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钱瑛

1. 你最喜欢《红岩》中的哪一个人物形象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一9二一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一]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一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二]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一9四0年三月一吧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9四陆年吧月一吧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一9四漆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一9四吧年漆月二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 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一9四吧年漆月二二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一9二一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一9三9年到一9四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一90吧年出生，一9三二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一9三三年一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一9三四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一9四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一9四漆年吧月一吧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一9四吧年一月二三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一95吧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一99二年5月一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吧四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一9三四年入党，一9三漆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一9三吧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一9四吧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一9四吧年吧月二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一9四9年一一月二漆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一9三吧年一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一9四二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一9三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一9四吧年漆月四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一9四吧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一9四吧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一9四吧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一9四吧年四月一日下午三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一9四漆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一9四吧年四月四日，许建业被捕。 一9四吧年四月陆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一9一吧年生，四川新都人，一9三吧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四月吧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一9一0年生，四川酉阳人，一9三陆年参加国民党，一9三吧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一9四漆年一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中国措施。约定在一漆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一二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一9四9年四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一9二四年生，四川云阳人，一9三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一9四9年一一月二漆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一9吧三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一9三9年吧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一9三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2. 蒲华辅的后续

1949年7月下旬，转移香港、北上解放区后，又随解放军南下到武汉的中 共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干部，在钱瑛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工作总结会议。
有马识途、王宇光、洪德铭、彭塞、赵文锦、杨文祥、王放参加的川康特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钱瑛对川康地区党的工作评价是：1947年一度有盲动的苗头，但很快得到了克服，以后的工作比较正常；对于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导致一批同志被捕和特委被迫撤离的严重问题，完全是由于蒲华辅不听招呼造成的，领导（钱瑛）曾命令他隐蔽到仁寿乡下去，并以不服从就撤消他的职务来督促他，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地赖在成都不走，以致被捕；蒲华辅被捕后叛变，是他本人经不起考验，是个人品质问题。与会的同志一致同意钱瑛的意见。
马识途老人在1981年6月中 共成都市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谈到关于川康特委被破坏的问题时指出：“川康特委遭受破坏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失败……在川康特委被破坏前，上级党组织——上海分局曾经及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到香港去，蒲华辅到上海去，钱瑛同志都敲了警钟的，都谈到了要注意敌人可能进行疯狂地镇压。对钱瑛同志这个指示，我回来后是传达了的……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注意在组织上重新搞一套，重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还照老一套干。当时我从香港回来，钱大姐最后送我时，还要我回去告诉老郑（蒲华辅），叫他马上离开成都，我回来后传达了钱大姐的话，要他离开。他却不走，没有什么大的理由，只说他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当时我们已经研究过叫他马上撤退到仁寿，特委会议由我们来筹备。因为敌人不认识我们。他还是不走。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到上海路过重庆时，曾经跟刘国定见了面，找刘帮他买飞机票……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蒲华辅被捕不仅是在地下党活动上那么麻痹，而且思想还有些腐化，养尊处优，不大管工作，害怕危险。”
后来，马识途老人又说：“蒲华辅的腐化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他贪图享受和怕死。他的家与国民党政府科长的家合住在一个公馆里，我当时觉得不妥，就劝他另选住处，他却借口住公馆主要是为了做国民党科长的统战工作，不愿搬出这处舒适的公馆。他平时怕艰苦，工作不深入，重庆出事后，我们让他转移到乡下，他还是怕艰苦留恋小家庭的舒适不愿意走。还有我和王琴舫转移到他家油印地下刊物，他大发雷霆地训斥我们，那种贪生怕死的情绪表现的特别明显。蒲华辅腐化问题的这些表现，与他被捕后叛变的行为是有内在联系的。”
王宇光老人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召开什么特委扩大会，地下工作一般都是个别传达上级指示和研究布置工作，蒲华辅作为特委书记坚持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两位老人的话说明：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不良品质和错误行为，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蒲华辅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典型。

3. 红岩中，主要人物及特点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
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4. 钱瑛的生平

1923年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
1927年7月起任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干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干事。
1928年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兼交通。
1929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及列宁学校学习。
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洪湖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建立一支红军游击队。任中共湘鄂西分局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总工会常委、秘书长。后任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9月，红三军主力撤离洪湖区，她化装突围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参加和领导了群众斗争。
1933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交涉下获释出狱，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其间：1938年1月至5月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6月起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武汉沦陷后，
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区党委书记，3月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川西、川康特委代表。
1941年1月至1942年春任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2年4月起任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兼管地下党工作。
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其间：任临时党支部复审委员会书记。
1945年冬起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
1947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为中央局）委员。、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委员、常委（1951年11月起）、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部长，中南妇联主任。1952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至1954年9月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3年至 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第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会议批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955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任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65 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26日在北京病逝。
1978年3月得到平反昭雪。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5. 红岩书中人物特点是什么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红岩》有鲜明的特点。

一、江姐是政治上成熟的共产党员。她稳重精细安详深沉坚强，处处表现出纯洁的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如她第一次出现在成岗家里，九表现出地下工作者机敏干练的特有风度。在去川北的路上，她看到挂在城头的丈夫的头颅，顿时热泪盈眶，禁不住要痛苦出声。

但她以想到当时的处境和新的战斗任务很快就控制了悲痛的感情，更英勇的投入了新的战斗。作者细腻的写出了作为妻子的江姐所具有的丰富感情，写出了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

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二、许云峰是一个工人出身，长期从事地下党工运领导工作，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形象。在沙坪书店一出场就显示出她高度的革命警惕2性和处理意外情况的果断，镇静。

在监狱中与狡猾的特务投头子徐鹏飞面对面的斗争中，他沉着冷静，巧妙地把敌人引入错误的判断，保护了同志和组织。这显示出他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机智。

最后，他以顽强的意志在潮湿阴森的地窖里用手指挖通了石壁，把越狱的通道留给了同志们。自己则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风格。

(5)上海律师钱瑛扩展阅读：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该书讲述了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前，敌人却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的故事。

1961年12月，正式出版，此书重印113次，再版2次，册数则超过了一千万。作为红色经典作品，轰动一时。作者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此长篇小说《红岩》，后改编为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

创作背景：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

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

“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6. 红岩的原型探究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前区长李修凯，李 将 冉 扭送魁星楼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12月27日，红岩烈士牺牲一个月后，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冉 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
第一个背叛革命的任达哉和出卖江姐的涂孝文，以及出卖了自己妻子的蒲华辅也没有好下场。任达哉是在1949年“11·27”大惨案中，被特务杀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小说中成岗）一道被特务杀死的十人中，有三个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对涂孝文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
《红岩》中出卖刘思扬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骆安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解放后，骆 混进南开中学当了政治教员，195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3年改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区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
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因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个“甫志高小集团”，如果按小说《红岩》所说，仅有一个叛徒甫志高的话，川东地下党组织不可能受到这样空前的破坏。如果叛徒不是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基层的普通党员干部，损失也会相应减少。狱中的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他们既震惊、又愤恨和无比悲痛。
革命者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自己没有看到。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饮弹身亡。他们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有多少话要向党说出来。在狱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开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11·27”惨案越狱之后，罗广斌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把那些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份二万多字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含着泪水，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八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体现，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
革命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时期，一些党员会不会在金钱面前，在美人面前，在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在这方面做了党的叛徒，他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之流叛党所带来的损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样做了，他将多少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带进了监狱？原襄樊市委书记这样做了，他不是也将七十四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带进了牢房吗？
这一点值得执政党深思！值得每一位党员深思！

7. 红岩中的人物性格，角色之类的概述

江姐
江竹筠（1920-1949）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0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后经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1947 年，与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万县组织下川武装起义。1948年1月，彭咏梧不幸牺牲，她谢绝了党组织的照顾，坚持到“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 6月14日，因挺进报事件被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后与李青林、李承林、石文钧、唐篡陶、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陈继贤、雷震一起转押渣滓洞看守所。徐远举和张界多次对她进行拷问，使用竹筷子夹手指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陈丹墀、何雪松、蔡梦慰等组织了对江姐的慰问活动，为了鼓舞狱中战友斗志，提出“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与李青林、李其芬、曾紫霞等凭着对林清风《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记忆，组织女牢难友学习，讨论，并积极进行狱中策反工作，参加狱中追悼会和春节联欢会。 1949年11月14日与李青林、杨虞裳等三十人牺牲于电台岚垭。
江姐（1978）故事梗概
1948年春，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我地下党员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离别山城，奔赴川北革命根据地。在途中，她突然听到丈夫——华莹山纵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消息，抑制住内心的悲痛，毅然直上华莹山，见到了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通缉江姐。江姐在群众的掩护下，和同志们一道又一次拦住敌人的军车，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里，面对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威逼利诱，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江姐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的罪行，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在逃跑前，策划屠杀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阴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我军胜利进军，江姐在集中营组织和领导越狱斗争。在这生死的紧急关头，敌人要提前杀害江姐。为了不暴露越狱计划，保护同志们，江姐毅然走向刑场。山城解放了，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上空飘扬，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本书写的是《红岩》中江姐的生活原型——江竹筠的故事。讲述了江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讲述了她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积极开拓，被捕后坚贞不屈、顽强地与敌斗争，直到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8. 红岩小说的人物资料

江姐------ 江竹筠

彭松涛 ------彭咏梧

老石同志------ 王璞

成岗 -------陈然

齐晓轩 ------许晓轩

李青竹 ------李青林

蓝胡子 ------蓝蒂裕

老大哥 ------唐虚谷

丁长发 -----丁地平

胡浩 --------宣灏

陈松林-------- 陈柏林

龙光华-------- 龙光章

黄以声---------- 黄显声

小萝卜头宋振中 ------宋振中

许云峰-------- 罗世文、许建业、许晓轩、韦德福

刘思扬-------- 刘国志

华子良------- 韩子栋

双枪老太婆------ 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

余新江 -------余祖胜

甫志高 -------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涂孝文等

徐鹏飞 -----徐远举

附：<<红岩>>作者述“经过考虑为了不影响烈士的声誉，在小说中的人物都用红岩中的化名，真人事迹会在作品相关中陆续发表。不过不是小说中的烈士也可能出现在我的这本小说中。本人绝对不会丑化烈士形象，本小说注重塑造人物心理，注重对人性的讨论，以及社会对人影响的体现。要知道特务和叛徒并不是一味的坏，主角就是要在他们微妙的心理战争中周旋。”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3271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