CASS、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6年第9期第68—73页。
70．《法律为什么会受到非议》《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第12-16页。
71．《未成年人不宜作为公司股东》《法制日报》（周末）“公司法务”2006年12月31日第10版。
72．《论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特殊地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99—106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7年第4期第21-28页全部文转载）。
73．《公司捐赠法律问题研究》（合著）《公司法评论》2006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74．《从烟花爆竹的禁改限谈法律对民俗的尊重》《法制日报》2007。2。27（第三版）2100字。
75．《物权法是对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法制日报》2007。3。21（3）
76．《法科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知识》《法制日报》2007。4。1（13）
77．《公司捐赠法律问题研究》（合著）《公安法治研究——贵州警官职业学院》2007年第1期第23-29页。
78．《从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角度解读国家征收征用制度》（合著）《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全国百强社科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2期第10-23页。 （已完成课题）
1.《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规划项目；
2.《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适度分离问题研究》国家教委“七五“规划课题；
3．《中国竞争保护立法问题研究》（已独立完成）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
（正在进行的课题）
1．独立设置的政法院校综合改革问题研究（国家教育部规划课题）；
2．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责任问题研究（课题主持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2BFX010；项目类别：一般项目）。2002年立项。

㈩ 如何避开“无理由退房”陷阱

“无理由退房”，真退还是噱头？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房企自春节起近一个月的线下销售基本停滞。于是，房企纷纷启动线上营销模式，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楼市的“无理由退房”，也成为众多房企加码线上营销的“撒手锏”。
“无理由退房”看上去无比美好，但购房者买到手的房子真的能“无理由”退货吗？“无理由退房”只是退定金还是可以退已付房款？在实际买房过程中，购房者真的可以做到“无理由退房”吗？
“真退”还是“噱头”
春节后兴起的这一波“无理由退房”举措，其实也是房企在疫情之下的无奈之举。
疫情冲击下，楼市销售几乎降至冰点。克而瑞监测的27个重点城市2月整体成交仅240万平方米，同比下滑77%，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武汉、宁波等城市2月楼市甚至为零成交。
从企业层面来看，2月份大多数房企的销售额同比出现大幅下滑。如首创置业合约销售金额同比约下降89%，新城控股合同销售金额同比减少56.55%，碧桂园权益合同销售金额同比减少49.97%，保利发展签约金额同比下降39.94%，融创中国合同销售金额同比下降33.17%。
而疫情之下，对现金流要求极高的房地产企业，为了卖房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除了火速推出线上售楼和直播卖房，“无理由退房”举措也极为吸睛。
如阳光城明确自2月6日起至3月31日止，在草签并支付规定首付比例之后，对指定房源可以享受无理由退房；新城控股规定2月1日至28日在“小新e房”线上认购，60天内可无条件退房。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年后复工以来，融创中国、美的置业、禹州地产、时代中国、花样年、大悦城、碧桂园等房企纷纷推出了类似的“无理由退房”措施，期限从30天到180天不等。
那么，房企推出的“无理由退房”是真退还是噱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些房企推出“无理由退房”举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其中还有着众多套路。
“退房”只限退定金
“我给您发一下我们楼盘的资料吧，现在都是在线看房，您要是觉得合适就交1000块钱定下来，我们现在是无理由退房。”这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在手机上收到的郑州某楼盘销售人员推送的信息。
不过，当记者询问什么是“无理由退房”时，这位销售人员表示：“就是把您的1000块钱（定金）退给您。”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楼盘项目都承诺“无理由退房”，但表示仅仅是“退定金”。至于签订合同之后，则直接表示“无法退房”。
“您需要缴纳5万元的认筹金，在规定的时间内交齐房款就可以了，您选择退房的话我们可以把认筹金全额退还。” 北京朗廷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签订了购房合同，交了房款之后就不能退了。”
北京喜悦学府项目的置业顾问告诉记者，目前该楼盘定金需要30万元，该定金能够以“无理由退房”的名义退还。不过他同时透露：“我们现在能0元锁定房源，只要您提交相应的客户资料。”
也就是说，该楼盘甚至省掉了别家几千元的订房金。该置业顾问透漏，目前每天选择0元订房的客户有10人左右。
在回答能够退还购房款时，他选择了回避：“如果你觉得咱们项目符合要求，您再交房款。如果您不满意，那您也没必要折腾。”
北京的多位中介人员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购买新房几乎都是只能退定金，一旦签了合同则无法退还。”
3位“退房”者的遭遇
事实上，“无理由退房”并非新鲜事物，早在1995年SOHO现代城便首先提出了“无理由退房”。到了2001年，潘石屹的无理由退房政策变为“年息10%的无理由退房”，也就是说，这其中包含了退款的时间成本。
上述朗廷湾的销售人员也告诉记者，定金可以退。“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如果购房者签订了购房合同后希望退房怎么办？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相比退定金而言，这是一个漫长且劳神的过程。
“我的购房首付款在开发商那里已经有将近9个月了，到底什么时候能完成退款，我也不清楚。” 去年在北京石景山买房的谢凯对记者说。
2019年6月，谢凯支付了房屋首付款，但是因为网签的原因，一直到当年12月才拿到银行贷款。不过因为其他原因，谢凯决定退房，该楼盘开发商也答应退款。不过从今年1月才开始申请走退款流程。
目前，谢凯的购房首付款仍然杳无音信。“我已经准备起诉开发商了。”
而刘坤则是交了25万元的认购金之后便后悔了，但他并未签订购房合同。去年刘坤缴纳完认购金后，他所购楼盘的开发商便开始大规模打折。“我认购的房子一下子亏了6万元左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这可是我们家半年的收入呀。”
当刘坤向开发商提出退房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再缴纳25万元后才能将之前的认购金退回。
而王洋在退房时，则遭遇了被扣违约金的经历。购房之前，开发商给王洋的承诺是可以退全款，但他真正申请退房后。“我被告知需要走3~6个月的流程。”
两个月后，王洋接到了开发商“扣除12万元违约金”的要求。发商的解释是，因为他的贷款银行没有通过，导致没有及时缴纳剩余款项。“之前开发商明明承诺的是，如果贷款被拒可以退全款的。”
“无理由退房”陷阱咋避免
那么在购房过程中，购房者如何避免掉入“无理由退房”的陷阱？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张奇律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无理由退房’作为房地产企业向购房者发出购房要约时附加的一项条件，属于购房合同的一部分，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一般会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张奇表示，“无理由退房”往往是附加一定条件的，而房地产企业在宣传时仅仅强调可以“无理由退房”，但是却不向消费者示明“无理由退房”的条件。因此，往往陷入“购房者‘无理由退房’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又以购房者存在其他违约行为而拒绝购房者‘无理由退房’”的矛盾中。
因此，张奇建议，购房者在缴纳认购金、签订‘无理由退房’协议时，应全面了解退房的要求及其所附加的条件。”
“此外，购房者所缴纳的认购金，在‘无理由退房’协议上多表述为‘定金’。按照法律规定，在协议对‘定金’无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如果因购房者原因最终交易未达成的，购房者无权要求退还定金。所以，消费者在缴纳认购金时，一定要明确认购金的性质。”张奇补充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谢凯、刘坤、王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