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监察委聘任法律顾问

1.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可以做为本公司的监事吗

可以啊，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同意，可以选择非公司的人员担任公司的独立监事。

2. 被监察委调查可以聘请律师吗

法律分析：可以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律师介入请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案件到了检察院后,可以由律师去复印卷宗材料,为当事人辩护,争取从轻处罚或者缓刑，执业律师一般不会承接监察委侦查期间的会见业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3. 监察官以后需要法律职业资格吗

这个问题可以参照《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从该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公证员执业和初次担任法律类仲裁员，以及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之规定来看，初任监察官不在规定之列，故不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4. 周云的人物简介

周云，男，中共党员，1964年出生于云南曲靖。1981年9月至1991年4月，先后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学习、在公安教研室和劳改管理系任教、攻读刑法学硕士；1991年5月到云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工作，历任法规科科长、法制处副处长兼直属公安局副局长以及云南省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副主任；自2004年5月至今，历任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院长助理、校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周云律师现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员，昆明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昆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库成员，云南省政府法制办立法专家，云南省教育厅法律顾问，云南省省级综合评标专家库成员；云南西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周云律师主要从事公法的教学和科研。擅长：刑事法学，行政法学，宪法学，立法学，禁毒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曾经承担西南政法大学监狱法、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教学；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本科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立法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前沿讲座、新法规讲座；为环境资源保护法法学硕士讲授研究生宪法与行政诉讼法；曾经为云南的全省公安局长与政委、治安队长和戒毒所长授课。精通立法工作，参加组织和草拟了30余件云南省的公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熟悉刑事办案、行政执法业务和执法监督、纪检监察业务。掌握俄语、英语，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发表杂文、随笔、散文多篇。

5. 律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有什么作用

一是要为企业创造价值其实，作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企业法律部门，是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如通过起草修改和审查合同，节约和减少外包成本;通过参与企业决策，避免因不顾法律风险而盲目决策造成的重大损失;通过应诉、调解化解纠纷减少企业赔偿等。此外，企业法律顾问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维权诉讼直接为企业创造利润。当领导一旦认识到这种价值时，自然就会对企业法律顾问重视起来。

二是要在“关门”的同时别忘了“开窗”当今时代，企业管理层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都已经有所提高，企业法律顾问如果只是简单地告诉企业这也有风险，那也有风险，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还容易遭到企业经营部门的埋怨，误认为企业法律顾问在“掣肘”企业的发展，最终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反感，企业法律顾问也就更难有“作为”。因此，企业法律顾问在提示风险、指出问题的同时，更应当为企业找到规避风险、解决问题的出路，正所谓“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

三是要握好手中的“金刚钻”“没有金刚钻，难做瓷器活”。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面临种种棘手的“瓷器活”面前必须手握“金刚钻”，才能“游刃有余”、“手到病除”，这就要求企业法律顾问必须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有博大精深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社会沟通能力。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法律服务都要坚持专业化、标准化，这不仅包括常用合同文书的审查、诉讼事务的介入、法律咨询事务的处理，还应包括建立一系列法律事务规章制度，履行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律参谋的职责。只有坚持了法律服务的标准化、专业化，企业法律顾问手中才算有了“金刚钻”，企业法制工作才真正走上了正轨，也才能有效克服和避免与企业办公室或审计监察部门功能交叉、定位不清的弊端。

四是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全才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法律规定。首先应当熟悉企业的情况，根据企业的特点加强特定领域法律知识的研究。其次，还要懂得经济，甚至要懂企业管理，只有将自身打造成熟悉资本运作、公司改制、劳动就业、知识产权、外经外贸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正体现企业法律顾问的专业价值。另外，还要充分利用外部专业律师资源，与其联动，处理好企业经营中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不断提高自身能耐。

法律顾问的作用在于： 1、预防作用。审查项目的法律可行性、审查合同的风险、审查履行风险、寻求预防风险的方法。2、挽救作用，当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发生诉讼纠纷时，法律顾问可以第一时间提供法律帮助，避免对律师行业不熟悉，而无法找到合适、专业的律师，法律顾问可以直接参与案件的分析，代理，处理，为公司挽回损失，争取最大利益。3、教育宣传作用，现代企业作为学习型的组织，在法律顾问通过对员工进行事实案例的讲解和日常法律知识的培训，可以大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树立风险防范的理念。4、增加利润，通过法律顾问的专业和经验为企业的运行排忧解难、降低和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可以增加企业利润最大化。5、策划经营方略。合理利用政策，法律为客户利益最大化，提供法律意见，策略策划。

6. 云南省司法厅的机关处室

根据上述职责，云南省司法厅机关设15个内设机构（云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局为副厅级，其余14个为正处级）和政治部、机关党委、监察室、离退休人员办公室。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文秘、政务信息、督办、会务、机要、保密、信访、统计、档案、干部保健、接待以及车辆、办公用品的管理等工作。负责综合性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审核，参与和指导调查研究，组织新闻发布工作；拟订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监督实施。
办公室设秘书科、行政科、信访科、信息督办科、综合科。
（二）政治部
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思想政治、组织宣传、表彰奖励、党的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承办厅直属单位和监狱、省属劳教所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工作，负责权限范围内直管干部考察、考核、任免的有关工作；协助州（市）管理司法局和州（市）属劳教所领导干部，对协管干部进行考核并提出任免、交流建议；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警衔评授、人民警察抚恤、警衔授予（晋升）培训等工作；负责全系统警容风纪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负责机关和司法行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导直属院校工作。
政治部设3个处（正处级）：
1．干部处
2．人事警务处（警务督察总队）
3．组织培训处
（三）法制处（行政复议办公室）
组织起草有关司法行政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与法规的修改、论证等立法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法制建设工作，监督检查全系统执行司法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组织、监督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及国家赔偿工作；负责仲裁机构的登记工作；负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
（四）法制宣传处（云南省委依法治省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指导、监督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制宣传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指导法制宣传报道；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宣传工作。
（五）计划财务装备处
制定司法行政系统的基本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规划；指导和管理司法行政系统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论证、评估、审查、上报、实施工作；制定司法行政系统财务、物资和技术装备管理的规章制度；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预决算、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枪支、弹药、服装、车辆、警用器械等后勤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业务经费、中央政法补助专款和政府采购工作；指导、监督监狱、劳教系统行政、事业经费的使用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六）律师工作处
指导、监督律师、法律顾问和社会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组织实施有关律师工作的法规和规章制度；负责律师执业审核，负责律师工作机构审批设置，管理在云南设立的外国（境外）律师机构和外省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负责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的年度考核、奖励、执业道德建设、行政处罚等工作；联系云南省律师协会。
（七）律师行业执法监督办公室
负责律师行业的执法执纪监督；监督律师事务所、律师贯彻执行律师法和有关行业规范、行业管理政策，指导、监督和检查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执业活动；受理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参与组织、指导律师涉法信访工作，加强对律师代理影响较大的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参与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工作。
（八）公证工作处
指导、监督和规划公证工作；组织实施有关公证工作的规章制度；负责公证资格授予、公证工作机构设置审批、公证员执业审批、公证机构及执业公证员年检、注册登记等资质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公证业务活动，监督公证质量；负责公证员的考核、培训等工作；开展与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公证组织及人员的业务交流与合作；联系云南省公证员协会。
（九）基层工作处
指导、监督基层司法行政机构、人民调解、司法助理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会同人民法院指导人民陪审员工作；联系云南省人民调解员协会。
（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处
组织、协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与志愿者队伍建设；研究社区矫正的法律政策，探索和实施社区矫正的新方法；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与对外交流。指导、监督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承担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委员会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十一）国家司法考试处
负责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工作；负责《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及其持有者的管理工作；负责司法考试的发展规划、培训、交流、宣传等工作；制定法学教育和在职司法干警、企业法律顾问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成人法学教育，负责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十二）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负责司法行政涉港澳台的具体事务；负责国际对口司法往来工作；参与国际有关人权问题的法律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参加有关司法、法学领域的多边和双边交流活动，研究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开展政府和民间法律交流与合作；承担司法行政系统有关外事工作。
（十三）审计处
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的内审工作；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内部审计及司法行政系统厅管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负责法律服务机构的年检注册审计；负责司法行政系统审计工作人员的管理、培训；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有关事项的专项审计。
（十四）司法鉴定管理局
制定司法鉴定发展规划和改革发展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负责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名册公告；负责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管理评估、司法鉴定质量管理评估及司法鉴定人诚信等级评估；指导、监督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并对其违法违纪执业行为进行处罚；指导、监督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资质管理、质量管理和司法鉴定人专业教育培训；联系云南省司法鉴定协会。
（十五）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148”工作指导办公室）
指导、监督法律援助工作，规划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布局；制定并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受理影响较大的法律援助案件，并指派执业律师及其他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务；指导、监督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负责筹集和管理法律援助基金；组织指导“148”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专用电话建设和服务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对外法律援助的交流与合作；负责法律援助工作宣传。
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设综合科、援助事务科、业务指导科。
（十六）云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局（云南省戒毒管理局）
编制劳教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劳教所的所政管理、教育矫治、警戒护卫和警用装备工作；规划劳教场所的布局、新建、改扩建、迁移、撤销、合并等有关事项并组织实施；管理劳教场所的生产、基建、财务、国有资产、国土资源、安全环保等工作；负责劳教系统警察职工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劳教系统的纪检、监察和内部审计工作。
云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局（云南省戒毒管理局）设9个处室（副处级）和政治部（正处级）：
1．办公室，设综合科、行政科
2．政治部（警务督察支队），设组织人事科、宣传教育科
3．财务处
4．所政管理处
5．教育矫治处
6．生活卫生处
7．习艺劳动处
8．场所规划处
9．后勤保障部
10．监察审计室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群工作。
监察室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行政监察工作。
离退休人员办公室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工作。

7. 公务员为单位做法律顾问应给予什么处分

违法获取的收入必须全部上缴，给于警告处分

8. 云南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有哪些

昆明律师事务所业务领域排名

不同的律师事务所侧重点不同，具体要看是哪一方面的业务。昆明大概有300多家律师事务所，35%的律师事务所是做非诉讼业务，主要是投融资法律、教育法律、不动产、公司、金融等业务。老百姓脑中上法院开庭打官司的律师叫做诉讼律师。而昆明60%的律所什么都做，非诉和诉讼都做。只有5%的律师事务所有专业化分工团队，就是只做某一项业务，这些团队基本都是行业的标准和领导者，因为只靠一种业务能够生存的律师，说明专业足够强大。

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及全程服务

政府机关行政职能梳理及《行政权力运行手册》定制

立法参与及认证建议

政府投资项目方案策划及风险防控

A. 鹿斌律师：八谦律师事务所主席（特点云南省省长创业奖获得者）

B. 赵耀律师：八谦律师事务所主席（特点全国优秀律师 云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以上数据由云南行辩律师网提供：“只找对的律师，不找贵的律师”

9. 沙千里的略传

他自己说，上辈是商业资本家，家庭比较富裕。出生后五六年，家境中落，十分贫困。7岁，父亲去世，姐姐早亡，由母亲顾庆云带着他和妹妹沙佩珍（后改名沙洁）生活，他对母亲十分尊敬。幼时在上海海宁路飞虹小学读书，15岁入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号当学徒，20岁左右担任帐房。
上海法科大学创立于1926年底，许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右任、褚辅成、钱新之、蔡元培、沈钧儒、董绶经、潘力山等，曾担任过该校校长或校董。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该校参加革命工作的师生很多，因此校誉蒸蒸日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多次逼迫该校开除所谓跨党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长被特务谋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褚辅成被推为暂代校长，沈钧儒为教务长。1928年1月，褚辅成被公推为正式校长。沙千里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曾任该校己巳级学生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后来当律师。 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运动推动下，尽管当时上海地区军阀李宝章疯狂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强暴，于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于是他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青年之友》社，赞成该社主张“中国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
《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声，因此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社简称蚁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后，骨干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经过多次研究；于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的。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社员都能保持这种“蚂蚁精神”，使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蚁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社友选举，由执行委员9人组成，沙千里担任过历届的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社友和文化三个部，分别管理各项具体活动。沙千里是社友部负责人，负责管理与社友有关事宜，团结社友中的积极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还曾负责过文化部的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从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2月，在蚁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个刊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阵地，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识》在他们当中影响很大。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涌现。同年12月 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被选为理事长，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担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会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刘良模、王造时、史良等30人被选为理事。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哉。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全国救国会成立以后，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政策，与各抗日地方实力派广泛接触联系，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障碍。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胡说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日颠覆政府，是皆利用 ‘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等等。同月，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郑重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文告所能恫吓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这样无耻的懦夫，那显然是欲使全国人民变为汉奸顺民而后快。这样，国家还有救吗?这在我们，即以身许国，死生原所不汁。”沙千里说：“我们那时敢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早就有入狱坐牢，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大力营救。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海外华侨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七君子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中胜利出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救国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但各界群众参加，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国会鉴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名为“上海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沙千里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期间，沙千里曾担任《救亡周刊》主编，《国民》周刊编委，发表了不少文章，如《苏联革命第二十周年纪念与我们的斗争》等，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上海蚁社的许多社友也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联络当地的职业界爱国青年，成立了武汉蚁社，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过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指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郭沫若曾赞扬说：“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在武汉期间，沙千里曾与救国会另一领导人何惧等组织过一个基金委员会，创办过《大众报》，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谈抗日形势，并附有形势地图。除此而外，沙千里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武汉，沙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陪都，沙千里从武汉到达重庆。救国会的许多骨干，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陆续来到重庆。他们经常联系，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然后采取一致行动。主要有两方面：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二、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救国会在武汉期间，从组织形式来讲，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仍然指定沈钧儒、邹韬奋等作为救国会方面的代表参加。沙千里虽然不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他协助沈钧儒等工作，沈钧儒在参政会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参与起草。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日趋积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1939年9月，沈钧儒、邹韬奋联合其他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这个提案被通过，从而掀起子宪政运动的高潮。国民党为了对抗宪政运动，极力宣传所谓”五五宪法草案”，沈钧儒、沙千里、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浞、张友渔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所谓宪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权利，为总统滥施权力创造条件，要警惕袁世凯独裁重演。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民主同盟，沙千里也参加了。
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民盟的这一进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明确地说：“我们坚持在同盟内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抗战期间，沙千里在重庆，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那时，他曾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与救国会同志何惧创办过中国建设机器厂，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与沈钧儒、林亨元、崔国翰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不仅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许多朋友，而且应邀担任了许多单位的法律顾问，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受迫害的进步人士、进步团体进行辩护，申张正义，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不懈地奋斗。 抗战胜利以后，沙千里于1945年12月从重庆回到上海，没有参加1945年冬救国会成员召开的会议。但是，他对于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及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纲领是完全同意的，并在上海的工作中认真予以贯彻。
他回到上海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是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 职务犯罪划归监察委，还有必要请律师吗

《监察法》未提及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被调查人可以委托律师等辩护人或代理人。目前的解读是监察委行使国家监察权调查处理案件时，被调查人不能聘请律师。被调查的职务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按《监察法》第十一条，监察委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自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