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法律援助发展的现状

❶ 当前基层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问题：
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程度还不是很高，还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因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没有从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务水平不高。由于受司法工作人员少，业务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经费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不足。

几点建议:
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广泛深入宣传法律援助制度，积极拓宽宣传渠道，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实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镇乡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关设备，方便困难群众就地申请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点。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加强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基层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根据特定困难群体的特定需求，组织开展对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专项服务活动，总结经验，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效果。
强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资金保障机制，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❷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新形势下，应着眼于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能，在加强规范化建设上下功夫，按照“硬件要硬、软件不软”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制度措施，强化运行机制，实现规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队伍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效果。主要是要加强自学和实践锻炼。综合素质的形成还要靠本人平时不断地积累和培养，因此，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自学，除了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业务知识外，还要学习了解与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关的各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要结合工作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为一名新时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强调政府的责任非常重要。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质使然，也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参与这项施惠于弱势群体的新兴事业，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筹措资金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将更加有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服务职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对于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是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实保障；它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顺利实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

❸ 论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建立已经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施中出现了在宣传、经费、援助案件结构、配合协调机制、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过去的十几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轻”现象严重，影响着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规定明确，指定辩护制度渠道通畅。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会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响应。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且刑事被告有国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程序和纪律要求为保证。而民事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难，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就难以有有效途径主动向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这种严重的“刑重民轻”现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置简单，人才缺乏。因为经费和重视程度等种种原因，县市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很多没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绝大多数是采用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形式配备，这些人员很多不具备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而且类型多样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而且，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集中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分布很少。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难。
（三）经费紧张而且没有保障机制。当前的法律援助经费十分紧张，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更为严重。个别县市甚至将法律援助机构设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完全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条例》虽然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的为数不多，更不用说按实际需求拨付和随经济发展递增了。法律援助机构很多都是年年申请打报告，然后是结果未知的等待。实际工作中要么拖欠法律援助办案补贴，要么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机关和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缺乏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实际中仅限于出庭辩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一重要的阶段被人为省略了。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没有与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的意识和机制，法律也无具体规定。很多关键证据的取得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医疗卫生、鉴定等部门的支持，这些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相关费用高昂，同样缺乏与法律援助相对应的制度。
(五)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传工作和受众脱节，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政府以及财政等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对于其社会作用、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和条件、社会需求规模、经费开支和人员配置以及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基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导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机关一家支撑。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明确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数量，缓解刑事援助案件严重挤占民事援助经费的现象。各地应尽快明确《法律援助条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的标准”等授权规定事项，明示并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条件和程序。应当逐步建立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员的执业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完成援助任务。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机构应会同人民法院、鉴定机构、仲裁机构等部门，制定出全部认可和统一的法律援助审批文书。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也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给予法律援助机构支持和帮助，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协调机制，从而真正畅通整个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顿落实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建立律师业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间和各地域之间的人才共享机制。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经费拨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责任机制应监督落实。在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无法满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协调，利用和律师业之间的人才共享，缓解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人才瓶颈。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任人才充实到法律援助机构中，逐步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状况。再者，法律援助机构应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员共享机制，建立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律师库或法律援助人才库并使之联网，区域内的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在未完成当年援助任务的律师或法律援助人员中选派人员进行援助，以实现区域内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与行业奉献、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应争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对每个案件办案补助标准与实际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证律师等援助人员工作的无偿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号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一定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
（四）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弱势群体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结合当前以人为本和倡导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宣传，让他们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重大支持，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要深入基层。最后，宣传还要有意识地为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助打下基础。
法律援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让法律公正更广泛地得到体现，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❹ 法律援助

没事，但你应作到以下几点：

1：向交警申述理由，索取肇事及一切有关手专续；

2：民事经济赔偿案件[医疗属]其诉讼时效期为 一 年；

3：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由予以起诉；在追究肇事者刑事

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民事经济赔偿责任。[因对方经交警认

定是负全责]对方的行为已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4：因伤员医疗费用紧张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❺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的问题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别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援助案件范围扩大后，须援助案件数急剧上升。以工伤和劳动合同纠纷为例，2010年罗庄区仲裁委办理293件，今年办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凡是农民工的都属于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列入区财政办案补贴经费较少，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还无力顾及。
（二）是法律援助队伍人员编制不足、专职律师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的，人员由司法所人员兼任。目前我区各基层司法所占编人员仅1个，既要负责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这无疑增加其工作负担，影响工作效率。其次，专职律师缺乏，目前罗庄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岗的只有一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由于经费的制约，该区诉讼案件办案补贴发放办法是2006年制定的，诉讼案件每件补贴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诉调解案件补贴办法，每件补贴50元，有时连律师支出的交通费都难以冲抵，导致律师办案热情低。有些承办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准备不认真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有的法律援助承办单位将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轻律师和实习律师办理，缺乏资深律师必要的指导，办案质量不高。
（四）是经济困难证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虽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公民如何证明自己达到经济困难标准，现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实践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乡镇或者街道政府盖章确认的经济困难证明。申请人到乡镇街道出具证明较为困难，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况，也不愿出具。2、对于申请人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是否属实，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财力几乎无法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五)是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衔接机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不完善。1、在《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做出了救助应援助，援助应救助的规定，但相互之间的衔接缺乏具体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与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做出了规定，但目前与公安、检察尚无明确有效的配合机制。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众宣传，还要向领导干部宣传，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事业，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提高办案质量方面。应建立资深律师优先办案制度，根据律师专业优势，建立资深律师名录，根据案件分类，优先指派相关专业的资深律师承办。因县区律师人数较少，专业面较窄，对有些专业案件指派律师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建立最低经费保障标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时，应当根据当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标准。2、积极开辟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谁接受捐助却没有明确。可参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县（区）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依法募集社会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通过慈善基金会接受社会捐助，并明确政法系统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用于法律援助事业。
（四）建立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只是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应在全省或全市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我们的做法是让村居、乡镇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参与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并由司法所代为向申请人单位或村居核实。这样不但了解情况，也方便申请人。
探索建立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免审查经济困难制度。应与民政部门联系，建立困难群众资料库，将城镇低保、农村低保等群众纳入，凡是困难群众资料库中的，申请法律援助均免审查经济状况。这样方便群众，无需申请人再到村居、乡镇街道开经济困难证明。
（五）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的衔接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联合出台具体规定，就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转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样式和负责部门作出具体规定。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我们的做法是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直接与申请人签订协议，安排律师代理诉讼。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应由政法委牵头尽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们与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辩护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❻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❼ 近两年法律援助的背景是什么

近日，司法部发布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行业标准——《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规范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律师在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应注意哪些要求？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释。

记者：规范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立足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服务的满意度，对法律援助案件各环节严格规范，努力为受援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但从整体上看，法律援助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尚在起步阶段，仅浙江、上海、山东编制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地方标准，缺乏适用全国的行业性服务标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机制亟待完善。为此，司法部开展广泛调研，出台了这个行业标准。

记者：规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规范适用于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以及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对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进行的监督管理工作。

记者：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应注意哪些要求？

答：一是充分会见。承办律师应及时会见受援人，且确保每个诉讼阶段至少会见受援人一次。二是有效辩护。承办律师应当参加庭审，发表辩护意见并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三是及时报告。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遇有可能导致终止法律援助的情形时，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承办律师遇到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时，应向律师事务所报告，提请集体讨论研究辩护意见，并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承办情况。四是遵规守纪。承办律师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钱物或者利用承办案件的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应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监督。

记者：规范对律师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提出服务标准，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关注哪些规定？

答：一是全面了解情况。应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耐心听取其陈述或者辩解，通过调查，全面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为辩护提供依据。二是落实普法责任。对于检察机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或酌定不起诉的案件，承办律师应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家属解释清楚该项决定的法律意义，并告知其应遵守的法律义务及其责任。三是保障基本人权。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语言表达方式明显不适合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智力发育程度或心理状态，或者存在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等情形的，承办律师应及时提请审判长予以制止。四是保护个人隐私。承办律师发现相关办案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违法披露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公开或者传播案卷材料，应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并要求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