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张思之悲剧

1. 擅长刑事案件的律师

张思之，一个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的律师，却在法律界被尊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年已83岁的张思之谈到案件时精神矍烁，张思之曾为“四人帮”集团做辩护律师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2年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改革开放后，重返律师界。长期以来，担任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从潘家园移居崇文新世界，83岁的张思之独来独往已两年有余。赋闲之余，张思之偶尔地接见些朋友，多数时间看看书写写文章。

如果说中国律师界还有一位元老级人物的话，那么说是张思之应该无人有疑问了。张思之最令人瞩目的辩护经历大概要算1980年11月12日，他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件中的辩护律师。但江青对张的态度和能力颇有微词，而且拒不接受“叶、邓派来的律师”。因此，张思之转而出任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李作鹏的辩护人。

张思之由此名声大噪，而他为异端辩护的职业律师生涯也就此拉开了序幕。面对多位被告人的诚挚委托，他从未表示过拒绝，一度被称作此类案件“专业户”。

尽管张思之在律师界很有声望，但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唯一一件一审胜诉后还被检察院抗诉，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以致“屡战屡败”成了张思之律师执业生涯的一道标签，贯穿他律师生涯的主线。虽然“屡战屡败”，但张思之说，“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这是他说过的最狂妄的一句话。

2. 律师界领军人物有谁

张思之，来1927年11月生于郑州，1957年成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1979年“右派”问题
“改正”，旋即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组长。1988年，创办并主编《律师》杂志。张思之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后辞职成为专职律师。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香港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评讼。2010年获《时代周报》时代人物，《中国律师》杂志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获《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国年度魅力人物”。

3. 律师张思之 有哪些著名的辩护词

张思之律师语录：

1、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2、律师的工作说到底，可以通过一项实务，点点滴滴地促人接近善、达到真，推人向前，引人向上：使人越来越成其为人，这也正是美与美学的力量之所在。

3、律师实务是一项研究细节的科学。研究细节就会发现问题，就是提出问题。对律师来说，前者是实践中的重要手段，后者是一项无可替代的任务。

4、律师进行交际的目的，是为了实践，为了参与一个和谐秩序的建立，即为了创造。

5、律师的语言文字，都应达到忘我的境界。忘我非无我，是心在跳动，思想在长空中飞翔。

6、律师的“敢”得以本身的硬为其条件。首先要以“艺品”高为前提，否则就是蛮干。智慧总应先于、高于勇敢。

7、真正的律师，似清澈见底的潺潺清流，如通体透明的光泽水晶：是真正的人，表里如一，道德崇高，事事处处体现着人格的完善与优美。要搞好律师事业，不能轻艺品，艺品高超；更应重人品，心要纯正。

8、辩词是个人创造的精神产品。产生好的辩词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用你的大脑进行独立的思维，一边写出你自己的话，准确地反应客观事实。

9、辩词，应以“事”为骨，以“理”为肉，以“情”为筋，以语言为“血液”流贯其中。

10、无懈可击的辩词，最关重要的是，要在立论上既站得住，又驳不倒。能被驳倒的显然也就不会站得住。

11、律师在诉讼中的发问，目的是帮助法庭查核事实，发现真实，为实现辩护或辩论职能创造有利的条件。律师在非诉讼中的发问，目的在于通过寻真、排疑、求同获取最大的信息量，明确问题的焦点，以利于解决问题。

12、律师提问的重点，不在于“问什么”，而在于“怎么问”。一要选角度，二要择时机——忌操之过急。务必防止因问的笨而失去主动。

13、律师之“答”，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回答询问；二是答复质疑。基本要求有三：准确、适度（得当、得体）、有回旋余地。要达到这些要求，除了积累经验与知识，1、要靠思维严密；2、要反应敏捷；3、应锻炼反应能力。

14、谈判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艰苦的求“同”过程。律师谈判起自分析客观情况，归于实现客观要求。而收集信息、客观分析、综合比较、善于判断这四点则贯穿律师谈判从起步到落脚的全过程。

15、律师满足于“我做了”，忽略了“我在想”，不能通过思考从而在实务中提高悟性，归根结底，只能成为事务家，是庸才。

16、律师为了有效地维护人的权利履行职责，须有多方面的职业才能。就其主要的而论，一要善于透过五光十色足以惑人的现象，弄清其间或其中包含的法律关系，揭示待解决问题的实质；二要能纯熟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

17、在当代中国，律师登高或有风险，但我的感受是：我们最大风险是起自平地的“自毁”与“自误”。

18、创造之于律师，要靠大脑的思考，心灵的感受，不是依赖拼体力。研究问题，拾人牙慧，抄来袭去，就是用古老陈旧的办法消耗体力。

4. 张思之的人物履历

十八中学是东北内迁学校，1946年，学校回迁东北。张思之随校迁徙，但他的目标是北京，他向往这座历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来上学。但到西安时，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强留，进入一所教会中学，上了一年高中。教会学校管理严格，要开除一名违背了“晚上十点后不能看书”的校规的同学，张思之带领同学罢课，抗议成功，学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学期开学前，学校劝张思之“转学”。但他又转了入一所教会学校，他的“案底”被传到新学校，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正要毕业统考，学校不打算给张思之文凭。于是，张思之毅然离开学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
1947年，在颠沛流离中上完中学的张思之，要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了。他志向远大，并且“学习不好，考试还行”，当时名气不小的朝阳学院把他录取了，他还不高兴，他想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无奈父亲听到消息，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 好不容易有个能安身读书的地方，他决定好好读书。凭着父亲做医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够的钱，供他买了很多书。1948年，满怀正义感的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称为“就这样上了船”。
学校的革命环境险恶，卧底学生甚至是带枪的。而张思之在学校又搞海报又出壁报，十分活跃。1948年12月2日，这个日子张思之一辈子都能随口说出来。那天晚上，他觉得似乎不妙，就去问他的“上线”（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说今晚可能要闹事啊。上线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小心一点就是了。
事实上，这时，特务已经总动员，要抓一批人。张思之不放心，告诉他情况很危险，就走出门来，正看到自己的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他立即从二楼跳下，跑去通报他的下线。路上，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一位同学要张思之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他在外面接应。张思之寻找出校门的机会，看到几个特务才吃完饭的样子，聚在校门，他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滚，滚出了校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张思之就这样“滚出了朝阳学院”，脱离了危险。
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夜躲藏，张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准备离开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走了，傅作义就要投降了，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共产党接管了。张思之回来了。既是朝阳学院的，顺理成章地就进了法院系统。 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
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两个反党小集团”——你说我反党，我说你反党。
1953年，反高、饶集团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法院开了一个月会，“两个反党集团”坐在一起“加强团结”。一个月会期，张思之“死不开腔”。到了最后一天，领导说，你一句话没有讲，恐怕要讲点。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整整五个小时。当场就有人“敲边鼓”，说他“讲得太好了”，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现在看起来，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而当时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长”。
1954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先学习各种文件，再放在自己单位学。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另两人把他揭发了，他“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月后，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放了出来。其实，张思之“不仅认不得胡风，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胡风的书很难看的”。
放出来的张思之，还想问“整了我这么长时间，总要讲清楚嘛”。他哪里知道，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接下来就是审查“特务张思之”。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而且是“特务连”。“特务”审了一年。结论是，“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
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我当然不干了！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还要‘经查’，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长在会上说，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问题立即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而上传。于是他成了右派，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个级次。张思之不属于很重，第四类：降职降级，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
从1957年到1972年，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
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他对学生满怀热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 7年后，即1979年，张思之52岁，有关部门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属错划。
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划为右派之初，他甚至觉得“划得对”：毛泽东同志还有错啊，肯定是我错了嘛。到平反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他认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二十多年来，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他玩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经常住办公室。”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
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在此之前，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迎来，他被卷挟而去。
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昔日的“女皇”声称“不要叶、邓派来的人”，她不习惯跟人平等说话，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后来不欢而散。
接着，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政治局委员）辩护。
作为“两案”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张思之需要“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这一开始他心里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诉他，“事实已经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张思之说他当时就想，既然这样，“那你还要我们干什么嘛”！司法部还规定，律师做什么，要给审判小组汇报，要经审判小组同意。
张思之说，对这个要求，他不仅“心里不安逸”，而且“我们硬是没有执行”。最终，他们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 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
“两案”里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即便今天回头来看，以当时的条件，“两案”的辩护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两案”之后，张思之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
但是，给他带来更大名声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这些案子的影响之广，以致提起它们时不需要再添加注释。
同时，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积极为公共利益发表意见。他成为了一名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
作为办理过全球瞩目的“两案”的辩护律师，张思之比谁都知道办理这些“必输的官司”的难度。“那是肯定打不赢的，打赢了不是翻天了？”他认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律师的天职。屡败屡战的结果，是使他赢得了在这类官司中“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特大名声。
一连串非他莫属的著名辩护，把张思之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到了耄耋之年。

5. 一生都未胜诉，可法律界却尊张思之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这是为什么

他不是一生都未胜诉，而是几乎没有打赢过官司，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接手的案子本身就是必输的。

张思之，一个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的律师，却在法律界被尊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他总是为“异端”辩护。从1980年为“两案”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再到后来的郑恩宠案、黎元江案等，对于这些明知不可为的辩护，他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最大努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走下辩护席，这些年来，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在一些关涉国家及民族进步的重大事件面前，他毫无惧色地挺身而出；对诸如聂树斌案、吴英案、李庄案等一些影响深远的案件更是大胆发表意见，先后做出了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表态，成为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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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思之的荣誉

2008年，张思之获得了该年度的佩特拉ㆍ凯利奖。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11月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佩特拉ㆍ凯利是德国绿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德国知名的女性政治家。1992年佩特拉ㆍ凯利去世。为了对她表示纪念，德国海因里希ㆍ伯尔基金会从1998年开始以她的名字设立奖项，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为捍卫普世人权、非暴力解决冲突以及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人物。 张思之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表示，这不是发给他“个人的奖项，而是颁发给了全体中国律师”。2008年12月2日晚，张思之先生在德国出席了颁奖仪式并发表了获奖感言，伯尔基金会的这次颁奖，使得这位中国第一代法律专业人士的优秀代表首次走入国际视野。德国司法部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致辞。
张思之先生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7. 为什么称他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

指张思之律师。

张思之（1927年11月－），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8. 张中的以法律的名义

当江青获知自己有权委托律师辩护时,马上表示要请著名律师史良。当时,史良已经80高龄,不可能出庭辩护,所以江青的这个要求无法满足。当法庭审判人员向她言明这个情况后,她也接受了为她指派的辩护团成员张思之律师。张思之律师吃足江青“苦头”,会见时,一会儿说张律师声音不响,一会儿又说张律师声音太轻,百般刁难,无理取闹,弄得张思之律师左右为难,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法庭又为江青换了一个律师,换上的是傅志人律师。江青仍是无理取闹,她要求傅律师代替她在法庭上讲话和回答问题,还说.“我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傅律师无法接受江青的无理要求,最后也拂袖而去。律师团成员都拒绝为江青辩护,后来开庭时,江青没有律师为她辩护。
张春桥、黄永胜、邱会作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接受法庭指派的辩护人。最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五人接受了律师辩护。所以,由18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最终只有10人出庭辩护。韩学章、张中为姚文元辩护;甘雨霖、傅志人为陈伯达辩护;马克昌、周亨元为吴法宪辩护;张思之、苏惠渔为李作鹏辩护;王舜华、周奎正为江腾蛟辩护。
张中回忆说,他与韩学章律师曾先后两次会见姚文元,核对了解一些事实。由于秦城监狱在郊外,路途较远,他们早上6时起床,9时赶到那里。上午谈两个小时,下午也谈两个小时。当姚文元得知张中和韩学章都是上海人时,非常惊奇。他基本上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认错不认罪。张中说,姚文元在监狱的日子过得不错,吃得胖胖的,满脸油光光的,那一副丑态怎么也掩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